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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学如何摆脱西方经济学学术霸权

2011-06-27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学术霸权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学如何摆脱西方经济学学术霸权

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古怪的学科。今天我们所公认熟知的经济学,按照标准的思想史看法,发源于英国,历经18世纪末-19世纪中后期的亚当斯密、马克思、穆勒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19世纪最后三十年的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并在20世纪30年代折向凯恩斯的学说及后来的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随着国际经济、政治重心的正式转移,经济学与众多学科一样而重心西移美国,在美国的“科学化”(scientification,即将大量人文、社科的学科进行数量化研究)的严重渗透下,塑造出一个森严的学术堡垒。这个学术堡垒又经历了70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学说)的再度回归,建立了一个偏向于自由放任结论的学术体系,而这个学术体系在20世纪最后20年深刻地渗透中国、俄国等诸多原来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国家的思想。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经济学思想的中心往往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文明的重心转移而转移。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相对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正在加速上升,大量中国的企业已经走出去,迫切需要相应上层思想的匹配扶持。但是,由于中国学术界在80年代经历了一个自我信心丧失、神化西方学界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社会科学中表现的尤为严重,经济学法学是其中的重灾区,导致了极不匹配的结果,即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过于简单和意识形态化的结论(例如自由放任,“大市场小政府”等口头禅)及其民粹主义庸俗化版本在中国的媒体和大学四处泛滥,完全不具备与中国现实经济形成正向呼应的资格。

但事实上,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以前三十年盛行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及其衍生学科已经面临了及其巨大的挑战,暴露了他们的软肋。在本场金融危机前后,其学说的自我冲突比比皆是,危机发生后,西方经济学家总体进入集体失语的状态。一方面,一些奠定了过去三十年精神的理论经济学家,如卢卡斯等人,拒绝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成为自由放任学说的死硬分子;另一方面,在中美实力格局快速演变的情况下,一些美国的著名学者如前自由贸易专家克鲁格曼、新经济史学家弗格森(“中美国”提出者)迅速站到媒体镁光灯下,成为知名公众人物,但提出的理论非常的凌乱,多有过分简单和谬误之处。其中克鲁格曼在外表上迅速“左转”,主张发行通货并进行政府支出就能把美国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同时对于自己当年支持的自由贸易政策表现出深刻的敌意,对中国也进行了攻击;弗格森则恰好相反,认为中国深得“经济学自由放任真理”的真传,主张“中国无敌论”,从一个简单的复合增长率就推出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

那么,西方经济学问题出在哪里,中国经济学可以相应在哪些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革命和创新呢?

众所周知,在西方,尤其是近三十年,一旦提到经济学家这个词,人们往往将它和自由放任,“什么也不要做”的处世态度联系起来。简单的说,如果经济学家是肩负着发现、诊断一个国家经济肌体运行状况的观察家和大夫,那么对于社会中但凡出现的经济疾病,这个大夫只有一个答案:无需医治,什么都不要管,让市场竞争去。诚然,竞争在微观层面对于促进技术的进步,物质生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简单的将这一原则视为唯一的方案,在很多问题上将牛头不对马嘴,往往酿成悲剧。这套理论凝练化、庸俗化就成了无原则的“经济自由化(放开价格、削减关税、解放生产要素流通)、私有化”,“谁自由化越彻底,谁经济就发展的越快”。在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宗教信仰之下,经济学家可以全然不顾60-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真实史实,同时也对于90年代这套公式的强行套用在俄罗斯和非洲等地引发的悲剧无动于衷。进入21世纪后,这些经济学家又纷纷受益于自由放任的全球金融市场,为大量对冲基金和采用了亲对冲基金政策的政府提供涂脂抹粉的报告,最后闹下了大笑话。例如纪录片《监守自盗》中的那位米什金教授——这位教授的《货币银行学》教程被捧为全球经典教科书,在2007年危机之前为冰岛政府大唱赞歌,而危机后又大胆的篡改自己危机前的论文标题(将financial stability of Iceland偷改成financial instability of Iceland)以勉强维护自己的学术脸面。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人们要问,这些教授专家,难道真的看不到整个全球自由流动的金融体系的问题以及危机的来临吗?

答案是:他们真的看不到。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世界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在发生什么,他们也不知道现实的经济是如何运作的——这一点他们甚至相比于20世纪初的马歇尔等人大大退步——好歹前者还是密切关注当时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经济现实并为大英帝国如何和兴起的德意志帝国竞争出谋划策的。再进一步的原因是:西方经济学从研究的方法上就有很大的错误——对于一个经济体系的研究,需要将其抽象成为某种物理模型,从而得到一些基本原理,进而构造学术大厦——西方经济学就是在物理模型的抽象提炼上出了问题。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其主流理论——无论是自由放任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选择的抽象物理模型都发生了这样的或那样的错误。用一句话似乎可以点破其死穴:如果一个人总是在“自由放任就是最优,因为自由放任的人总是在进行最优化”这样的同义反复的“证明”里面转,并拿它作为研究的基础,你能指望它发现现实经济——这是一个多人互相影响的经济体——的问题吗?更不要指望这样的人具有历史性的视野,能够将人类的经济体系和它所处的自然环境、技术环境、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进行有机的结合;也不要指望他们能够理解最近20多年世界金融体系在发生什么。他们的唯一功能已经沦落成了一种“马后炮”的诠释、辩护术,甚至连诠释、辩护功能都不合格的屠龙术。这正是经济学的古怪和可悲之处——发展了200多年,其现实功能反而退化了,

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体系的最大软肋。这使得他们完全比不上普通人。仅以俄罗斯转型为例,中国网络著名军事经济研究者肖云(pupu)本非科班出身,但却能轻而易举的看到俄罗斯的军工经济系统网络(注意“网络”这个词)将在盖达尔等“改革派男孩帮”的鲁莽价格自由化下必将陷入崩溃,然而本为科班出身的盖达尔及其老师萨克斯硬是看不出经济牵一发动全身的网络性质,反而迷信休克疗法的大爆炸的效果,结果对俄罗斯民族犯下了事实上的滔天罪行。


中国思想的前进——论如何摆脱西方经济学的霸权2 ——西方经济学历史上四个抽象模型的错误

那么,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会陷入到“只要自由放任万事都可迎刃而解”这种幼稚思维中去呢?他们各阶段的思想家的抽象出来的物理模型、物理思维方向哪些东西有问题呢?笔者在这里将西方经济学说历史上的四种基本的抽象物理模型做一个极简要的回顾,读者将一目了然——笔者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主要出在物理模型的选择上,而不在于选定了物理模型之后内部的数学体系的证明里面——应该来说,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在其选定框架内的数学证明总体是正确的(乃至于过于正确——过于钻研一些无聊的细枝末节的细节了,要体会这一点可以浏览一下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他们推导错了,问题在于他们一开始就错了。

笔者将西方经济学思想历史归结为四大抽象模型。按照历史演变分别是:亚当斯密的“模型”(以流传甚广的“看不见的手学说——即人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将导致社会获得最大利益”)、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经济学及其后人嬗变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以动态优化为理论根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四个模型都不能妥当的描绘经济体系,尤其是以货币为流通血液带动的现代货币市场经济,以及衍生出来的金融市场。

亚当斯密以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著名,任何进入经济系的学生,倘若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著,都会津津乐道于这个说的耳朵起茧的重弹老调,“人们能够吃到面包并不是因为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因为面包师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句话成为看不见的手的庸俗版本经常列举的亚当斯密的名言,屡屡出现在一些中国文人编写的文艺作品里面。事实上,任何详细翻阅过国富论的人都会知道:亚当斯密的这句话只是一个在其全文中地位不高,一笔带过的一个叙述,一个描绘。其证明思路居然如下:因为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所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的时候,其(加总之和)必然达到最大,因此能够取得社会的最大利益。这显然是一个无证明的伪科学论断,但却被有意识的摘抄解读达200年之久。一句话: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任何证明。

再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新古典经济学凭借一系列图线(如任何经济系一年级学生都耳熟能详的“无差异曲线”、“均衡点”——无差异曲线的相切;并进一步衍生到“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的“局部均衡”和“无差异曲线相切”的“一般均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这个逻辑体系的结论就是:让人们自由抉择,自由交易,他们交换的结构都是最优的结构——一种“均衡”的也是“最优”的状态。最搞笑的事情在于:这样抽象出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物理模型是一个物物交换经济,是一个原始经济,而不是一个货币经济,不存在货币的流动,因此其刻画出来的经济物理世界,是一个“静态”的“状态”,而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会有一句名言:货币是一层面纱,货币的增减对于经济实质不构成影响。当然,这和中央银行百年多来的货币政策操作是完全相逆的,但他们却丝毫不介意这种工作与精神分裂的可笑状态)当然,新古典经济学还有所谓生产者理论,但本质上起核心还是这套“交换理论”——也就是经受了这种教育出来的经济学标准人才一谈经济,头脑中就冒出来的图画,就是物物交换的图景。

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这套基本物理模型,与中国古代的经济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秦汉以来就高度重视货币的流动,以“泉”来刻画钱,并用潺潺不断的水流来刻画货币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货币流与产品流在社会的各个实体之间流动,并形成最后物质利益的分配和购买力的分配。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恰恰是中国古代的这种“泉水式宏观经济观”更好的刻画了经济体系:经济体系是一个连续的“状态”,仿佛一个有机体,其内部的循环流转宛如肌体的运行,而所谓肌体的生病,就在于其循转所带来的物质利益难以满足社会的安定,购买力的分配难以使得一个经济体良性的、发展式的延续下去,甚至无法完成循环——危机爆发,经济周期跌宕起伏。除此之外,“泉水型宏观经济观”天然的适应于对于多层次,上下游多部门的复杂经济体系的考察,适应于“经济网络观”的考察,极其适合于一国君主对于宏观经济规律的形象把握,这天然的优越于只会念叨叨“自由放任带来最优交易平衡”的新古典经济学——那种念叨只能带来的不是理性冷静的分析,而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这正是未来复兴的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差别所在。至于为什么中西文明会发展出如此不同的经济思想观,恐怕与文明之初的发达程度差别有关:中国古代早已有了高度发达的货币体系,实行的是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各种要素比较早的脱离了政治性、宗教性的束缚而进入社会交易,很早就开始尝试抽象的信用货币制度;而西方古代要么是过分简单的海洋物物交换经济体系(如古希腊),要么是国家之间依靠政治强力纳贡的实物输送经济体系(如古罗马),要么是互相隔绝的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如中世纪),比较简单或乏味。只是经过近代的跨洲商业、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实现了跃迁,统治了世界,但其经济思想却未能如实反映经济的真实情况,可谓一种精神分裂。

凯恩斯的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有了一点进步,更加逼近于真实经济的图景。其特点是将消费和投资等引入到了同一个学术平台上面,从而进行堆积木式的“经济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国外净需求即净出口)”的加减法游戏。简单的说就是:消费不够(因为资本家力图削减成本,使得再循环的消费购买力不足),投资不够(企业家等决策者的动物精神,一种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使得衰退的时候难以购买机器设备等投资品),因此需要政府支出(政府消费、政府投资)来凑。凯恩斯的赤字政策(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将货币强行注入到衰退的经济的手法)由此而来。那么,凯恩斯经济学的问题在哪里呢?以“泉水流动式经济观”来看一目了然:如果说泉水流动式经济观是一个伴随着时间演变而不断演化的“体系”,是“一连串事件”,那么凯恩斯抽象出来的经济观,则是取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对于经济体系截出“该时点”的一个“截面”,在这个截面上有统计出若干的消费、投资等板块,然后进行机械式的加减——但这种加减及其推导出来的决策,却难以将该时点以后的体系波动纳入考虑。这正是凯恩斯提出一种悲观的预期,认为这个经济体系,在某时点的政府支出的挽救,并不能带来下一时点的经济平衡,因此在下一时点又要加剧政府支出,由此不断加码,最后实现“投资的社会化”和“食利阶层”的无痛消亡的结论的由来。正是因为这一点,凯恩斯经济学有进步,但还不够,而其推导出来的结论,则未必有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反映到现实里,就是凯恩斯的祖国——英国在二战结束后尽管采用了大量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推演出来的政策,但经济却长期相对疲软,直到在西方世界中实力日落孙山。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掀起了一股对于凯恩斯经济学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后者是对于前者的庸俗化)的“反革命”,其代表人物是“理性预期革命”的卢卡斯,兼及一些纯粹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人才”如萨金特、萨克斯等人。这些人的出现启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更加远离实际经济运行”的“学院化征程”。其结果又带来了一层精神分裂,一方面,大量经济学家完全不懂经济是怎么回事(更不懂得80年代逐渐成形的全球金融体系是如何运转的),例如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普利斯科特等人,另一方面,他们又获得了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指点江山的权力,通过IMF等管道输送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面前,成了太上皇,并扶持了一大批在当地具有话语权的特权群体,其结果是盲目引入自由化教条,经济、社会效果极差——仅以曾经为西方经济学界引以为傲的南美国家玻利维亚(1986年休克疗法)作为例子,西方经济学界津津乐道于经济学通过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拯救”了玻利维亚(他们当然不知道陈云一样可以遏制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因此,通过打击囤积而解决恶性通胀问题其实是个技术问题,与意识形态化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但这个国家在后来的十多年里长期陷于停滞,贫困大幅度增加,直到中国进入拉美之后才有所改观。这一理论对于世界的统治主要集中在80年代到90年代,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古典教条的受害者纷纷抛弃西方学者和机构,拥抱中国,享受中国带来的新的全球体系的好处,使得西方学者和机构茕茕孓立,形单影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已经取代了IMF和世界银行的地位,目前,他们正在寻找相应的理论支持和战略建议。可以预期,这种经济基础的较量将更加激烈的反映到思想和理论的竞争上来。

那么,这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正在于其物理模型选错。与中国古典经济观的“泉水流动型、网络型经济观”完全对立,西方70年代以后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鲁滨逊模型”,即将社会抽象成一个人,他自己通过算计优化,来进行生产、消费、储蓄(生产产品扣除消费)的跨时决策——这就是所谓动态优化理论,是数学中的一个高度成熟了的标准理论(西方经济学家总是这样,用一种比较笨拙的方式“再发现、解决一次”数学家几十年前就已经解决的数学问题,在动态优化理论前的另一个例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理论”——这个数学问题求解本身没有错,错在这个数学模型和现实经济问题基本毫无关联)。这实质上是什么?实质上是一个完全没有货币存在,没有市场存在的个体庄园经济,或可以勉强解释成“社会只由一个人构成”的物物交换的无货币经济。而其结论呢?就是因为让鲁滨逊自己抉择,他总能得到最优的结果(跨时动态分配),因此自由放任是最优的政策选择——这种“因为好,所以好”的同义反复的结论幼稚的近乎白痴。但不要小看这样幼稚的理论,经过精细的包装,再兜售给那些看不懂动态优化的数学式子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文人们,能够取得颇为超出预期的结果——这也许就是学术霸权的威力。

除了笔者上面归纳的四大阶段性原理级西方经济学模型之外,西方经济学还有其他衍生的分支,这些分支有的基础比较严肃一些,更有意义一点,但大部分还是小修小补,细枝末节,难以为人们看清宏观经济的基本结构提供参考,这里面的两个典型就是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前者是数学家(冯诺依曼及随后的纳什)发明出来的,对于参与实体较少的重大国际政治、军事较量有较好的参考功能(比如核威慑理论就有点类似于博弈论),但一旦涉及参与人数众多的普通经济问题,则往往与现实差之千里(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博弈论是“逆推理性、逆推计算”——这个问题在此不多做展开),行为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些细枝末节问题的小修小补,但仍然不涉及宏观经济结构,因此也难担大任。反倒是西方有一些民间人士,因为比较有钱的原因,在西方这种“有钱就是爷”的社会判断标准下获得了一定的尊重。他们可以对于经济学者大加嘲笑,经济学家只能漠然处之,例如,索罗斯建立了一套“反身性”经济分析理论,对于宏观经济学家不屑一顾(索罗斯的学术显然随着他财富的增值而日趋受到人们的尊敬),巴菲特对于金融学家,“有效金融市场”理论的鼓吹者詹森进行公开讽刺等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些民间思想人士和一些早年被遗忘但有价值的西方学者如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明斯基的理论被重新挖掘出来,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思想的前进——如何摆脱西方经济学的霸权3 ——如何构造更加逼近现实的经济学(或国计学)模型、理论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破解了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密码,他们在我们面前展露无遗。反过来,我们要如何构建新的经济学体系——中国经济学体系呢?

严格意义说来,笔者并不认同经济学体系有所谓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分。经济理论从整体上来说,是中西方共通的,特地将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区分开来,只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物理模型选错,积重难返,没有办法,只好冠以西方经济学之称,而发现经济学真理的重任,应当由复兴中的中华文明来承担,并进而介绍到全世界尤其是那些在过去长期被西方学术霸权统治的发展中国家,为他们谋福利。故而姑且称呼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模式经济学,其实质就是经济学真理。当然,笔者也有朋友选择中国古语中的“国计”二字,突出其宏观视野,强调它为“君主”提供良政推演的功能,故也可称其为“国计学”。

中国经济学或国计学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个是宏观部分,一个是微观动力部分。这两者互相嵌套成为一个基础的体系,然后可以再在这个基础上引入其他复杂化因素,得到不断逼近各种具体情态(如不同的技术基础、不同的组织制度)下经济的抽象模型,其结论非常丰富,可以覆盖从古代实物纳贡经济到现代互联网web2.0经济的多种经济体系。本文将在结尾处小试牛刀。

首先是宏观部分,中国经济学或国计学的宏观部分采用的是货币流动模型,即所谓“货币循环理论”,用于描绘依靠货币、货币流串起来,带动运行的结构图景。简单的说,这个宏观理论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到底是怎么转起来的,货币经济如何可能维持运转下去?业主销售得到的货币利润从哪里来的,货币流转带来的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是如何运转实现的。一句话:货币经济如何可能实现其运转。这就是货币循环理论的最基本理论。(插入图片)。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立即可以引入多部门的货币流转模型,立即可以引入货币创造机构——银行,从而探讨平稳的和增长的货币流动体系是如何运转的。

最基本的宏观流转结构图

稍微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经济体系不是靠货币作为动力来驱动的,如果说货币经济体系是由货币流和物品流两者相向而行组成网络,那么非货币经济体与正常货币经济相比,只有物品流而缺少货币流,其动力有可能是其他力量,如政治强力等。古代波斯就是这样一个经济体。

其次是微观动力,简单的说,就是驱动整个经济体系进行生产的主观动力是什么。在货币经济中,这主要是业主的求利动机——对于货币利润的追求构成了驱动力。同时,我们要重视微观的竞争。求利和竞争是研究现代货币市场经济的两个微观基础。如果缺少了这个微观基础,则可能出现这样的经济体系:尽管这个经济体系从宏观意义上来说是可以运转的,可以反复循环的,但是货币只是其中的一个会计计量指标而不是追求的目标,其微观主体缺乏动力,从而使得物料生产的效率较低,浪费严重,而缺乏竞争使得难以将技术进步有效的转化为广大人民可以使用的民用产品。这种缺乏货币微观动力的宏观经济体系的典型例子,就是苏联的军工工业体系。

当宏观部分和微观动力两大理论要素确立之后,将其耦合,即可立即得到一大批后继衍生结论。这种后继衍生结论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推演出来的是各种一般性经济理论,在上下游链条已经建立,劳资双方作为经济参与的主角色的货币流转经济里,随即能够产生以下一些现代经济的基本理论:储蓄理论(资方的储蓄、投资行为和劳方——老百姓的日常储蓄)、设备商(商品提供者)与运营商(服务提供者)的不同和上下游关系理论、信用货币的创造理论、经济波动理论(自发的、内生的经济波动——不要小看这一点,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就愚蠢的认为经济的天然运转不会出问题,一切经济波动都来自外生因素的冲击——比如,自然灾害的冲击!)、经济购买力不足倾向的理论(原因在于资方节约成本以适应竞争的本能,政府要出来拯救这个经济体——这里,我们到达了凯恩斯所达到过的地方,但因为方法论不同,我们比凯恩斯看的更清楚)、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对应货币的创造问题、与囤积相伴随的货币循环体系的紊乱及伴随的破坏性的恶性通货膨胀现象等。

再进一步引入国界的概念,则在这个体系中出现了两种货币,带来国际贸易(贸易流与跨国货币流动)理论;以及两种货币地位不同时所带来的外汇储备问题,货币霸权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中美国的讨论上,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自得的讨论美元的霸权地位了,但这和他们学过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毫无关系,但国计学理论可以轻而易举的衍生出货币霸权论);

再进一步,引入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即引入金融理论(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市场经济中,为了尽可能的灵活化,资产的一次性转让这种衍生需求产生了资本市场(股权、债权-债券等等)。由此立即诞生“市值”的概念,从而自然的推演出了虚拟经济理论及财富剧增和幻灭的现象,也随即揭开了美国过去20年中,财富累积并不走“GDP”的实物储蓄而是通过市值的剧增来实现的真面目。同时得到现代经济不可避免走向的“狗摇尾巴”(对于资本市场的巨大市值(其中一大部分是老百姓的虚拟财富)的关系反过来主导对于实体经济的看法)结局的结论。

第二种推演出来的是与非经济要素相结合所得到的“技术经济学”理论,例如,与各种产业技术结合,研究在某些特定的产业技术成为国民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由这些技术的特性决定的经济组织的相应结构。其典型如笔者在电网部门的朋友研究电力网络结构决定产业部门的组织结构和其定价机理、经济网络体系。这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产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衍生出来的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一种非常繁杂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组合)截然不同,总体来看,更加简明扼要,直击要害,更形象和现实经济相拟合,而不像现代产业组织理论那样扭里扭气,花里胡哨,不知所云。对于互联网经济的研究也是这一方向的一个特例。

上述的理论体系,笔者在2008年撰写的文章《货币循环理论——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框架》多有涉及,目前该文有副本存放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文库中,可供参考。该文总体来说是比较完整的,但也有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宏观的货币流转结构强调的过多,而对于微观动力尤其是竞争性因素考虑的不够,另外对于实际产业的技术因素(这关系到大量政策建议的可行性)考虑的不够。但从原则上说,该文是中国学术界诞生的第一本比较完整同时又相当通俗易懂的著作。

小试牛刀:借中国经济学理论来判断web2.0社交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模式的未来。

自40年代世界经济学重心随着经济霸权的正式转移而落户美国之后,美国的经济体系与其经济学体系就一直互相交叉关联,共同演绎,总体来说,经济体系发展的快,而经济学体系总体滞后,在理论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折腾来折腾去。在50-60年代,美国的经济系毕业生毕业之后主要使用学以致用的经济统计数据观测和分析,用来指导当时仍然居于主体的美国产业经济的波动运行,从原则上来说,笔者认为这对于提高经济观测者和管理者的水平是有利的,这里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格林斯潘,此人虽然信奉自由放任哲学,但是他在承担经济咨询工作的时候对于美国当时的钢铁业的观测是行之有效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美国的实体经济先是在与日本的竞争中遭遇重大打击,然后又出现了外包化和空心化,这个外包化和空心化逐渐从传统的轻重工业蔓延到了信息产业(美国的信息产业大规模爆炸于60年代以后,有意思的是,美国的经济学界却从来没有给信息产业提供过像样的经济理论),同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学说中与这一现象相匹配的理论,并非探讨空心化给经济和社会体系造成的后果,而是一个简单的自由贸易理论,是一种为这种趋势提供鼓励支持的辩护词——这种辩护词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才改变,标志是原来的自由贸易的积极鼓吹者克鲁格曼摇身一变变成美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就业利益的积极“捍卫”者。

自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的增长新动力——这种新动力实体往往在的财务上是亏损的,但能够通过虚拟金融市场上的市值创造实现不断的再融资而撑下来,或至少经历一轮泡沫和泡沫破裂之后部分的存活下来——日益转移到互联网上。2010年之前,这个现象的首要代表是谷歌,2010年之后,则摇身一变成为FACEBOOK乃至于更新颖的GROUPON等。对于这些新的经济现象的分析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国内文人、媒体由于内心已经自我先行判定“技不如人”,难以以平实理性的眼光进行评判,使得国内严肃的分析(尤其是超越财务会计和技术的分析)相当的缺乏。笔者尝试性的使用国计学的宏观框架思路对此WEB2.0时代的社交互联网经济加以解剖。

在国计学看来,一个经济体系的运转无非涉及两个结果——这两个结果决定了这个经济体系的运转是否可能维持的下去。这两个结果就是社会生产的物质流的分配及对应的购买力的分配。这一分配在财务上表现为产业链条上下游各实体的利润和工资的多少。WEB 2.0时代——乃至于在WEB 2.0时代之前的谷歌时代,其营收的主要来源就是广告。因此,WEB 2.0时代的经济可行性可以归结为:广告是否能够占据国民经济的大头,成为一国国民经济的主体?

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物经济价值链上出现了这样一种非对称现象:即名牌享有者(美国零售商)占据购买力的大部分(高利润、较高工资)而生产者(发展中国家外包制造商)占据购买力(价值链)的小部分。理论上,这个体系是可以运转下去的,即耐克这样的公司占据大部分营收,而中国和后来越南的众多代工制造商占据小部分营收,这些营收再通过企业内的工资,企业广告(输送给广告商及其员工)等方式在各自的国内进行分配,从而购买(吸收)生产出来的产品——美国人占据大头,发展中国家占据小头。因此理论上,国际间利益分配可以让品牌商成为制造的物质产品流的主要享有者,这个体系可以自我玩下去。当然,在现实中,由于美国国内利益的分配不均,运转其实还是遇到了问题——表现为耐克及其零售商缴纳的税收较少,而其产品的购买者——如美国底层的黑人们只能依靠社会福利救济来维持生活,而这些福利救济由来自美国公营部门如各级政府所产生的借贷——形成了不可持续下去的赤字。这导致了美国今天政治上两党的扯皮。

互联网经济的广告收入在性质上可以类比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名牌拥有者所享受的高毛利收入。如果全球化过程中的耐克可以独霸价值链,那么谷歌和FACEBOOK可以不可以呢?答案是悲观的。耐克之所以能够独霸价值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之间工资水平的悬殊,可贸易品可以由低工资的人群生产出来,这些人群可以享受国内的低物价以及较低的实际生活水平。而在互联网经济的广告收入,尤其是GROUPON为代表的新互联网一代,其剥离的母体本身就是服务型的非贸易品部门的收入——也就是说,互联网经济“千方百计剥离出自己利益”的源头是美国国内人群,这就使得广告行业尤其是互联网广告行业天然的不可能占据美国国内GDP的主要部分。可是大批社交互联网网站作为基础平台又势不可挡,其结果是,美国国内的利益分配将出现分化,由于规模经济效果,成功的平台型公司将“应者通吃”(如提供网上商城的苹果公司和提供网络游戏平台的FACEBOOK),而大量生产内容的美国人则只能满足于温饱。至于那个以极低折扣快速成长的团购网站GROUPON,其要么是一场不顾回头客(即提供折扣产品的本土商家)的庞兹骗局,要么必然走向对于客户的欺骗(玩弄言辞的假折扣),这在其提交IPO文件的时候已经有人士作出了分析。

此外,结合技术的性质来看,美国的高科技产业部门,从半导体产业到信息产业,再到个人电脑经济、互联网经济和WEB2.0社交互联网经济,以WEB2.0社交互联网为标志性节点,贯穿其中作为技术支柱的内核,逐渐“去技术化”而走向娱乐化,而其产业模式则日益轻浮化,给社会带来的氛围则是日益“时髦化”、“短期化”、“后现代化”和“非理性化”。整个社会陷入浮躁之中。其很可能带来的是美国文明的轻浮和衰落。


中国经济学如何突破西方经济学学术霸权 4 ——国内(西方)经济学思想的30年演变史、最新动向及中国经济学的机会

国内(西方)经济学思想的30年演变史及最新动向

正如笔者在上面所描述的,西方经济学在物理模型选择上存在着诸多的错误。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些充满了缺陷的学术体系已经难以满足中国政府、企业和国民的需要,也很难提供战略思想上的启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思想障碍。当然,我们知道这套体系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具有森严体系的堡垒,那么西方经济学思想在最近几十年是如何在中国思想界建立统治的呢?他们未来的走向如何?中国经济学思想崛起的机遇在哪里?

西方经济学系统在中国思想界的繁衍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当时出现了一批年轻学人,非常积极的研究那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总体来说,这批人是“问题导向”的,即热衷于调研实际的问题,而不讲究什么“学术范儿”。研究出来的结果有的虽然比较粗陋,但精神可嘉。彼时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杜润生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等四个思想库展开,其范围涉及农村经济、双轨制、企业改革、价格改革等等。我们知道当时的大背景是西方总体向右转,国外经济学正在搞所谓“反革命”,因此同时期还有另外一支“上层思想”也进入中国,即张五常和弗里德曼与当时中国的赵书记和各地官员的交流,推广新制度经济学、“货币主义”和价格自由化政策,但这一思想在1988年的实践中遭遇了失败。随后这个热潮就于1989年终结。原来的各位青年学人四散而去,有的去国外拿了一个学位再在下一阶段卷土重来,有的留在国内进入了政界或者商界,有的则从此流亡海外,失去了影响力。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借助当时的一份特殊杂志——《战略与管理》(其组织者恰恰是今天被冠以民族主义者称号的王小东),发起一场场学术论战,将海外学成归来的青年学人再次引回中国。一些后来的知名学人,如林毅夫,就是借助这个平台的争论,成功的进行了学术重点的转移(林毅夫就成功的从一个依仗于计量经济学的农村经济理论家变成“比较优势”的鼓吹者)。总体来说,《战略与管理》的论战安排是比较中性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国好,给中国思想打开局面,因此颇为宽宏大量。9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恰好碰到中国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因此经济学骤然成为显学,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国内电信部门改革的大讨论,那时刚刚归国的周其仁、国内的王小强和杨帆(这三位都是80年代的青年学人)混战厮杀,各持一套理论,好不热闹。其中最“右”的周其仁由此一战成名,自称“半道出家成了半个‘电信专家’”(当然他并不了解电信技术及世界的电信产业尤其是电信设备制造业的格局),而王小强由于后来留学海外,理论相对边缘化。所幸的是中国后来没有采用三者中任何一家的建议,走了条略微扶持国内产业(但并非完全支持)的道路,无心插柳的带出了两个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电信设备商和世界最广阔的电信市场。同一时期的其他一些有意义的作品,集中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如秦晓对于国际航运业的思考等等。

第三个阶段从21世纪初延续到2007年,大概可以以2003-200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半,这个阶段的前半期是经济学的极盛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90年代相对中性宽容的局面被打破了。对原本相对中性的思想平台的颠覆主要是由偏右翼的学者发动的。例如,一些思想和政治上趋于右翼的学者渗透了《战略与管理》并故意将其破坏,打破了原来相对平衡的思想平台,而一些学术机构,尤其是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的岭南学院,则启动了“学术的标准化”运动,提倡和西方经济学进行学术接轨,其潜台词就是中国人“差得远”,要先向西方学者低头学习,要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数学符号,大批国内的学术机构在这个时期变成留学的预科班,或者一些早年留学归来的学者的安居之所。一些纯粹的理论学术人物如邹恒甫、田国强冒了出来,在国内大办“数理经济学班”等等,颇有揠苗助长的意思,学生苦不堪言。此外,2000-2003年还有一波新制度经济学的宗教崇拜潮,当时张五常到国内大学演讲,座无虚席,场场爆棚,新制度经济学本来在西方数学化的学院经济学内部已经被边缘化,但是因为语言简洁明了,颇具有诱惑力,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国内媒体如《财经》、《经济观察报》的“理论基础”就是它种下的,在日后,它将把其庸俗化成“大市场小政府”的口号。

进入这个时期以后,原来相对活跃、平等、宽容的思想氛围就全然消失了,充斥其间的是对于学者的过度溺爱和对教师的过度个人崇拜。这在北京大学表现的非常明显。同时,对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或“数学范儿”的非理性崇拜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没有数学模型的论文就不被接受,这个“潜规则”正是这一时期定下的。当然,其间也有一些内部的争议,比如邹恒甫对张维迎的质问等等,这后来演变成丁学良的“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论断,是民粹主义风潮的萌芽。

与国际大环境的演变对照来看,在这个阶段的早期,也就是2001年以前,中国国内的舆论尚忧心忡忡于入世之后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谁想到中国经济不仅没有收到很大的冲击,反倒是生龙活虎,成为国际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国内很多产业和地区开始快速的摆脱90年代末的阴霾,大踏步地工业化,这种良性的局面其实反而是经济学家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只有在当政者焦头烂额的时候才会向这些学者问计(电信改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如果经济一马平川,那么谁还理睬经济学家呢?恰恰在2003年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化的同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学者表达了很多与当时大趋势相逆的意见(比如中国不要“盲目”产业进步等),结果开始日趋边缘化。这就是该中心和《财经》日益成为事实上的反对派的开始。笔者正是在这个时期的中后期进入大学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的,因此可以算亲身经历了大时代的沧海桑田。

2007年以后是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就是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界在重大问题面前集体失语,其中的很大一批人开始走向民粹主义化。2007年起爆发的次贷危机及随后的金融风暴是世界的一个分水岭。在这次重大事件变动的前后,中国的(西方)经济学思想界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中国媒体界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初,由于人事职位的变动,如林毅夫教授前往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职务等,一批重量级的中国经济学家要么没有机会对这次事件进行充分的表达,要么不具备提供理论解释的能力——因为他们的理论与现实高度脱节。同时,2007年以后中国民间半路杀出来一系列学者,如《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等,尽管学术界即媒体界对其围追堵截,但中国民间对于理论解释的强烈需求使得这种谩骂难以阻挡其迅速蔓延。(宋鸿兵的理论其实是美国民间的右翼阴谋论的翻版,但在破解对于西方的思想迷信上有客观功效)。

在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思想界及媒体界首先进行了一种媒体造势的挽救行动,其典型代表就是中信出版社在2009年出的张五常大全系列,但由于张五常有坚持理论的一致性,一路“右”到底,所以对于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欣赏有加,这显然很不符合中国媒体界的口味。在200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学界——思想界和媒体界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动向,一个动向是“潜伏”,埋头钻研,准备武器,将挑战化解到己方体系中,而在原则上继续坚持自己的方向,保持主动,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周其仁,他在2009年以后就一头扎下去准备“成都城乡综合一体化”的理论解释,以及对货币理论的充实和修改,在过程中不排除吸纳一些本来和他们的原理论并不相关的经济史实,例如陈云当年的一些经济、货币操作,在中途也可以塞入一些原本属于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之所以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要还击宋鸿兵,因为宋鸿兵走的是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思想,大肆鼓吹金本位论,这是一个非常意识形态化的一驳就倒的软肋),但到其系列文章接近结束的时刻,又笔锋一转,陡然回到“农地还是要私有化,货币汇率还是要自由放开,资本账户还是要自由流动”等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结论上去。另一个更大的动向是民粹主义化。一般来说,中国的民粹主义充斥左翼悲情色彩,和偏右翼的西方经济学本来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在21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思想界总体对此是不屑一顾的(具体表现为对于当时何清涟、秦晖的排斥),但在2009年之后,这批人也居然跳出来挑大梁,具体的表现,在高端是《财经》及后来的《财新》等本来基调相对严肃的“高端财经杂志”从封面图片到文字大搞悲情牌,一夜之间成了中国底层民众如农民工的“同情者”,可是同情之余的解决措施仍然是“大市场小政府”,让人哭笑不得,在低端则主要表现为一些经济学思想界的学院重镇的学生情绪的总体低落化,只要看看这些地方的论坛及其师生的个人主页,原本相对严肃的学术研究(即使指西方经济学范畴内的学术研究)都已经日益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不做逻辑推理的论断式短句,政治性的情绪宣泄也取代了西方经济学相对理性的分析占据了他们的心灵。因此,2007年以后,中国的(西方)经济学人群体日趋表现出一种惰性、非理性和民粹主义,这恰恰是中国经济学思想崛起的机会。

作为正在快速上升的文明,中国的政、商群体对于新理论有了极大的需求。这种理论需求,显然无法以一种既不能解释现实,又日益走向情绪宣泄的自我否定的他国学说来满足。那么什么样的理论才堪以大任呢?笔者认为他至少要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其一,它是理性的,冷静分析的,非意识形态化的;

其二,它是与现实相符合的,能够准确把握现实问题要害的,也就是“物理模型必须选对”;

其三,它是能够和产业基础实现快速对接的,能够方便的演变出电力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学以致用的学科,提出对为政、为商者有参考意义的政策建议的,而不是西方经济学那样仅满足于“什么都不必做”的“无为之治”的结论;

其四,它并不排斥原有经济学思想中的有价值的内容,例如一些相对中性的方法论的东西,如计量经济学,可以吸纳用于论据的检验;

其五,它总体上是带有积极向上的基调的,要大气蓬勃,符合正在兴起的文明的气质。西方19世纪政治经济学由于预言人类将陷入长期贫苦状态而被称为“沮丧的科学”(dismal science),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暗藏悲沧色彩,这都不能满足上升文明的需要。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的思想各界已经自发的出现了种种思想的萌动,如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原局长许善达提出的“中国马歇尔”设想,其实就是适应时代需要的从实践出发的理论创新,而源自2005年的国计学(中国经济学),也已经日渐开花结果,影响力与日俱增。(其实笔者在2007年就从国计学思想出发,得出了和许善达先生类似的结论)。而大胆开拓非洲等处女地的国家开发银行,也非常重视理论培育工作,与民间诸多智库进行品质很高的互动,打破学科界限,创建中国理论。这样看来,西方经济学一边是垂头丧气,自我颓废,中国经济学一边是蓬勃向上,越战越勇。时代大变局下的思想创新,正在中国的一群负责任的精英中积极的孕育。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将它发扬光大,以政商各界之力量,将其常态化、正式化、制度化、建立学院体系,实现与经济基础的伟大变革相匹配的思想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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