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敌后”的电影人
20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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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敌后”的电影人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奈杰尔•安德鲁斯(Nigel Andrews)
2008年6月6日 星期五
你以为拍电影的人会为我们去冒生命危险吗？估计只有疯子或理想主义者才会说“是的”。但由于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心存乌托邦梦想的年月里）都属于这两类人中的一种；更由于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多少有些“人不疯魔不成戏”，因此，或许我们也确实希望：那些拍电影给我们看的人，是愿意尝试一切风险的艺术冒险家。
时至今日，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正将自己置身于前沿地带，从而招致各种骚扰和敌意，以及偶尔经历的危险。《删除真相》(Redacted) 和《酷战纪事》(Battle for Haditha)这两部“亲临现场”的伊拉克战争片，突出体现了影片的即时性。两部片子的拍摄地都在中东，而参演人员也都是真正的士兵，以及一些当地的人。在阿里克斯•基尼（Alex Gibney）的纪录片《驶向阴霾的出租车》(Taxi to the Darkside)里，描叙了美国实施的刑讯逼供政策。这部影片的叙述地，从世界这一端的阿富汗延伸到了那一端的关塔那摩。它没有赢得多少友好的评论，但却树敌无数。菲利普•阿拉克廷吉（Philippe Aractingi）新上映的《炮火之中》（Under the Bombs），探讨的则是饱受战争冲击的黎巴嫩南部。在这部片子里，演员与真正的受伤者、困苦者和丧亲者混杂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在最近的柏林电影节（Berlin Film Festival）上达到了高潮。电影节上的两项大奖都颁给了几部类型迥异的现实电影。何塞•帕蒂尔哈（José Padilha）的《精英部队》（Elite Squad,）获得了金熊奖。这是一部描述巴西警察暴力行为的生动剧目。脚本是与里约热内卢市的真警察合作完成的。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的《标准流程》(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是第一部在柏林电影节上角逐的纪录片。它赢得了特别评委奖(Special Jury Prize)。人们称赞它“深入敌后”并搜寻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真相的勇气与技艺。
关于帕蒂尔哈和莫里斯，以及他们说的一些事，我们很快会在后面再做一番探讨。但在柏林电影节上，有一部小电影通过它的特有方式展示出极为丰富的内容。如果以胆识和苦痛程度来衡量的话，本杰明•吉尔默（Benjamin Gilmour）的《狮之子》(Son of a Lion)可谓是一部带有游击队特色的杰作。这部电影在新电影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of New Cinema）上得以展播，它反映的是巴基斯西北部族中的狂热好战情绪。而在这个危险地区进行拍摄工作的，是一位刚出道的澳大利亚导演。
两年前，吉尔默还是一位拍摄组的医师，当时他给莎朗•斯通（Sharon Stone）这些一线明星们配发阿斯匹林。他在柏林与我谈到，在普什图（Pashtu）的内陆地区进行非法电影的拍摄，是让他头一遭感到如此头疼的事情。这些麻烦事之多，已足以达到一个产业的规模。故事讲述的是：在一个专门制造枪械的村庄里，一位曾参加过伊斯兰圣战组织（Mujahedin）的父亲拒绝让儿子上学，为此小男孩与父亲展开了一番斗争。这位老人曾是反抗苏联入侵的斗士，他宁肯让自己的儿子接受磨砺，以便将来跟新的异教徒们作战。参与拍摄的“演员”，是一些非专业的当地人。只有吉尔默自己不是巴基斯坦人。
“整部电影用的都是偷拍。我没有获得任何许可，记者和电影摄制组都不得进入那个地区。每年都有采录新闻的记者在那里遇害。我们拍摄的地方叫达拉（Darra），它真的是当地的枪械制造中心。我不得不小心提防，以免被当局发现，或是被极端分子误以为是间谍。我甚至担心被人发现我在拍片子，因为有些穆斯林认为，拍电影是一种悖教的行为。
这部电影具有惊人而冷静的洞察力。吉尔默偷偷拍下了只有男人参加的饮茶和吸食大麻时的叙谈，在这些场合里，这些人对西方的敌对情绪之深、范围之广，通通都袒露无余。“这段时间被称为gupshup。大家围坐在一起，抽着烟、喝着茶、聊着天。多数的普什图人都对塔利班（Taliban）表示同情。他们知道美国在911之后来阿富汗的种种理由，可他们一点也不信。绝大多数的普什图人认为，911事件是美国人自导自演的。”
这部电影将年青人的教育、而不是他们的军事化放在了最显要的位置，但巴基斯坦政府肯定会对此表示理解吗？“如果这部片子能得以公映，如果他们能看一看，他们也就会表示理解了。可是，在协助拍摄这部电影的演员里，有一个人有权在巴基斯坦发行这部影片，但他不愿这样做。我能理解为什么。他必须要保护这部电影的参与者，否则他们会被逮捕，或被杀戮。”
在达拉与里约热内卢之间，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但它真的遥远吗？在《精英部队》获得金熊奖之前，何塞•帕蒂尔哈一度凭借《174路公交车》(Bus 174,2002年拍摄)而在国际上引起轰动。这是一部讲述劫持案的真实纪录片。尽管他的第二部电影属于虚构（略带虚构），但两部电影都反映了巴西警察及其暴力手段。在2008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我没能跟帕蒂尔哈聊一聊，但我们在2003年电影节时在里约碰面了。由于《上帝之城》（City of God）的推动影响，当时的里约，以及它的电影业，正成为新一轮激进派流行电影制作的前卫力量。
趁着《174路公交车》的余热，帕蒂尔哈又孵化出这部《精英部队》。两部电影之间的差别在于：第二部电影采用了警察的视角。这是一位新锐电影制作者“深入敌后”的全新方式。
“从《174路公交车》到《上帝之城》，每一部片子都是从犯罪分子角度来拍摄的。于是我想从这些警察的角度来拍部片子。这个剧本是我和8位警官一起完成的。”
“里约的警察是干什么的？他一个月拿200美元的工资，没有什么像样的配备，没有一把好枪，没有防弹背心，也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他要冲到贫民窟里，去和拿着手榴弹的毒贩子搏斗。你想干这种活儿吗？罪犯们比你挣得多，而你却穷得可怜。难以想象，还有哪种体制比这个更能培养腐败了。”
“这是我为什么不能将《精英部队》拍成一部完全真实的纪录片的原因。在人们的想象当中，里约的防暴队应该和洛杉矶的防暴队一样，他们会解救被劫持的人质，以及诸如此类的英雄事迹。但实际上，他们是趁着天黑入侵到贫民窟并杀死毒贩的特种部队。他们每天都要作战。这是一个夜色掩盖下的越南战场。”
“和我一起写剧本的8个家伙，他们个个都恨死了自己的工作。他们只是在不停地爆料。这是一部‘纪录片'，讲的都是真事，只不过我是在用虚构形式把它讲出来而已。”
拍摄过纪录电影《大风暴》（Z）和《失踪》（Missing）的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是本次柏林影展的评委主席，他简直没法不给《精英部队》颁发头奖。这部电影中的愤慨，就像炮火一样朝着我们喷发。它并不含蓄，然而力度十足。
“含蓄”这个词，应该留给其他那些打着游击队旗帜前进的电影。柏林电影节已成为这批电影界新民兵组织“完成任务”后的集合点。这里有路易吉•法洛尼(Luigi Falorni)的《烈焰之心》(Hearts of Flame)，还有托尼•葛伯（Tony Gerber）和杰西•摩斯（Jesse Moss）共同执导的《全面开战》(Full Battle Rattle)。第一部片子讲的是小孩遭到诱拐，以及厄立特里亚一支古怪的军队实行征兵的故事。这部片子在非洲摄制完成，并带有一种可怕的引颈待毙的现实感。第二部片子讲叙的是，美国军队在加州莫哈韦沙漠（Mojave Desert）里进行的一场模拟进军伊拉克村庄的荒唐演习。而影片不啻是一种挑衅性的偷窥。
不过，即使你看似拥有一大堆的百搭牌（纸牌游戏中一张可充当任何点数的牌），也必须得拿出一张管用的才行。埃罗尔•莫里斯的《标准流程》拿到了柏林影展的银奖，它自有一套“深入敌后”的独特办法。首先，它体现的是一种道德层面的历程，而不是躯体层面的经历。莫里斯并没有冲破任何具体的防线。他所进入的那个世界，是道德失衡与掩盖真相的黑色及灰色地带。另外，在这本“阿布格莱布监狱恶行剪贴簿”上，谁又是敌人呢？监狱的看守吗？他们的上司吗？媒体吗？我们吗？你们吗？
莫里斯已经是美国电影界里出了名的“闯祸精”(Troublemaker Laureate)。他在《细细的蓝线》（The Thin Blue Line）里对美国社会的不公进行了调查，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后来，他凭借《战争之雾》(The Fog of War)而赢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但是，这部电影不仅有越战时期的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这样的协作者，而且内容上也和他有关。那么，这部电影究竟是一种战斗之举，还是一种烟雾弹呢？莫里斯是在说权势集团的闲话呢，还是允许权势集团说自己的闲话？
他对这一点予以否认。一大群记者（包括我）在柏林问他，为什么不去找林迪•英格兰(Lynndie England)这种最有“料道”的受访者。他说：“这不是我的风格。” 林迪•英格兰就是那位在阿布格莱布作战，并拿着拴狗绳牵拽囚犯，还教唆他们手淫的那位女兵。“我允许你们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样作用会更大。这是个有关看守与囚犯的故事，这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集中营。完整地说出这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些照片本身既是一种揭露，也是一种烟雾弹。这是一场灾难，但美国政府和军方却能因此而编造出一个故事，从而表明美国被自己的士兵在背后捅了一刀。战事在向伊拉克南部地区发展，叛乱也在蔓延，阿拉伯世界憎恨我们，一切都失控了：不过别责怪我们，要怪就怪那些家伙们吧。”
然而，难道莫里斯不正是陷入了自己一手“编织”的“拉奥孔式纠缠”当中吗？（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祭司，因预言希腊人的木马计而被雅典娜派遣的巨蟒缠死）他渗透到想象中的敌人当中（那些阿布格莱布的看守），然后又得出他们不是真正敌人的结论。在这部电影里，敌人仍然遁身于无形当中，他们仍然潜伏在另一条敌对战线以外的地域。但莫里斯告诉我们：这种东西只能去想象。
“通过这部电影，你窥视到阿布格莱布这个陌生而黑暗的地方。但影片也是一种妨碍你看得更远的障碍。你看不到叛乱领袖的孩子们是怎样被美国人抓住的。你看不到，在一通胡乱搜索和抓捕行动过后，数千名俘虏是怎样被塞进卡车的……你看不到食物是怎样被污染的。你看不到，当阿布窭巢荚獾胶湔ㄊ保舴该鞘窃跹赖舻摹Ｒ蛭⒉几窭巢即τ谖ケ橙漳谕吖嫉母叻缦盏卮！?/p>
可是，我们看不到这些情况，究竟又是谁的错呢？电影制作者们已经加入了这场诘难的游戏，或是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但他们却仅只是提示一下大家：更为深重的罪孽还在后面呢。他们不能只是退后一步，并耸耸肩膀说：“也许还有更多的东西要说出来吧。”摄影机在他手里。怎样拍电影也是他的事。难道，他的义务不正是继续带领我们去了解他起初承诺要表述的危险真相吗？
不过，这一拔电影游击队员们可能又要说了：我只是做先期侦察的人。我给你弄来情报。我给你看到没见过的东西。我告诉你路该怎么走。后面的事情，就全靠你们，靠整个世界，靠那些政治人物们了。
奈杰尔•安德鲁斯(Nigel Andrews)现任英国《金融时报》的影评人
译者/李晖《生活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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