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士绅-西式时尚生活引领者
200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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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士绅,西式时尚生活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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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士绅 西式时尚生活引领者
2009-05-13 《商界时尚》
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儒”为核心价值，形成共同的价值标准、文化趣味、社会身份，身存政治权力之外，却又以绝对的话语权，引领和促进着地方的文化、消费、生活和公众事业，他们被称为中国士绅。
又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追逐财富地位开始，跌宕数十年，在国际化的潮流中经历西方生活观念的冲刷，却又最终返照自身，于传统中寻找价值根源，并以革新的精神，将之现代化，焕发其生机，从而成为主流的西式时尚生活外另一种选择的引领者，他们叫做中国新士绅。
一直以来，关于生活的研究都呈现一种立场的区分，面向西方，背对农村。似乎自时尚这个概念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便天然地区隔出了“沿海中国”和“乡村中国”。而“潮流”，便只是引自西来，涤荡在北京、上海、广州那一小个世界的种种似曾相识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且它往往以流行的名义，遮蔽了另一片更广袤土地上的勃勃生机。
时尚在中国的存在，大约15年。而时尚所期望影响的主要对象，则早在30年前就开始了对世界和生活自发的探索。不能不说，在整个中国都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涉洋而来的西方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以必然的姿态赢得了大范围的认同接纳，乃至成为最主流的声音。但它到底面对一个困顿——这个国度绵延厚重的文化和独异于世的社会体制。
一个从内到外都贯彻了西式品位的潮流人士，一旦离开那一小片潮流的土地，到“沿海”外的地理和社会空间当中去，未见得能凭此赢得广泛的尊重——道理其实浅显，一百余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对抗这辽阔土地背后那拥有强悍生命力的文化积淀。无论土或者洋，这片土地始终都有这片土地的认同标准，是历史的惯性，也是文化厚度的必然。异种文明的优异，可欣赏、学习，却不能取代自身的标准。何况，对每一个原住民而言，这种认同不光针对他人，同时，也是骨子里自我认同的标准。
所以，我们看到了返潮，从最前沿的香港、台湾、北京、上海，到内陆的各大省市，乃至更乡土的地、县，一群人开始试图去开掘这勃勃生机的根源，挖掘其最有生命力的部分，用现代的意识、方法、思维、技术重新认识、整理、开发它们，并贯彻于自己的生活。
这群人是跌宕数十年富足的一代，在经历过快速社会变迁的时代之后，他们成为最自信、最有主张，也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之一。并且，适应时代也是他们共有的重要特征。所以，他们所主张的，不是完全复古的古旧陈腐，也不是完全西化的陌生僵硬，而是源自本土、贯穿血脉，又与时代共振的新传统精神。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开始体现出一种与“主流”不同的，有着古典特征却不守旧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生活观念。虽然有参差，有先进有没落，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旺盛生机已使其成为主流西式时尚生活外另一种选择的引领者。
而且，在更广阔的“乡村中国”，他们正在用切实的话语权发挥着比主流时尚更加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新士绅。
中心城市与乡村的间层，让自信、自我、自强的当代企业家有可能探索出一条生生不息的本土式道路。
“土鳖”士绅的自然生态
文/朱月怡
假如像过去那样，仅仅从西方的眼光看中国，那么所看到的便只是北京、上海那些似曾相识的知识分子商人。但倘若要重新发现中国，新士绅阶层特别是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基层精英，便显得特别重要：谁在影响着中国大陆城乡的基层社会?谁在集中地身体力行着中国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价值体系?谁用他们的直接消费决定了所谓“时尚”的成败?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新士绅阶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这样一批倚仗勤劳致富和雄才大略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他们是中国最富有的一群人，而且富有得很低调。他们并不一定有非常洋派的知识背景和言行举止，不一定被商界里的时尚氛围改造得那么彻底，不一定认同那些被西方价值观和中国马屁精们吹捧得无比高尚的品牌和生活方式。他们有远见，笃定且卓识，相信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正确的。那些西方贵族靠传承得来的财富感无法获得他们的认同，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一种“土鳖”式的价值观。有些做法看上去质朴得很土气，奔放得没什么层次，但就是这样，他们活得生生不息，绚丽多姿。
我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中国商人生活的有机构成正是由这群在自己的小日子里创造游戏规则的“新士绅”组成，而不是那些依照杂志上或者报道中提倡的某种生活方式拷贝生活的人——是的，主流媒体提倡的高雅志趣没有任何的不妥，只是它刚刚在这篇粗砺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还没有摆脱舶来品的姿态，而形成自己的气场。
相对于那些名流派对上的富人，这群“土鳖”们活得更自大，更自我，更务实。无论你认为这种“土气”未来是否应该消亡，你都必须承认，这才是中国商人的原生态呈现，并且组成了坚固的价值体系，成为支撑社会价值运行的中坚力量。
在信仰缺失的年代，“新士绅”们用一种自发的方式担任着中国儒学价值观的主要承担者和倡导者，尽管这种行为可能是无意识的。他们骨子里有着对“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儒学价值观的认同，并且积极推动家族建设与乡约制度，广泛参与各种地方公共事务，创建形式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民间会社组织，逐渐形成了以士绅阶层为主导的社会控制体系，促使儒学价值观日益渗入民间日常生活。这与西方以宗教和神学为基础的价值观很不相同，其严密性也正因为其自发性而坚不可摧。
“一年交20元会费，在定点的8家公立医院看病的所有药费的13.6%和检查检验费的5%—20%，均可以获得现金报销;而这一报销不受当事人是否有医疗保险、是否加入新农合、是否全额公费报销等任何限制……”不久前被一度热炒的《一个民间医改者和他的30万会员》讲述的便是这样一次自发行为，这一互助性健康医疗组织的创始人叫刘群，重庆知名民营企业家，“2008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医药惠民促进会会长，重庆市垫江县石岭村村委会主任。尽管外界对于这样一次来自民间的对民生问题的自发改善评价不一，但数字告诉我们的事实是：3年间，这一行为福泽30多万农民，定点医院减少药费2亿多元，“现金直补”会员医药费3000多万元。
我们暂且不去评论它的合理性和价值，仅仅从价值准则的角度来看，刘群的行为完全符合晚清以来中国士绅的道德判断：“士绅社会”与中国基层社会有着非常内在的密切结合，镶嵌在乡村的家族宗法关系和城市的地域、邻里关系之中，通过乡约、乡学、社仓、赈灾、调解以及举办各种公共事业，士绅在乡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地方精英角色。
在中国的“时尚”人士看来，恐怕这一群新士绅恐怕是最“土鳖”的一群人，“没文化”而且“耳根硬”，始终不肯遵从西方准则而大量消费奢侈品。尽管近年来江浙晋一代富商开始消费豪车游艇，但那对他们来说毕竟只是一时的冲动消费，难以满足长久的欲望。作为“士绅社会”中的精英，士绅们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标准、文化趣味、社会身份和法律特权的社会阶层。
当重庆沙坪坝区将位于歌乐山的杨森公馆的使用权卖给了一位亿万富翁，这位制造业的富豪打算将这座地处风景秀丽的歌乐山的老公馆装修后自己居住，但是装修方案必须报文物部门审核同意，并且得按要求设立陈列室。这当然是一次大手笔的消费，但看起来这能达到一种双赢的效果——实际上，在许多城市都有相当数量的有价值的老建筑都因为管理经费、人员不足等种种原因而逐渐破败，如果正有“买下”老房子意愿的富豪，这样文物保护新尝试可谓一举两得：富豪看中了老公馆的良好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或是文化底蕴，而文物部门也能借此借助私人的力量来对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进行维护和利用——可以掷重金将自己的生活与志趣所在相结合，这当然是具有一定社会身份者的文化趣味。
与此同时，在社会实践领域，“新士绅阶层”注重道德教化，提倡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礼教秩序与道德规范。注重实践、讲求实际与经世致用的思想取向，推动了儒学传承的地方化趋势。有个关于华西村的老故事。华西村为鼓励华西人养成孝敬晚辈、尊老爱幼的美德，华西村对每一户出现老寿星的家庭都给以重奖，甚至还出现过一次性为一家百岁老人户奖励30万元的事情。
有人说真正的中国存在于“乡村中国”，而当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模糊，价值认同的传承与再创造就成为了“新士绅”的使命。
新士绅精神，首先是一种社会精神——利益阶层对公众的责任意识以及承担责任的方式、方法。
“新士绅”的现代演进
文/苟德平
士绅在中国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最早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晚明时由于君权的衰弱，士绅在社会中的政治话语权扩大了，清随明制，使得中国在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中，出现了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士绅阶层。
要给这一群体下一个定义非常困难，简单地说，他们是一个地方的社会精英主体。但某个人是否被接纳为这一阶层的一员，则有着许多的标准，例如，具备基层科举头衔，在《儒林外史》中，需要卖鸡买米的范进中举后全家迅速被接纳为士绅阶层;拥有较多财富的商人和地主也算，有时候，他们被称为“绅富”;退职的文武官员、捐钱买来的虚衔官员当然是，大多数时候，他们穿着深青色的衣服，以示和平民的区别。
这样一群人所构成的士绅阶层，承担着替帝国治理地方的重大职责。在明清中国，行政单位只低至县一级，一个县令或知事手下的正式编制，只有十多个人，却要负责管理几万几十万人的诉讼、税收、科考等事务，依赖士绅来完成地方自治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士绅因此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政治荣誉、社会和经济特权。在议罪、量刑标准、礼仪、居处、舆马、服饰、婚冠、葬祭、蓄奴等方面都享有特殊待遇，以表明他们高于庶民的政治身份。依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他们成为地方上的实际控制者。
这种“精英荣誉和治理”的模式，在中国一度中断，但随着民间财富的增加和精英群体对实现自我价值需求的提升，“士绅治理”正有萌芽的趋势。在共和政体下，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新阶层显然不可能获得如前人般的特权，只是对政府荣誉和参与行政管理上，开始有了矇矇胧胧的诉求。一个可以视为回应的细节是，作为国家奖励表彰体系的一个未来组成部分，相关部门从2007年起已经开始就国家荣典制度，启动国家勋章法的研究做论证工作。
更明显的趋势是政协委员中“新贵代表”的逐年增加。在最新一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后，香港的媒体因此惊呼说，“超过60位的中国新贵私企老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马上表示，“不止这么多，上一届就有100位了，这次至少在100位以上，许多界别中都有民营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家委员中，许多人的名字都能从每年一度的富豪榜中看到，比如玖龙纸业主席张茵、吉利老总李书福、世茂集团董事长许荣茂、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等。而这，还只是在最高层面上的政协委员，从中可以推断，各省、市、县的政协委员中，吸纳了大批的新兴精英人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白智立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在浙江温州调研时，就已经感觉一些民营企业家非常积极地进入政协人大参政议政了。”
尽管如此，作为新的社会阶层，民营企业家当选两会代表的人数还不算多，比例还不够大，“现在全国有私营企业500多万户，吸纳就业人数5000多万人;个体户2700多万户，吸纳就业人口也有5000多万人，他们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理应给他们合适的代表人数，反映他们的声音和诉求。”一个正在逐渐扩大的共识是，让新兴阶层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将对整个社会有利。
这种共识为新士绅阶层的萌芽和培养奠定了基础。而新兴的精英群体在获得了财富上的成功之后，必然会朝向更向的需求层次，陕西韩城一位竞选村官的富豪的自我表白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为什么要竞选呢?因为我的事业发展承蒙父老乡亲的支持，我一直无以回报……人要懂得感恩，要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他在竞选当中承诺，当选后为村里创办经济实体，三年内为每位村民分2万元，且由自己垫资先行分配。他在当选的第二天即筹资1300万元兑现了承诺，全村不论老幼每人分得2万元。
或许有人会因此而怀疑动机，但当一个人勇于拿出1300万元，挣更多的钱，或许并不真正是他追求的目的，而产生“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更在情理之中。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富人治村”和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事例，隐约凸显了新兴阶层在更大舞台上表演的渴求。
新时代的“济世”
4月4日，在坚持了65天之后，出于卫生和公共安全的考虑，民营企业家林如新在义乌设计的施粥摊暂停了下来。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施粥是出于一种心愿，因为老家有施粥的风俗习惯，为了秉承行善的传统，才组织进行施粥活动。”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早上向每名来受施的人提供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及一些咸菜，共计1元钱的食品，每天都有至少上千人来受施，一天花费约1200元左右。
林如新的民间施粥摊并非唯一，在温州也有个“红日亭施粥摊”，几位退休的老人每天为人们提供热粥小菜，“来喝粥的人有回收废品的、拣垃圾的、装修工人、乞丐、流浪者、寺庙的僧人等，附近的一些居民也会到这里喝粥，有些不想做早餐的老人每个月会给粥摊几百块钱，他们也天天过来这里吃。在这个粥摊上没有地位之分，有衣冠不整的，同样也有衣冠楚楚的。没有外地人和本地人之分，都可以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老人们因此曾入选“2007感动温州十大人物”，温州市委书记还特地去现场喝过一碗粥，捐了2000块钱的善款。
这种传统方式的义举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了。随着更为西化的“慈善”一词的深入人心，指责中国富裕阶阶层没有慈善传统似乎成了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实际上，随着史学界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增多，为我们揭开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主导的民间社会救济的繁荣和蓬莱。
民间社会救济的广泛发展体现在当时大量的义仓和义庄的兴起。义庄本义是宗族救济族人的机构，最为著名的就是宋代名臣范仲淹始建于苏州的范氏义庄，“历千年而不坠”。但到明清以来，不仅宗族义庄的数量大幅增多，而且许多义庄都面向社会救济。义仓则主要指由民间集资建设、由地方绅富管理、专救本地灾民的备荒仓储，它一般设有总理其责，并有常设机构维持日常运作。以当时较有名的苏州丰备义仓为例，它不仅是粮仓，事实上更成为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的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到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已拥有土地近一万五千亩。能够自我造血，救济大量的灾民。
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民间社会救济所取得的高度，也让人咋舌：相当高水平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民间社会救济在整体救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有些地区甚至开始超越国家救济成为救济的主体力量。在光绪初年，陕西、河南爆发了历史罕见的大旱灾，历时三年，蔓延陕西、直隶、山东等省，并波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江西东部、四川北部。面对大量涌入的灾民，江南士绅开始了跨地域的长期、大规模、有组织的“义赈”活动。他们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救济机构，苏松地区成立了桃花坞筹赈公所、上海果育堂、上海协赈公所等救济机构，在河南、山西各地设立赈局，同时开展救济，并且在《申报》刊登募捐公告，绘制了《河南奇荒铁泪图》进行宣传，号召全社会参与救济。捐款由协赈公所汇聚，并派遣专人前往灾区建立赈局，发放协赈款项，同时开展救济。协赈公所并不满足于单纯的生存性救济，而且致力于维护灾后灾民的生活和生产。
而除了救荒和备荒外，士绅们主导的日常民间救济则体现了浓厚的中国特色：出现了建有固定堂舍等设施和专职管理人员的同善堂、育婴堂、普济堂等善堂。这些机构由民间社会力量独立主持和运作，都立有专门的规程条约，而且大多数组织还定期刊刻征信录，表明机构的资金来源和去向，以及运营状况。这些设施涉及的面相当广泛，有对患者施医给药的医药局，有对死者施棺代葬的施棺会、义冢，有打捞和赈济落水者的救生局，有笃疾孤老的普济堂、安济堂，有收容流民的栖流所，有抚恤节烈妇女的儒寡会、清节堂，有收养遗弃婴孩的育婴堂、恤孤局、留婴社，还有恤及生灵万物的放生局、惜字会等等。
类似自发的义举，深刻体现了当时的士绅阶层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济世”的朴素想法。他们当然从来没有听过卡耐基说的“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巨大的耻辱”，或许也从未想过祼捐家财，更不会想到借此而张扬个人声名。这种“非功利性”的行善方式，正是成就和衡量现代新士绅的标准。在慈善口水满天飞的今天，许多富裕者做善事并是像西方富人一样有着伦理信仰，西方社会的企业家在获得巨大财富后，从事慈善活动是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对自己敛财手段的“宽恕”或肯定，确保内心的安定和安宁，相反的是，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公关的好看，看中了“慈善”二字赋予的商业价值。浙家的企业家们曾经推出过国内企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榜单，期望更多的浙商从“功利商人”向“公利商人”转型;在台湾，“慈济功德会”的许多弟子都是知名企业家，他们的行善方式更是按照传统佛家救济方式来进行。慈善并不只有唯一的伦理来源，并不只有捐款捐物的方式，施一碗粥，提供一次借宿，都是义举。
士绅式的社会理想
在传统的士绅社会，士绅同时承担着对社会进行反哺的功能，尤其是社会管理和文化教化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一模式,使得传统文化得到了长期保护,公共道德得到不断滋养。比如数千年来，地方上的修桥铺路打井等公共建设，便主要是依靠士绅阶层组织，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而在文化的教化上，士绅阶层更是居功不浅，捐资义学、传播圣贤之道几乎是他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要在地方获得影响力，士绅必须从思想上获得优势地位，他们得制定家法、宗规、乡约，宣讲皇帝谕旨，还得在书院讲学，或在义学、社学任教，培养后继的士绅人才。而由于近几十年来士绅阶层的中断，儒学几近断绝，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以孝道式微为代表的道德滑坡，以黄赌风盛行为代表的文化生活荒芜，以人与人关系冷漠为代表的社会结构松散化，变得十分普遍。
新士绅阶层的兴起，正在慢慢地回归这种功能。亿万富翁梁希森是其中的一个。2002年7月，他拿出4200万元给老家山东梁锥村全村盖了136套欧式大别墅;2005年11月，他又拿出7000万给临近的许家村盖了216套连排别墅。让村民们搬进新居所，并不只是梁希森兑现承诺那么简单，它是梁希森宏大计划的一个起，他试图用“文明”的生活方式来改造农民，让他们“去除愚昧自私的心理和落后的思想”。典型的细节是，为了让村民们适应室内的卫生间，他坚持不建公共厕所，与顽强的村民们对峙，直到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在屋子里解决问题。
在浙江慈溪，本地民营企业在快速健康发展壮大的同时反哺社会成为了常态，甚至作为一种现象被研究。自2003年起，宗汉民营家对地方文化活动的赞助一直没有断过，民营企业出资办文化的氛围逐渐浓厚，有些帮助出资购买舞狮队的道具、服装;有些支持组建龙舟队的经费，形式各样，但都大大丰富了本地街道乡村的文体氛围。这种文化反哺是不仅增强了企业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凝聚力，进而强化了其他资源要素的黏合力，使得当地的企业发展和文化建设共同走向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这种传统教化力量所能产生的渲染力，可以从上月的一则新闻中看出。重庆民生能源集团董事长薛方全为父亲举办80寿宴，数千人赴宴，“考虑到乡亲方便和节约，地点就选择在老家重庆璧山县正兴镇卫寺村薛家庄院坝里。”寿宴不收礼品礼金，吃的是土家菜，厨师是村里或邻村的，杀了100多头生猪和450条鱼。受邀赴宴者主要是村里或邻村的乡亲，有近3000人，其余就是从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赶回来的朋友同学等。薛方全在接受采访坦言，“父母都是80岁的人了，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作为儿女，我们想给他庆祝一下。只是想尽孝，回报父母生育和养育之恩。大家都看到了我的企业家老板身份，但我也是父母的儿子。人人都有父母，尽孝合乎常理，给父母祝寿，就是在尽孝，希望大家体谅。”
这一新闻经媒体批露后，还真的罕见的得到了绝大多数网友的“体谅”，赞同者居多，在搜狐网所做的调查上，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儿子为父亲祝寿只要花的是光明正大赚来的钱，无可非议”这一条。甚至有网友专门撰文称这样的寿宴应该大力提倡。首先，人到80是高寿，理应庆祝，此举也是弘扬孝道的办法之一。其次，寿宴的四条规则让人尊敬：不收礼金;向五保老人派发红包;向政府备案并报请食品安全监督;车辆管理科学，民警提供安全保障。还有网友全面总结了其积极意义：第一，孝敬父母，这是孝;第二，亲睦乡里，这是和;第三，拉动内需，这是忠;第四，不收馈赠，这是廉。第五，花自家钱，这是节。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一些民营企业家较早地自觉萌发了这种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前几年筹备组建国学院，而起建院的缘起正是来自一位企业家的建议，“虽然人大很早就在酝酿发展国学教育，但最初提出建立国学院说法的不是我们学者，而是企业家。”香港四维基金会有限公司出资成立的北京市慈善协会四维慈善专项基金，不仅从物质上帮受助学生解决困难，还通过基金会的国学博士刘宏毅主讲的国学系列讲座，期冀从精神上也给予他们帮助和鼓励，使之自强不息，成为一个有用之才。
审美，文化的具象化形式，独立的、自我的、时代的审美，是让世界认识、认同的最直接方式。
新士绅新审美
文/朱月怡
如果有人忽然站出来问你：什么是时尚?你会怎样回答?没大脑地鹦鹉学舌说“时尚就是一种生活态度”，还是索性自暴自弃地承认“所有让老外沾沾自喜的那一套就是时尚”?
出席一个珠宝品牌的活动，当设计师在向众媒体介绍他的中式设计在西方如何成功与流行时，一位某商学院院刊的女记者站起来，一脸谄媚地说：“希望您能为我们中国的EMBA多设计一些有品位的产品，把这些整天把LOGO穿在身上的土老板们好好包装包装。”
无独有偶，在另一次盛大的时尚活动上，集中了当今知名的企业家及时尚人士，于是就出现了很戏剧的一幕：穿着自我甚至随意得有点过头的人更容易赢得其他来宾的尊敬，相形之下，盛装打扮的企业家反而显得有点尴尬。
忍不住疑惑起来：以时尚的标准来评判，那些不讲究穿着的中国商人究竟有多土?而另外一批有勇气去消费一些昂贵且小众的东西的人就是真正的时尚么?
任何一个去过巴黎的人都会用鄙夷的神色讲述在法国遇到买LV的都是中国人，可是，当我们被西方的时尚审美价值洗脑多年之后，那些渴望获得“时尚”认同的人如果不去消费LV，又能有什么更加高层次的选择呢?当我们迫不得已将灵魂出卖给了国际化，却仍然想以值得自豪的中国面孔驰骋在国际舞台时，一阵文化审美的空虚感席卷而来。
事实上，当时尚向西方致敬的同时，东方正以强大的购买力作为后盾，在探索中氤氲发声。希望在迷失多年之后寻求审美共鸣的一批文化创意人，开始在历史中截取中国式美好的意念和精髓，用更易被于现代人接受的艺术手法进行加工，经营起更具生命力和穿透力的品牌或事业。在它们之中，有些初现端倪，有些蔚然成风，有些已渐露疲态。尽管他们都面临着不同的未来，但值得赞许的是取悦西方不再是唯一的价值参考，而成为一种额外附加值。本土审美也还没有成为他们的枷锁，而是推动其前进的动力，且具有理想主义和革命色彩。
在这些审美先驱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幸福。这种幸福的存在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不再是舶来的价值观的产物，而能够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自发共鸣。
昆曲：被人工置顶了的暧昧欢颜
放在几年之前，即便是对传统文化再有信心的戏曲工作者都不会想到昆曲会以时尚的方式，被人们掸去尘埃之后，忽而一跃成为了贵族的象征。如今，昆曲已被人工置顶，成为最富活力的文化遗产。
导演陆川在他的博客里这样描述厅堂版《牡丹亭》:“撅了半根柳条握在手里，然后很色情地把柳枝在姑娘面前晃来晃去，非拉着姑娘吟咏这半截柳条……姑娘不知就里，被晃动的半截柳枝催眠后，晕头转向地被带到牡丹亭边宽衣解带了一把……”
昆曲当然是美，但能将昆曲打造成如此动人心魄的暧昧，仪式感决定一切。当林兆华和汪世瑜决定抛弃清末以来舞台式的戏曲表演，首次动用昆曲“家班”演出形式;演员、乐师皆按明代服饰装扮;舞美设计充分尊重皇家粮仓建筑原貌;现场演剧采用明式家具陈设;角儿完全靠嗓子和身段，乐师完全现场演奏，杜绝麦克风和扬声器;开放式扮戏房一览中国戏曲勾脸绝活;书法表演与昆曲演剧共同体现中国传统美学……这些冠以“复归明代”之名的细节，再加上“厅堂版”所赋予演出的私享性，均让人处于仪式感之下，无从抗拒。
坐落在北四环边上的“九朝会”更是将这样一种仪式感发挥至极：双层庭院式布局，鱼伴而倾，荷伴而观，可坐可卧，亦可凭栏而望。九朝会的投资人科宝博洛尼老大蔡明希望再现魏晋之风，起初人们只当那是个人志趣，可当他盖起充满士大夫情怀的小楼，搭起颐和园德合楼戏台似的台子，时不时装扮起来台子上走走——好多人都说：老蔡这票玩大了。
“好莱坞电影一分钟死一个人，昆曲可能十几段唱白过去俩人刚从见面第一眼进入第二眼。它有足够的从容不迫，用身段、眼神、唱腔，把一段感情分解成最细腻的部分来演绎。比如杜丽娘那种惋惜韶华易逝的凄美，唱透人心。真正的典雅和唯美，这就是昆曲的精致美妙之处。”蔡明说。华丽中佐以清冷，孤寂里藏着绵情，从容不迫且含情脉脉，21世纪的昆曲用百年之前的高远灵动之美唤起了当代精英的精神共鸣。
欧洲培育百年的贵族文化以仪式感见长，着装、礼仪、谈吐，每一项都必须遵从作为贵族的准则。繁衍至现在，以致让中国人不得不去学“西餐礼仪”、“高尔夫礼仪”等山寨课程。其实中国古人从来不乏对仪式感的需求。《论语先进第十一》中曾皙有一句表白志向的叙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皙是在描述自己期望的生活方式，“春服”、“浴”、“舞”、“咏”每个词都在指向一种仪式。至于皇帝家的规矩，就更多了，恕不冗述。
新瓷：去符号化的温润大气
光看王侠军的名字便有几分中国式的侠骨柔肠，再搭配儒雅的外形：黛黑的外套只扣住最上面两颗扣子，再衬上雪白的西裤，十足台湾老派艺人的腔调。在台湾，王侠军的身份不仅仅是琉璃制造大师和新瓷“八方新气”的创始人，更是懂得将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生活家。
王侠军的大屋在台北阳明山脚下，光院子就有将近500平方米。除了院子里随意长着的一棵大树，整个室内空空荡荡。墙上只垂着一幅书法挂轴，半件他的创作也找不到。他说，像现在这样空荡荡的留白并不意味着冷清，反而可以让人感到空间和人的对比，感受到冰冷线条和躯体间的区隔。
这样的生活态度显然也被赋予在他的作品中。离开了电影，厌倦了琉璃，王侠军回归至爱：瓷器。当这门古老的艺术被欧洲人和日本人发扬光大，对更多的中国人来说它却只意味着冰冷的古董和价值连城的收藏。王侠军希望赋予新瓷的东方美学不仅仅是一门失传的技艺和中式符号的简单加工，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形制上的风貌。
如果仅仅从技术角度来解释白瓷，那将是一连串无趣的数字，不如直接来谈谈它的观感。有人谈论第一次看到王侠军白瓷，感觉是“细得发腻”，纯然真情的奢白，轻描淡写出瓷器前所未有的精湛工艺。让“宋”多一份时尚的活泼，让“明”多一份华丽的兴奋，而呈现出一个全新中国式的低调奢华。大块面积的留白中带著细微的繁复，一简一繁的对比，加上比例与细节的讲究，作品始终精致大气。那的确是极简的，但相对于西方极简主义的简化与摒弃，中式极简强调的是选择与和谐：白是留出来的，但白不意味着空。
显然这种新东方美学精神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对王侠军的《帝国记忆》爱不释手，著名主持人杨澜前不久亦购买了《祝福》作为给英国王储查尔斯的礼品，台北市长郝龙斌访问上海时，送给上海市台办的礼物就是白瓷作品《圆满》。
不得不承认，在家居和工艺品的中式文化运用上，中式设计多年来都徘徊在简单堆砌或粗暴复制的尴尬层面。反而是老外们将东方神韵在各种工业设计中表现得游刃有余，那些曾经因为“土”而被我们摒弃了的元素，带着似曾相识的脱俗与华丽站在我们面前，摆出一副“士”的架势，就像被好莱坞包装过的功夫熊猫：美好，却多少有些似是而非。
或许身处漂浮在太平洋上的孤岛，相比大陆人而言，台湾民众的寻根情节更为浓厚，所以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呵护备至;或许经济起步较早、与全球接轨的缘故，台湾早已具备培育全球化视野企业家的深厚土壤，孕育出一批像王侠军这样具有文化企图心且深谙品牌化运作的成功商人。
在过去，每个朝代因应社会、政经背景的差异，以及生活习性的不同体验，都发展出自己特有的生活形制上的风貌，就瓷器而言，宋的简约内敛、明的儒雅雍容、清的华丽高贵，都有美学上独特的风格。当器物发展到今天，应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取悦世人?究竟是精致古典，还是宁静悠然——这都并不是一种中国式审美定论。只有当中国元素不再被设计者滥用，不再是刻意且做作的呈现，而真的让人从中感觉到美，成为世界人目睹即神会的意念时，我们才能够说：中式审美真的进入了主流世界。
时装：重拾情趣，而后发声
可以说中式服饰从未从我们眼前消失过，但它亦从未进入过所谓世界潮流时尚主流。即便有如Anna Sui、Phillip Lim等华裔设计师在国际时装界崭露头角，但早年移民甚至几代移民的他们呈现出来的审美风格更多是趋于国际化的多民族混合气质，而与中式无关。至于从审美消费的层面来看，中国人显然已经对西方时尚无比亲近且广为接受，这一度使我们感到空虚，以为中国没有时装，或者说，没有能让我们穿着出自信的服装。
很多人知道上海滩这个品牌，是因为它有一个传奇的创始人——邓永锵，香港著名慈善家的长孙。他几乎认识世界上所有的名人，这当然理所应当地使上海滩名声大震。1994年上海滩在香港创立，以精美的旗袍将老上海30年代的浪漫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使当时的我们为之一震。直至2000年，上海滩被瑞士历峰集团看中并收购，这对上海滩来说无疑是一个赌注：它究竟意味着一个中国奢侈品牌的诞生，还是将成为商业并购的牺牲品?此后，掺合中国传统及图案、讽刺幽默与时尚触觉成为上海滩的拿手好戏，时尚且充满活力，但来自坊间的声音更多是说：上海滩的路走歪了。
与此同时，我们又见到了张肇达的“MARK•CHEUNG”、王陈彩霞的“夏姿•陈”、王一杨的“素然”、郭培的“玫瑰坊”、谢峰的“吉芬”……本土设计师也好，来自港台的独立品牌也好，他们都在把个人风格转化为品牌的同时，探索能够穿在身上的中式美感。他们当然都知道民族元素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只可惜打开宝藏的咒语始终盘旋在耳边，却始终听不清楚。
事实上，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时装”的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纶巾羽扇、鹤氅裘、屐子，都不是现代西服这样的正装，但在各种社交场合被广泛穿着。彼时的装束，正是魏晋风度潇洒自在的生活情趣的写照民国时期，即便是战乱，旧上海旗袍少妇的婀娜也令人怀念和神往。
九朝会的当家蔡明说：“当我们急于踏上进步的古典，很多好的东西被遗失了，对传统的放弃变得轻率而直接，追寻西方的现代时尚。但当三十年河西，中国成为世界时尚聚焦的中心时，我们可以再拾起曾经的文化和辉煌，用这些做到更多。时尚的意义不仅是买货，更是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现代中国用经济影响了全球，随之而来的，自然该是文化。而它最好的载体，就是艺术和时尚。当世界认同中国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时，就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更是国家的复兴。”
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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