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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市郊有机农场:种本地菜,做生态人

2012-03-26
探访市郊有机农场:种本地菜,做生态人

2012年03月19日 上海壹周 (2012.3.19 新闻04-07)

来自上海食品安全办公室的最新调研显示,目前全市2300万人每年消费1000万吨食品,其中约80%的粮食、70%的肉类、50%的蔬菜依靠外地供应,食品消费对外依存度过高。

文/壹周记者 卢晓欣 杨扬 摄影/壹周记者 王雅敏 有机生态小农场,有机农场,本地菜,生态人,有机蔬菜,有机农业

来自上海食品安全办公室的最新调研显示,目前全市2300万人每年消费1000万吨食品,其中约80%的粮食、70%的肉类、50%的蔬菜依靠外地供应,食品消费对外依存度过高。生活中,街边菜农一吆喝“本地菜,早上刚从田里摘的”,主妇们总会停下脚步为此买单。而沪郊有机生态小农场的争先出现,既满足了“本地、新鲜”的要素,又迎合了上海人对食品安全的渴求。无论是为实现个人田园梦还是生意经,他们正在努力

消费者 超市顾客:选有机还是普通?

周四下午3点多,不算通常意义上的买菜时间,城市超市蔬菜冷藏柜前驻足的人寥寥可数。推着购物车的中年大妈在几颗西兰花间挑了一会儿,挎着皮包约莫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则掂了掂土豆。

细数之下,这里的有机蔬菜种类并不多:青菜、豆苗、波士顿生菜、橡叶绿生菜、橡叶红生菜、西班牙绿生菜。其中只有一家标明生产环境和来源,其余只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贴着“中国有机产品”的绿色标志。记者观察下,将近1小时的时间内,有机蔬菜都处于无人问津的状况。“相对来说买的人还是比较少吧?毕竟贵呀。”被问及有机蔬菜的销量,位于斜土路上的家乐福超市员工这样回答。下午5点半,刚刚还显得空闲的超市新鲜蔬果区,很快就聚起了人气。在水果、蔬菜大类区域,有1块尤为显眼——每一样蔬菜都用保鲜膜包裹,除了价格、品种等基本信息,还附有“无公害”或“有机”的字样。“价钱这么贵,总归比普通的好吧?”来超市买菜的冯阿姨说。和很多顾客一样,很大程度上她也认为“贵的总是更好”。而对于同样“贵”的“无公害蔬菜”和“有机蔬菜”有什么区别,冯阿姨顿时一脸茫然,“产地不一样?”

有机蔬菜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进行,而无公害蔬菜只是符合通用卫生标准并经有关部门认定的安全蔬菜。严格来讲,无公害是蔬菜的一种基本要求,普通蔬菜都应符合。“既然买贵的,那就索性买最好的那种,”冯阿姨拿着一盒有机黄瓜说,“那个什么无公害的,比普通的贵很多,又比有机便宜点,标准太模糊,实在搞不清楚!太复杂了!”

普通黄瓜售价4.88/斤,而有机黄瓜19元/斤,这巨大的差价让有机蔬菜只是冯阿姨采购单上的很小部分。“给她吃。”她指了指身边的小孙女,“小孩子吃得不多,又在长身体,只要条件允许总要给她吃最好的。”而大人们食用的蔬菜瓜果,自然来自普通区域,“都吃有机的哪吃得起啊!”

有机拥趸:选本地还是外地?

Amy也是“选择性购买”的有机蔬菜顾客,但她对所购买的商品十分了解,并非依据价格判断。

“一般生吃蔬菜会选择有机的,直接食用的再怎么洗总还是怕农药残留。”Amy是个喜欢下厨的单身白领,由于偏爱西式餐,她的菜单上经常出现生菜沙拉,还会将它作为早餐。Amy购买的有机蔬菜通常包括紫甘蓝、球生菜、黄瓜和番茄,“有机的虽然贵,不过既然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吃得心安一点。”那些需要经过高温烹饪的蔬菜,Amy则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普通款。“土豆、山药、各种绿叶菜,反正炒了吃,就算是高温消毒吧。”她说,“当然,价格一定是重要因素,如果排除这个因素,我个人来说,会完全选择有机食品。”

每周一下午,蕾蕾家的门铃总会响起。“是送菜来的,我在郊区有机农场订了99元的套餐,够吃一周的了。”六七种蔬菜、一把蘑菇、两盒手工豆腐,有时还有鸡蛋,这盒“有机菜篮子”里的每种蔬菜大多是一顿的量,对于一天只在家吃一顿的年轻夫妻已足够。

和Amy不同,蕾蕾不仅选择有机蔬菜还会强调“本地耕种”。“第一可以去实地看,究竟是否诚实可靠,更放心。我家儿子可喜欢那家农场里的小羊小兔了。第二也更环保,避免了从外地甚至国外运输的各种消耗。”

蕾蕾听说过一个叫“上海菜团”的消费者组织,集结了几十户年轻家庭用公投的方式决定“团购”上海郊区的有机小农场,用来支持那些认真种地的人。“选择食用有机食品,就是支持了本地的生物动力耕种方式,反对了化肥和农药的施用对土壤环境造成的危害。”她认可这样的态度,也在这样做。“我们家的订购量虽然少,但如果几百上千户统一下单,就很可观了。”

夕阳的“梦田”后院

家庭式农从白领场到农民
田间的失败与伟大
代表:梦田农庄
主营:蔬菜
所在地:崇明

这段时间,上海无休无止的连绵阴雨让陈帅俊很头疼。“一直下雨,地里有了不少积水,露地的菜不好播也不好收。”他皱眉忧心,“这个周末在崇明,我们又给蔬菜做了些覆盖防冻,真是心急如焚!冷空气继续反复,露天的蔬菜生长缓慢,还有冻伤的。”没有大棚保护,温度湿度的些微变化都会对蔬菜造成影响。亲自种菜后,陈帅俊说终于理解了几千年来农民“看天吃饭”的心情。

三四年前,带着些理想主义,为了让自己也让朋友吃上可以放心的蔬菜,银行职员陈帅俊和做软件的老婆回到崇明老家,以每亩每年800元的价格,租下50亩流转土地,并为它们起了个颇有浪漫情怀的名字——“梦田”。

然而现实里的耕田卖菜绝非“种桃种李种春风”那么诗意,老婆梦想的“在田边喝着咖啡画画、闻着香草味发呆”的现实版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刚开始的两年,没有经验的小夫妻走了弯路,“投入太大,不但没能盈利,还需要用两人的工资去贴补它。一年贴了10万。”陈帅俊举例,第一次给订购蔬菜的会员(多为朋友)送货,150斤左右的菜是他开着车一家家亲自运的。“我早晨6点从崇明出发,回到上海的家已经半夜12点。”计算一下油费成本,一户倒贴30元。为此,夫妻俩一直没敢辞职,平时在市区当白领,周末回崇明当农民。“农田主要还是靠爸妈打理。”

和其他有机农场类似,陈帅俊也采取了预定套餐的会员制方式,每周二、周五发快递送货上门。“我们并不对每种蔬菜单独定

“农人”观——

因为坚持不用一切化肥农药,抗虫害就成了需要“斗智斗勇”的艰巨任务。

原先只看得懂金融数字的陈帅俊,如今对杀虫颇有心得:“除了传统的用灯光、颜色诱惑害虫,对蔬菜进行隔离外,还要了解害虫本身的习性。比如对付喜干燥的害虫,就要多给蔬菜浇水增加湿度。另外,还可以给菜补充营养以增加抵抗力,当然,更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手抓虫。”“生产健康的有机食品,在这个诚信缺乏欺骗横行的时代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被问及是什么支持他将有机农庄坚持下去,陈帅俊答。“化肥与农药的过度使用造成了恶性循环,化学成分用的越多,土地就越贫瘠,就更依赖化学肥料。而有机种植则是一个自身可以循环的体系。”不过他也坦言,长远来看,农庄还是需要有收益才能维持,客人获得放心的蔬菜,农庄获得一定的盈利,两者缺一不可。
价,而是计算所有蔬菜的平均价格,长期预定的会员每斤8元左右,单独购买一斤得10元以上了。蔬菜的量可以根据每个家庭的不同需要来选择,6斤、8斤、10斤或12斤。”和超市里售卖的净菜不同,“梦田”提供的是从地里采摘下来未经任何处理的蔬菜,“所以有时卖相会又脏又丑”。

今年,崇明的农田租金由800元/亩/年涨到了864元/亩/年,人工成本也不低,但这些都不如“用工荒”让陈帅俊头疼。由于规模小,农庄主要雇用的都是本地人,然而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根本没有人愿意做农活。“目前,农庄的固定员工有四、五个,基本在五六十岁,四十多岁已经算‘最最年轻’了。”可是,像浇水、施肥这样的粗重活和播种这样的精细活,还是得由年轻人来做。

好在就总体而言,“梦田”的经营越来越有起色,也培养起了固定的客户群。去年,农庄终于实现了收支平衡。“因为房子什么都是自己家的,没算入成本,和另外几家农场相比少了不少开销。”

“我们在拯救农业”
代表:丰地农场
主营:稻米 所在地:崇明

老贾是个有故事的中年男子,小平头、皮肤晒得黑黑,会种田,也会写有诗意哲理的微博。

外企销售、摆地摊、做临时演员、开手工皮具店、当乡村教师……这些都是老贾曾经的经历。现在的他,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职农民。“当年,我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参加了新农村共建活动,可渐渐发现这并不是农民想要的,但又理不出个头绪来,那就自己去当一个农民吧。”老贾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可是,亲自去种地时,他才发现务农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农业生产应该是每个农户都能完成的工作——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可现在却变成了必须要和一些肥料公司、种子公司、农药公司打交道的过程。”老贾觉得现代农业技术已经被这些大公司给绑架了。

更让他恐惧的是农药的味道,“我买了一瓶农药用来浸种,打开之后发现味道太呛人了,这个东西怎么会对人体无害呢?”加上了解到现代农业对于土壤和环境的危害,他开始寻找健康的耕种方式,直到走上“自然农法”的道路——依靠自然规律耕作,坚决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但不排斥现代化耕种机器。

自然农法,一个听上去很小布尔乔亚的名词,在真正践行它时却没有那么浪漫。“早上起床,把牛粪用手埋进坑里,回来修理锄头、斧头,补胎,做饭,午饭后砍柴烧火,用黑豆作酱,同时揉面,剁陷,包饺子。”这是老贾农作时的典型一天。

从南汇到崇明,从4亩地到100多亩,靠着夫妻二人的积蓄和NGO朋友的投资,老贾的丰地农场已经走过了第三个年头,收支达到平衡。

他的田里主要以种稻米为主。在崇明岛上,使用农药、化肥的水稻田亩产1100斤至1200斤,而老贾的平均亩产量为800斤,在他的一些好田里,产量也达到1000斤以上。这使他抱有信心。

老贾这儿有个特色:不设围墙,不设来访限制,全天候开放参观。“一些做有机的人说,外人会带着病毒进来,但从自然农业的角度来看,这根本没什么。”这种开放的心态,为老贾带来了一百多个会员。尽管他的大米现在卖12.5元一斤,比市场上的普通大米贵上好几倍,依然销售得很好。“一开始我想让人们能以很低的价格买到健康的粮食。但务农后想法变了,大家都觉得吃两元三元一斤的米很正常,可是米只卖这个价钱,农民能生活吗?”老贾尊敬那些愿意花较高价钱购买绿色食品的人,“他们是在用消费改变这个社会的生产模式,而不是说你生产什么,我就消费什么。”

现在,老贾夫妻和两位村民一起承担了农场的劳作,种植大米,黄豆,蔬菜等作物,农忙时也会雇佣一些短工。他说自己对绿色认证没兴趣,“这样成本会更高,还不如让消费者随时监督有效。”

“农人”观——

“你知道吗?现在六十多岁的老人家,不用农药化肥,基本都不会种地了。我很担心,如果将来出现能源问题,或者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农药化肥对人体的伤害比现在还大,需要回头去寻找一种健康的农业方式时,大家怎么办?如果没有这样一批人从事自然农业的研究,到时会怎么样?其实我们才是真正在解救农业危机,拯救农业。这个危机是由现代农业造成的,自然农业是在发现问题,弥补问题。”老贾表达了对于农业的担忧。

不少人疑虑上海的土壤和水质是否适合种地,老贾表示,经过几年耕种,农场的土质有明显改善。“去年我做过土壤的抽检,发现重金属含量比周边土地要低,耕种两年的比一年的要低,有些已经接近国家一类土壤标准。”他觉得人类应该去做改变,而不是去向土地掠夺。

“有点困进了死胡同”
代表:康源大地
主营:鸡和鸡蛋
所在地:崇明

“第一年亏了10多万。老婆给了我一年期限,今年还没有起色就只能放弃了。”提起自己农场的经营状况,胡杰连叹“愁啊”。

去年4月1日,在日本商社工作的胡杰正式转行,在崇明租下14亩地办起了有机农场,主要是养鸡下蛋。胡杰的转行倒并非心血来潮——1999年他就在日本有机超市工作,2001年开始为日企提供有机认证咨询服务,参观过很多中、日有机农场,也算此中专家。

“对有机生产方面的知识有些积累,想实践一下。有了孩子之后,这个想法就更加强烈了,自己的农场养鸡生蛋种菜,吃起来总归放心些。”

胡杰手中的地,原先是村里一家以生产大米为主的合作社所用,本来就是个小型养鸡场。“现在养了2千只鸡,已进入休产期的老母鸡约700多只,另有1100只左右正值产蛋高峰的母鸡和100多只公鸡。蔬菜种了5亩左右。”

以每亩每年1200元的价格租下地后,“养鸡专业户”胡杰和老婆开始了新的田园生活:早上4点半、5点就醒,比鸟儿起得还早,晚上九点眼睛就睁不开,躺下就睡着。

充实而忙碌的农场劳作却没能带来预想收获。因为对“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没概念,去年他种的菜连种子钱都没收回来,滞销率高达90%,最后全成了鸡饲料。“总投入约30万,目前回收了约10万,还有几万在鸡身上。”

为了使鸡能够生活舒适,避免因生病而使用激素和抗生素,胡杰将日本的平地养鸡法和崇明传统的养鸡方式相结合。为了避免常规饲料的转基因风险,他还特地选用蚕蛹和自己种的有机蔬菜作饲料。

但这样一来,鸡蛋零售价升到了20~23元/斤,头窝蛋更贵,在25~30元/斤之间,而市场上的普通鸡蛋仅为5元/斤,价格差距不是一点点。于是,销售的压力剧增。面对卖不出去的蛋,胡杰只得求助于无锡老家的亲戚,但他心里清楚,亲戚们纯粹是凭关系在帮忙。“常常凌晨醒来,想还有哪里可以去销鸡蛋。”

尽管如此,胡杰依然认为鸡蛋的高昂售价“不是大问题”,因为他发现人们对高品质蛋的需求是很坚实的,“买我们蛋的家庭多半是给小朋友或孕妇吃的,跟那些营养品比,这鸡蛋的价格就不算什么了。”

蔬菜的前景更惨淡,胡杰对此一筹莫展。“以现有的规模要盈利比较难。另外,每个月的人工费在那里摆着呢。比如人工除草就比用除草剂费力多了,为了改善土壤投用的大量有机物又很吃功夫。有机种植比较费人工,这是它价高的基本原因之一。”

面对着巨大的经营压力和老婆提出的一年“限期”,胡杰说“目前有点被困在一个死胡同的感觉,相信胡同的那头还是蛮精彩的,但如何突出这个死胡同是眼下每天在苦思冥想的东西。”

如今,他还在零星地给原先工作的日本认证机构做些检查和翻译,有时也会给日本企业内刊写关于中国食品市场的文章,用这部分收入来补贴农场,同农场的三个师傅一起撑着。

“农人”观——

胡杰认为:无论国内外,有机认证的标准基本都差不多,认证程序也是一样的,但关键是“认证机构能否按照规定,认真实施各道步骤”。

他提到其本身的结构性缺陷,“有机认证是对生产方式和管理体系的认证,并不能一天24小时地盯着,认证机构无法确认每批货都是有机的。”换言之,对于消费者来说,就算购买了“有机认证”产品,也并不肯定是“有机”的。

对于诸多弊端,胡杰认为可以借鉴日本消费者联盟的经验,“由消费者组织来做品质的确认,对生产商经常随机抽查,要比一年只检查一两次有效。”当然,这些消费者得经过相关的培训。“另外,现在有一个新生事物叫‘视农网’,有点马路上交通探头的意思,可以帮助监管农场。”
上图:胡杰近两年唯一照片 下图:胡杰的鸡场

专业型农从理论场到实践
环保组织的示范效应
代表:迎祥
主营:水稻、蔬菜
所在地:青浦

成群的鸭子在水稻田里穿梭,憨憨傻傻的样子很是惹人喜爱,这个130亩的农场位于青浦地区,呈现“半岛”的形状。其中有20亩水域,为水稻种植提供了先天的优良环境,另外再辟出二、三十亩地种植各色蔬菜。

这块地属于旅日归国的艺术家胡项诚,他专注于古建筑的保护,且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兴趣,几乎散尽家产买下了青浦城里、朱家角等几处的旧民宅。尤其是在金泽,一个人买下了小半个村落,按照他的审美趣味装扮自己的领地。而这个农场,就是他所痴迷的江南农耕文化的体现,稻谷油油,颇有点“稻香村”的意味。

由于缺乏实际的农耕经验,2010年,他找到了上海的环保组织“道融”合作。正式耕种前,他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养地——只种上紫云英,不出产任何经济作物,一年后再把紫云英一起犁到田里,作为肥料滋养土地。功夫没有白费,肥沃的土地加上好天气,使得去年水稻丰收,平均每亩出产410公斤谷子。只要这些谷子顺利售出,农场第一年便可实现收支平衡,对一个小规模的有机农场而言,这实属不易。

上海道融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的沈黎平向记者介绍起了农场“稳定、健康的生态系统”:重建水系,在水域中投放蛙卵、蝌蚪,还有一些本土的鱼,同时在土地里放入蚯蚓。让这些生物对付害虫、滋养土地,构成完整的食物链,这样才是可持续的。“我们在稻田里养鸭,让它们吃掉害虫、杂草,帮助水稻生长。等水稻出穗时再将鸭子收回,防止它们吃掉稻谷。没想到这些放养鸭很受顾客欢迎,鸭子的好销路甚至带动了水稻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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