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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比较

2009-08-25
古代文化,中西方文化,文化比较
中西方文化比较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在中秋佳节来听我的讲座,我确实非常感动。我今天也打算讲简短一点,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去享受一下中秋之夜的浪漫气氛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中西文化比较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题目了,就仅仅是西方文化,我们用了两个晚上,也只能算是浮光掠影。好在我们通过两个晚上,对西方文化已有一个粗略的印象,那么今天我将重点讲中国文化,之后反观西方文化,进行比较。
大家知道,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源远流长,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我们说西方文明如果从克里特文明开始算起的话,距今已经有4千5百年左右的历史了;而我们中国文明呢,我们常说中国文明5千年的历史,而实际上只有3100年左右,即便是从夏代开始,至多也只有4100年。但是西方学术界只承认我们的文明史是从商代而不是从夏代开始。因为,他们认为夏代只是一种传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一个文明,尤其是没有找到文字。没有文字的文化只能算是一种原始文化或者是一种传说。不过,我们自己还是坚持我们的文明是从夏代开始,也就是和西方的文明历史大抵一致。下面,我打算比较系统地从四个方面来对中西文明进行比较。
一、 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
西方文明主要来自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三大源流。这三大文明之间是具有极大反差的,到了近现代文化,这三大源流才算是百川归海,都汇入西方近现代文化之中。
中国源流呢,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概念就是“中间”的意思,正宗的中国实际上是指华夏。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了“夏”的概念,而与之对应的一个概念叫“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明显的夏夷之分,夏就是中央、华夏。那么“夷”呢,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就是指市民。
我们的文明源流主要是讲先秦,在先秦时候,大凡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就以华夏自居。在华夏文明圈的四周就是广义的夷,它分为南蛮、北狄、东夷和西戎。大家看,这些字不是犬字旁就是虫字底,因此,在以华夏自居的中原人看来,四方的夷人和野兽生番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四周人都还是游牧民族,或者是过着原始的、落后的生活,还没有进入文明。
大家知道,一直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以后,那一批比较保守的士大夫仍然还把西方人称为“洋夷”,只有中国是泱泱大国,之外的人都是野蛮人。也就是说,在我们能够追溯到的历史上限——商代的文献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关“四夷”怎样不断地威胁到华夏的政权,以及和华夏文化互相交融的一些记载。可以说,一直到明朝,威胁到中原政权的主要边患都是来自于西北。东南不能构成对中原的威胁,而西北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直可以连接到罗马帝国,在这广袤的森林草场之上,野蛮的游牧民族,骑着快马,一日千里地奔驰在大草原上。他们都过惯了马背上的生活,来如迅雷、去如狂飙啊,基本靠抢掠为生。抢劫完之后,迅速离开。所以啊,中原的定居的华夏农耕文明基本处于弱势。
商周两代的史书,称呼这些时常来侵犯和骚扰他们的民族都含有明显的贬义。比如:鬼方、鬼戎、昆夷、犬戎、猃狁等。诗经小雅里描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也就是说,至少从商代开始,西北民族就开始侵犯中原,一直到西周,大家都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博得褒姒的千金一笑的故事。那么,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烽火台,而烽火台就是为了防御戎狄民族的侵扰而修建的。而周幽王失信于民,后来果然在西北戎狄的侵犯之下,被杀死在密山脚下,周平王迁都洛阳,开始了东周列国时代。而当时入侵周王室,杀死周幽王的人是谁呢?就是这支犬戎。而到了秦朝呢,我们发现对戎狄的称呼发生了变化,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匈奴人。当然在这一千多年里,戎狄本身的成分也在不断变化,游牧民族嘛,他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分分合合。
唐朝时代的许多著名的边塞诗人,陆游啊、王维啊写了大量的边塞诗,描写的就是西北征战的艰辛。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做了一件彪炳史册的事情,那就是修筑万里长城。而事实上,这个长城只是秦始皇将六朝时代各个北边国家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而已。那么,这些北方的国家纷纷修筑长城,为的就是防止匈奴人的来犯。那么秦始皇统一六朝以后,他就把这些北长城连接起来了。
到了汉朝,应该说还是长治久安的,我们历史上有一个说法“雄汉盛唐”,也就是说汉朝很强大。汉朝历来重武轻文,喜欢打仗,而不喜欢读书。 汉朝建都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在山西平城的白登山被匈奴的单于围困,本无生还的希望,后来因吕后用重金收买了单于的妃子,才买得汉高祖一条性命。从此开始了汉朝与匈奴的和亲之路。经过“文景之治”的修养身息,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力强大之后,中原开始主动攻击匈奴了。一直到东汉的汉献帝,这期间出了很多讨伐匈奴的著名将军,李广、霍去病等等,所向披靡,打得匈奴往西跑。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汉朝与匈奴的战争进行了 4百年左右。
我们说汉代本来就穷兵黩武,中国人喜欢打仗,中国人变得文弱是在汉代以后。也就是汉武帝接受董仲书的劝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汉代的那种旷世雄风就逐渐被柔化了,中国人开始讲究仁义而不是霸道了,并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仁义的礼仪之邦。正是由于汉朝的逼迫,大量的匈奴人因为打不过汉朝啊,又过不了长城,所以就只好向西边跑。在这个过程之中,匈奴人就像滚雪球一样,变得越来越强大,最后就抵达了莱因河、多瑙河一带,这就压倒了那一带的日耳曼蛮族身上。而日耳曼人又打不过更为野蛮的匈奴人,所以日耳曼人也只好往西边跑,于是灾难最后就落到了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头上,罗马帝国由此毁灭。
因此,我认为,在当时的亚欧大陆两边有两个强大的帝国,东边是秦汉帝国,西边是罗马帝国,两个帝国都喜欢打仗,喜欢征服,但是由于地理原因,他们没有正面交锋,但是他们就仿佛高手过招一样,用气来压到对方。(笑)所谓的“气”就是两国之间的广袤的森林草场以及那里的游牧民族。所以,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是秦汉帝国占了上风。
当然这是从长久的历史阶段来看,实际上,在罗马帝国毁灭之前那,秦汉却自己先灭亡了。汉朝灭亡固然是因为内忧,当然也有外患。内忧是指黄巾起义、宦官当政、董卓弄权,最后就出现了三国。三国归晋,最后魏导致南北朝。那么导致南北朝的原因就是外患,一些残余的匈奴人依然逗留在西北边境,一旦你自己国力开始渐衰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卷土重来。因此他们又落到了中国已经衰落的政权之上,这样的话,汉王朝就不堪一击,分裂为南北朝,划江而治:黄河以北的地方全部都是游牧民族,在当时被称为“五胡乱华”,就是匈奴、鲜卑、羌人、羯人、氐人这五个游牧民族把中国汉人建立的政权赶到了黄河以南,他们自己则在黄河以北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建立了胡人政权。
再往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内乱,到了公元6世纪,隋朝开始崛起,也是二世而亡的短暂辉煌。紧接着就进入了唐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繁盛时代。即便是在这种繁盛的时候,西北边陲并不是就没有边患了,只不过唐朝和他们保持了一种良好的通商关系,双方相安无事。但是到了宋代,就又恢复了以前的交恶关系,西夏、辽、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一直一直地威胁你的政权。以至于后来已经把宋朝打倒长江以南了,然后蒙古人索性把偏安一隅的南宋也全部给灭掉了,建立了蒙古人的政权——元朝。元朝也很短暂,因为它拒不接受中国文化,仍然想要“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尽管元太祖忽必烈本身是一个很有雄才大略的人,但他手下的王公贵族仍然歧视汉人、蔑视汉文化。他们把人分为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即广义的西域人,三等是金人统治下的汉人,末等是南人即南宋人的后裔。而事实上南宋人的文化水平是极高的,他们是延续并完整地保持了正宗儒家文化,中国自从宋朝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被南移了,南方逐渐繁盛起来了。
二、轴心时代的变革
轴心时代是二十年代带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提出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之交的600年时间以内,在旧大陆的三个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伟大的人物。三大文明就是指西方、印度和中国。而这些伟大的人物对自己的文明所产生的影响,是其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望其项背的,他们基本奠定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脊梁。比如说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后来的耶酥都出现在这段时间,印度的佛教创始人释迦摹尼,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全部都是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
我认为,就这个概念的提出来说,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问题他没有阐述清楚。第一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近乎奇迹的情况?第二是在这个时代中西方文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在一本书里谈到:首先看中国,它的变革是经历了一个三步曲的过程。轴心时代来临之前的商代,中国和其他原始文明一样,都是一种亲代文化,都带有很浓郁的迷信色彩。我们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一种专门用于占卜的宗教文字,为祭祀所用。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文明最早产生于寺庙之中,庙就是最早的城市中心。“尊神祀鬼”是殷商人的特点。帝是他们崇拜的最高神,帝在甲骨文里是代表一种花蕊,象征着生生不息的本根,也就是对生殖的崇拜。
周朝取代商代,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更为主要是宗教的变化。周人不再相信自然神,天成为至高神,天和周人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神。那么他根据什么来保佑人们呢?是根据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所以,周代呢就把德看作是取得天命的一个核心。而周代的“德”还不是指内心的道德,而是指外在的礼仪。“遵礼守法”是为德,“非礼枉法则无德”,所以周朝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朝代。“遵礼敬德”是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精神内核的变化。
接下去是先秦的孔子孟子们所进行的儒家思想的变革。变革的最重要的就是把外在的礼仪规范转化成为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仁。这个变化是中国轴心时代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所以孔子一生当中都在谈一个字“仁”,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仁”是“礼”的基础,人首先要有内在之仁,才会有外在之礼。所以“礼蹦乐坏”的实质是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所以,表面上看孔子好像是一个守旧派,面对“礼蹦乐坏”感到很悲哀,而事实上他是一个革新派,他不是要恢复周礼,而是要把周礼的外在之礼建立在内心之仁的基础上。尽管对“仁”有很多种理解,我们认为最为经典的就是“仁者爱人”,就是爱人之心。后来,我们又把它进一步理解为“忠恕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欲欲人,己欲达达人”啊!说到底也就是仁爱之心。
到了孟子,对此又有了系统化的解释,他认为“仁”就是“亲亲”嘛。就是每个人都爱自己的亲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推出一个社会的泛爱关系,然后,他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一个人只要去向自己本性发掘,就一定能把自己本性中的美好善良的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善人和圣人。因此,只要每个人都“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最后达到一个大同的理想世界。
这就是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完成的一个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现世的人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不太关注外在的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儒家把大同社会的理想最后落实到每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工夫之上。
同样,西方文化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它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内敛的过程。到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一切从内心做起,西方文化强调一切由外在的上帝决定即上帝决定论。中世纪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笑)中国文化强调内心的修炼,“内盛外王,成己成物 ”,由内向外。所以,这就是中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发生的根本变化。
三、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完成了由外向内的收敛的过程以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在内心的道德上下工夫了。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特别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对外在的宗教逐渐淡漠起来,他们更多是注重自己内心的道德自觉,而不是外在的上帝决定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而不是神本主义。
但是,中国人对六合之外的东西是不太谈的,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儒家知识分子对鬼神一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推崇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孝,君主在世的时候尽忠,讲究的是现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标准,而不讲究彼岸的那些东西。其实这个思想在周公旦的时候就说的非常清楚了:“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也就是说,说的是鬼神,其实是用鬼神来推行道德教化,是劝告你此生此世好好的做善事。孔子也始终对鬼神之事不感兴趣,“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孔子的很多话语都表明了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次他的一个弟子问他“人死后,有知也?无知也?”,孔子的回答可谓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智慧:“吾欲言有知,又恐孝子贤孙妨生送死;吾欲言无知,又恐不孝子孙弃而不葬;至于死后有知无知,死后自知之”。(大笑)也就是说,论鬼神的目的是为了起到教化人从善的,无论多么高深玄奥的东西,都必须以现实的行为准则为落脚点,从善、积德,方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在西方,学术界称它是一种伦理文化。
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它是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它不断地超越现实,对六合之外的事情更为关注。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在此只是做一个总结。下面讲第四个问题。
四、中西文化的现代化过程  
这个过程首先是由西方发起的,因此,我们首先得讲西方。中国我们刚才说了,由于它的协调的现实精神,中国文化在两三千年以来,就像一个追逐自己尾巴的猫,始终走不出来。所有的新鲜血液溶入以后,都被它给同化了。同化之后,还是我行我素,以不变应万变,“天不变、道义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所以它始终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如果不是近代的西方的洋枪洋炮冲进我们的国门,我们中国还不知道要在洋洋自得的泱泱大国、天朝意识中间延续多少年。我偏向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强迫下进行的。因此,我们今天要从西方讲起。 
昨天我们讲到了基督教的那种二元分裂,面对基督教导致的西方社会的一系列弊病,一切现实变革必须从宗教改革开始。在中世纪,当南部的拉丁世界掀起一场人文主义何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北方世界开始了宗教改革。那么宗教改革在西方世界的意义非常重大。
昨天我们说了,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的布局是:南方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北方经济落后,文化愚昧。但是宗教改革以后,到了17世纪以后,整个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整个北方成了强大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南方反而在资本主义竞争中沦为二流的角色。这个现象说明,宗教改革至少产生了三个重大的作用:
1、打破了中世纪天主教铁板一块的专制统治,导致南北欧洲的分化。在中世纪,我们说封建王权是分崩离析的,而天主教的统治却是至高无上的。宗教改革导致了宗教的分裂,新教从天主教里分裂出来,成为今天狭义的基督教。
2、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和民族国家联系在一块儿的,而民族国家的崛起壮大是和宗教改革是相互磨砺的。英国最早的宗教改革就是和英国国王的一桩离婚案联系在一起的。英国国王赫里巴斯没有儿子,担心王权旁落,想离婚另娶。但天主教教徒是不允许离婚的,他一意孤行地离了婚。于是罗马教廷就破除他的教门,赫里巴斯火了,干脆制定一个法案,说英国国王是英国的最高宗教领袖,从此再也无须听命于罗马教廷。这就拉开了英国宗教改革序幕。
3、宗教改革推进了民主政治和宽容精神。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格局下是没有宽容的,任何东西只要和圣经不一样,和教会的要求不一样,那你就是异端学说。但是宗教改革以后,由于有了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之间就打仗。持续打了一百来年左右,人们终于发现,为了宗教信仰打仗已经毫无意义了,也无法分出胜负,信什么教是个人的事情,应该彼此尊重和理解。于是人们之间就有了一种宗教宽容,首先是新旧教之间的宽容,接着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宽容,再进一步就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的宽容,最后这种宗教里面的宽容就发展成政治里面的宽容。而这种政治宽容就成为民主政治的温床,这就导致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的发展。
4、它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教它培养了一种精神,一种天职精神,就产生了我们称之为资产阶级老祖宗的那批人。这批人他们赚钱不是为了花钱,而是为了增加上帝在世间的荣耀。他们怀着一种天职的意识,他们受到上帝的感召,把人间建造得像天堂一样美丽。所以他们就拼命工作、勤俭节约,努力完成上帝的使命。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增加现世人间的荣耀,那么他的灵魂是不能够升到天堂的。这种观念极其重要,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啊。所以我们说,这种天职观念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作用和提升作用就更强。
曾经有人问我,中国的商人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资本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这种天职观念。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得也很早啊,在明代商铺和钱庄就已经很发达,徽商和晋商做的很大。结果他们赚了钱干什么呢?回到老家大兴土木、娶妻纳妾、捐官买官。没有那种原始积累的意识,而资本主义的老祖宗们就是一分一分钱地赚。当时的日内瓦就很典型,所有赚钱的方式包括放高利贷都鼓励,但是它反对任何形式的奢侈,在日内瓦没有酒馆、没有妓院,甚至没有戏院,每个人都拼命地干活,拒绝任何娱乐。个人干活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而是为了增加上帝在此世的荣耀。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正是这种精神为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知道,最早到美国去开拓的就在欧洲大陆受迫害的清教徒。同学们不要看现在的美国人好像很开放,实际上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它的主体精神还是清教徒的精神。大家很熟悉的《乱世佳人》里的斯佳丽,她本来是南方农场主的千金小姐,但是当战争爆发以后,她照样可以卷起裤腿,到田里去耕地,这就是典型的清教徒精神——吃苦耐劳。中国人也很辛苦的赚钱,但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物质的欲望和需要,而缺乏一个长远而崇高的目标作为精神支柱。
因此,我们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当然它也充满了血和泪,比如“圈地运动”、“羊吃人的运动”和资本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这些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所以,西方近代正是经过这一系列特别是宗教改革,经过两个世纪以后,到了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一个崭新的欧洲在西方出现了。
然后,强大的经过了资本主义改造的、开始进入工业革命的欧洲开始大规模地向东方来扩张。下面的历史就是全球殖民化和西方文明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就是新崛起的西方,如何把仍然处在传统的农耕文明的东方国家一个一个从地图上抹掉的历史。首先,从17、18世纪开始,北美、南美就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其他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战争,但终究是敌不过,于是转而到非洲进行臭名昭著的“贩奴”勾当。
经过大概一百多年,非洲和美洲都沦为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由于美洲和非洲基本上是属于原始社会阶段,所以他们很容易被西方的洋枪洋炮给俘虏,又由于他们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因此在文化上和西方人也没有太大的冲突,甚至连语言他们都使用宗主国的语言,最后,很容易被西方人给统治。
再往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东方国家渗透,但是却遭到了激烈的抵抗,像印度、像中国,不过它也一一化解了。首先是印度变成英国的殖民地,紧接着阿拉伯国家一个一个沦陷,而我们中国在鸦片战争被西方国家轰开了国门,从此,西方列强长驱直入,逐渐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而我们东方国家因为有着悠久的文明,因而在文化上和西方国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因此,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认为,起先都是被迫的。我们拿中国来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的改革,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最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那批人,林则徐他们首先发现:西方至少洋枪洋炮比我们厉害。因此他们建议“以夷制夷”,就是学习他们的技术来抵御他们。
在林则徐等人的影响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革新派人物意识到中国确实需要学习西方。他们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大权在握之人,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利,掀起了“洋务运动”——学习西方人的枪炮技术。“洋务运动”的实质是只想治标,不想治本,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因此,从根本上来讲,他们还是保皇派。他们大肆开办兵工厂,建立了强大的北洋水师。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1894年,我们同日本人在渤海湾打了一场海战,我们最精锐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在当时的朝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没有想到区区倭寇经过“明治维新”居然强大起来了,它也加入西方列强欺负我们。这件事对中国人确实是极大的刺激,于是人们通过反思发现: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器物不如人”,而在于制度过于陈旧。反观日本、德国、英国都是通过君主立宪制度的改革,才发展强大起来的。这就引起了第二波的“戊戌变法”,采取立宪制度,开办报馆,开办现代学校,一切都是按照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来的,但是,一百天以后,保守势力卷土重来,“戊戌变法”失败。
过了十多年,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成功了。我个人认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一个是改良一个是革命,但实质都是一样,都是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改变中国的传统封建制度。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但是并没有结束中国的封建愚昧落后的制度,中国又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内忧是军阀混战,百姓民不聊生,外患呢就是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又有一批知识分子觉悟了,他们发现中国的关键问题既不在于“器物”,甚至也不在于制度,在于中国人的国民性太差了。袁世凯的事例就充分说明了中国虽然采取的是新制度,但满脑子还是旧的封建思想,所以中国的内在思想变革才是最重要。所以自“五四”运动开始,提出了砸碎“孔家链”,因为看起来中国所有的传统、腐败的思想都是由儒家导致的,孔子是始作俑者,所以要彻底铲除“孔家链”,进而反对一切封建的、愚昧的、落后的思想,这时候就出现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比如鲁迅、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都是非常激进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认为我们民族五千年来都错了,我们“百不如人”,应虚心向西方认错,要全盘西化,死心塌地地跟西方走,才能有发展的出路。到这个时候,启蒙运动思潮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就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北沦陷了。中国人意识到民族危亡时刻,暂时不讨论文化问题,首要问题是如何抵御西方的侵略。抗日战争以后,国共内战,由于西方世界支持蒋介石,而共产党和苏联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走到一起,和西方国家形同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于是我们由全盘西化转而和西方彻底的一刀两断,全盘西化变成了全盘苏俄化,一切都学苏联老大哥。紧接着又和苏联闹翻,就又关起门来夜郎自大,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无比向往北京。我们小时候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那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自己真幸运啊,出生在中国,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等着我们去解放全人类。(笑)
经过十年愚昧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发现,世界完全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样子。于是,历史不可思议重复了以前的故事。我们又开始走经济改革——>政治制度改革——>文化变革的道路。文化变革高潮的代表便是以《河殇》为代表的全盘西化的思想,和20年代初期的胡适、陈独秀的观念如出一辙。它说:亚西亚的太阳陨落了,黄色的文明只有流入蔚蓝色的大海才有希望。后来我们发现,这一条路还是走不通,因为一个民族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根源,它不可能全盘西化。通过反复的探索和反思,到了今天,大凡知识分子都明白这个道理,中国只有走一条自己的道路:既要大胆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又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之本根,要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也就是说,任何先进的东西都必须经过本土化、中国化、民族化的过程,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最后,我想以一个虚构的故事来结束我的讲座。  
在1500年以前哪,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西班牙、葡萄牙进行海外扩张之前,我们的郑和就曾经七次下西洋。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突然中国政府一纸圣旨:禁止制造远洋船只。所有船只都被拉倒大运河来封闭海口,因为当时倭寇非常猖獗,走私厉害,从此以后中国就不再出海。
当时郑和的航海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最多的一次出海人员超过了4万人,浩浩荡荡地从南中国海出发了,穿过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然后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然后再往上航行就可以绕过好望角去发现欧洲了,并对欧洲进行殖民的(大笑),而不是相反地被欧洲在几个世纪以后演变成半殖民地国家的。
可惜的是,明朝政府一纸命令把这一切都改写了。表面上看是倭寇的原因,事实上是明朝政府财力不济,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知道西方人航海都是为了经济目的,是为了寻找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印度、中国而来的。而我们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目的有两个:一是向沿岸的小国显扬中国的神威,另外一个目的是收集奇珍异宝供宫廷赏玩。
而就在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关上国门的时候,西方人却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发现了新大陆,并且绕过了好望角到了东方,在短短几百年之间就建立了庞大的世界殖民地帝国。从1433年我们关上国门到1833年国门被西方强行打开,我们才发现,门口的不再是马可•波罗似的朝拜者,而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列强。
实际上,1500年对于全世界,东西方两端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走向世界的大好时候。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未来几百年的命运。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我常常惋惜道:如果五百年前有一个像我一样这么了解世界格局的人,去跟明朝皇帝进谏,告诉他航海的重要性,那么世界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了(大笑)。
当然这是玩笑,但是,如果说五百年前我们没有这样的远见是可以原谅的话,今天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远见就是不可原谅的。因此,我们现在虽然处在弱势,但是我相信,我们中国也正在崛起,还是那句话:享受处在历史风口浪尖上的荣耀固然是荣幸的,但是,在历史从低谷走向高潮的过程中间做出努力和牺牲,同样是无上荣耀的。用屈原的话来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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