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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崛起的启示》

2010-10-20
古代文化,小国崛起,历史研究
《小国崛起的启示》

题 记

在一片“大国崛起”声中研究“小国崛起”,并非刻意的“逆向思维”——小国的出色有时超乎你的想象:全球最富有( 人均)的10个国家,8个是小国;“透明国际”评出的最廉洁的10个国家,前8 位全是小国;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20个国家,小国占13个……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国的成功之道,能为大国的强国之路提供宝贵的镜鉴。

大国容易忽略小国,然而小国也可以伟大。例如多个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北欧国家芬兰、瑞典,将“过时”的农牧业做成朝阳产业的“世外桃源”新西兰,后发国家发展的典范新加坡,人口不足3 万却有着“小国威仪”的圣马力诺……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两千多年前描绘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图景,在这些小国里率先实现。而同系社会主义国家,文中所述古巴社会公平、无人上访的现象,也值得我们好好琢磨。

研究小国,目的还是为了大国的发展。何谓“大”国?古人说“有容乃大”。我们提出“学习世界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当然包括小国创造的先进成果。而另一方面,无论“大国崛起”还是“小国崛起”,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国民的幸福。
这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崛起”的更深入的思考。

(本文件夹的文章均选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6期)


小国也可以伟大

张亚中

很多人听到“小国崛起”这四个字,总是会心一笑,然后问,不是只有“大国崛起”吗?其实,如果静下心来想想,大国由于人口多、土地广、资源丰,要崛起不是件困难的事。换句话说,大国本来就应该崛起,即使在国家发展上走错路,也还有机会从头再来。但小国人口少、面积小、资源稀,崛起所付出的努力绝非大国可比,更何况,对小国而言,如果没有好的方向与策略,轻则永远寄人篱下,重则亡国灭种。或许,还可以想想,很多历史上的“大国”,不都是由“小国”开始的吗?从这些角度看,“小国崛起”不是更值得我们探讨与研究吗?
何谓“小国”,何谓“大国”?笔者认为,不宜单从人口、土地、资源、国民生产总值、国防力量、工业化程度、国民素质等方面界定,而必须在比较的基础上思考才有意义。例如,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毫无疑问是大国,但与美国及欧盟相较,则未必如此。在国际政治、全球生产领域,中国是大国,但在全球金融、军事实力方面,中国还称不上大国。
另外,笔者认为真正称得上“大国”的是“能够制订规则的国家”,否则,这个国家不能算真正的大国。在商业上也是如此,“一等企业订规则、二等企业创品牌、三等企业做生产、四等企业搞代工”,没有能力制订商业游戏规则的不能算是大企业。从这些观点看,中国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只有谦虚地认为自己是小国、小人物,才能韬光养晦,发展自己。笔者曾研究过威尼斯、尼德兰、瑞士、普鲁士、芬兰、爱尔兰等六个国家的崛起经验,从中检视它们如何在关键时刻作出关键的抉择,并归纳出几个重要的观念——
商业至上:不玩政治军事游戏
对小国而言,“以商立国”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小国不应该让商业受意识形态的左右,也不可以玩大国的政治军事游戏,就如同历史上的威尼斯无法长期与土耳其对峙,最后也不是拿破仑大军的对手;尼德兰难以抗拒英、法等国的军事挑战。近代的小国,如瑞士、芬兰、爱尔兰,都是努力积极地从商业上寻求自己的国际定位,将意识形态放在一边。即使当代从战败中爬起的西德,也放弃了“军事大国”之梦,排除经由扩张领土求发展的国家战略,而将自己定位为“商业王国”,用科技支撑国家,用商业拓展版图,而不是用“军事强权”或参与“地缘竞逐”来增加国家威望。
20世纪前,军事是扩展国家势力的重要凭藉,意识形态是使用武力的理由。但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可以在不占领他国的前提下,依靠本国和国外的市场实现崛起。在军事领域里,往往只有第一而没有第二,但在商业领域可以追求双赢。昔日决定成败的是军事力量,当今决定胜负的是商业实力。
有容乃大:广纳人才的战略
商业不可能建立在狭隘的自我封闭基础之上,一个不开放的国家不可能创造商业的繁荣。为了让自己有更强的竞争力,海纳百川的包容政策显得特别重要。
“有容乃大”这句话,不只适合于大国,更适合于小国。从尼德兰、瑞士与普鲁士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有容乃大”如何为这些国家创造契机与财富,而缺少包容的国家却失去竞争的优势。
举例说,当法国路易十四于1685年撤销给予胡格诺教派一些政治权利的《南特敕令》后,20多万勤劳的胡格诺教徒逃到瑞士、普鲁士、尼德兰、英格兰等地,不仅为当地带来了法兰西的技术、资金,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思维与生活方式。
这群移民为瑞士带来了钟表技术,逐渐形成和奠定了今日闻名世界的瑞士钟表工业地位;另一批移民带着技术、资金来到尼德兰,为当地的丝织与手工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还有一批避难者涌入普鲁士,补充了当地因“三十年战争”而失去的大量人口,并建起了羊毛、亚麻等细布纺织厂,带来丝绸、金银、珠宝、帽子、手套、刺绣等几十种新行业,教会普鲁士人烤制香甜可口的小麦粉面包。当时柏林有1/3的人口是法国人,法语和德语一样通行,灌溉了贫瘠的普鲁士文化沙漠。
如果瑞士不能包容,国内的四大语言族群一定会撕裂多元的瑞士;如果荷兰不能包容,1585年安特卫普的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与银行家不会逃往阿姆斯特丹,使得阿姆斯特丹摇身成为世界的商业与金融中心;如果尼德兰不能包容,大批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与葡萄牙的犹太商人便不会带着雄厚的资本前来。他们给阿姆斯特丹带了资本主义的工具,支撑了资本市场的汇兑与交易功能。另外,他们甚至还帮助荷兰人建立了从美洲新大陆到地中海的商业网络,为尼德兰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普鲁士不能包容,普鲁士不只失去人口增长的机会,也将失去向法国学习的机会。但到了1930年代,德国不再包容了,纳粹党徒开始搞族群斗争,利用民粹迫使大量优秀德意志人远走海外。这不仅为德意志民族带来灾难,也为世界带来祸害,更使得德意志的思想学术地位转移到了美国。在这个历史阶段,德国走上了法国路易十四的老路,而美国像当时西欧接受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一样接受了大量欧洲移民,这使它得以成为二战后学术思想的重镇。
大国如果不能包容都会衰败,何况小国。小国需要的不叫做团结,而叫包容。历史就是如此。“有容乃大”不只是一个国家应有的修为,更是崛起发展的战略。
“瑞士经验”:创造被需要的价值
小国要想在这个世界生存发展,不可能依靠资源或人口,但可以凭藉它为世人所创造的被需要的价值。
很多人在讨论小国时,经常举瑞士中立的例子,以证明小国最好的策略就是不卷入大国争执的漩涡。然而真正的瑞士经验是:能够确保其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表面的中立,而是创造被需要的价值。
近代史上,瑞士地处四个强权中间,国内又有四个不同语言的族群,所以不管瑞士站在哪一边,对外对内都是问题,这是瑞士先天必须走向中立的原因。如果没有周边强权的同意,瑞士的中立根本不可能成立。对周边的强权而言,与其说是让瑞士中立,不如说是让瑞士成为彼此权力竞逐的“缓冲区”,而且这个“缓冲区”最好还是有“武装”的,这样敌对方的军队在经过瑞士时就必须付出较大的代价。
瑞士在邻国发生内部问题时,成为少数精英的避难地,在邻国发生战争时,尽量默不作声。瑞士的中立绝对不是孤傲式的中立或所谓的国际法上有法律保障的中立,而是避免激怒或者不得罪强权的中立。瑞士在一战后让日内瓦成为国际联盟的总部;二战期间,同意德国军队穿越瑞士的隧道、为德国提供战略物资,准许德国将搜刮的犹太人财产存入瑞士银行。二战后,创造东西方对话的场域,靠着一间会议室、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成为世界外交的重要舞台,这也为瑞士带来大把钞票。
瑞士不是靠中立来保证国家的安全,而是创造了被周边国家与世界所需要的价值。从昔日的“瑞士佣兵”、“武装缓冲区”到今日的“匿名存款”制度,甚而到“观光旅游”,瑞士都在创造被需要的价值。就是这个“被需要的价值”,确保了瑞士的安全,也让瑞士成为今日耀眼的明星。
创造被需要的价值,不只是瑞士,威尼斯与尼德兰也是如此:威尼斯在伊斯兰与基督教市场之间游走;尼德兰的金融体系不只为荷兰人,也为全欧洲商人,包括为自己的敌人服务。
小国要崛起,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上述几个观念性的因素以外,便是如何抓紧天时地利,如何掌握全球化给予每个人和每个国家的机会,如何充分运用地缘经济与政治所带来的优势,让自己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比巨人更远。
小国崛起的目标在哪里?国家崛起的意义应当在于为自己的国民创造幸福,为世界带来和平。正如同一个人的伟大不完全在于他的功业,更在于他的人格。小国或许无法在功业上与大国并驾齐驱,但可以在另一些事业上得到别人的赞赏与尊敬。人类不断前行,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有的国家崛起,有的衰落,有的依然在世界舞台上当一个小配角。但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崛起的终极目的都是一样的——做个受人尊重的国家。
“小国崛起”不仅为国家如何崛起而写。知识与经验总是相通的。小国的“他山之石”可资大国参考,又何尝不可以作为小人物、小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局部地区求发展的借镜呢。
“小国也可以伟大”,诚哉斯言。



“世外桃源”新西兰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
新西兰是个小国,人口428万,与北京市一个区的人口差不多;面积27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6人/平方公里,是中国的1/9;地处南半球,四季如春;2005年的“人类发展指数”(综合收入、教育、健康三方面的指标)在全球177个国家中列第19位,人均收入的排名(表示富裕程度)和发展指数相仿,经济自由度在全球排名第六。新西兰经济发达,环境优美,没什么政治斗争,人们享受平等和自由,是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世外桃源”。
新西兰是一个和平国家,在公园里、马路上、机场等地方从来看不到军人,连警察都很少。新西兰的老百姓讨厌武力,连穿制服都是不受欢迎的,搞阅兵典礼、造原子弹或造航空母舰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新西兰海军只有几千人、几条军舰,据海军专家说,几颗炸弹就能把它摆平。可见新西兰的安全不是靠军备,而是靠世界公共秩序。靠武力保护和平,结果是得不到和平的,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
新西兰是联合国成员国,参加过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军”,战争中共有约100人伤亡,这是“国家大事”,在每个亡者的家乡都立有刻了他们名字的纪念碑。新西兰人都很爱国,但小国百姓的爱国和大国百姓很不相同。他们不想当世界警察,推行什么理想或主义,也不会和别人争第一,不会炫耀财富,但不是不问是非盲目排外,而是爱护环境,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大家的利益。大国则往往相反,要紧的是面子,要比冠军多少,比谁更阔气,比武装力量的大小,比对世界控制力的强弱。当然,如果这些目标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和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也是值得追求的,但从新西兰的例子看,没有这些百姓一样很幸福。过分地追求面子、国力、对世界的控制力等有时不仅不能提升百姓的幸福感,反而是个障碍,在这方面美国是个典型。中国曾经宣布永远不称霸,不过那是在自己弱不禁风的时候说的,有点酸葡萄心理。现在情况变化,有些人的心态也跟着变了,面子越来越重要了。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首先看到的是新西兰的富裕。小国家要致富必须认清自身的优势,绝不可以盲目争什么自给率(粮食自给、能源自给、核电站装备生产的国产率等),这些往往只有满足虚荣心的作用。其实,大国家也是由一块块小地方组合起来的,发挥各地的优势是不会错的,如果偏要干自己没有优势的活,不管这个口号多么动听,都是没价值的。有些理由似是而非,比如自给自足有更大的安全性,如果这样,世界上的小国都没法活了,它们离不开国际市场。当然国际市场并非绝对安全,可是国内市场也不一定绝对安全。我们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就是国内市场被破坏造成的。现在我们的一个邻国还在受这份罪。保证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安全,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虽然实行改革开放30年,也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但还是想自给自足,提高自给率,想填满生产的空白,什么产品都想造,想着不求人。这些做法能得到从上到下的普遍赞同,是一种大国心态在起作用,但在经济上没有完全必要。看看人家小国家是怎么生活的,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新西兰的特点是地域辽阔,降雨充沛,农业是它的优势所在。而农业中也不是什么都生产,而是瞄准了畜牧业。这个国家虽小,但出口的奶制品、羊毛、牛羊肉均居世界前一两位。粮食主要靠进口,广大的土地上很少看到小麦、玉米(除了用于青饲料的),只看到成片的牧草和成群的牛羊。到了新西兰才知道牧草也可以成为一个大行业。大片草场有巨大的喷灌设备,移动式的喷灌机长达几百米,从地下取水,均匀地给牧草补水。在草场上能见到大捆大捆收割后的草卷,用于出售或储备冬季下雪后使用的饲料。好的奶,好的肉,好的羊毛都来自好的牧草。在新西兰,农场主是最富有的阶层。
猕猴桃是新西兰一大出口水果。它是从中国引进的,但经过巨大的科研投入,改良品种,加速生长,延长保质期,并能抵抗病虫害。最重要的是改善口味,而不是单纯提高产量并让其“个大”,这样,猕猴桃就成了新西兰的特产,出口世界各地。与猕猴桃相关的产品也得到充分开发,如猕猴桃饮料、猕猴桃巧克力、猕猴桃冰淇淋。前面讲到牧草的种植、羊毛和肉产品的改进都是高科技研发的结果。国家要致富必须从科研开发着眼,光靠自然资源是不能持久的,而科技开发永无止境。
新西兰几乎没有汽车工业,但人均汽车拥有量列世界前茅。这靠的是取消进口关税和极简便的管理规则。新西兰是极少数允许进口二手车的国家,与车相关的手续——买车、转让、保险、选号、年检都只花十几块钱,几分钟时间就能办完。所以汽车在新西兰非常便宜。我们的导游一家人有三辆汽车 ,总共只花了约8万元人民币。可见,消除贸易障碍,利用国际分工能得到巨大的好处。从这里可以看到,要帮助一个行业发展,简化手续是成本最低的办法;反过来讲,要扼杀一个行业也很简单,把管理手续复杂化就行。
新西兰分南岛和北岛,两地有不少区别。南岛风光更好,被联合国列为世界第八自然遗产的Milford Sound海峡,两岸崇山峻岭,年降雨量达6000毫米,一年的雨如果不蒸发的话,可达6米厚。新西兰南北两岛分布着许多火山口形成的湖泊,尤其北岛,到处有温泉,空气中充满着硫磺味道。因为湖泊多,也有许多河流,但都很短,这为利用水能创造了条件。新西兰的水力发电占全部发电量的60%,所以电价很低。这个国家到处都有水流,但水域没有污染,所以没有蚊子,夏天开着窗户也不用担心。
南岛的商业化气息比北岛轻,民风淳朴,犯罪率非常低:住宅没有装铁栅栏的,也没有围墙(北岛也一样);个别车主停车后不上锁;商店里购物没有讨价还价,都是明码标价。这一点和日本很相似。它解除了人们购物时怕上当受骗的心理障碍,也不必货比三家。从社会进步这一点看,明码标价是一种进步,它能节约交易费用,进而繁荣经济。在小摊上购物能用美国银行的信用卡付款——一个中国人在新西兰的小摊上购物,用美国的银行卡付款,真是世界奇迹。经济、通信、金融的全球化大大方便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人民币虽然不是硬通货,但在新西兰到处都能用人民币换成新币。旅游业是新西兰的一大行业,其产值占GDP的1/10。由于人民币升值,出境旅游的费用在降低,去新西兰旅游的中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每年只有一万多人,现在增加到12万。新西兰崇尚个人自由和商业自由,红灯区的广告堂而皇之地登在报纸上,但违规的损人利己的商业活动被严格禁止。据导游讲,一个人在商业活动中违规,不但会被受损人告发,旁观者也会挺身而出。秩序是靠大家一起维持的,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社会才有秩序,使人放心。比如旅游团的客人把东西落在旅馆里,一般都能找到,托下一次的导游带回国。新西兰严格执行“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个别人在房间里抽烟,被警犬闻出来,警察局会把罚单寄到当地的旅游公司。当然,罚款200新币(约合800元人民币)是要由客人承担的。
新西兰交通非常发达,尤其航空业和海运业。小小一个国家竟有50多个飞机场。该国有1.5万公里的海岸线(中国为1.8万公里),航运发达,使之成为世界海上运动的故乡。帆船比赛的冠军往往被新西兰夺取。新西兰所有的公路都不收费,大部分公路是上下两车道,但道路平坦,维护良好,行车秩序规范,安全有保障。在国内公路上行车,如果是两车道,司机往往靠中线行驶,等到会车时才驶往自己的一边,而在新西兰行车,司机都靠边行驶,会车时中间空着很大的安全距离。新西兰的司机十分敬业,驾驶技术好,严守速度规定,把乘客的舒适放在心里。坐这样的车心里很踏实。在国内坐车是一桩很冒险的事,每年公路交通事故死亡9万人,平均每6分钟死一个人,还有几倍于此的伤者。
新西兰环境优美,到此旅游是一个短暂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学习它如何创造这样的人间天堂、世外桃源。



瑞典通过再分配达到公平

丁 刚
(《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
瑞典是个小国,人口只有900多万,但在小国之中,它又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从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瑞典的经济增长率相当高,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瑞典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期。优厚的福利确保了社会和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瑞典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不仅仅取决于财富的创造,更取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在积累之后才考虑分配,而是在一开始就将二者结合起来。
19世纪的瑞典还是个十分贫穷的国家,和许多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恶劣的工人生存状况促使社会主义运动兴起。1920年代末,西方爆发经济危机,瑞典受到沉重打击,被逼到了改革的关口。
1889年成立的瑞典社民党(SAP,全称为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选择的路线却是争取普选权,而不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1920年,普选制实现,社民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社民党的终极目标是消灭阶级,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但它的雄心壮志还没来得及实现,就遭遇重大挫折。在当年的秋季选举中,发生了两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一是投票率很低,工人不再像当初争取普选权时那样积极;二是工人听说社民党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化,感到有些惶恐不安。
这一现实使该党上下感到困惑。经过反思,社民党领导人认识到两个问题,一是整个瑞典社会根本就没有为实现社会化,也就是全面的公有制作好准备。二是工人在获得选举权后,对社会化逐渐失去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能否提高生活水平和福利保障水平,最想要的是公平的分配而不是拥有生产资料。显然,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已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如何解决当时工人们最迫切希望解决的失业、贫富悬殊等诸多问题,将社会保障模式从济贫式转向全民参与、全民享有,也就成了社民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在笔者读到的国内许多有关“瑞典模式”的文章中,都提到瑞典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文章还引述瑞典学者的话来证实这一断言。但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念中,马克思主义是占有重要地位的,社民党总部至今仍挂着马克思的肖像。从所有制角度看,瑞典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国家:它90%以上的企业都是私有制。最显著的不同也许是瑞典的企业和个人上缴的税款要高于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度被列入西方国家之最。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不同,正是从这里显示出了瑞典社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在分配领域,瑞典要比其他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公平。
简单地讲,社民党人追求的是:我虽然不拥有这些东西,但我却要拥有对这些东西的分配权,至少是部分的、关键的分配权,以便让全体公民尽可能公平地获得这些东西。比如,我可以不拥有这座房屋,但我可以给这幢房屋的出租设置一个限价。
从19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起步的瑞典变革,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变革大体同步,不同的是,它找到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1960年,也就在社民党执政差不多30年后,瑞典的人均GDP达到了8615瑞典克朗,越过了人均1000美元的关口。当然,如果不是经历二战,这个过程可能会更短一些。
战后,瑞典的社会保障体制逐步建立,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等一项项计划开始落实,瑞典经济也同时进入了快车道。到1980年,瑞典人用了大约20年时间,使人均GDP达到了57161瑞典克朗,比1960年增加约5.6倍。瑞典不仅成为发达国家之一,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的社会发展排名中名列第四。
瑞典社民党“政治纲领”的第九条简明扼要地写着:实行事故保险、医疗保险、妇婴保险和失业保险。实行养老金制度,对残疾人、孤儿、寡妇给予抚恤金。
1944年,社民党又在修改后的党纲中增加了福利制度的内容,而且更加具体。比如,实行社会保险,以便在失业、事故、疾病、伤残、生育、失去家庭抚养者、年老或者其他收入损失的情况下提供支持与保障;提高住房水平,减少住房拥挤;进行定期体检,首先是对儿童与母亲;对儿童实行免费牙科保健,等等。
社民党的9个党纲都贯穿着追求平等的理念,从建党初期到今天始终不变。2005年通过的社民党国际纲领,标题就是“一个公平的世界是可能的”。
以笔者在瑞典的生活经历看,所谓平等,实际上就体现在全民福利体制之中。农民、工人、干部……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职位高低,都可以享受到基本的福利;无论你生活或工作在沿海还是内地、山区还是城市,患病时都可以得到水平大体相同的医治。
瑞典福利制度的发展史表明,在现代国家中,福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再分配来达到社会公平。没有了这样的分配,社会就不会有公平,发展就不可能持续。有什么样的福利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这样的政策目标。这才是我们在谈论福利国家时最应重视的。






分不清官和民的芬兰

李树荣

前几年,一个芬兰IT精英开车超速,被警察开了约合60万人民币的天价罚单,这个价码差不多可以买下他那部车。原来,芬兰的交通法规定,罚款是按肇事者的收入比例开出的,因为同样罚1000元,富人可能不在乎,穷人却会很痛苦,而事故是一样的,没理由让富人和穷人的痛苦程度不同。把平等做到这个份上,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为考察芬兰的廉洁程度,曾与芬兰警方合作进行了一个试验。俄方派出记者在芬兰的路上故意超速,被警察抓住后记者暗地掏出1000欧元,芬兰警察脸色大变……“接下来的对话是在警察局进行的”。记者告知原委后,警察向他道歉,并说:“您真的以为我会收钱吗?我可不是白痴,拿自己的工作冒险……”此后一个星期,该记者在芬兰多个城市“作案”,但结果颇令人“泄气”:他碰不到一个接受贿赂的警察。一位资深警官告诉记者,自打他当年进警察局上班起,就没有看见过任何贿赂发生。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前几年芬兰监察部门别出心裁地搞了个高科技的公务车监控系统,跟踪是否有人开公车办私事,结果系统装了几年,没抓到一个违规者——不是系统不灵,而是公务员太守规矩了。而芬兰的总统反而“不守规矩”:前总统阿赫蒂萨里曾自己拖着行李在机场与普通民众一起排队通关;另一前总统哈洛宁也不顾身份,在超市打折时常挤在人群里抢购便宜货……芬兰已平等得让人分不清官和民了,干净得快让人忘记世间还有腐败这回事了。
2008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建议:欧洲领导人应暂时放下所有事情,“去芬兰的学校上课”。除了平等和廉洁,芬兰的教育成就也闻名世界。芬兰年轻人最想做的职业不是公务员和医生、律师,而是中小学教师。在芬兰,中小学教师受尊重的程度超过了总统和教授,师范学校招生时总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录取率只有10%……芬兰令人惊讶的地方还不止于此:在我们一些地方的图书馆逐渐凋落破败乏人问津时,芬兰人平均每人每年向图书馆借17本书,并定期将流动图书馆开到边远的北极圈;在我们的一些中学生或忙着赶时髦或为课业所苦时,四成芬兰的中学生却“老土”得把阅读当作最常从事的“休闲活动”——曾有一个笑话说,日本人在地铁上读报纸,法国人读浪漫小说,德国人最酷,竟然抱着厚厚的哲学书在啃,而中国人“为革命,保护视力”,是什么也不读的……话虽夸张,也多少反映了各个民族的精神厚度。早在上世纪60年代,芬兰就开始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现在,芬兰财政支出的1/4用于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
有些国家的税率表面上不高,但人民的“税收痛苦指数”却很高。芬兰则相反,为应付一系列福利开支,税率之高在全世界是有名的,但芬兰的纳税人基本上能接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交上去的钱一点都没有“跑、冒、滴、漏”,政府为使每个人都受到很好的照顾已尽了力,而为了国家的未来,即便只是为了自己和孩子的明天,投资教育和医疗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其他北欧小国也都有着和芬兰类似的成就,它们成为世界上一个特殊的群体,20世纪时已有人说它们是“21世纪的国家”——它们在某些领域走在世界的前面,它们的某些经验甚至能够指明人类的发展方向。
也许有人不以为然:北欧的冰岛不是宣布“国家破产”了吗。诚然,各路分析解读已总结了不少冰岛的教训,论点可能都是对的;但不要忘记,这个位于极北之地的国家只有30万人口,在全球金融海啸中,不管水手有多出色,在狂风巨浪中驾着这样一只小小的舢板,翻侧是毫不出奇的。冰岛事件辩证地告诉我们:小国虽有成功之道,但也易有致命之伤,只不过,不能因此而一概否定北欧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一直以来的荣光。
国内对北欧模式采用的是何种“主义”是有争论的。其实,北欧的人们未必知道本国采用的是哪种“主义”,但只要政治清明,官员不搞贪污腐败,人民生活平和富足,有民主、自由、法治的权利和保障,有生而为人的尊严,叫什么“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从文化传统、历史源流尤其是资源禀赋说,北欧行得通的中国未必一定行,但另一方面,北欧不少好的东西未必中国就不能参考借鉴。中国要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还是要靠实践。依笔者看,邓小平的“不争论”,胡锦涛的“不折腾”,在我们这个凡事都得分出个邪派正统、辨出个子丑寅卯的国度里,至少要管一百年。


新加坡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孙 铜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作家冰心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新加坡一路走来的艰辛。
《李光耀回忆录》中说:“新加坡是个小岛,退潮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印尼穆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里,我们的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然而就是这个岛国,几十年来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成为世界瞩目的发展典范。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直率地对邓小平说,“来新加坡的华人都是广东、福建那些家无寸土、目不识丁苦力的后代,你们中国大陆留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的后代,没有什么是新加坡做到,中国做不到或者不能做得更好的”。身为大国领导人,邓小平表现出了伟大政治家的虚怀若谷,此后在多个场合提出要学习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的经验是全方位的,但笔者愿从一个“细小”的角度谈起,那就是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总部大楼。

执政党“大楼”的震撼
有中国学者访新时,以为执政党的“大楼”必定巍峨辉煌,楼内党务人员必定人头涌涌,可到了才发现那是个只有两层高的小楼,设备简陋,里面才11个工作人员。原来,人民行动党认为如果在市中心建大楼,会“使人民随时感到党高高在上”。新加坡执政党的务实和低调,以及背后折射出的鲜明的“人民主权”原则令人感叹,但事实上,这在不少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些国家的执政党虽然执政并掌握了权力,但“混”得很差,它的地区党部开会时因为缺钱,经常要借用某个党员的家,有时搞点活动都要临时募捐。是权力在上、人民在下,还是权力就在人民的中间;权力的运用是务实低调的,还是浮夸张扬的,人民的心中自然有数,所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够连续执政几十年而依然受到人民欢迎。
世界上像这样经选举后上台执政的长寿执政党已不多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71年,后因腐败和经济失误等问题被人民赶下台;日本的自民党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人们曾以为它会执政到海枯石烂,谁料前些年人们讨厌这个党的派阀作风和老人的黑箱政治,差点被选下台,被迫与其他小党联合执政……而新加坡执政这么多年的人民行动党,竟然一点没有腐化变质,没有思维僵化,公务员干了那么多年,也没搞出官场政治和官僚主义,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向人民指出国家下一步的前进方向……这的确难能可贵。人民行动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不说国家的大政方针,就是在容易被国际观察家忽略的执政党建设上,它有些做法就可圈可点。例如,每当政府为中下阶层市民建好组屋,人民行动党的社区分部也差不多同时在组屋成立了,随时帮助住户解决问题。工作细到这个程度,难怪行动党的议员这么多年在选举中总是高票当选。
新加坡总理的薪水在全世界领导人中是最高的,但高薪并非为了养廉,而是为了吸引一流的人才,新加坡人对此并没有太多意见:因为经济处于逆境时,新加坡的公务员不会搞给自己加薪这类“刺激内需”的把戏,高官带头主动减薪,与民共度时艰;经济好景时,政府会增加诸如医疗、教育等的开支,保障人民生活的同时持续增强国家的竞争力,有时甚至直接派钱回馈公众。
时刻与人民在一起,一个政党才会长葆青春。行动党规定,党的议员必须定期接见选民,倾听民意并协助解决群众的问题,有的议员一年竟接待了5万市民。这不能不令人联想起我们的一些人民代表和官员,有时连找都找不到,更何谈要他替群众排忧解难。与新加坡的议员相比,我们的代表和官员是不是太好当了呢?国内问责制和责任政府刚推行没多久,就有官员抱怨“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像是“在鸡蛋上跳舞”。其实,“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是现代政治的常识:官不好当了,群众才能好过。清代一县衙的楹联写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说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21世纪的官员,没有理由不明白封建时代官员都明白的道理。

小国体量 大国心胸
有学者总结新加坡成功的三大要素:一是坚守如诚实廉洁、多元种族等价值的“天道”;二是与时并进,脚踏实地的“地道”;三是顺应民心的“人道”。如果说以上属于“方法论”的话,笔者以为新加坡的成功还在于“世界观”。
新加坡虽小,但几代领导人都具有难得的世界眼光,与东西方的大国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有时甚至成为东西方交往的桥梁,在国际上很有发言权。当年,有着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教育背景的李光耀在任总理三个月后,毅然放下千头万绪的工作,赴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进修了三个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跨国公司顾问、东亚问题专家等各路精英讨论治国的理念。此后,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他时刻注意广纳各方意见,留意国际政经及产业动向,不断因时而动调整姿态。新加坡的这种“世界观”,使它一路走来,始终立于国际趋势的潮头,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三代领导人都与中国几代领导人关系良好,并经常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为中国领导人欣赏和采纳。而中国对新加坡学习和考察的重点,30年来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开始时关注经济层面,诸如如何建立工业园区等;近年的考察热点逐渐过渡到政治和社会层面,例如如何在一党执政下实现党派制衡和舆论监督,如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如何建组屋等。如今,中国广东一省的GDP已超过了新加坡,但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乃至相当部分的经济领域,可以学习新加坡的地方还有太多,许多事情我们也仅学了点皮毛。国人可有“叫板”新加坡的勇气,但绝不能有唯我独大的傲气,中国领导人虚心学习新加坡的精神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
当然,国际社会有关新加坡“东方式民主和价值观”的争论从未止息。托克维尔写于新加坡建国前100多年的传世巨著《论美国的民主》有一章节很有意思,似乎是在“论新加坡的民主”。托克维尔说,“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的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极其认真的,很有预见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它愿意为公民造福,但它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托克维尔继续指出,这样的当局“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它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托克维尔对这样的民主并不看好,原因之一,可能是这样的社会天然地较为缺乏创新的精神。李光耀亦坦承,“新加坡是一个整洁的地方,人民不准吃香口胶,不准在有空调的地方吸烟,限制多多,不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以高效管治闻名于世的新加坡,如何在人们对自由的意志有着更高要求、越来越强调创新的今日世界中从“乖仔”变“型男”,可能是它未来持续发展的一大挑战。而事实上,如何从政府强力主导甚至带威权色彩的社会,顺利转型到真正的现代民主社会,是亚洲许多新兴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共同挑战。诸如韩国、菲律宾、印尼这样的国家,几十年历史上都是由政治强人长时间掌控国家权力,在超稳定的政局下迅速完成工业化进程,实现国家的起飞,成为“小龙”、“小虎”,令世界刮目相看。也许,在一定历史阶段,强人治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的政治、经济诉求日高,这种模式的弊端就逐渐显现,尤其在危机爆发时,政府若不能令经济持续增长,就会突然失去执政的合法性,从而引发政局动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大批东亚、东南亚国家一夜之间“变天”,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而这,是值得区内大国作深入思考的。
谈到新加坡,笔者愿意顺便提及与它隔海相望的文莱,把这两个小国放在一起对比研究挺有意思。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的资料显示,文莱人均GDP5.1万美元(按货币实际购买力即购买力平价计),比新加坡还高。文莱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而致富,富到1992年国际炒家狙击英镑,堂堂大英帝国弹尽粮绝时竟要向这个东南亚小国求援。但这个小国除了石油,又几乎什么都不产,不但日用品等全从新加坡等地进口,甚至连货币都是新加坡代印的。上帝是不公平的,它让有的国家“躺着都可以成功”,而让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筚路蓝缕,一路走得如此辛苦。但若问起哪个国家更值得尊敬,我想多数人都不会认为是福利更好、生老病死全被包起来的文莱,而是选了好的制度,有了好的带头人,抓住了国际机遇,并靠自己一手一脚打拼出来的新加坡。


国光小国镜鉴治大国若居下流
国 光
2009年第6期 同舟共进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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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数量最多的是小国。在联合国192个成员国中,大国屈指可数,小国占绝大多数。大国与小国一起,构成了地球上繁星满天的璀璨夜空。
大国与小国的辩证法
执国际政经牛耳的大国主导了世界,然而小国却常常走在世界的前面,它们的出色有时超乎你的想象——全球人均最富的10个国家,8个是小国;“透明国际”评出的最廉洁的10个国家,前8位全是小国;世界经济论坛2008年评出的全球最具竞争力前5个国家,小国占了4个,而在该机构2009年1月评出的全球信息科技榜上,实力超强的美国仅排第三,小国占了前10名的8席;全球经济最自由的5个经济体,小国(或地区)占4个;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20个国家中,小国占13个……如果愿意,这样的名单还可以长长地开列下去——当今世界,时时处处在谈“大国崛起”,换个脑筋研究一下“小国崛起”,或许能有不同的收获。
世界上精彩的小国有很多,如后发国家发展的典范新加坡;多个领域走在世界前面的北欧诸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恶劣环境下顽强生存的以色列;东西方冷战时期常处于冲突中心,转型后大破大立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将人们眼中“过时”的农牧业做成朝阳产业的生气勃勃的新西兰;10多年前还是欧洲贫穷岛国,后来毅然放下百年来与英国的歧见,向世界敞开怀抱并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宠儿的爱尔兰;油藏掘尽后大胆变革,在传统的阿拉伯世界力推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改善营商环境,在沙漠上创造奇迹的阿联酋的迪拜……
时代在变,潮流在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越来越不再讲求谁能在战场上打倒谁,而是比谁的价值观、谁的发展模式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谁能使人民过得富裕和幸福。这有些像近年来的奥林匹克赛场,虽然还是大国综合实力强,得到的金牌最多,但不少小国在某些项目上表现突出,也能连夺金牌乃至连破世界记录。过去,国家大、人口多,意味着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也更有安全感,甚至可以出去抢更多的财物和地盘;但人类已经跨过野蛮的殖民时代,在越来越文明的世界里,全球化打开了世界的市场,小国也越来越有机会靠着“一招鲜”、几招鲜而“吃遍天”。
小国当然也有不足。比如,最近一条新闻引起国际间的广泛关注。在伦敦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通过了一份经合组织的避税名单,4国被列入“黑名单”,另有38个国家和地区被列入“灰名单”,包括瑞士、卢森堡、比利时、新加坡等。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曾于会上提出将香港和澳门列入“避税天堂”,遭中方强烈反对,最终大会在最后一分钟达成协议,港澳未被列入黑名单。事件凸显中国与日俱增的大国影响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会后瑞士抱怨,自己身为欧盟成员国,却被德法等欧盟大国当作牺牲品于会上“祭旗”;新加坡亦有评论羡慕港澳于关键时刻有国家援手,而自己却无此幸运。
事件背后反映的国际政治现实颇耐人寻味。小国(或小经济体)若无大国的强力奥援,在起伏不平的国际政经风浪中,尤其在这次全球金融海啸的惊涛骇浪中,是难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虽然,由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国际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日渐式微,但不可否认的是,小国仍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一不小心,很易沦为国海孤雏,这是小国的天然弱势。
小国的另一弱势是在经济上。由于国小人少,它们一般只能发展有限的几个产业,一旦国际市场逆转,小国首当其冲。例如,此次金融海啸中,以金融业为重要支撑的欧洲小国冰岛宣布国家破产,一度因大力吸引西欧外资而风生水起的不少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欧洲企业紧急撤资而立陷经济困境……缺乏战略纵深,抗风险能力较弱,这亦是小国的天然弱点。
以上这些,是大国不会或较少遇到的问题。而有些小国独有的优长,大国是难以学习的;相应的,一些大国占优势的领域,小国也难以企及。小国船小易掉头,通常反应灵活,能迅速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而掉头不易的“大船”难以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当遇到大风大浪时,“小船”又较易翻船,不像“大船”般稳定。所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尺亦有所短,寸也有所长,这是大国与小国的辩证法,亦是这个多元世界固有的图景。

小国是一面明亮的镜子

对大国来说,参考借鉴小国成功之道的意义在于:首先,大国最易滋长睥睨天下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小国的成功能让大国查找自己的不足,成为大国难得的清醒剂;其次,大国综合,小国专注,小国在某个产业领域会有超强的表现,大国由此可以参照多个小国的经验,全方位地发展和提高不同行业的水平;第三,大国也是由不同的省、市、地区组成的,独立地看这些区域,无论从人口、资源还是产业格局观之,都与小国有近似之处,因此从地方的角度出发,学习成功的小国就有更大的意义。
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在当前金融海啸下,国内有一种民族膨胀的心理涌动,有人甚至提出“已经不是中国向世界学什么,而是世界向中国学什么”。在这种语境下,提出“借镜小国”,是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得了?平心而论,中国确有令国人骄傲的理由,但自信与自大相差只有一步,跨过这一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历史学家在总结人类历史上强国衰落的规律时发现,一些国家在强大之后自我封闭,不再学习他国之长,是最终为世界潮流抛弃的重要原因。
大国封闭心态的滋长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在今天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正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国际社会的现实背景下,剖析这种膨胀的民族心理尤显重要,因为它很可能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障碍。借镜小国,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扑灭大国燥动的虚火,令大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他国。可从两个“比较”的视角阐述这一问题——
首先是纵向比较。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的名著《世界经济千年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7年12月,英文版)指出,早在公元元年,大概是王莽篡汉的时候,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下同)的GDP已占世界的26.2%,鸦片战争前夕的1820年占32.9%,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比美国现在占世界GDP的比例要高得多;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忧外患加速衰落的情况下,1870年仍占17.2%。而现在,即使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GDP仅占世界的11.2%——不仅远未恢复汉唐荣光,甚至不如晚清——当然,今日正值上升期的中国与当年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衰落期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但数字会说话,如今我们虽小有成就,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相去甚远,有什么理由沾沾自喜、自高自大?清王朝自视“天朝大国”,结果一败涂地的教训值得记取。更何况,即便我们津津乐道的一些成就,也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我们常说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固然是中国解决温饱问题的伟大成绩,但细思之下,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朝代,比如清乾隆时期,不是也用世界×%的耕地,养活了世界××%的人口吗?对现实问题进行历史的分析,可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视野的不同,决定观点与心态的不同,应当睁眼看世界,放眼观历史,而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米粒之微。
然后是横向比较。表面上,中国似乎“不差钱”,但事实上,我们的体量虽然很大,人均起来只能算是“小个子”;我们创造了世人称羡的经济奇迹,但问题绝不算少。在许多方面,中国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大国尚有较大的差距,不少小国在某些方面也远远走在我们的前头。当然,小国的一些好东西,大国由于情况不同或条件所限,是不必学亦学不好的。如北欧一些小国,人均资源占有量数倍甚至十数倍于中国,其福利国家模式便是中国难以复制的。国人假若容易骄傲自满,将来要讨论的恐怕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国的衰落了。
中国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大国,但何谓“大”?充满智慧的古人说:有容乃大。虚心学习他国,大国学习小国,不是降格不是自卑,恰恰是对强国之路有自信的表现;而动辄“不高兴”,指责这个抗议那个,反而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这是民族心理的辩证法。有没有健康的大国心态,对中国的未来十分重要。
借镜小国,说到底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发展、世界的和谐。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是指治国要谦虚谨慎;老子又说“大国者下流”,其实说的是“治大国若居下流”——大国要像居于下游的江海一样有广纳百川的心胸。语云: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我们提出“学习世界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当然包括小国创造的先进成果。精彩的小国是一面明亮的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的不足,令我们时刻惕厉;出色的小国是有力的鞭策,让大国常怀包容虚纳之心,常思治国理政之策,常寻科学发展之路。

古巴无人上访

张心阳
(《解放军报》理论部高级编辑)
看到题目,您可能会说,没有民众上访的国家多了,岂止是古巴。是的,没听说过瑞典、挪威、智利、秘鲁或日本、新加坡有人上访。
不过这些国家其实并非无人上访,只是变换了一种形式——集会游行,几万或几十万的人为了某种诉求,组织起来向执政者游行示威,规模比上访大得多。有些国家把集会游行片面地看成是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虽然明文规定有游行的自由,但实际上几乎处于被杜绝的状态,所以游行就变成了上访。而上访一般人数不会太多,少则一二人,多则千百人。
之所以说到古巴,一是单位同事去某大学听课,教授津津乐道于古巴没有上访现象,让他颇为感慨。二是古巴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对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民众有什么诉求通常不搞游行,而是上访。而古巴既无游行亦无上访,又是处在美国脚下的弹丸小国,无时不在“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之中”,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实属不易。
上访源于不公,源于个人利益受到侵害。在这一点上古巴百姓似乎真是幸运的。古巴社会相对公平,领导干部没有特殊化,部长工资450比索(约合25美元),教授工资490比索(不会出现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位置的反常现象),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工资也只有500比索(比教授只多0.5美元)。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古巴就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免费体检、免费教育,“从襁褓到坟墓”一包到底,从中央领导人到平民百姓人人平等;物质生活保障方面,不仅领导人没有特供,而且儿童和老人还多一些。90%以上的居民都有私人住宅,没有因房屋拆迁使老百姓居无定所的现象;失业率不到2%,几乎人人有工作,高干子弟绝不会要保证给个什么省级、部级、将军之类职务,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就业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要求民众尽义务,领导人一定带头,比如献血,中央领导人都义务献过血。
上访还源自个人权利受到权力者的严重挤压,无处申冤。古巴老百姓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在古巴,权力者绝不仗势欺人,相反,他们很平民化。除了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其余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没有警卫员。中央领导人出行不会开辟专道,也没有警车开道,下班后常常推着自行车和百姓边走边聊。政府办公楼前不设禁区,没有“闲人不得入内”的牌子。谁要找领导人,在他办公室门口等候下班就行。当然中央领导人办公事时也乘公车,他们的车牌是专设的白色,如果你有什么急事,可找白牌车拦,只要车未坐满且顺道,就可以搭乘,这时有什么心里话,还可以在车里和领导人聊几句。世界上一致认为北欧国家的领导人是最平民化的,其实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的领导人也做得很好。领导人平民化不分国家,也不分社会制度。
古巴的司法追求公平公正,也很人性化。警察对嫌犯就像对客人,因为未经审判都可被推定无罪,所以审判前嫌犯都像在家里一样生活,绝不会发生“躲猫猫”不小心磕死在墙上,突然“作恶梦”吓死在床上,或“患心肌病”猝死在拘留室的现象。司法判决不会循私舞弊,不会“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除涉及国家机密,各种案件皆开庭审理、媒体监督,所以司法机器下极少有冤鬼枉魂,当然也就不会有人背着大包小包的上访信找卡斯特罗喊冤……
古巴社会稳定是由于经济落后、发展迟缓、社会矛盾少吗?不,古巴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排名第50位,在中国之前,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国家。如果按某些理论,这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是最容易出现内乱的,但古巴却一点也不乱。它的经济增速也很快,2005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1.8%,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不可能不出现,比如修路占田、建房占地、城市改造、工厂排污等。可是,古巴就是没有上访者。
由此可知,上访现象并不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绕不过的坎,关键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如何理顺各方利益关系,如何对滥用权力的行为实施有效监督;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能否得到保障,社会能否保持应有的公平;各级领导干部是不是真的在服务民众,老百姓进政府办公楼是不是如同进自家门,想搭乘领导人的顺风车能不能招手就停……如果这些都不在话下,上访这种事自然就不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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