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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谈辛亥革命理想情怀和现实道路

201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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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谈辛亥革命理想情怀和现实道路

2011年10月27日 第461期文/韩见 标签:理想情怀和现实道路
傅国涌40万字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专注于辛亥革命中的“群角”,即小人物,通过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等史料,还原最接近真实的历史。

20多年前,傅国涌就开始关注辛亥了。在他占领了整面墙的书架上,有两排关于辛亥革命的书籍,包括那个时代重要历史人物的文集和后人的专著。其中有一些购于中学时代。

2004年,他完成了第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书《主角与配角》,主要关注大人物在这场革命中的角色。今年6月和9月分别出版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下两册,则专注于上一本书就已提出的“群角”,即小人物,通过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等史料,还原最接近真实的历史。

由于资料太多,傅国涌将创作地点从书房搬到卧室。飘窗上、电视机柜上和电脑桌下都堆满书籍和资料,将他包围起来。除去收集、录入史料的时间,整整一年,他每日笔耕,将原定十几万字的书写成了40万字。他说:“从材料到观点,写多少字就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了,我掌握的材料大大超出了我的设想。”

35000字澄清民国的旗帜问题

《百年辛亥》中有一个章节专论《易帜》,傅国涌援引大量文字和图片资料,互相参证,澄清了民国的旗帜问题。他说:“这是百年来多少代学者都没搞清楚的细节,《中华民国史稿》讲五色旗的来龙去脉,开篇就错了。包括亲历革命的孙中山、冯自由,也没搞清楚那么多旗帜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用35000字写明白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象征大清王朝的黄龙旗被撤下,全国各地纷纷挂起了新的旗帜。民国初年旗帜混乱,后人大多认为18星旗和青天白日三色旗是使用最广泛的两种旗帜,其实它们都是地域性的。前者多在武汉使用,后者主要在广州,因为孙中山对青天白日旗情有独钟。但是傅国涌所参阅的史料表明,使用频率最高的其实是白旗。五色旗则是后来革命党人讨论决定的。

“杭州独立,几乎所有回忆都说挂的是白旗,唯有英国驻杭州领事11月6日写给朱尔典的信提及白色旗帜与共和旗帜。”在南京,美国传教士汤姆森《北洋之始》回忆,“红白蓝三色旗和白色的旗帜插遍每个角落”,又说“到处都飘着白色的旗帜,在中国曾经代表死亡的白色,现在也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代表着和平”。

两位外籍人士的叙述不构成足够的证据,傅国涌说:“我需要无数不同来源的史料,它们相互参证,意思相同相近,才能基本敲实。”而且他倾向于相信当事人当天所写的书信和日记,其次再是报刊文章和事后回忆。

在苏州,有少年叶圣陶的诗句“一夜城头旗尽白”。《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记载了长沙独立时,“家家户户均于门首高悬白旗”。《黄药眠口述自传》记载,黄仲恺与汤化龙乘船沿长江赴上海,途径九江、安庆、芜湖等处,都已高悬白旗,进入吴淞口时,也是一眼就看见了炮台上的白旗。上海海关税务司墨贤理给安格联写信说:“今天所有中国商店都悬挂了白旗,租界内像放假的样子。”至于为什么会选择白旗,据《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中万耀煌本人所说,是因为武昌起义的晚上,“革命军都是臂缠白布为记号,所以二十日起全程都是悬白旗,汉口、汉阳光复也是如此……白旗简单纯洁,容易购制,可能是当时采用的原因之一。”

类似这样直接引用的细节占据了《百年辛亥》的每一个段落,这是一本表面上没有观点的书,然而所有的立场都隐藏在事实的选择和章节的编排中。傅国涌表示,若观点先行,再去找证据证实,势必会将与观点相悖的史料舍弃,这是做历史的大忌。“我写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做出新的事实判断,有了事实判断,其他擅长理论分析的学者可能会据此提炼新的观点。但是如果你想推翻我,不能从理论上推翻,必须拿出事实来推翻。”

新史料刷新对辛亥的认识

傅国涌是独立撰稿人,没有学院背景,无法使用某些公共资源,所以找朋友帮忙收集史料花费了他大半精力。许多无法买到的日记和手稿需要复印,仅今年半年,他花费的复印费就超过了1000元。

有一次,他打听到武昌起义纪念馆中收藏了一份《从军记》手稿,是端方被杀时在现场的一位新军士兵陈文斌所写,于是托武汉电视台的一个朋友帮他去找。该纪念馆不对外开放,那位朋友第一次去时,直接被打了回票;第二次去时,看到了手稿原件,但不允许拍照复印;第三次去时,才同意他手抄。

傅国涌也曾跟一位在澳洲的留学生提起史料的事情,后来这位留学生去日本交流,日本的外交档案是开放的,他就专门到日本外务厅复印了没有中国学者见过的珍贵档案。史料的翻译工作,也得益于翻译家朋友向汉学家不断求教。

这些资料后来都派上了用场,虽然体现在书里可能只有几十个字,却是其他著述中没有被使用过的。

在艰苦地整合材料的过程中,傅国涌对于辛亥的认识也在不断刷新。他认为,这些新发现体现在书里,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书中写了大量的群角。“毛泽东、蒋介石在当时都是小人物,郁达夫、徐志摩、叶圣陶、吴宓在当时也不是名人,李宗仁、白崇禧、张自忠都还是小学生,但他们后来成为了大人物。”“也有一些人最终都是小人物,这些人中有反对革命的,更多的是中立的,他们的记录一般来说更接近真实。”二是复原了大量细节。除了前文提到的易帜问题,还有比如瑞瀓逃跑时,房子怎样、床怎样,逃到船上以后怎样,“我通过他老婆的口述,站在他的角度写了这些细节”。三是侧重写了革命发生后全国的金融状况。四是通过“人心思变”、“神秘预兆”、米价上升等情况,从虚实两方面反映了革命是如何引发的。五是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南北双方的财政困难,比如国库里有多少钱,精确到几角几分,还罗列了每一个独立省份财政上的具体困难以及他们如何去敲诈和募捐。财政困难的细节使傅国涌确证了第六个新观点,即列强在当时保持了中立,“至少是相对中立”。“我们教科书的写法让人以为列强是帮助了清廷或者袁世凯的,其实他们没有借钱给任何一方,而在当时,借钱是最大的帮忙,有了钱才能买武器。”

假新闻符合革命准则

有很多人问傅国涌,你在《百年辛亥》中提供了什么价值判断?他说:“我自己当然有我的立场,但在书里我只提供事实判断。把事实判断做好了,价值判断自然就出来了。”他确实没有直接表达他的立场和看法,在行文中,甚至连“腐败”之类略有主观倾向的词语都很少出现。

在书的前三章“人心思变”、“恐惧乱世”和“报馆鼓吹”中,傅国涌提及了民谣、谣言和报纸文章对革命的影响。当时在西安流传着一则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它的由来很有意思。有一日革命党人杜仲虑与景梅九在长安南城门边喝豆浆,忽然天上彗星辉耀,杜仲虑随口编了两句谣言:“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景梅九立即附和:“这个童谣相传好久,不知是什么意思?”没想到卖豆浆的接话道:“就是说大清家快亡了!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二百多年了,还不亡么?”连旁边的警察也赞叹了几句。谣言就这样传开了。不只西安,身在湖南的丁玲和住在富阳县城的郁达夫,甚至法国驻北京公使都注意到彗星现象并留下了记录。

谣言起于民心不安,报馆文章在当时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更加不可估量。少年叶圣陶在当年10月12日至29日逐日记下看报得来的消息,足见当时人们对报纸的渴望。其实当时,为了配合革命,报纸上有不少假新闻。《辛亥九月苏州城变记》中记载,当时苏州一些士绅对上海的报纸十分不满,认为他们与革命党人气息相通,“专播谣诼,以惑民听,好乱者皆从而和之”。革命党人之善于制造和利用舆论,在另一桩事件中更有绝妙的体现。其时各报受禁不得登载武昌起义相关新闻,白逾桓忽然想起法国大革命时,巴黎报馆受政府干涉,不准登载革命消息,他们一律刊发白纸,人心更加恐慌。景梅九决定在《国风日报》上一试,“除一版广告及社会新闻外,正面一版,全空白;却在上面排了一行二号字道:‘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报纸一出,人心更加不定,大家都猜测“大概革命军完全胜利了”。

傅国涌如实呈现了当时的谣言四起和报业乱象,虽然他并未在书中直接做出道德评判,但是将这些内容安排在书的前三章,并且拿出了他从事言论史研究多年的储备,足以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也体现了他本人的立场。他表示:“那些假新闻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它们不符合新闻准则,但是符合革命准则。世人和历史都原谅了它的错误。”

傅国涌说:“我们评判社会,要对它有复杂的理解,这样才不至于太愤怒太抱怨。”
B=《外滩画报》
F= 傅国涌

B:你在书中展开了大量的群角叙述,在你看来,什么是群角意识?

F:群角意识其实就是公民意识。群角成为“角”,就具备独立性,不是看客了。他们不是可有可无的,无论支持、反对,甚至中立,都是选择,都会对革命结果产生微妙影响。
无数小人物加在一起是有分量的,当他们站起来就有了力量,跪着的时候没有力量。我书中提到的很大一部分群角卷入了革命,他们有些参加学生军,拿着假枪在街上巡逻,正规部队就可以去前线。我在“谁覆清廷”这一章中用了很长的篇幅写学生,他们都是无名氏,但是登高一呼天下景从,只要他们发出呐喊。

B:年初你写过一篇文章《百年辛亥:我们往哪里去?》,其中对于辛亥百年之际的社会状况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F:如果现在写,文章的总体观点不会有变化。我们往哪里去?方向是很明确的,民权。辛亥革命提出的民族、民生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关键是民权。一些公众事件的发生也是因为民权没有保障。

B:在书的最后一章,你详细写了民国建立的过程,是多方相互博弈和妥协的过程,你如何看待妥协?

F:妥协是达成多方都可以勉强接受的共赢结果,已经不错了,今天我也期待我们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未来。提及辛亥革命,我们总是过于强调坚持斗争,讲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其实软弱妥协都是中性词。

人性是有差异的,其中的错综复杂不是简单的价值评判可以说明白的。比如有些自由派人很坏,心里很多小九九,但价值观不错,有些左派可能观念守旧,但人正直。我们评判社会,要对它有复杂的理解,这样才不至于太愤怒太抱怨。还是要中正平和地看待社会,走中道二合的道路,和平地转换到健康制度。在化解矛盾和危机方面,辛亥和平妥协,其中间环节是今人要建设性对待的,其结果是可以参考的。我们过去对这些问题不宽容不饶恕,一定要打倒,但破坏性是可怕的。

B:在百年之际回首辛亥,除了时间节点上具有纪念意义,你认为最应当牢记的是什么?

F:不能简单地对待历史,要看到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一直以来我们习惯把历史片面化,似乎历史很单一,其实它是千回百折的,辛亥是由无数色块拼成的,历史中个人的态度立场也不是单一的,而且每个人都有限度和弱点。看到这些才能同情、理解历史,更好地面对现实的处境,不抱怨、不愤怒,理性、有节制地抱着理想情怀,走现实道路。

读史有很多感悟,读史的魅力在于可以体会其丰富性。如果都像百家讲坛讲的那样简单,还有什么意思呢?都被一下子定性了,还有什么复杂性可言呢?每一个历史人物在面对重大事件的时候都是复杂的,都有内心的较量纠结。洞察历史的复杂,找出千丝万缕中清晰的线索,是史家的本事,读者看书的时候发现心里有回应,就是美好的事。脚步是要踏在地上的,思想可以在空中展开。看穿这一点就豁然开朗,我面对100年后的中国,就不会简单地评判现实,不会认为非黑既白。

本文由《外滩画报》链接:http://www.bundpic.com/2011/10/16247.shtml 傅国涌谈辛亥革命理想情怀和现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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