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页 | 频道首页 | 本站地图 | 论坛留言 | 合作联系 | 本站消息 | |
古代文化 文化动态 考古发现 历史研究 历史人物 外国文化 民俗文化 成语故事 国学经典 文化其他

冲突解决的诸种机制

2013-10-26
冲突解决
冲突解决的诸种机制

Adam Przeworski(美国纽约大学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2012年6月6日重庆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仪式上的学术报告,席天阳现场翻译,王东宾录音整理,崔之元校对

各种各样的冲突无所不在,且大部分与分配形式有关。比如收入分配冲突,当你我希望得到同样的东西时,冲突就出现了。还有国家之间的领土冲突,此外欧洲的历史上有大量的宗教冲突、种族冲突等等。

小问题也能引起很大甚至很激烈的冲突。比如最近在法国,关于足球队在赛前是否应该唱国歌马赛曲这件事,就产生了激烈的争辩和冲突。众所周知,马赛曲歌词有着强烈的军国主义或军事化情结,比如“公民们团结起来拿起武器、武装起来”,许多足球运动员不喜欢这种色彩的词汇,在这个问题上各方分歧很大。 今天我将给大家展示一系列抽象的冲突解决机制,同时将非常简要地阐释这些机制的有效条件。需指出的是,我并不意图对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进行分类,我不喜欢贴标签的方法。今天所讨论的各种冲突解决机制均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中。

冲突解决机制可以范围两大类:一元机制和多元机制。前一类冲突解决机制否定冲突的存在,通过压制的手段去应对集体反抗,称之为一元冲突解决机制。第二类允许或组织、管理关于冲突的各方,称之为多元冲突解决机制。正如大家所知,即使是各位的老师的老师也未必知道所有的东西。在讲演中,我会指明还没有完全理解透彻哪些冲突解决机制其有效的背后原因。

下面分别讨论冲突解决的诸种机制。

一、国民团结与和谐

(一)国民团结与和谐

首先是统治者对国民团结的倡导和宣传。从历史上看,无论如何变成统治者的,所有的统治者一旦当权后,纷纷诉诸于并大力倡导团结辞令。这种政治辞令强调,在社会中及社会成员间不存在深层次的利益对立和分裂,所有公民、社会成员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并且政治生活可以通过协商同意来解决,因此合作是比冲突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选举非常激烈的国家,选举中各个政党之间可能十分敌对,然而一旦选举结束,新领导者上台后会立即启用团结辞令。比如美国杰佛逊总统、布什总统等等。前一段时间,法国新总统奥朗德上台后,第一场演说中就强调“我代表所有法国民众的利益,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执政者诉诸对“团结”的提倡,从共同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公众的利益中来取得政治上的权威

从规范的角度看,这种“团结”或“同意”或“合作”概念,非常有吸引力。假如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一致,大家所想要的一样,那么,任何关于集体行动的决策都可以通过自我来执行。换句话说,集体决策的结果正是个体想要的,对决策的执行是自觉的,因而不需要强制力量来保证个体服从集体决定。

然而,这种完全团结的假定不现实。比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潜在的分裂倾向深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中”。又如,法国宪政之父萨耶斯说:“人们本身在共同的利益之下团结起来,但并不等于说人们的所有利益都是共同的、一致的”。

一种解决方案是,没有必要假定或主张共同利益一定高于所有的,而可以在某一点上达成共识,或在具体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也是卢梭的观点,“不论什么是共同,什么是特殊,对我们最重要的是那些导致分裂的事情” (Whatever it is unique,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what is to divide us)。中国的和谐政策就是一种具体的机制。

我认为,和谐政策是发现共同利益点的一种可能机制。但必须承认,直到两个礼拜前来到中国时,我才刚刚开始注意到和谐机制,还在逐步了解中。对我而言,它的运作过程还非常陌生、不能通晓。目前,能确认的是,和谐机制的核心是决策制定和改进过程中调和了各种复杂因素,进而形成一种冲突解决机制。

(二)团结机制有效性

对于这种解决机制有效性及其评估方法,我目前并不十分清楚。然而,可以确认的是,人们倾向于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决策能代表多数同意,倾向于认为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决策比简单的机械式的——比如通过少数服从多数或暴力的方式更为有效。与此同时,因为这种决策反映了社会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利益,人们较为看重或希望决策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考验。

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在世界各地的民意调查中,有关于民众对政府机构信心排名的调查。对代表团结因素的政府机构,民众的信任程度总是最高,比如军队、警察、某些国家天主教的教会,在民众中有很高的信任度;同时,那些代表分裂因素的政府机构,比如议会、政党、政客等,在民众中的信任度总是最低。

如此频繁使用或诉诸于和谐团结的语言,世界各国的政治家无一例外,使我相信团结机制本身并非完全无效,它的存在一定有其道理。

(三)存在的问题:事后服从难题

团结机制的问题在于能否保证人们事后服从约定。即使存在共同的利益,也并不意味着根据自我利益每个人事后会服从集体作出的决定。比如接种疫苗,对社会而言,接种疫苗是必要的、符合共同利益的事情,然而在接种过程中有感染疾病的风险,尽管概率非常小。然而,如果大多数人都接种了疫苗,剩下的人就没有接种疫苗的必要性,这产生了搭便车的激励。所以在这种机制下,如何保证人们事后服从决定、克服搭便车问题就非常重要。

二、压制,并常与收买结合

(一)组织化的反对派

在政治冲突中,很重要的问题是领导者能否容忍集体形式的反动派。如果一个社会在本质上是团结的,那么分裂只能是人为的分裂,造成人为分裂的是自私的、争吵不休的政治家。比如美国某著名政治历史学家指出,“在美国历史上,关于有组织的反对派的意见是,反对派派本身是不合法的,因为它是颠覆性的” 。

如果我们允许反对派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政治的冲突可能产生进一步的暴力甚至是内战,欧洲历史上关于宗教战争的例子比比皆是。类似观点在所谓的非西方民主理论中经常出现。比如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苏加诺说:“民主制度本身融合了活跃的反对派的概念,而我们容忍了反对派,正是这个概念造成了我们现在工作的困难”。也许大家对苏加诺的言论并不感到惊奇,但下面的观点可能会令大家瞠目。

比如《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詹姆斯·麦迪逊劝说纽约州的公民支持宪法,就提到“宪法的好处是有效遏制不同派系间的暴力和冲突”;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姆斯谈到“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像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政党这样让我感到不安”;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说,“支持一党制的主张,是因为只有一个执政党时,所有的民众会在共同的善或共同的利益基础上团结起来”。又如,华盛顿1796年离职演说中提到,“所有的组织,无论在表面上看有什么特征,意图都是是控制或影响具有宪法权威的决策者,从而对政策进行施加影响,此时他们造成的后者是破坏性的。这些组织的使命是把社会组成不同的派系,用局部的、一小部分精明的、能干的群体组成政党,所代表的是政党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政党轮替使公共政府分裂成不同的派系,而不是统一的、行之有效的整体计划”。

法国议会1791年通过的法案中强调,任何社团或组织不能具有任何形式上的政治上的存在,也不能对制宪权和立法权的过程有讨论或批评,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以集体名义对自己利益进行诉求,不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也不能参加任何公开的公开仪式。

(二)压制组织化反对派的机制

讨论压制组织化反对派的机制,需要明确严格的假设条件。假定每个人都拥有财产,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精神性的;同时有些人对财产现状满意、有些人不满意。不满意的人可以加入政治反对派。只有相信足够多的人加入政治反对派时,感到不满意的人才会决定加入,即人们考虑是否加入反对派,是由究竟有多少人已经加入这样的信念决定的。每个人的满意程度是私人信息,但私人间可以通过社交或社会网络来促进信息的交流。对政治统治而言,个人的不满程度是可以被容忍的,更不能容忍的是作为网络化联合的集体性不满。

当权者遏制组织化反对派,共有三种机制。一是影响人的信念,即宣传;第二个是消除或减弱人们之间交流的社会网络,即压制;第三个是通过再分配政策或经济政策来增强人们对现状的满意度、减弱人们对现状的不满,称之为收买。

在政府中,压制是通过特定的工具,通常是警察部门的介入,一旦军队介入则表明出现了严峻的政治危机。这种压制机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压制对统治不利信息的同时,也会掩盖到对统治者非常有用的信息。决策制定时常常会出现失误,此时就需要民众批评。如果对民众批评进行压制,就不能纠正决策的错误。比如苏联政权末期曾设想通过大型公共工程使塞尔维亚的河流倒流,这如果成真将会造成人类重大的生态危机。幸运的是,当时苏联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挺身而出,奔走疾呼方才制止这样的错误决定。但是在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压制批评的声音,使有效的信息不能够被披露,导致错误的决策无法得到纠正。

第二,压制机制不能有效解决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个人间的局部冲突,大多数冲突对政府、对执政者没有真正的威胁,如果采用一刀切的压制会阻遏系统性解决局部性小冲突的途径,使较小的、孤立性冲突有可能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可以从波兰的历史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发生在波兰各地小规模的政治罢工本来不会对政府造成大的威胁,但政府没有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去疏导并有效控制,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激烈冲突。

如前所述,收买机制指的是政府可以通过激励政策或政策照顾来增加人们的满意度,提升对政府的支持。采用收买机制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时机问题。马基雅维利的著名论断,“当敌人的军队已经包围城市的政府的时候,此时国王对民众的让步是无效的,因为民众非常清楚地知道一旦威胁结束,统治者会回到之前的状态”,这时的政策改变和政治承诺是无效的。第二是腐败问题。如托洛斯基所指出的,“官僚本身在决定政策或商品分配时有很高的裁量权,他们会首先考虑照顾自己的利益”。因此收买机制的执行成本很大,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腐败。

前面讨论的这些机制是一元的,下面开始讨论多元机制,即允许、组织、管理冲突的机制,是制度化的冲突管理机制。

三、选举机制

第一种多元机制是选举机制。需要强调的是,选举机制并不意味一定存在激烈的竞争,它包含的关键因素是对选举结果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即在位的统治者无法确定能否继续被选中而得以留任。有两类和选举制度有关的具体的冲突解决机制,一种是权力分享机制,另一个是政党轮替机制。

在权力分享机制中,政党对政府的影响力与他们的选举成果成比例,比如政党成员在内阁中的职位,由其在议会中议席数量所占比例来决定。这种机制的不稳定性在于,当前多数派获取权力后会运用在任的权力去增强未来选举中的优势。如果他们知道多数派会利用当前获得的权力来巩固下次选举的选票,少数派不会拥护和服从这样的机制。

权力分享机制仍然可能导致大规模冲突的爆发,原因在于权力分享主要是在政治家之间、政党之间或精英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妥协。这样一来,民众没有替代选择,所以当他们不满现状时别无选择,只能拒绝任何政府。比如2001年时阿根廷发生的例子,当民众认为既然无法选择具体的政党,那只能把所有的政府都踢出去。

政党轮替机制与权力分享不同。可以从直觉考虑这种机制为什么会有效。假定在选举中输掉的政党,面临这样的选择——服从选举结果还是诉诸于暴力手段。如果政党轮替的周期很长,比如王朝的轮替,动辄数十年,对输掉的政党来服从结果说很难,这时轮流坐庄就很重要。如果政党轮替周期只是四年或五年,输掉的政党会考虑四年或五年后可以通过选举重新获取权力,这时谁执政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美国的2000年大选选举结果出来时,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布什是否获胜时,但最高法院裁定布什获胜,美国民众对此很失望但没有大的动作。因为大家等着2004年大选,而2004年布什总统获得了更大的胜利,大家就耐心地等待2008年,2008年奥巴马获得了胜利。这是民主政治能够和平轮替的一个机制。

选举机制的有效性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前提条件是任何政党不能有过强的军方支持(武力阴影,the shadow of force),否则和平轮替不那么可能;第二个前提条件是选举结果的重要程度不能太高,也就是政党输掉一个选举并不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改变。1986年时,一个共产党朋友告诉我波兰政府决定施行选举,我对朋友说你们将会在选举中输掉。我的朋友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会输掉,而在于我们将会输掉什么”。

多元机制并不意味不存在对政治力量或政治冲突的管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不同形式的对政治力量的管制。一种重要的管制措施是设置进入政治的壁垒。众所周知,麦卡锡主义盛行时,美国对共产主义者的限制。还有纳粹时期的德国,以及中东国家对伊斯兰政党的限制。在当代美国,非常重要的政治壁垒是金钱。

当社会中人们的利益对立不强烈时,政治选举的结果就不那么重要。政治体制可以采取某些措施减少社会的利益对立,也可以用各种制度去减少选举结果对政党的重要程度。

选举利益并不仅仅依赖于政党获胜。一方面是超级多数规则,比如一票否决权、两院制。美国上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时,需要五分之三的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仅仅二分之一的简单多数。另一方面还有反制多数决的制度,比如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可以对多数统治形成一种反制。此外,国家的官僚体系并不是选举产生的,但构成了一种内部力量。

由此可见,多元竞争不是非此即彼,不是绝对性的竞争,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制度和手段去规制竞争,形成一种有限竞争体系。

四、集体议价与法院

除选举机制外,还有两种多元冲突解决机制。一种是集体讨价还价机制,另一种是法院机制。由于今天演讲时间的限制,无法充分展开这两类冲突解决机制,但这不表明这两类机制不重要。

关于集体议价机制,一个例子是工会和厂商之间就工资等问题进行劳资谈判。在欧洲的政治史中,政治力量最强的国家往往是罢工次数最少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工会的政治力量很强,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集体议价能力很强。

通过法院的冲突解决机制,最重要的特征是把冲突个体化。冲突的个体不需要通过政治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维权或反抗,而可以单个地通过法院体系解决自己的具体问题,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

五、结论

最后,我想讲一下在这方面研究的感性认识,并简要总结一下今天的演讲。多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关于社区领导的调研,调研对象是来自于美国、波兰、印度、南斯拉夫等国家的社区领导。调研的一个问题是在各自国家是否存在许多冲突。结果令我惊讶,美国与波兰受访者表示有很多冲突,而印度受访者说在他们那里没有任何冲突。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印度人的观念中,冲突指的是战争或互相屠杀,他们无法想象在完全的和谐和互相屠杀中间存在着任何中间地带。许多年前,我曾和韩国劳动部的一位官员座谈,当时他谈到韩国存在有暴力倾向的罢工,我建议可以对罢工进行法制化的疏导,韩国官员则表示制度化可能会使罢工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冲突。通过文献研究可以发现,西方的政治人物、思想家以及美国的宪政之父在两百年前同样认为如此。

从今天的讲演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政治制度可以解决政治冲突。第二,政治冲突能够管理、减少,纯粹程序上的规则会有效减少冲突,同时又不会导致诉诸于武力。第三,政治上的反对派可以提高集体决策的质量。最后,通过多元化的选举机制来选择政府,可以在一个利益分裂的社会中创造更多的政治自由。多元化选举及政党轮替必然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但更重要的是,思考在哪些条件下这种机制有效。



中国将会成为怎样的超级大国
孙培松:中国应帮助日本自立
中国王朝灭亡的历史统计
1937年南京青龙山军队消失之谜
澳洲小学如何给孩子们上政治课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一段比较靠谱的明朝遗民反思
英国高校青睐中国研究
荷马真存在么?谈谈著名的“荷马问题”
所谓“古希腊哲学”纯属欧洲共济会学术的一个虚构
张树华:俄罗斯经济私有化教训与启示
未来世界的复杂性
<万历十五年的路径困惑>评论
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秦晖
吴闲云:大国为何特别喜欢收容流亡政权
中、美、俄、朝、韩五国中学教科书如何描述朝鲜战争的
万历十五年的路径困惑
掠夺性社会精英的问题
不必回避全面反思文革
20世纪初俄国在西藏的阴谋
梁文道讲座——重新认识香港,重新认识南方
自己问自己-日记
解体前共济会早已控制苏共高层
隐身人:共济会其实就一个字
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
历史研究1历史研究2

本栏目主要介绍历史文化,历史研究方面,包括最新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历史故事,历史小说,中国历史朝代,冲突解决的诸种机制等。特别关注有关人与文化的价值方面的研究。

古代文化,传统文化,历史文化频道首页 考古发现页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