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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媒体总抱怨体制

2014-03-25
体制,历史研究
为什么中国媒体总抱怨体制
作者: 邓辉

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的《民主的限制》一书中,作者提出相比于西方媒体在报道新闻时往往就事论事,甚至直接修改政府行为新闻稿的报道方式,中国媒体习惯上把大部分的新闻题材往深度报道,找出或者暗示事件背后的政府与体制的问题。比如当年轰动一时的杨佳袭警事件,如果在美国,媒体可能会更多的仅仅是报道事件本身,而不是把矛头引向杨佳本人与体制的冲突,而公共舆论也不会存在那么多同情杨佳的声音。

当然,我们谈的是报道题材的视角,而不是报道题材的广度。因为显然从题材的广度看,西方新闻自由远好于中国;但是对体制的批评,新闻媒体则没有表现出中国同行的那种渴望。赵在分析西方媒体这样相对保守的原因时,认为西方媒体是面向市场的,媒体从业者如果想要生存,那么他们的报道内容就必须符合读者与观众的口味。没有人喜欢被别人教导,也没有人喜欢听相左的意见,所以媒体要市场份额,要流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迎合读者的口味。因此由于西方媒体主要目标客户——中产阶层的保守,与大公司等利益集团通过广告对媒体的操纵,使得西方媒体相比于中国媒体在报道的视角方面显得保守,而不那么对现有体制充满戾气。

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大集团作为体制的受益者,中产对社会稳定的渴望,他们自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希望减少社会不必要的冲突。可是赵在解释中国媒体充满反体制言论的原因时,他的理论就没有多少充分了,或者说讲的不够透彻。他纠结于中国社会运动与知识分子思想的变迁,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数次社会运动造成广大群众片面的把反体制的人认同为英雄,这就造成了中国媒体的独特形式。似乎是历史、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塑造使得媒体变得反体制,可这种路径依赖式的解释模式并不好。

是的,中国远在周朝开始就形成了“政绩观”,因为这是古代王朝在解释皇权更替时必要的意识形态。只有从政绩的角度树立天命观,才能有利于周朝的统治者塑造其天命代商的使命感,而这套理论被后来历代王朝宣扬。所以批评政府是中国历代士大夫与百姓天然的权利。同样,中共的意识形态不但继承了以前的天命观,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还从历史发展演变进步的角度,将所有反体制的历史人物不分青红皂白的列为时代进步的英雄。比如把天平天国这样的吃人革命,义和团运动这样的反文明社会暴动,都鼓吹为历史的进步。这些中小学教育当然会对当今民众盲目的反体制,在思维上提供了一种路径。

但是这样的路径依赖理论解释力远远不够,就像皇权下政府会粉饰太平、鼓吹天平盛世,使得大部分的百姓忠君爱国、勿谈国事的一样,建国以来我们的教育同样在意识形态上鼓吹本国的体制是如何的优越。如果教育与意识形态真的如此万能,那么百姓应该全部都是五毛才对,哪有什么反体制可言?所以意识形态这类路径依赖的解释,对中国舆论市场的反体制戾气解释有限。

就像赵书中讲到的,中国的传媒产业已是位列电子信息、制造业与烟草业之后的第四大利税产业了。既然媒体的市场化步伐并不比金融、能源等产业差,而从市场的角度解释西方媒体的保守又非常好,那为什么我们在解释中国的舆论时要放弃这种视角?其实中国的传媒业没什么特殊可言,它的大部分市场对象就是中产,它的大部分广告商就是企业。中国媒体之所以把所有的问题都赖体制,原因就是中产和企业都对现有的体制不满,这是一个简单而可见的现实。

中国的大部分中产都是体制内的,或者是脱胎于体制内的,因为这个体制之前是无所不包;而一个人想要成为中产,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基本上即便他自身不是体制内,他的父母、亲戚不免是体制内的。这些中产之所以反对体制,是因为这个体制本来就有着太多的不公,劝酒与求人中的无奈,提拔与升迁背后的种种不公,这些体制弊病即便体制内的人也会厌烦。就更不要说,那些彻彻底底的体制外的中产了。而那些体制内的大赢家,比如王石,比如任志强,这些企业家是媒体的金主。可即便他们有着深厚的背景,如任志强身为副部长的孩子,他都有过被随随便便的抓进看守所的经历,而且常常能看到周围许多的朋友因为权力斗争而锒铛入狱,这些企业家自然也会对体制充满了不安,因此我们常常看到某某名人移民国外的消息。所以媒体反体制实在没有什么深层思考可言,市场让他们必须注意做;而即便是媒体自身,如果体制的口子再大一点他们从市场获得利益肯定会更多,因此他们也是天然反体制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反体制舆论本身也开始分化,出现了批评的批评。有些人开始秉持保守主义的改革思维,他们虽然也认同社会的需要变革,认为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可是对这些人来说,政府也许并不是最可怕的威胁,而真正可怕的是那些那些无所顾忌又极端仇富的暴民与无耻政客苟合一气。中国的历史从汉武帝开始,就有政府通过和暴民瓜分中产财产,以解决税收与社会矛盾的先河,而中共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也是在大部分情况是不考虑现实公平进行的财富再分配。所以在暴民们嚷嚷着要福利与体制改革,政府还具有巨大权力的今天,政客为了所谓民意而进行的重税暴敛与可笑的政策变更才是中产真正应该堤防的政策取向。

对一个明智的中产来说,既要反体制,也要警惕暴民,不要人云亦云的批评,不要盲目的赞同反抗体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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