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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儒简与告子学说

2008-11-01
郭店儒简,告子学说,中国国学经典
郭店儒简与告子学说

陶磊

(一)

告子,生平事迹不详,《孟子》七篇有《告子》,赵岐于篇题下注云:“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赵岐之称告子兼治儒墨之道,盖由于《墨子》中也有告子,《墨子·公孟》:

“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称我言以毁我行,愈于亡。有人于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爱人,甚不仁,独愈于亡也。今告子言谈甚辩,言仁义而不吾毁,告子毁犹愈亡也。’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胜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隐以为广,不可久也。’告子谓子墨子曰:‘我治国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

孙诒让不赞成二书中之告子为一人之说,认为“以年代校之,当以苏说为是”。1苏指苏时学,他认为“此(《公孟》)告子自与墨子同时,后与孟子问答者当另一人”。2近人梁启超作《墨子年****》,认为两书中告子的年代可以圆通,不必强分为二人,他说:“《孟子》本文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恐直是孟子前辈耳。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不过十余年,告子弱冠,得见墨子之晚年,告子老宿,得见孟子之中年,并非不相及。”梁氏之以告子为孟子之前辈,盖受其师康有为之影响,康氏以为告子“盖亦孔子后学而为孟子前辈大儒”。3钱穆同意《墨子》《孟子》中的告子为一人,并估推其年代为公元前420年—350年。但他不赞成康氏之告子为孔子弟子的说法,认为“观《公孟》篇所记二三子请弃告子,而墨子曰不可,则告子殆亦墨子弟子”。4

《墨子》《孟子》中之告子是否为同一人?若是同一人,他是儒家弟子还是墨家弟子?仅凭传世文献很难下结论,在郭店儒简中,笔者发现有不少内容可以和二书中告子的思想相发明,因此笔者认为,二书中之告子为同一人,当是儒家弟子。试疏证如下,不当之处,祁请方家指正。

(二)

告子学说主要保存在《孟子》书中,概括其观点,主要有以下三条:
一、关于性无分善不善的观点

此观点见于《告子上》,主要有这么几章: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告子的性无善不善之论,可从郭店简《性自命出》得到解释,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5

性是“待物而后作”,即受到外界刺激而发动,如见孺子将入井,则起恻隐之心,见食色则起贪得之心,性本身无所谓善不善,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之所以产生善不善这种差别,动因来自外部,即所谓“所善所不善,势也”。这种解释和孟子给水分上下所做的解释“其势则然也”是一样的。可以认为告子与《性自命出》在性无分善不善的认识及对其所做的解释上是一致的。

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来自于他的“生之谓性”的观点。所谓“生”,朱熹认为是“指人物之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6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指人和物对外界的感知能力。这种感知能力是天生的,所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是也。毫无疑问,这种感知能力本身无所谓善不善,只有当它受到外界刺激而发作时,它才会表现出善与不善,在这点上,告子与《性自命出》也是一致的。

二、关于“不动心”的思想

所谓“不动心”,是指主体不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正常的心性状态,无论是压力还是诱惑,都不足以使他动心。孟子称自己四十岁才达到这种状态,又说告子先他不动心,显然告子先于孟子解决了心性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问题。

同为不动心,二人实现的途径不同,《孟子·公孙丑上》:
(公孙丑)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气,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也;气,次也。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段文字,有必要重引《性自命出》那段文字,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悲哀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

据此知道,性就是气,由心而发。心受“志”之牵发,由于心无定志,故性“待物而后作”,即受到外部刺激才会发作;“待悦而后行”,即当主体对这种刺激感到愉悦,其心性就会自然流露;“待习而后定”,即当主体对某种刺激习以为常时,其心性流露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条件反射。这是心性的正常活动。

孟子说“志,气之帅也”,意指气性受心志左右,若心志集于义,则生成浩然之气;若心无定志,其气性则是待物而后作。告子说“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意指若心无所触,则气性就不能发挥出来,也就是不动心。但如何做到心无所触,不受外界干扰呢?孟子主张心志集于义,告子则提出“得言”,即“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何谓“得言”?朱熹在次章“知言”下注云:“知言者,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这里朱熹将知言与尽心尽性联系起来,符合《孟子》上下文意。

郭店简《成之闻之》中有一段关于“得言”的论述,

是[故]君子之于言也,非从末流者之贵,穷源反本者之贵。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未有可得者也。
是故君子之于言也,非从末流者之贵,穷源反本者之贵,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虽强之弗入矣。

所谓“强之弗入”,即所谓不得。由此二条看朱熹对“知言”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而这两章讲的应就是告子的得言与不得言。所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说如果没有弄清所听之言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心就不能以之为“志”而受其牵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要能够区分诐辞、淫辞、邪辞、遁辞,而不为其迷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对告子来说,心性就会受到影响,即所谓动心。对孟子来说,政事就会受到影响。

三、关于仁内义外之说

这也见于《告子上》,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又说:
“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编《孟子》者将此类文字与告子性论编在一篇,不仅因为它们都是告子的言论,还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朱熹给告子仁内义外之言作注云:“告子以人之知觉运动者为性,故言人之甘食悦色者即其性。故仁爱之心生于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学者但当用力于仁,而不必求合于义。”也就是说,从心性角度讲,仁是自发产生的,比如说孝悌;而义则由外在的社会关系决定,在不同场合,义的表现也不相同。正如《管子·戒篇》所说,“仁从中出,义从外作”。由于义不如仁稳定持久,所以告子“胜为仁”(《公孟》篇),并且用之于“治国为政” (《公孟》篇),这就是所谓仁政思想。

告子重视仁,并不意味着义可以忽略,或者说义当无条件地服从仁,这就产生了所谓“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的差别。《告子上》: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这里讨论的是义内还是义外的问题,从中不难发现,他们默认这样一个原则,即尽管弟弟应该尊敬兄长,但在乡饮酒礼这样的公共场合,若有乡人长于兄长,酌酒时当“先酌乡人”,这就是所谓“门外之治义斩恩”的原则。这种思想在郭店简《六德》中有详细论述。

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外立君臣妇也。疏斩布絰杖,为父也,为君亦然。疏衰齐牡麻絰,为昆弟也,为妻亦然。袒免,为宗族也,为朋友亦然。为夫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疾朋友,不为朋友疾宗族。人有六德,三亲不断。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

这段文字以丧服为例,阐述了作者仁内义外及门内之治恩掩义的思想。由于门内之治主恩,“恩,仁也”,7而仁由中出,所以“门内之治欲其逸也”。8所谓“欲其逸”,指行为者要率性自然,不要虚伪。门外之治主义,而义从外作,所以“门外之治欲其制也”。9所谓“欲其制”,指行为者要讲求秩序,要尊尊贵贵长长。

郭店简《语丛一》中还保留了一些仁内义外的言论,

2:1天生百物,人为贵。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

2:2由中出者,仁、忠、信,由[外入者,礼、乐、刑]

11:1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或生于内,或生于外。

11:2[厚于仁,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薄于仁,尊而不亲。

这几条阐述的都是仁内义外的思想。值得指出的是,2:2简后原缺,李零先生补“外入者礼乐刑”六字,是基本正确的,但据上论,由外入者中应该有“义”,所以将“刑”更为“义”,或许更好。

(三)

综上所论,《墨子》《孟子》中的告子当是同一人,他们对仁义轻重的认识完全相同。从郭店儒简中有不少可与告子学说相发明的内容来看,告子当是儒家弟子,其时代当比子思晚,而早于孟子,是思孟之间的关键人物。郭店儒简从整体上说,当如李学勤先生所论是《子思子》,但从具体篇章来看,大部分当是子思之弟子所作,告子或是其中之一。墨子称告子“言谈甚辩” (《公孟》篇),郭店简中的很多内容正体现了这一特色,这种学风也是上承子思,下启孟子。郭店儒简的时代,当在思孟之间。

1 孙诒让《墨子閒诂·公孟》。
2 孙诒让《墨子閒诂·公孟》引。
3 《孟子微》卷二“性命”。
4 《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二“墨子弟子通考”。
5 本文所引郭店楚简,悉据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
6 朱熹《孟子集注》,下文引朱熹之说皆出此书。
7 《大戴礼记·本命》《礼记·丧服四制》。
8 《性自命出》下篇。
9 同上。
《孟子 告子上》全文
《孟子 告子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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