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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儒家精神是对所有人的道德期待

201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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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儒家精神是对所有人的道德期待
干春松:儒家精神是对所有人的道德期待
中国孔子基金会《儒风大家》杂志:文岱

1
首先感谢干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儒风大家》杂志以“传承经典,经世致用”为办刊宗旨,致力于儒学文化的当代应用。近来,有一件事情颇受海内外关注,就是孔子进入天安门广场。对于此种现象,网上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赞同者认为这是文化崛起的重要标志,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统战价值。作为儒学专家,您怎么看呢?

天安门是中国政治符号的一个标志。在城楼上悬挂着毛泽东的像,广场的中央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而1949年,毛泽东也是在这里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国庆期间广场上还会摆放孙中山,和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像,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孔子进入天安门广场有着许多的政治性的解读。

就我个人而言,我倒并不认同对于这一事件做过度的政治解读。孔子像是立在国家历史博物馆的门前,这更多的只是意味着孔子是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符号而出现的。这可以称是“文化自觉”的体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理解我们这个国家、理解我们现在的秩序的时候,已经开始意识到要关注历史文化的维度。

现在全国各地立了很多孔子像,树立这样的有形的像是容易的。从天安门孔子像引起的争议看,人们对于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依然认识很多样化,许多人依然将中国近代以来的曲折归罪于孔子,甚至当下的权力崇拜也归罪于孔子。所以说,要让百姓心中重新树起孔子像需要更多的努力。

树立孔子像,并不是要崇拜孔子个人,而是要对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等学说体现出敬意,并转变为日常的行为。文化崛起所依靠的是文化价值,而不是文化形象。如果孔子活在中国人的心中,甚至世界各国人们的心中,再来谈文化崛起,才是水到渠成的时候。

2 近几年,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请您为我们分享一下您对这一倡导的认识与理解。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既是对现实中价值和信仰危机的反思的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人们在慨叹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社会的价值危机已经十分明显。
价值危机的表现有很多层面,在日常生活领域,体现为伦理道德危机,比如包二奶,学术诚信危机、校园暴力等,这些都已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造成了腐蚀。

在社会层面,则是社会规范的危机,比如山西的黑煤窑事件,毒奶粉的事件,
在国家层面,体现为国家发展模式和核心价值的重建。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偏重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公平和持续发展,这样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社会对立情绪。

曾经被誉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现代面临着价值失范而导致的精神、信仰危机。因此,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既然是共有的精神家园,就要尊重生活在这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园中的中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生活习惯。而儒家作为中国重要的观念形态,应该和别的民族的文化传统一起,既独立发展,又熔铸出一个共同的国家精神。这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并非是一个完成体,而是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创造力,使本土性和世界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结合,既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提供平台,同时也参与到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中。

之所以说强调共有的精神价值有前瞻性,是因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但是,就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而言,还远远达不到世界的前列,这里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价值的模糊。这些年我们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思想,但需要进一步的丰富、充实。才能真正为人类的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3
今天的中国,存在着许多社会乱象。我们在建设文明、和谐之社会的道路上,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陷阱。您认为在市场经济支配下的今天,儒家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文化借鉴?

历史上有许多人将儒家看作是这个社会的“医生”。的确,儒家的很多理念是医治社会疾病的良药。比如,在商品社会中,会有很多人因为追逐利益而忘记了社会责任,也有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牺牲国家、社会、家庭的利益,对此,儒家注重社会责任、反对为富不仁的利益观念,的确有“对症下药”的功效。

但我个人其实并完全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像我反对近代激进思潮把中国落后的原因栽赃到儒家头上的做法一样,我也不认为儒家思想能解决现代社会所出现的一切问题。更有甚者,是从否定市场经济的方式去提倡儒家思想,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很多人觉得儒家与现代社会是不相容的,从而把儒家看做是一个“过去时”。

在我看来,市场经济而出现的许多问题,首先需要从完善制度去解决。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在制定制度的时候,考虑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因素,而这些价值观念和情感因素的核心是儒家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进一步谈论儒家思想能为市场经济提供文化借鉴。

4 今天中国的中小学正流行一股“读经热”的潮流,社会各方也都就如何规范这种活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知干老师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现象?请谈谈您的高见。

的确,我注意到读经热这个现象。但是,近代以来每一次读经热,都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读经为什么?”
就拿近年来几个主要的读经活动的倡导者的立场而言,其实也各不相同。比如蒋庆先生希望通过读经来确立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这样的说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台湾学者王财贵先生主要是从智力开发的角度来说明少儿读经对于知识和价值形成的必要性。国际儒联普及委员会的凌子女士倡导读《弟子规》等作品,主要是从道德启蒙和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等方面入手。

当然也不排斥有人从商业的目的来倡导读经,如此种种,难以完全的概括。
我自己比较关心的是读经运动和中国人价值重建的问题。每一个重要的文化系统都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及由此而发展出来的制度和习俗。而经典则是价值观的源头和载体,因此,现在的读经运动的开展,可以纠正长期以来人们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反思百年来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过于注重引进和移植,而缺乏制度创新的缺失,从而为建构适合中国人文化传统和生活价值的新的制度模式提供思想资源。

5台湾儒学专家林安悟在介绍台湾民众时说,在台湾“家家儒、道、佛”,因为好多人“既是儒,又是道,又是佛”。葛剑雄先生也曾说,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打着孔孟的旗号,其实内心什么都信,真正的纯儒少之又少。您如何理解这种纯儒匮乏之现象呢?

林安悟教授我很熟悉,2011年1月,我在台湾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访问期间,也曾出席了他所创办的“元亨书院”在台中新址的开幕仪式。在从台北到台中的路上,沿途不断有学者和学生加入,让人觉得台湾的儒学的发展,幸赖有许多像林安悟教授这样的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使儒学保存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至于说林安悟教授说到的台湾“家家儒、道、佛”,这一点,这次在台湾访问期间也有一些体会。台湾社会保存传统中国的文化习俗比较多,而且东南沿海的文化中,本来就有浓厚的多元信仰共存的传统,因此,台湾的信仰中多元信仰并存的情况是很明显的。

至于说到“纯儒”的问题,需要做一些讨论。儒家的包容性与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存在方式有关。杨庆堃先生在研究中,曾提出一个说法,说儒家是一种“弥散型的宗教”,意思是说,儒家并不是一种有独立体系的制度性宗教,而是弥散在不同的组织中的。比如婚丧嫁娶,各有礼制,但其中的精神内涵则是儒家式的。甚至,佛教和道教也吸收了儒家的很多价值,来使其适应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此说,很多的儒家观念是灌输在各种不同的体制、甚至不同的宗教中的,这就造成了很多儒生,在践履儒家的价值的时候,并不刻意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而是与别的行为、甚至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古人有云“百姓日用而不知”最能体现出儒家的特点。

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家不断吸收不同的思想资源来适应不同的时代的需要,比如汉代儒家,在坚持儒家的基本价值观的同时,也吸收法家、杂家、阴阳家的思想,建立起一套天人感应的哲学体系,从而使儒家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是,这些被司马迁称之为“一代儒宗”的人,在后世儒家眼里并不一定是“纯儒”。比如韩愈,不惜违背皇帝的意志而排佛,坚持儒家的道统,但在宋儒的眼里就算不上“醇儒”。

我们知道宋明理学家,都有一个出入佛老的过程,虽然,他们有很坚定的儒家的立场,但是他们对佛教和道教同样抱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王阳明甚至用厅堂和边屋来比喻儒家和佛道的关系,这都体现了儒家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所以,标榜“纯儒”对于儒家而言,并非一个十分有必要的事情。而葛剑雄那种所谓“打着儒家旗号”说法,我也很不认同。我个人认为葛剑雄这样的说法,对于儒家并不抱有一种适当的敬意。他的这种说法也是试图用一种所谓的“纯儒”的标准来讽刺儒家,而不是从儒家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来理解儒家的。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现在像陈独秀、吴虞那样彻底否定的态度的人已经不多了,但这并不表明知识群体和一般人已经从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儒家的历史及其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而是从更为曲折和隐蔽的手法来攻击儒家,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6在今天,若我们继续秉持实践儒学的理想,我们更应当修炼成一种什么样的“儒风”承载者呢?

在当今社会,传统的儒生已经不复存在,儒学的理想应该融化在不同的职业和领域之中。因此,实践儒学的理想就是以儒学的情怀去从事自己的工作。比如做一个有儒家情怀的商人,他就应该是注重商业道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儒商。

再比如,做一个有儒家情怀的公务员,就应该是天下百姓的福祉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儒仕。
总之,跟传统社会一样,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并非是一个特殊群体的禀赋和道德要求,而是对于所有人的道德期待。

7
我们曾拜读您的文章——《复仇、暴政与暴民》,文中提到:“在一个以暴制暴的社会状态下,所激发的往往是反抗者的暴力意识。”“化解暴力不能依赖暴力本身,最根本的还是需要通过文化氛围的重建。”在这里您提到了“文化氛围的重建”。那么具体该如何“重建”呢?

这篇文章是的确是有感而发,现在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暴力的倾向。这是令人担心的。
儒家一直反对通过暴力的手段来维护某种秩序,而是希望通过礼制和教化的方式来改变人心。其实,中国的思想传统中,除了法家之外,墨家主张非攻,兼爱;道家主张退让,基本的精神倾向是崇尚和平。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殖民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接受了弱食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而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导致了斗争哲学的盛行,因此,暴力哲学成为社会的主导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分配体制的不完善,导致了许多社会不公平的现象,而这样的不公平又缺乏有效的制度来化解。这些都构成了社会的怨恨心态。这样的怨恨心态和暴力哲学的结合,才导致全社会暴力倾向。因此,我说的文化氛围的重建,既要反思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逻辑,也要反思斗争哲学的深远影响,更好确立起公平正义的观念,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文化氛围的重建,化解社会的对抗。

8
当下,许多人都认为,文化普及最重要的人群之一就是企业家。因此我们也把商界精英界定为我们的主要读者群之一。今天的企业家,与以往相比,更注重从本国文化而非西方去寻求治商智慧和修身法宝。可否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商界人士提几点建议呢?

现代化的基础是工商业,因此,企业家和商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担负的作用越发明显。那么文化普及对企业家的作用也就越发重要。我在这里提几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要培养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这话并不是套话,中国的企业的主体是中国人,主要由中国人经营,参与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的对象也主要是中国人,因此,了解中国人对于企业的发展十分重要。儒家作为中国人价值观的核心,通过学习了解儒家,对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和文化习性十分重要。因此说了解儒学对于建立中国的企业模式和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意义重大。

其次,要培养儒家的胸怀。儒家的胸怀并不是让所有的企业家成为儒家,而是要以儒家式的社会责任感,来考虑企业的责任。儒家既强调家庭的价值,又有人类的关怀,更有悲天悯人的宇宙意识。因此儒家的胸怀会促使企业家关注环境、关注公益、关注家庭,这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和持续的发展。

再次,儒家强调修身,即个人的修养和人格的培育。企业家作为社会的榜样性人物,应该为社会做表率,因此,应该注意个人品德的完善,节俭、自律、守法、孝顺等,从而改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中国孔子基金会《儒风大家》杂志,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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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0 19:47 孔夫子又不得不搬出天安门了

不看好,内圣就已经很难,还要开出外王来,这不是难上加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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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0 19:47 孔夫子又不得不搬出天安门了

不看好,内圣就已经很难,还要开出外王来,这不是难上加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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