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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海往事5

2008-07-02
我的上海往事,我的上海往事(五)
淮海路上的“做头”
2008.06.30发现上海
◎文/杨彪

从燎原到沪江

几年前看过一个关之琳演的电影叫 《做头》,里面那个生活在市中心的迟暮美人,三天两头朝国营理发店跑,关之琳的扮相很漂亮,但我以为,假若真的有这样一个不甘被市民生活埋没、并活在经典臆想中的女人,出入的不该是电影里那么土的一家理发店,二十年前淮海路一带的国营理发店,比五年前《做头》中的理发店要远远洋气。

上个世纪80年代,住在淮海路的女人们,基本头发的问题都交给三家店,一是妇女用品商店斜对面转弯处的淮海理发店,二是雁荡路上的燎原理发店,三是稍后一些才有沪江美容院,就在国泰电影院对面(如今这个位置是古今内衣店)。这三家店我都经常去,跟着大人走个几分钟便到了,通常我妈妈或者我外婆比较喜欢去燎原理发店,因为那里环境和服务比较好,实行男女宾分流服务,一进门,女士向右走,男士向左走。我妈经常先陪我在理发店外面,雁荡路淮海路口的一个书报摊买一本《大众电影》或者《上影画报》,然后就进燎原。印象中,那里一直生意很好,几乎每次去都要等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话预约之类的,跟理发师提前约好,也是估摸着礼拜几,所以,时间掐不准,好在我的记忆里,漫长的等待从来不枯燥。我喜欢那里的气氛——一长排沙发上,女人们身体挨身体坐着,好些个客人头发用毛巾裹起来,无比慵懒,一旦毛巾散开,湿漉漉的头发上,还带着先前热水的温度。大家或打毛衣,或聊天,我妈每次去,都会遇到街坊或者同事,那个时候,同一街区同样工作系统的人,基本生活内容都近似,她们大人聊天,我就坐一边翻画报,经常是看看画报中的美女,再仰头看看墙壁上的“美发头”,比较不出谁更好看,耳畔有“嗡——”吹风机的声音,夹杂着理发师和气的说话声,似远似近,连绵的呼吸里则有稍微夸张的摩丝的香味,一切都缔造出一种让人轻飘飘的感觉,暖融融的,眼皮直往下掉。我妈烫个头发要很长时辰,所以连带着让我也洗头剪发。将自己的脑袋交给理发师时,按道理应该是全然放心的,但我总是很紧张,其实是因为性格害羞,为了掩饰,我就喜欢动来动去,这让理发师很为难,一个劲叫我“不要动”,可是理发师随着剪子一凑近,我又朝后躲,理发师没办法,只能用手按住我脑袋,于是,好多年前的燎原理发店里,人们经常能看见一个被理发师按在座椅上,胖乎乎的、板着面孔皱了眉头很不情愿的小女孩,那就是我。

后来几年,淮海路上的沪江美容院出现,环境比燎原更胜一筹。那个时候沪江已经有买卡了,就是一次性付一笔钱,然后每次去划掉一点,比较方便,我进中学以后,我妈经常拿她沪江的美发卡给我,让我自己去那里。通常顾客都有自己认定的理发师,我其实是无所谓,但我连去了两次,同一位理发师一看见我,就主动吆喝“小姑娘,你等我一下!”于是,我就有了自己固定的理发师。那个人长得清汤挂面,三十出头岁,但一点不帅,不过说实话,我以前在国营理发店里,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年轻俊美的理发师,要想在燎原或者沪江,或者瑞金路向明对面的理发店里遇到《做头》中霍建华那样的理发师,基本没可能。据我妈说,我的理发师剪得很好,我不以为然,记得每回我去他那里修头发,他必问我“要升几年级了?”然后必定引来周围阿姨辈的顾客朝我看看,弄得我很羞涩,好像是读来读去依然不升级一样。有一回他又问我,我一赌气,干脆回答“我留级了”,他听了大吃一惊,穷问不舍“留到几年级了?!”我真是哭笑不得。

再见,国营理发店

我最后一次在沪江剪头发,称得上是一次轰轰烈烈的道别,而这一别,就是永远。

1995年的5月,我意外通过了大学的直升考试,提前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样一来,我可以免去高考,更比其他高三学子提前获得了解放。可是满身的高兴劲儿无处释放,也没朋友和我一起庆祝,因为她们都还提心吊胆在复习,但我总要做点什么吧?可怜想来想去没什么创意,最后我想到去剃个短发,把那马尾辫一剪拉倒!

那一回去到沪江,面对理发师执着地提问“要升几年级了?”我的回答赫然是“我考上大学了!”理发师一愣,边为我脖子上系布,边无头苍蝇一样夸奖我“有出息啊,是状元了!”我当时是说不出的得意,真希望周围所有人都能听见。这更坚定了我要剃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短发的决心,改头换面有足够的心理依据。理发师问我要剪多短,我拖口而出“越短越好”,其实,我心里是有参照的,就是爱尔兰摇滚乐队CRANBERRIES的女主唱的发型,鹅蛋脸,头发短得能看见耳朵上面的青色头皮,酷到极点。但问题是,沪江美容店的理发师,显然脑子里没有那个形象,他能想到的短发女郎,是毛阿敏。给状元剪头,本来就给了理发师一点压力,更何况是把长发剪短发,那天沪江里面已经开了空调,但是理发师额头上冒着汗珠,他摞起我的头发,下刀之前总先问我“看好哦——剪喽?”我坚决地首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以前国营理发师真的很规矩,他们做头发一定很听取顾客的意见,生怕得罪了顾客,不像现在的造型师那么自作主张。那个师傅谨小慎微地剪了半天,给我剪了一个毛阿敏头,我很不甘心,要他再剪短一些,他嘀咕道“剪太短万一你妈妈来找我怎么办……”我有点着急了,仇恨地看着自己的头发,指手画脚向他说明我要什么效果,他听了还是不解,我忽然看见一个陪老婆来理发的男人,剃了个平顶头,我就指着他,要理发师照那个长度来剪。“这个不行的……”理发师为难地推脱,我脸色一黑,扬言“你不剪,我以后再也不来”。理发师实在没办法,只能帮我剪,一边剪一边摇头,那神情,痛苦得仿佛《红高粱》里在日本鬼子胁迫下只好剥人皮的屠夫一样。

当最终剪完时,我一照镜子自己也有点接受不了,但强作镇定表示很满意,然后昂首挺胸走出沪江,引来淮海路上路人一片惊诧的目光。那天回家后,父母自然很生气,学校老师也分外受惊,还为此找我谈话,好在我考大学的任务已经完成,老师只能随便我去,只关照我,来学校尽量戴顶帽子。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蓄头发,没有再剪发,一年后我再进理发店时,已经是大一升大二的学生,我没有再去沪江,而是去了同学推荐的华山路上的组合发型设计,或许,我以为自己长大了,不想再听沪江那叔叔问我“升几年级了”。


花露水

◎文/淳子

上海女人很古典的,把科隆水叫做花露水,取“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之意。一时间,使小小瓶子里的一汪水有了一种挥之不去的表情。

20世纪40年代,有人从国外带回一瓶科隆水,黑色金边瓶盖,遮拦着清雅淡黄的盈盈液体。女人不识,以为是酒,酒放进了厨房里。

那辰光,上海弄堂里的女人认得的,是“明星”花露水,外国香水嘛,听说过,只是消遣不起的。

小人家的女子,虽不富贵,梳妆台总是有的。没有人的时候,梳妆台是一幅含着期待的静物画,等着女人洗脸漱口吃完泡饭和油条,梳妆台最是戏剧了——女人要用胭脂唇膏刻一个美人出来。这是工笔画,一点点,一寸寸,一丝丝,好像要嫁人的样子。换过出门的罩衣,这才拿起花露水瓶子,在碎花的手帕上洒几滴,然后用食指伸去蘸了余香按在额角头。因着这依稀的香,镜子里的美人就有了灵魂了。

那边厢,牌桌已经摆好。沿着墙根一路走去,花露水就在空中摇晃起来,一直摇进男人的烟圈里。

十指滴溜溜,堆起桌上的牙牌。遇到娇嗔时,拎起襟前帕子掩了嘴痴痴地笑去,那一揉香就留在了唇边。

到了晚上,时尚一些的女人,披着微水涟漪的长发,坐人力车去戏园子。遇到停电,黑暗中,花露水的气息悄悄地钻出来,在天花板下移动,移到男人们的鼻尖,男人有点昏昏然了,满心满眼希望着再灭一次电灯。

延中幼儿园逸事
2008.06.30 发现上海

◎文/杨彪

“闷皮”大王

延中幼儿园在延安路过瑞金路的 “昇平街”里头,昇平街是比较有名的一条大弄堂,里面洋房也有,新式石库门也有,平房也有,而延中幼儿园,则是一栋“三上三下”的大洋房,带了一个不小的院子。

我在延中幼儿园呆了三年,每天在螺旋扶梯上来回疯跑,期间那种泡沫纸剪出来的小红花拿得并不多,大便拉在裤子上的事情倒也没干过,但是,我文静的外表加上“闷皮”天性,无疑在一大群小朋友里独树一帜。

我幼儿园的老师姓沈,三十左右的少妇,长得有点像电视剧《武松》里的潘金莲,脾气很急,其实现在想想,那正好是女人容易喜怒无常的年龄,更何况沈老师是个漂亮的女人,所以她一旦恼怒起来,真是又凶又好看,小朋友们都怕她。我那时候有个坏习惯,就是午睡时间不愿意睡觉,小朋友们横七竖八睡在席子上时,就我一个人醒着,我挠挠左边小朋友的背,踢踢右边小朋友的脚,他们都不理会我,实在没劲,我就想出一个取乐的花样来——拆席子。表面上我安安分分躺着好像也在睡觉,其实我眯着眼睛,手里小动作不停,一个钟头下来,整条席子的边都被我拆掉了,一个星期下来,供6个孩子睡的席子莫名其妙缺了一大块,摊开来仿佛边缘被狗啃过一样,我的“破坏”行径终于被沈老师发现,她自然很生气,我以为她会连推带拉把我训到哭,或者把我关进黑洞洞的储藏室禁闭,但是都没有,她惩治我的手段,也别出心裁,她竟然把那卷拆坏的席子卷起来,然后叫我抱在怀里,站在幼儿园大门口示众。于是,在某一天日落时分,昇平街里来来往往下班的居民,非常吃惊地看见一个穿裙子的胖女孩抱着一卷席子,满脸委屈地站在黄昏里。卷起来的席子比我个头高,我仿佛是扶着一门炮无力地站着,等待我的父母来接我。后来我父母对我说,沈老师其实很喜欢我,否则想不出那样的方法来惩罚我的,都能猜想到,沈老师在窗口朝下看时,看见我抱着席子站弄堂里的模样,她应该是笑个不止。

还有一件事情更能证明我“闷皮”得厉害,也更能证明沈老师喜欢我。有一回,我们小朋友一起玩打仗的游戏,有个小子对我说:“现在开始你是公主,我是强盗,一会我带领一群强盗过来抢你,你要反抗。”不一会儿,他果真骑着竹竿马朝我冲过来,我立即“入戏”,装出惊恐害怕的样子,可就在他两只手抓住我肩膀时,我忽然抓起一根竹竿马,朝他狠狠打下去,只听“啊——”一声呼,一片乱战即刻停止,小朋友们都不动了,朝他看,只见他用手捂住鼻子,又放下看自己的手,天哪,他手上满是血,他冲我喊道“你怎么真打呀?!……”便号啕大哭起来。那一次我真的闯祸了,自己也吓得不行,脑子一片空白,已经忘记之后两个小时里自己在做什么,只记得男孩被老师们送进医院,后来,他父母来幼儿园了,他妈妈一定要沈老师交出“行凶的”小孩来,“是哪个小赤佬把阿拉儿子打成这样?!”我怕得躲在楼梯后头不敢出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后来沈老师竟然和男孩的妈妈吵起来,周围好多人劝,基本矛盾是沈老师怪对方家长没教育好孩子,应该自己检讨自己,家长指责沈老师包庇学生。最后肯定还是要靠我父母出场来收这个摊子,由于我父母陪男孩看病非常到位,道歉态度也诚恳,所以对方家长倒是消气了,更关键的是,男孩的妈妈本来以为是高年级哪个皮大王把她儿子打伤的,没想到最后我这个“凶犯”出场,她一看竟然是个比他儿子矮半个脑袋,表情腼腆、声音如蚊子一般的小女孩,她也想勿落了。

如今的沈老师应该已经退休,受过她好的小朋友肯定很多,她一定已经忘记我这个“凶犯”了。

“ABC”

我在幼儿园的时候,隔壁班级的一个老师也非常喜欢我,她的丈夫是一名少儿片的导演,有一次来幼儿园挑小演员,见到我对我印象很深,并给我起个小名叫“ABC”,因为他见到我的时候,我身上穿了一件毛衣,胸口绣了三个大红色字母“ABC”。导演人很和气,我们管他叫杨伯伯,他当时正好要筹备拍一个少儿电视剧,觉得我形象颇可爱,于是幼儿园联系到我父母,杨伯伯特意与我父母沟通,但最后我父母心疼我,因为那时候我5岁,身体虚弱,还挑食,长得很瘦小,父母担心如果去拍戏,我身体吃不消,希望等我长胖一点了再说。隔了一年,杨伯伯又来找我,这次他要筹备另外一个戏,可是一见我,我那时已经变成一个小胖子了,原来那一年里我家亲戚从国外带来一种营养素,我吃了以后胃口大开,从原本的“林妹妹”转变为小肥妞了,可杨伯伯这次要拍的,是讲解放前老百姓逃难的戏,里面的小演员是要讨饭的,我那个模样,一看就是营养过剩,实在不符。又只能作罢。

戏虽然没拍成,但是杨伯伯却与我们家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会邀请我父母带我去他们家玩,他们家住在大沽路,记得我们一家三口过去,杨伯伯和他妻子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有一个念高中的儿子,则俯在台灯下做功课,时不时回过头来,朝我笑笑。有一次,杨伯伯还特地为我组织了一回一日游,游览的地点是上海电视台和上海美术制片厂。杨伯伯安排他的一个朋友来幼儿园接我,负责接待陪伴我的一日游,他事先没跟我说是谁,人一到,我才发现,来接我的竟然是上海有名的“燕子姐姐”陈燕华,我欣喜万分。生活中的燕子姐姐戴着眼镜,非常文静清秀,她也管我叫“ABC”,她带着我和另外一个小朋友,前往上海电视台参观,具体参观了什么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中午我们在电视台食堂里吃,燕子姐姐为我们打饭,吃的是大排和榨菜鸡蛋汤,同样的大排和蛋汤,我就是觉得比家里的好吃许多倍。下午我们在上海美术制片厂,杨伯伯把我们带到一个棚里头,一个大银幕上反复放着一组画面,银幕下是一支交响乐队在现场演奏,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是什么,直到后来我稍微大一点,回想起那个场面,才意识到,那是动画片《天书奇谭》在做后期,我那时候所看到的一组画面,是蛋生的师傅被玉皇大帝抓走时,蛋生一路悲伤追赶天空中的师傅。

2004年我和父母一起看一场昆曲,陈燕华碰巧坐我身边,她当时正好感冒,不停地咳嗽,我不动声色掏出一盒润喉糖给她,她向我看看,又惊讶又礼貌地收下了,整个观看的过程里,她一直吃着润喉糖,演出结束的时候,不住谢我“多谢你,我吃了以后喉咙好多了。”我一边笑一边想,她哪里想的到,我是她若干年前领着在电视台吃大排的“ABC”。


去孙道临家
2008.06.30 发现上海
◎文/淳子

1989年,中国唱片公司录制莎士比亚戏剧对白,选孙道临读著名的《哈姆雷特》。

我去送剧本。

按照地址上楼,偏就没有孙道临的那个单元。胡乱敲开一扇门,被告知,孙道临的单元要走另一架电梯。弄出这样的情节是因为诺曼底公寓分老楼和新楼。

扣响孙道临家的门,递上剧本。

孙道临拿了剧本,竟是有一些个伤感在里面的。他道:我第一次给哈姆雷特配音,30多岁了,现在,我70了,还能吗?

我说:哈姆雷特也要老的呀。

诺曼底公寓的外廊里,有一个特级理发店,叫“紫罗兰”。出了孙道临的家,也会得去“紫罗兰”洗一个头、修一修眉毛什么的。坐在“紫罗兰”的沙发上,正可以看见宋庆龄女士故居里的阳台和大树。边上的一条弄堂连接着三个不同路名。似乎是某一个戏剧故事里一段情节的延续。先是淮海路,一个拐弯,门牌换做康平路了。弄堂渐次窄了下去,午茶时间,竟是不见一个人影儿。正疑惑着,一阵铃声里,弄堂深处慢悠悠地晃出来一辆收旧电器的三轮车,这才放了胆子继续走下去。再往里面,一幢连着一幢老洋房,相貌个个不一,比起宋庆龄的故居,更显隐秘、深锁。其中的一个,门被绿色的爬山虎遮蔽起来,一点没有人的气息。而门上的牛奶箱却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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