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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故里之争、诸葛亮躬耕地之争

201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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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故里之争、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名人故里效应早已超出文化范畴
故里经济背后是区域发展之争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记者 樊江涛2010-05-17

“有的故里之争,已经争论了数百年,始终没有停止过。”5月15日,天津历史学会理事、青年学者裴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今的名人故里之争,已经明确反映在地方政府发展战略层面,在相关地区,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的,具有鲜明的产业规律。”裴钰关注这一现象已有五年,他最近在媒体上开设的名人故里之争专栏,更引发了广泛关注。“当我试图从区域发展和文化旅游的角度来解读这一现象时发现,名人故里之争所折射的故里经济是非常典型的文化产业案例。”

裴钰注意到,名人故里之争在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等省尤为突出。在他看来,这些省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同时其中更有省份树立起“旅游立省”战略,在十年前就将发展文化旅游纳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

“故里”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名人故里经济’又可谓文化旅游发力的最佳着力点之一。”他告诉记者,加入争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南阳市,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启动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而按照规划,预计2012年,集聚区文化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4.15亿元;2015年,将达到14.35亿元。规划期末,集聚区文化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将达到两万人,带动社会就业8万人。

裴钰认为,正是旅游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热”导致了名人故里之争“热”。

如今的名人故里之争正是地方政府推动的,“不再是笔墨官司、不再是论战,而是实实在在的区域发展之争。”

裴钰分析说,参与争夺“李白故里”的四川江油、湖北安陆,都动用全市之力,大力发展李白文化旅游产业。“这就如同两颗行星,本来距离遥远,但因为轨道相交,则必然相撞。”他认为,两地围绕李白故里的激烈争夺也是两地区域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发展文化旅游、文化产业的层面上讲,各地的名人故里之争有一定的合理性。”

裴钰同时也提醒,加入名人故里之争、发展故里经济并非“不争白不争,争了也白争”,此举虽可谓高回报,但同样也是高投入、高风险。

以四川江油、湖北安陆为例,双方在发展李白故里经济上,投入都可谓“大手笔”,砸下大项目、大资金。

2003年,江油在国家工商总局把“李白故里”注册为商标,由此,江油认定自己是全国“唯一一个”李白故里。正是有了“唯一一个”的底气,江油启动了涉及李白故里的八大项目建设,总投资在7亿元以上。

而安陆在其“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把安陆初步建设成李白文化展示传播基地”,且规划背后同样有着大项目的身影——白兆山旅游风景区项目。该项目2002年启动,总面积804公顷,总投资8000万元。此外,安陆耗巨资在央视投入城市广告,以提升城市品牌。今年,安陆还乘势上马了“李白纪念馆续建工程项目”,将李白纪念馆扩建成集游览、影视创作、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文化服务中心和研究李白的资料中心,总投资785万元。

裴钰认为,围绕李白故里开发所投入的大规划、大资本和大项目,使得这一争夺成为两地谁也“输不起”的战斗。“李白故里花落谁家,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一旦学术上有定论,被“摘帽”的一方,相关的项目投资回报或将大幅缩水。

故里之争不是零和博弈

“名人故里之争的‘争’从根本上讲是‘竞争’的争,而非简单意义的‘争抢’的争。”裴钰认为,其本质是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竞争,绝非一个无计划的、盲目混乱的行为。“这种竞争绝对不是简单的‘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他强调说。

在裴钰看来,湖北襄樊和河南南阳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夺由来已久,而且颇有些势不两立的态势。他将双方持续百年的交锋,总结为“四个门”。

首先是“对联门”。清朝道光年间,籍贯湖北宜昌的顾嘉蘅到南阳做知府。当时,襄阳人和南阳人打官司争抢诸葛亮,顾知府既不便得罪襄阳,又不愿触怒属地南阳。情急之下,他满头大汗写了一幅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置于武侯祠。“可见当时两地争夺的激烈程度。”裴钰评论说。

而1990年,中国邮政发行《三国演义》特种邮票第二组,其中有一张是“三顾茅庐”,两地为此激烈争夺该组邮票的首发地,“邮票门”由此爆发。最终国家邮票发行部门不得不“和稀泥”,让两地各自举办首发式。

到了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教材重新收录已经删除十年的《隆中对》,其中加注称:“隆中,山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在《出师表》中对“南阳”一词注解为:“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此举强烈刺激了南阳,“教材门”爆发,南阳市甚至举行了万人签名的抗议活动。

而2008年6月8日,中央电视台某栏目插播了一则湖北襄樊的城市广告——“诸葛躬耕地,山水襄樊城”。又激起了南阳人的抗议,是为“广告门”。

就是这对争夺多年的“老冤家”,如今对名人故里之争也尝试着走向合作与共赢。

裴钰也注意到,在2008年的南阳《政府工作报告》,出现了这样的内容:“鼓励旅行社与重点客源地搞好对接,加强与洛阳、平顶山、襄樊等周边城市的合作。”

既然名人故里之争的“成败”似乎不再以简单的“输赢”论英雄,那么对一地而言,如何衡量名人故里之争、发展故里经济的成败呢?

裴钰认为,标准有三:首先是当地文化传承是否得到了较好保护。“争夺炎帝故里的陕西宝鸡和湖南株洲就是典型的一例。”裴钰介绍说,宝鸡每年传统的炎帝祭祀传承得很好,而株洲,在2006年,本地的“炎帝陵祭典”也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他看来,两地都很好地传承了炎帝文化,两地相关文化旅游也因此而繁荣。

同时,裴钰注意到,争夺黄帝故里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该县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的增幅(如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10年(计划)达到4000元。由此裴钰认为,衡量当地发展“故里经济”成败与否,还要看其是否拉动了当地经济,是否惠及民生。

而第三个标准则是故里经济的创意营销是否做得好。作为诸葛亮出生地,山东临沂创办了诸葛亮故里文化旅游节。裴钰告诉记者,临沂仅在2007年的文化旅游节就签约32个项目,累计吸引投资额达24.616亿元,利用诸葛亮捆绑推介机械、电子、纺织、化工、建材、农业、旅游等多个产业。

因为唯一,所以珍贵

“孙悟空故里就其商业价值而言,是远远无法和赵云故里相比的。”裴钰告诉记者。

在研究中,他将目前在我国各地引发了故里之争的30多位名人分为三类:一类是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比如赵云、李白;第二种就是文学、娱乐化的人物,代表就是孙悟空、董永,“这不是学术之争,只是‘泛文化’现象”;再有,就是“故里经济中比较特殊的,触碰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西门庆故里之争”。

在裴钰看来,其中最具商业价值的就是第一类——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故里商业价值高,就在其真实性。”他认为,历史人物故里和帝王陵寝是文化旅游中最具含金量的两种,二者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其真实性、唯一性和排他性。“这也是为什么只会出现故里之争,而不会出现故居之争,还有为什么说曹操墓的发掘蕴含重大的商业价值。”他解释说,文学和娱乐化的名人故里则没有“真实性、唯一性和排他性”,它们的文化旅游价值就相对弱一些。

有学者指出,有的历史名人故里研究出现学术乱象,是由于有些研究者的方法论有问题,“没有坚持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他还进一步指出,更有甚者,还出现了某些地方的学术研究是为本地经济利益“背书”的情况。

为此,还有的学者披露说,一些地方政府直接拿钱办所谓学术研讨会,期望“研讨”成果有利于其故里之争。

裴钰认为:“地方政府资助学术研究无可厚非,但对基于经济需求之上的重大学术分歧,应该依照国际通行做法——设立学术研究基金,将资金投给相关的学术基金,由有公信力的学术机构来组织相关的研讨过程,才能确保学术程序的规范。”

裴钰认为,坚持历史人物的故里唯一性,同时宽容看待文学娱乐化的名人故里,坚决反对文化旅游中出现的触犯社会基本伦理和价值观的行为,这是对“故里经济”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

裴钰提醒,某些地方学术研究“为本地经济利益发展‘背书’,从短期看似乎有效地‘服务’于地方经济,而从长期看,任何违背现代人文科学逻辑和法则的学术研究,都会误导地方政府决策,为地方政府发展名人故里经济带来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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