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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民俗旅游表演与女性的东道主地位

2011-11-24
参与民俗旅游表演与女性的东道主地位
——以洛带客家女子舞龙队为例
梁音

[摘要]洛带是近十多年来以“西部客家第一镇”而闻名海内外的一个成都东郊小镇。一年一度的客家水龙节是洛带民俗旅游活动的重头戏,而其中的女子舞龙队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东道主女性对旅游的参与程度和旅游对东道主社会介入的深度、旅游开发的类型与女性参与旅游活动的类型都是决定旅游对东道主地位变化影响的重要考察维度。洛带女子舞龙队虽然是水龙节表演的重要角色,但这种参与对旅游中女性东道主地位的影响甚微。
[关键词]女性;旅游表演;参与类型;参与程度;东道主地位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1)05—0056—07
作者简介:梁音(1981-),女,满族,河北唐山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民俗、旅游。四川 成都610072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旅游中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人类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等学者们的关注,从性别视角考察旅游对东道主社会的影响则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德·卡特(De kadt)在1979年出版的《旅游:发展的通道》中通过对旅游给几个国家女性带来的就业、地位、民俗的变化分析,探讨了旅游对东道主社会女性的影响。[1]美国人类学家斯韦(Swain)1995年提出的四个需要研究的旅游中的社会性别问题之二即为性别东道主(gendered hosts),意指随着旅游发展,东道主社会形成的性别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等。[2]近几年来,国内杨慧、刘永青对宁蒗落水村旅游与社会性别建构的研究;唐雪琼、朱竑对云南世局父权制民族中妇女社会性别观念受旅游发展影响的研究;冯淑华、沙润对江西婺源乡村旅游中农村妇女就业与发展的研究;林清清、丁绍莲从旅游发展过程中东道主社会权力关系变化及作为旅游吸引物的东道主女性两方面对现有研究所做的总结等都是颇具启发性和现实意义的研究。

具体到对旅游中女性东道主的研究成果来说,目前多数学者是从旅游为女性提供就业进而影响其地位角度进行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旅游发展为女性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通过参与旅游工作,女性收入增加,也相应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有学者从旅游不同发展阶段总结了其变化,认为旅游发展越成熟,女性角色和地位变化也越大。[3]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工作机会未必能促进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Kinnaird and Hall就指出,可提供的就业机会的质量和类型、妇女获得就业机会的差异性和就业的季节性波动等就是从性别角度分析旅游就业时首先要注意的问题。[4]旅游对东道主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也往往因各旅游目的地发展状况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这些成果为我们深入探讨旅游与女性东道主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和启发,我们注意到,把对东道主女性地位变化的研究放回旅游开发的整体系统中,可能会让我们看到影响女性东道主地位变化的更多因素;其次,在关注各地旅游发展阶段上的不同时,“阶段”本身是个复杂的判断标准,有待于细化;再者,除了发展阶段的不同,旅游开发的类型亦存在诸多不同之处,这个前提可能会让研究的结论更多样化;最后,参与到旅游活动中东道主本身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群,即便都是女性也可能因参与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而使其东道主地位呈现多种变化。本文仅以成都市洛带镇宝胜村女子舞龙队参与旅游表演为线索,尝试探讨在政府主导开发型的旅游中,参与旅游表演的女性东道主的地位变化问题。

二、洛带旅游与“刘家龙”

洛带是最近十多年来以“西部客家第一镇”闻名于海内外的一个成都东郊小镇,且已成为成都旅游地图上名副其实的新宠。客家对于成都来说也是随着洛带旅游的开发而慢慢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个名词。四川的客家人分布于全川境内的46个县市[5](P42)(1993年数据),而洛带所在的成都东山地区被誉为客家方言保留最为完整的“客家方言岛”,客家人口比例为85%。史志和族谱材料显示,洛带的客家人是清初随着“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从闽粤赣客家聚居区迁徙过来的。虽然定居此地近三百年了,洛带客家人不但“乡音未改”而且还保留着很多原居地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和传说等有形、无形的东西及其所负载的客家记忆便使洛带成为区别于成都周边汉族社区的“他者”,加之仅距成都市区18公里的优越区位条件,被打上“客家”标签的洛带很快便成为旅游开发的优选对象。

1999年在四川客家海外联谊会、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和当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洛带正式将“客家文化”定为该镇旅游开发的主题,随后通过会馆、“刘家龙”、伤心凉粉等标志性符号的重新建构和节庆(水龙节和火龙节)打造,成功将洛带推为成都旅游地图上的一颗新星。从此,洛带旅游便一发而不可收,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逐年高速增长。除了会馆、伤心凉粉,一年一度的水龙节、火龙节是洛带吸引游客效果最好的招牌,特别是水龙节举办期间,洛带每日客流可达30万以上,这其中“刘家龙”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刘家龙”是洛带镇宝胜村江西刘氏舞龙队的别称。宝胜村位于洛带镇西北约四公里的浅丘平坝上。据四川客家中心1999年的调查,该村是洛带镇唯一一个纯客家村,第一大姓为刘姓,分两支,一支为粤东刘,一支为江西刘,“刘家龙”即指江西刘。至于刘氏家族舞龙的来历,据族谱记载和村中长者介绍,刘氏祖先刘累,事夏孔甲帝,为御龙氏。忽有一日,不知何故,刘累所养的龙突然死亡,为应付孔甲帝视察,他只好用草扎假龙,并上报孔甲帝说龙不舒服,只能在远处看,然后命人持那条假龙在对面山头上舞动,不知是龙扎得好还是舞得好,无论如何,孔甲帝居然没有看出破绽,刘累逃过一劫。但他深知自己将龙养死已是大祸而扎假龙欺瞒孔甲帝更是杀头之罪,于是他便逃出皇宫,远走他乡。后来他对他的子孙说,以后一旦刘家人当上了皇帝一定要舞龙。刘邦称帝后,为给韩信庆功开始第一次舞龙,自那以后,刘氏族人将舞龙习俗一直传承下来。该村境内立于大清光绪年间的刘家祖婆的墓碑上仍刻有“豢龙后代”的字样。传统上,“刘家龙”除具有独特的扎法和舞法外,出去舞龙前还有隆重的出龙仪式,包括向祖宗启禀、焚香祭拜入川先祖和“萨官老爷”① 、杀鸡占卜等。刘氏入川三百余年来,除文革时期外,他们一直继承舞龙传统,并涌现过很多远近闻名的舞龙高手,其族人刘隆耀就在民国初历任洛带龙灯会会长。

“刘家龙”现在分为三种:火龙、水龙和彩龙。其中有女性参与的即是水龙。舞龙时男子头戴柳条圈,赤膊上阵,女子着短衣短裤,分别舞动一条九节龙,同时,有人专门负责朝舞动着的龙上泼洒清水,是为水龙。水龙节即是以“刘家龙”舞水龙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俗节日,该节日始于2002年7月,是洛带大力打造客家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洛带女子舞龙队

舞龙,传统上是专属于男性的活动,甚至在有些地方,女性是不能触碰到龙的。宝胜的情况又如何呢?实地调查显示:首先,和其他地方一样,舞龙传统上都是男性在舞,女性参与到舞龙活动中是水龙节举办后才开始;其次,传统舞龙活动中没有针对女性的禁忌,比如不能看祭龙仪式、不能触碰龙,甚至有的女性告诉笔者,摸到龙才有福。这种传统下,“龙”对刘氏家族女性没有排斥,她们和舞龙之间没有传统障碍,但舞龙是男性的专属活动这一思想却也是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的,女性只是舞龙的观众。

女子舞龙队的组建打破了这种男性独占舞龙舞台的局面。洛带的水龙节始于2002年,女子舞龙也就组建于那时。如果依照上文记述的宝胜舞龙与女性关系的传统,如果她们愿意的话,女性是有可能自发组织女子舞龙队的。在深入调查之前,笔者也曾主观认为就是如此,但调查发现,女子舞龙队的发起人并不是宝胜村的女性,而是洛带政府。当地官员做了如下解释:现在是新中国,男女都平等了,刘家龙就是家族舞龙,男女老少要齐上阵。(确实还有娃娃龙,鉴于主题,娃娃龙的情况此处暂不论述)。

报名与选拔:政府的号召通过特别的渠道传达到刘氏家族女性中间。刘家龙的领队先向他的队员传达了政府要求组建女子舞龙队的消息,同时要求他们回家后询问自己的妻子女儿,如果她们愿意可以报名;女子舞龙队到洛带参加表演的薪酬和男人一样。当然,得到消息前去报名的不一定都是老公在舞龙的,考虑到有钱赚、去舞龙应该也是很有趣儿的事情,所以刘家的女性们很自然的接受了这个号召。

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还是有一定的选拔标准,包括:相貌、身高、气力、是否热衷。其中气力是个重要标准,因为舞龙需要较好的体力和气力,空有好的身高和相貌但舞不动或者吃不了苦就只能放弃。组建成的女子舞龙队队员基本都是刘氏家族的女性,或者是媳妇或者是女儿,只偶尔会有外姓外家族女性,但这种情况的前提常常是刘家女性因故不能舞,那么就由她自己找很熟悉的外姓外族女性来顶替她的位置。女子舞龙队的规模基本保持在二十四五人左右,所舞龙为九节龙,其中舞龙头和龙尾的各为两人以便轮换,因为这两个位置所需体力和气力均较大。队员的年龄从十几岁到四十几岁都有,从队长为我们提供的较新的名单来看,最小的为15岁,主要舞龙珠,最大的为43岁,主要舞龙头。之所以说是较新的名单是因为,女子舞龙队实际上是很松散的临时性组织,人员的变动是时常发生的,或者是队员因故抽不出时间,或者是身体不适,或者因年龄增长而体力、气力不支,或者远嫁他地等等,所以每年参加舞龙的女性都有可能变化。

培训与训练:女子舞龙队的女性一般对舞龙都比较熟悉,刘氏家族的媳妇很多都是从东山地区的其他地方嫁到宝胜来的,如与洛带毗邻的万兴、黄土、西河等地,在她们小的时候都看过刘家的舞龙队到她们家乡表演,而刘家的女儿们更是从小在舞龙的环境中长大。虽说一直都在接受熏陶,但真正要舞还是需要好好学一下的,这种学习包括两种:一种为集中培训,一种为家庭内指导。集中培训主要是队伍组建之初,由队长或其他舞龙经验丰富的男性来教授,43岁的张大姐说她们开始学的时候学了三天;家庭内指导主要是回家后,由会舞龙的丈夫对步法、技巧等给一些指导。总体上看,刘氏家族的人都觉得舞龙是需要学,但学起来也很简单,多看看、步法走对了就可以了。学习阶段结束后,日常时候女子舞龙队没有训练,水龙节前如果接到政府通知需要参加表演那么就在上场前再熟悉一下步法,热身一下,然后就开始表演。

表演:女子舞龙队唯一的舞台就是一年一次的洛带水龙节,除了水龙节她们没有参加火龙、彩龙的表演,而具体今天是否上场参加表演还要等政府通知,一旦要表演,服装、道具(主要是指扎好的“龙”)、水都由政府提供。表演时,队员们身着统一的短衣短裤舞动彩龙,政府安排的高压水车从远处朝着舞龙队洒水,龙在水中舞,水朝龙上洒,是为水龙表演。水龙节举办的地点是在距离宝胜村约四公里的洛带镇上,但开幕时间和持续时间通常都不确定,常常都是政府根据当年实际情况临时决定,一般是在当年七月举行,持续时间从两天到一个月(主要是四个周末)不定。女子舞龙队的表演也就从每年两天到八天不等,其余的时间她们有的在附近工厂或公司打工、有的在家管理农田和果树。

四、女性东道主地位变化

从表面上看,宝胜的女子舞龙队不但完整了刘氏“家族舞龙”的概念,更撑起了水龙节的半边天,因为她们的加入使水龙节多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赢得了游客和观众的掌声和赞赏,而她们舞水龙的照片更是登上水龙节的宣传资料成为吸引游客的广告。那么女子舞龙队参与旅游表演对女性在旅游活动中的东道主地位变化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洛带旅游开发和女性参与旅游表演的过程。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旅游开发热,成功的导演了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一幕幕喜剧,借助旅游发展经济也就成为各地政府和官员建设卓越政绩的理想之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洛带旅游在政府的主推下开始启动,1999年洛带旅游开发规划书诞生,2000年初,以“火龙节”为开场大戏,洛带旅游正式启幕。火龙节以刘家龙的家族传说和舞龙历史为蓝本制作了旅游宣传册,以刘家男子舞火龙为活动主要内容,以报道刘家龙的入川历史突出洛带客家文化的独特性。春节期间及“火龙节”之后,洛带古镇及其客家文化一直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洛带很快在成都平原走红。2000年到2002年,火龙节共举办三届,期间都是以刘家男子舞火龙为主,女性并未参与其中,因此可以说2002年的水龙节是刘家龙的女性作为旅游地东道主第一次登上舞台。

但这次登台并非主动和自愿。从上文女子舞龙队的组建过程可以看出女性不是自愿主动参与到旅游活动中的,组建女子舞龙队的发起人是一直掌控洛带旅游开发权的洛带镇政府,政府出于丰富水龙节节目的需要,打出“刘家龙”是“家族舞龙”的招牌,要求刘家龙组建女子舞龙队和娃娃舞龙队。前文已经提到,“刘家龙”是江西入川的刘氏家族一直保留和传承的一项民俗活动。从传统上讲,御龙氏的传说和“豢龙世家”的渊源让宝胜的刘氏舞龙呈现出浓厚的家族特色,这种家族特色主要体现在:刘氏为“豢龙世家”,舞龙是家族的历史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舞龙是家族活动,参与者都为刘氏家族成员;出龙仪式要祭拜刘氏祖先和“萨官老爷”。那么出于旅游开发需要而组建女子舞龙队以打造“家族舞龙”中的“家族特色”又是什么内涵呢?政府官员给出的解释是:只有男人舞的话太单调了,现在男女平等,家里男女老少都要舞。于是,在旅游开发的同时,一方面是女性被作为家族成员纳入家族舞龙活动,另一方面传统的“家族特色”则发生了变化,据村民介绍,现在只有舞火龙才有出龙仪式;由于村中现在不再只是刘姓居住,所以也有个别外姓人参加了男子舞龙队。由此我们发现,政府为旅游开发而将传统刘家龙的“家族舞龙”概念曲解、置换了,或者说是在形式上拓展了但在本质上缺失了。女子舞龙队的组建正是在这曲解、置换的“家族舞龙”概念下为迎合旅游开发需要而打造的一种“旅游产品”,女性虽然登上了旅游表演的舞台但却并不是她们主动参与旅游活动的结果,很多女子舞龙队员表示,如果政府不组织她们是不会去舞龙的。

即便是登上舞台,女子和男子舞龙队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表现在表演场合、表演频率、受重视程度上等方面上的不同。女子舞龙队只出现在水龙节的表演中,男队则除了水龙节的表演还担纲了火龙节和重要接待的彩龙表演,男子龙是所有重要活动的必要角色,女子龙则只是水龙节的角色之一。“我们不是主角,不受重视。”20岁,从职业学校毕业的英妹说。舞与不舞、舞哪条龙、舞多久都是政府说了算。虽然水龙节表演中她们撑起半边天,但场下的她们却根本享受不到主角待遇。43岁的张大姐说,有一年她们舞水龙,上场前她们去库房拿龙,她们想选一条轻一点儿的龙政府那管事儿的都不让,她们只好拿了重的。舞水龙,政府的要求是一天要舞到两辆高压水车的水洒完,如果遇上阴天下雨或气温低,水淋到身上冷冰冰的,有时候还会感冒,但即便如此,她们也不能提前结束。相对来讲,男队在与政府对话方面要好一些,因为他们是扛“刘家龙”大旗的,“刘家龙”作为洛带旅游的招牌是水龙节、火龙节和各种重要接待中必不可少的,有时候一些重要领导视察也都点名要看刘家龙的表演。所以,虽然女性是政府为丰富水龙节节目而推出的旅游产品——“家族舞龙”的重要演员,但她们的出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洛带旅游重头戏——“刘家龙”的男性本位状况。她们赢得了游客和观众却未赢得与东道主地位相应的话语权,可以说其参与旅游表演对其东道主地位变化的影响甚微。

其次,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来看。通过像男性一样参加舞龙活动是否对女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有所影响呢?调查收集到资料发现,答案是否定的。其一,从家庭内部来说,虽然女性参与到舞龙活动中,和男人一样舞起九节长龙,但舞龙对于家庭生活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我们观察到的三种家庭类型中都没有因女性参与舞龙而发生变化:男性当家作主的依然是男性当家作主,女性当家作主的依然是女性当家作主,民主型的家庭依然是民主型的家庭,女性与丈夫的关系和在家庭中的地位并未发生改变。其原因在于,对刘氏家族来说,舞龙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或者更像是一种可以赚取收入的娱乐活动。参加舞龙表演,现在一个人每天的收入是70元人民币,舞龙头的可以拿到105元,男女都一样。这个收入水平和妇女们附近到砖厂打工的收入差不多,只是工作相对轻松也有趣儿一些。但舞龙只是夏季水龙节举办期间才有,而且还要根据政府的统一安排,时间不确定,虽然工作轻松收入不低但却不是长久之计。也就是说,通过参加舞龙表演而介入旅游活动没有显著增加女性的收入。

其二,虽然是团体性活动,但女子舞龙队是个相当松散的临时性组织,她们没有自己的女性队长,所有有关表演的活动安排常常都是由男队队长通知男队队员再转而传达到她们这里。除表演活动,女队员们从来没有以女子舞龙队的名义聚集到一起或开展什么活动。由于主要以自愿和体力入选,且队员并非长期确定,所以参与舞龙也并未在村子女性中形成明显的界限。队员之间的关系基本保持原样,当她们需要姐妹帮助时还是会去寻找原来的好友而不一定是舞龙队里的队友。基于组织结构和内容上的松散,舞龙对于她们来说只是一种“好耍”②的娱乐活动,它并未改变女性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

其三,拓展到旅游活动之外,女子舞龙队队员在村外和水龙节之外赢得了些许自豪感。在学校读书的女子舞龙队的队员常会被同学问及舞龙的情况,在打工的工厂或公司也会有工友或同事询问她们如何舞龙。其次,因为舞龙而需要向老板请假时,老板们都予以准假,他们说他们理解这是家族的传统。同学、同事的好奇和老板的理解让舞龙的女子们感到些许自豪,但这微弱的自豪感并未唤起她们更加积极参与旅游活动的兴趣,因为在她们看来,“刘家龙”的继承还是男人的事,女子龙舞不舞还是政府说了算。

五、被动的女性东道主

作为水龙节舞龙节目的重要一员,作为政府打造“家族舞龙”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子舞龙队在吸引游客、提升洛带旅游人气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谁都不能否认军功章有她们的一半。可是,当我们尝试发掘她们华丽舞姿背后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比如热情、比如自豪时,实际的调查却已经告诉我们,她们的热情和自豪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热烈和强烈,舞龙对她们东道主地位的影响甚微,至于原因,下文试作分析:

(一)政府主导开发下的被动“东道主”

在洛带的个案中我们发现,政府才是掌控和统筹旅游活动的真正东道主,参与旅游表演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性别分析首先要屈就于政府东道主与平民东道主的结构分层之下。回顾洛带旅游开发的过程可以发现,洛带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开发模式③,当地百姓虽然是客家文化资源的所有者但却不是这些资源资本化的实施和占有者,政府是当地旅游开发的主导者、实施者也是监督者,它也就成为当地东道主社会的总代表。而从社区参与的理论角度来看,由于1999年制定的旅游规划根本没有涉及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而一直以来政府筹资建景观、搞节庆的“大政府”营运模式更是让包括女子舞龙队在内的众多当地居民处于一种“无权”和被动参与状态。在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旅游开发模式中,政府强势且主动决策,平民东道主则自觉处于被动、服从地位。女子舞龙队就认为女子龙只是政府旅游开发的临时性需要,她们也从未想过成立一支独立自主的专业的舞龙队以便可以出去表演。水龙节的舞台上,她们应政府通知而来、表演完毕即去,并未与游客发生直接关系,参与旅游方式的单一限制了她们作为东道主与游客的接触,限制了她们参与旅游的深度,这也就从某种意义上限制了旅游对其东道主地位的影响。

(二)“兼职”参与旅游表演的“东道主”

她们——世代讲着客家话的“客家人”、来自“豢龙世家”的女子舞龙队,与洛带——“西部客家第一镇”、以“豢龙世家”撑起的“水龙节”之间看似存在着再紧密不过的关系,她们理应是洛带客家旅游中非常重要的东道主之一,但事实却是似紧实疏。一方面,她们只参加了水龙节的表演而没有介入其他旅游活动,而水龙节的表演又属于节庆表演,每年只有一次,她们参与旅游活动的方式和内容限制了其参与的深度;另一方面,参与旅游表演不是她们及家庭生计的主要来源,舞龙能给她们带去的并不是多么高额稳定的收入,对她们来说那更像是一种“兼职”,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它并未深刻影响或改变她们原有的社会生活。再者,表演空间(洛带镇上)与生活空间(宝胜村)的分离也间接弱化着旅游对她们实际生活的影响。

(三)没有话语权的“东道主”

我们知道,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话语权是与对资本的占有密切相关的,舞龙的刘氏家族女性在参与旅游活动时占有的资本相当有限,这也就决定了其话语权的缺失。就水龙节来说,女子舞龙队作为刘氏“家族舞龙”的成员之一参与表演,而不是因为她们舞龙表演技压群芳。也就是说,女子舞龙队只是占有“刘氏家族成员”的身份资本,而这种身份资本也是政府打造“家族舞龙”而随之产生的,遗憾的是,政府打造的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家族舞龙”与“刘家龙”及其为游客提供神圣想象的传说之间并无实质关联,游客看重的是“豢龙世家”的传说和“刘家龙”,女子龙,还有娃娃龙不过是丰富“刘家龙”表演的补充(见表1),因此,女子舞龙队获得的身份资本其实也是相当脆弱和有限的。这种资本占有的有限性决定了女子舞龙队话语权的缺失,这种缺失也就限制了她们对旅游活动的参与程度,参与程度的不高也就相应导致了其东道主地位的变化不大。

表1
刘家龙
=男子龙
≠男子龙 + 女子龙 + 娃娃龙

(四)所谓“男女平等”的“东道主”

虽然政府要求组建女子舞龙队的理由之一即是男女平等,但政府视角并非是超越性别的完全平等。这主要表现在:组建女子舞龙队事先并未调查、征求女性意见;组建要求没有直接传达到女性中;组建负责人不是从女性中选拔或推荐;组建后的排练完全由男队负责;表演通知由男队队员转达而非直接通知女性本人;女子舞龙队对表演的具体时间、地点、演出持续时间根本没有发言权。这些特征表明,男性在女子舞龙的活动上扮演着选拔人、管理者和中介的身份,女性更多是被动参与,且这种性别分工正是在政府无意识的引导和默许下形成的,因此,政府对旅游活动的统筹更多还是呈现一种男性视角。

六、结语

通过回顾宝胜女子舞龙队参与旅游表演的历程和以上的浅显分析可以发现,把对东道主女性地位变化的研究放回旅游开发的整体系统中,影响女性东道主地位变化的诸多因素可以变得较为清晰。旅游开发本身的成熟度与东道主社会人群的参与程度,还有旅游对东道主社会介入的深度并非完全一致,因此,从东道主社会不同人群对旅游的参与程度和旅游对东道主社会介入的深度等方面细化旅游开发程度与女性东道主地位变化之间的简单对应研究应该是有益的。其次,旅游开发的类型与女性参与旅游活动的类型(包括方式和内容)也应纳入以上分析框架,旅游开发的类型往往从整体上设定了旅游对东道主女性地位变化的影响基调,而具体的女性群体或个体参与旅游活动的类型和方式则往往是考察旅游对其地位变化影响的最主要因素。

以洛带为例,谁都不能否认历经十年多的发展,洛带旅游开发已经日渐成熟,但作为以节庆为主的观光体验型旅游目的地,居住在古镇主街道上的东道主与居住在古镇边缘的东道主、开店铺售卖旅游商品的东道主与只是在节庆时出来表演的东道主所受到的旅游带给他们的影响绝对是各不相同的。本文所选取的女子舞龙队就是居住在古镇边缘十年来坚持参与水龙节表演、但也只参与水龙节表演的一群女性,她们作为“豢龙世家”的一员、作为日引游客30余万的水龙节表演的半边天,参与旅游对她们来说只是响应政府要求的一种临时性工作,旅游不是她们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她们有限的、形式单一的“兼职”参与旅游活动,旅游活动也有限的、微弱的影响着她们东道主地位的变化。

注释:

①“萨官老爷”实际上是他们从江西带到四川的一个神灵,陈世松先生认为这个神灵就是他们当时在江西的土地神。
②四川话,有趣儿的意思。
③对于洛带旅游开发过程的分析参见拙文《社会记忆的文化资本化》,载于《成都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9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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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7-28责任编辑彭文斌《民族学刊》2011年第5期总第7期JOURNAL OF ETHNOLOGY (所有图片由于版面的因素都省略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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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要介绍民风民俗,民俗文化方面,包括中国民俗,民俗文化,中国民俗文化,民俗风情,民俗学,民风民俗,中国民风民俗, 民俗文化村,参与民俗旅游表演与女性的东道主地位等。特别关注有关人与文化的价值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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