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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的传统天时习俗

201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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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的传统天时习俗

罗 曲

  [摘要]彝族在漫长的发展史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天时习俗,对日、月、年、季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并且以物测日观星来认知时节。这种将科学的成分与习俗的活动相融的习俗,反映了彝族人民认识自然的历程,体现了彝族人民的智慧。因为早期的文化往往存在着不同时空的“平行创造”,所以彝族传统的天时习俗也为研究人类认识天体自然节律增添了材料。
  [关键词]彝族;天时;传统习俗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1)06—0085—04

  作者简介:罗曲(1955-),男,彝族,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俗文化、彝族文化、休闲文化。四川 成都 610041
  
  《易·乾》有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时”指的是:天道运行的规律,自然运行的时序。所以宋代曾巩《本朝政要策·历》就总结道:“察天时以授民事,则历象不可不谨也。”那么彝族又是怎样认识天时的呢?彝族先民有怎样的天时习俗呢?学界对于彝族习俗风俗研究不少,但是关于彝族先民的天时习俗研究却很少。彝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自然界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其中,对天时节令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彝族先民对天时节令的认识,反映了彝族人民认识自然的历程,体现了彝族人民的智慧。彝族先民在天时节令的认识上,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揭示中,具有科学成份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神秘的原始信仰色彩,这种时令习俗与年节习俗融为一体,形成了彝族自己独特的时令观。这种时令观与其他地域或某些民族的天时习俗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这是不同时令的一种文化的“平行创造”,而不是从他处所习得。
  一、彝族对日、月、年、季的认识
  彝族的天时习俗是从对天体的混沌认识和对白天黑夜的神话认识逐渐发展成对月、年、季的认识以及内容丰富多彩的民俗节日活动的。彝族先民和其他民族的先民一样,最先是不知道白天黑夜为何物的。他们认为是神开辟了混沌的世界才有了天地,是神喊出了太阳、月亮、星星,世界才有了光明。同时,在那生产力低下,认识极不发达的时代里,人们的意识极易产生“互渗”,并出现相似的认识。所以当他们发现天亮日出、下午日落之时公鸡都要拍翅啼鸣,便认为白天黑夜的存在与鸡有神秘的关系,以为公鸡能预知白天黑夜的到来,必定具备了一种人所没有的神力。这种解释虽然欠科学性,但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注意到了以鸡的啼鸣与太阳的升降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从而知道了白天黑夜的节奏规律。由此可见,彝族的时令观在产生发展中的初级阶段,神秘性和科学性是融为一体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只知道白天黑夜的到来与公鸡的啼鸣有关,而不知道这是地球运转的结果,把鸡视为白天黑夜的使者。在这种神秘性和科学性结为一体的时令观里,人们在“理论”上虽然充满着神秘性,但在实际经验上,仍然会体验到太阳的光明和温暖,夜晚的黑暗和寒冷,从而形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节律,产生这次太阳出来到下次太阳出来的周期就是一个昼夜即一天的认识。
  太阳每天出来都是一个形状。所以,彝族先民虽然有了白昼黑夜的概念,但要累计“天数”昼夜),还只能以“结绳记日”、“刻木记日”或向竹筒里扔小石子的办法,这是很不方便的。这种不方便,促使了他们进一步探寻自然的奥秘,使自己的时令观从“日”向“月”迈进。人们在实践中发现,月亮形状的变化,与昼夜的增递有关。而且,从看不见月到月圆,再从月圆到看不见月,其相隔周期总是差不多相等,包含了一定数目的日——昼夜。于是“月”作为一个比日更长的时间单位被彝族先民认识,并开始用月的圆缺程度来记月,发明了用“朵尺尼(月圆或月升的第一天)”……“朵果(月最圆的一天)”、“以尺尼(月缺或月降的第一天)”……“以果(月缺不见或月降不见)”的记月方法。
  检阅众多的文化材料,这种以月的圆缺出没记时的文化现象,在其他民族里也曾出现过。诸如汉族有“朔”、“望”、“晦”的说法,《汉书·匈奴传》在描写匈奴生活时有这样的记述:“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而退兵”。只不过相比之下,彝族以月的圆缺变化记月更具体,相对而言也更准确,而且直到现在还在沿用。
  有了月的时间概念后,人们又从一些物候现象,认识了更长的时间单位“年”。在彝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中,举凡花草树木的发芽、开花、鸟兽的出现,洪水初涨,山上见雪等物候现象,都会给他们以深刻印象,使他们用来作为“年”的标志。例如:我国古代的鞑靼人以草木的枯荣来划分年,从草枯到草青为一岁。美洲印第安人,发现山上第一次下雪时便认为新的一年开始了,彝族在历史上曾视布谷鸟的呜叫为又一个年头的到来。但是,人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所以,彝族先民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发现,地象物候虽然反映出了一年的周期,但是因各方面的原因,这种确定年的方法并不准确可靠。于是,他们把注意力从身边转向天宇,发现地上某种花的开放,某种鸟的啼鸣,甚至洪水初涨,山上下雪,与天上的某些星辰的出没及其位置的变化相呼应,因而随之出现了以星辰的出现或位置的变化定年的方法,在自己的天时习俗里有了“机古(星回)”之类的“星回节”,使彝族的天时习俗在科学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彝族的天时习俗的发展,还与彝族数学的发展紧密相关。当彝族先民认识了日、月、年这些时间概念后,为了交往上的方便和记时上的方便,发明了“十二生肖”记时法。所谓记时,本身就是一种记数的数学行为,所以,人们不仅以十二生肖来记日、月、年,而且还以这十二生肖之成数12为基础(一轮)来计算时间和人的岁数,并形成了一整套彝族数学口诀。译成汉语意为:一轮十三,两轮二十五,三轮三十七,四轮四十九,五轮六十一,六轮七十三,七轮八十五,八轮九十七,九轮一百零九,十轮一百二十一……从数学理论来看,这是以12为级差的等差数列,即1—13,2—25……10—121。由此可推导出相应的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an=12n+1
  式中,n为周期自然数1、2、3……N,每个周期为12;an为需要知道的总数(未知数),12为周期数n的系数,1为常数。比如:当一个人说他出生于马年,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5个马年,则他的岁数an为:12×5+1=61岁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在彝族天时习俗中的时间计算上,人们还用十二生肖的成数12为基数,将十二生肖分别进行排列组合,编成易记易背的彝族数学口诀,以适应复杂的时间计算。用这些口诀,只要知道一个人的属相及经历了几个属相周,现年所处的属相,便可立即说出一个人的岁数来。比如:当一个人说他出生于马年,已经过了五个马年,现年为鼠年,则马上可用彝族天时习俗里的数学口诀“马鼠五轮六十七”而得知这个人今年已有67岁了。
  这以马鼠为排列组合的彝族数学口诀译成汉语是这样的:
  马鼠开始是七,一轮一十九,两轮三十一,三轮四十三,四轮五十五,五轮六十七……
  如上所说,从数学理论上看,这速算口诀实际上是以7为常数,1 2为极差的等差数列,其通项公式为an=12n+7。所以,这里的彝语口诀“马鼠五轮六十七”,用这个数列公式表示就是:12×5+7=67
  彝族的这种十二生肖计时算时法,至今仍在广大彝族群众中使用着。
  从彝族的整个时令观系统来看,十二生肖记日法,是彝族天时习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不仅有记时算数的功能,而且反映了彝族天时习俗,人们在时间的认识上是日、月、年、季的发展顺序。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名称记月轮流完一次时为一年,包括了春、夏、秋、冬四季。但十二生肖作为彝族的一种时令观念,本身没有单独记春、夏、秋、冬四季的功能,所以在彝族的天时习俗里,没有“猪季”、“狗季”之类的名称;而只有“猪日”、“猪月”、“猪年”的名称。这种现象充分地说明了,在彝族时令习俗的发展中,人们对时间的认识上,季在日、月、年之后。
  对季的认识与划分,远比对日、月、年的认识和划分更为复杂,难度更大,需要的经验更多。首先,它必须在一个太阳回归周期(一年)内划分;其次,每季必须与当地的自然气象稳合,使人们按季节耕种或牧业时,不违“天运”,符合春播秋收的一般规律。所以,季的制定和划分,不仅要凭物候,还必须以有关星辰的运行位置为准绳。为此,就需要进行长期的星象观测,积累丰富的经验。再从社会发展史来看,任何民族都是从狩猎生产发展到农耕生产的,而季节的被认识并用于社会生产,是农耕文化有相当发展的产物。但人们对日,月、年以及十二生肖的认识,早在狩猎时代就产生了,前面所述的彝族用于记日、月、年的十二生肖习俗,据彝族民间传说,产生于一彝族老妇督促十二个儿子打野兽以保证生存食物的获得,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因此,彝族对时间的认识顺序为日、月、年、季,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能为此论提供旁证的,还有直到1949年以前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时令习俗。比如,1949年以前社会生产力还较落后的佤族,只有日、月、年的概念,而无季的概念;独龙族1949年在以前,从当年大雪封山到次年大雪封山时称为一年,叫“极友”,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但无季的概念。
  彝文古书上记录了彝族先民开初对四季的认识是“树上开花,树上花谢,树上果熟,树叶枯落”。这虽然大致体现了一年四季的气候,但很不准确。因为,各种树开花、花谢、落叶的时间不尽相同。而且,就是同一种树的开花、花谢、果熟、叶落的四种物候现象的长度也不相等,不能代表准确的“季”。所以,这种分季法是很不科学的,人们不易掌握季节的起止,不利于农业生产。像对年的认识以物候为标志不科学一样,季节的确定也要以某些星辰的出现或位置的变换为依据才准确。所以,在长期的实践中,出现了以物测日定季和以水观星等行为,最终使后来的彝族天时风俗,以“木尼(春)、木舍(夏)、木处(秋)、木楚(冬) ”代替了“树上开花、树上花谢、树上果熟、树叶枯落”的说法。
  二、彝族以物测日、观星知时节
  英国工程学教授汤姆从20世纪30年代起。对古人建造的许多巨石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勘测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据他的深入研究,古人建造的各种形状的巨大建筑几乎都包含有指示日、月方位的指向线,有的是自身固有的,有的则与附近突出的自然地形结合而成。在人类历史上,至少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早期,人们就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几何知识,并用于测日观星知天时节令。所以当时的各种巨石建筑及中国彝族过去的以自然物、立杆测日以及以水观星,向天坟等的天文学功能,都是先民对天时季节的认识。因为,地球的自转以及绕太阳公转,导致了大地上山、树以及其它的一些自然物,人工物(如高大的房屋)对太阳的投影,而这些投影的长短表现出了一种时间性。这种自然现象,最容易被人观察和掌握。因此,彝族先民依据附近自然物或人工物的投影,安排自己一天的生产活动,是很自然的事。随着实践的进步,当他们发现自然物或人工物的投影的长短不仅反映出了一天的时间增递,而且这些投影位置方位的变化,还与昼夜的长短、气候的寒暖密切相关时,便会自然地将这些自然物或人工物作为测日观星定季的“标杆”。随着经验的积累,认识的提高,人们进一步发现,这些自然物或人工物的投影功能,可由比它们小得多、短得多的竹杆或木棍代替,将竹杆或木棍立于就近便于观察和便于做记号的地方,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观测的效率。
  在彝族的时令观里,这种以物测日观星知时节的方法,例子是很多的。比如:美姑县沙库乡的阿克甲子,就是在自己的住地立杆测日知时节以指导农业生产;喜德县米市且则喀村的基什俄姆子,常以盆子装水观察月亮在何时与什么星星重合,并在住地附近设置了东西两个固定观测位置以观察日、月、星的运行,观察太阳升起的地点和太阳落山的地点,从而凭以往积累的观测经验确定节令。这种以物观测星象知时令的天时习俗,不仅存在于四川彝族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在云南彝族的彝文典籍中亦有所发现,且有相当的科学性。据师有福、童家昌二先生在《彝族文化》1988年年刊的文章记载,云南弥勒县法果哨彝村扬家福保存的彝文古书《彝族天文起源》(五言古体彝诗),中有这样的内容:古时彝族大毕摩戈施蛮(又名施滴添自)与毕莫朔维帕、玉布妮玉、促萨额陆、兀诅旋维在默哼伯山上摆一张圆桌,地上立10根杆,然后再把它们缩于圆桌之上,以观测太阳星象知时令。据称《彝族天文起源》如是说:
  测天定十月,测天的层次,顺序来找出。一立天地杆,二立施亿杆,三立兀乍杆,四立沮乍杆,五立突乍杆,六立审乍杆,七立成乍杆,八立施乍杆,九立诺尼杆,十与二平齐。
  一月太阳向北转,二月近戈莫,三月达布苏,四月已超出,五月日折头,六月星柄走,七月星柄偏,八月星柄斜、九月柄朝外,十月正下指。
  诗中的“戈莫”和“布苏”均是指的第二个杆影的位置。第七、八两根杆是用来固定方位的,即为了避免受太阳南北移动的影响,使东西两个方位出现偏差,所以用这两根杆来固定北斗星的位置,以确定四个方位。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彝族天时习俗里以杆测日观星定月并有示意图的古彝文书。①
  立杆测日是许多民族都曾经历过的文化史。
  当人们发现了立杆测日观星定时节的方法后,会进一步思考,能不能在最便于观测天象的地形上,人工建造一永久性的“杆”,使之在充满巫术文化的人们的心目中,显示出观天象的庄严性和神秘性。于是,出现了“日晷”这类的人工制造物。诸如,元朝皇帝就曾在当时的大都建过高达40米的日晷指针(杆),古罗马的统治者曾在练兵场地竖起一根高达34米的尖形柱作日晷的指针(杆)。而在彝族天时习俗里的这种日晷,或许就是向天坟。向天坟一般处于一定走向(北南)的山岗或山梁,既可以观测太阳的升落位置的变化,又可以观测某些星辰出没规律及其位置的变化;而且其本身的投影,又可以向人们显示一天的时段。比如据有关材料,贵州威宁的“祖摩乌屈”向天坟,现存封土高为:东南43.85米,东北33.8米,西南47.3米,南面38.7米,而且处于显眼的北南走向的山梁上。在那还没有日历钟表的年代里,它的投影将给附近一带的彝族群众显示有关的星象运行变化以及一天的时段,因而它除有“观象台”的作用外,还有“日晷”的功能。所以,我们虽然没生活于那个时代,没亲自听到头人发布命令说:某日在“祖摩乌屈坟”的投影到旁边的某个石头时,大家就离家到某地汇合去打仇家;我们虽然没有站立于坟顶上,以周围的固定自然物为参考点观测过星辰,但它在彝族天时习俗里天文学上的功能,是不言而知的。②[2-3]
  具有天文学意义的遗迹,在四川彝族先民的活动之地亦不乏其例。诸如,有关部门在西昌礼州区城远和西昌天王山各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礼州的文化遗址的一长方形浅坑里,有规律地放置着13组陶器,其方法是将陶器环形排列,小件重叠。在礼州以南的天王山,发现了与礼州相同的两组土坑陶器。从地理上看,礼州与天王山相距30多公里,各自的地形和附近的河流走向不相同,但两处遗址中放置陶器的土坑排列方向均对准北方。这说明当时土坑的挖掘和陶器的放置,是受一种时空观念的支配所为,与天文有关。
  众多的文化材料表明,在那崇拜星辰的年代里,人们的天文学知识与信仰意识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不会无缘无故地按某种图形和方位堆放器物,更不会无缘无故地建造不住人的建筑物,就连墓地的选择和墓的向位,也要表现出一种“天象”的观念。因此,依据一定地形走向而建的彝族向天坟,具有天文学上的意义和功能。
  
注释:
  ① 见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编印《彝族文化》,1988年年刊师有福、童家昌文。
  ②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 彝族卷》381-401页。另:关于向天坟的天文学意义,详见刘尧汉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一书第四章。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民族研究所编.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 彝族卷[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381-401.
  [2] 刘尧汉. 中国文明源头新探[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收稿日期:2011-09-20责任编辑 王珏 《民族学刊》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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