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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崇高”之美

201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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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崇高”之美

李天道

  [摘要]古罗马杰出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朗吉弩斯认为,作为文学作品,崇高的意旨应是第一位的,隽永、伟大、不朽的文学作品产生于“崇高”的意旨与最佳的语言及文体形式的完美融合。应该说,我国西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朗吉弩斯所标举的崇高审美域,其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戏剧冲突的设置及战争场面的描绘等都突显了崇高审美域所具有的“不可抵抗的征服力”,给予受者以“狂喜惊异”和“高兴、娱悦”的审美感受。
  [关键词]朗吉弩斯;崇高;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
  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1)06—0078—07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与美学理论研究”(项目编号:08BZX06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天道(1951-),男,四川彭州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艺学、美学。四川 成都 610066

  古罗马杰出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朗吉弩斯在其《论崇高》中提出,隽永、伟大、不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崇高”审美域、富有真挚热烈的感情和修辞、用字、组织等五个条件[1]这里所谓的“崇高”,其希腊原文是“高”,又为“上升到某种高度”。该词最初由埃斯库罗斯在其悲剧《阿伽门农》中提出,之后有绝顶、最高地位、极点极度、顶峰、巅峰、极致等义域。作为美学范畴的“崇高”,其义域要宽泛得多,具有伟大、雄伟、壮丽、高雅、古雅、超凡、遒劲、尊严等含义。朗吉弩斯认为,作为文学作品,崇高的意旨应是第一位的,隽永、不朽的文学作品是“崇高”的意旨与最佳的语言以及文体形式的完美融合。朗吉弩斯的这一有关“崇高”审美域的理论建构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他以后的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以及美学研究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朗吉弩斯以后,“崇高”成为美学史上一个基本的、核心的审美域被美学家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与推崇,成为不少作者在审美创作中所努力追求的基本审美域之一。
  本文拟从朗吉弩斯对文学作品“崇高”审美域的分析切入,对西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进行比较研究。

  朗吉弩斯所谓的“崇高”,主要指作品所营构与达成的审美特质,如高洁、深沉、激昂、磅礴、豪放、刚劲、雄健的意旨,以及高超、绝妙、光芒四射的文采等。就其核心诉求看,“崇高”应该与中国美学所标举的阳刚之美略同。在《论崇高》中,朗吉弩斯首先强调指出,文学作品的崇高审美域与一般风格特色不同的特征在于:崇高审美域“具有某种表述上的优势和特点”。在他看来,“最伟大的诗人和历史学家就是从这里获得他们的卓越地位和永恒的名声的。这是因为高尚语言的效果不是为了说服听众,而是为了使他们狂喜惊异;而且,惊异所传达给我们的始终是以一切方式感动我们,而不仅仅是说服我们或使我们高兴、娱悦。说服所达到的范围通常只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崇高的文章则产生一种不可抵抗的征服力。”[1](P.100)崇高审美域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征服力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为它“会像雷电一样把一切事物劈得粉碎”[1](P.100)。
  应该说,西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就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朗吉弩斯所标举的这种崇高审美域及其所具有的“不可抵抗的征服力”,表现出一种催人向上的、崇高雄壮的审美特征。这种审美特征往往体现在《格萨尔王传》所描述与刻画的英雄人物格萨尔身上,呈现在他为保卫家园的艰苦卓绝、奋不顾身、浴血奋战的战斗场面中,在他为建国立业的伟大事业中所做出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励精图治、发愤图强的拼搏场景中。这也正是《格萨尔王传》具有的不朽艺术魅力
  《格萨尔王传》鲜明地呈现出一种崇高审美域所具有的雄奇豪迈风貌。其强烈的感情、高昂的精神、不懈的斗志、起伏的情节所造成的波澜起伏的戏剧性冲突,往往引人入胜,其审美魅力与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相比也毫不逊色。从《格萨尔王传》[2]中可以看出,英雄人物格萨尔一生历经磨难,一诞生就身处逆境,苦难重重,多次面临死亡的危胁。初始,达戎部长官晁同企图扼杀他于摇篮,连设四计,想通过投毒、诅咒、驱逐、赛马,妄图害死格萨尔。苦难的历程往往能够磨练人的意志,即如《孟子·告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应该说,正是在不断地与大灾大难的拼搏中,格萨尔战胜了以晁同为首的恶人,正义的力量战胜了邪恶势力。格萨尔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打败了敌人,同时唤醒了千万黑头藏人,受到他们的拥戴,成为岭国的国王,并进一步率领黑头藏人去创建更加辉煌、绚丽的英雄业绩。显然,格萨尔王是民族的楷模,他英勇无畏、前仆后继、叱咤风云、励精图治。作为藏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伟大史诗,在讲述英雄的故事及其业绩的辉煌时,《格萨尔王传》总是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斗志昂扬的进取精神,呈现出一种气势磅礴、惊天动地的风貌。如格萨尔的哥哥,大英雄贾寨霞尕尔,在别妻上阵时,就曾这样表白:“岭国英雄正大战,只我一人躲清闲,贪生怕死太丢脸;人民有难不去救,怎能算作英雄汉。”他献身敌阵,被箭射中,临死时,仍然激昂慷慨地高歌:“英雄死在箭堆下,千秋万代把名扬,血肉身体虽然死, 不朽的精神永发光。”又如格萨尔爱妃珠姆的弟弟 帕雷布桂塔尔垒,为了国家,忠魂不散,死不瞑目,人头三次发出悲鸣,催人泪下。
  格萨尔王的妃子珠姆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英雄。在保卫部族的战斗中,她熬尽心血,用缓兵计等待救兵,以报国仇。她的行动是惊心动魄的,就连喜鹊、野狐也都同情她,不惜牺牲,替她给格萨尔王捎书送信,卫国救民。
  毫无疑问,除了文化传承外,《格萨尔王传》的传唱与吟诵具有浓重深厚的审美教育作用,对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对一个民族族群的认同,以及对积极向上、英勇无畏民族性格的张扬和延续都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作为接受者的大众会从中普遍感受到一种雄奇、奔放、崇高、雄壮审美意蕴与审美情感,并为之震撼。这样的诗篇,宏伟悲壮、壮怀激烈、惊天地而动鬼神。这点与朗吉弩斯的崇高观也是相同的。
  朗吉弩斯的崇高观推崇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崇高审美域的营构不在于娱人而在于育人,在于以崇高审美义感动人,催人奋发。之所以如此,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含五常之德,禀天地灵气的人,其情性刚柔迭用,喜愠交加变通。气有刚柔,刚柔虽殊,但却因时、因地、因对象而有所不同。具有崇高审美域的诗作更能够激发人的斗志,催人积极向上、奋发进取。因此,一般而言,人们都崇尚伟大的、比自己更神圣的东西。而崇高审美域显然是刚健雄伟景象与阔大高远气魄的生动呈现,更能够激发人们对伟大东西的热爱。这种景象与气魄使人不满足于人力所能及的整个宇宙,而想要游心骋思于八极之外。所谓“八极之外”,就是无限、无极的意思。所以朗吉弩斯所推崇的崇高审美域,其实质应该是对艺术创作中想象力与美育力的无限颂扬。也正由于此,朗吉弩斯以后,西方美学家都明确指出,崇高的审美特征具有力的无限与数的无限,在审美效应方面,使人惊心动魄、奋发向上,给人以努力向无限挣扎超越的审美感受。显然,这种思想的原初应该追溯到朗吉弩斯。对此,朗吉弩斯曾经非常生动、形象地指明崇高审美域所描述的对象“不是小溪小涧,尽管溪涧也很明媚而且有用,而是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尤其是海洋。我们自己所点燃的星星之火虽然它的火焰清晰稳定,却不能像圣火那样使我们充满惊畏之情,尽管它常常被笼罩着黑暗”[1](P.146)。
  应该说,《格萨尔王传》所展现的英雄人物及其活动场景、战争场面,包括其中所抒发的澎湃激情都风起云涌、雷奔电掣,其战争场景也决非令人愉悦的轻柔妩媚、光亮明媚的小溪小涧,而是波涛汹涌、常常被沉郁、黑暗笼罩的令人惊畏的江河海洋,体现了朗吉弩斯所推崇的崇高审美域具有无限气概和感染力。

  在审美效应与高尚人格的推崇方面,《格萨尔王传》与朗吉弩斯的崇高观也趋于一致。朗吉弩斯认为,为了追求无限性,达到感动人、震撼人的审美效果,达成崇高审美域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五个要素,而五要素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则应该是“形成宏伟思想的能力”,也就是“高尚的灵魂”[1](P.108-109)。在他看来,轻视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不争权夺利,固然是一种美德,但人们更赞赏、推崇那些既拥有这些光彩夺目的成就却又能拿得起放的下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人[1](P.107)。因此,他指出:“崇高是高尚精神的回声。”[1](P.109)这也就是说,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或灵魂,就不可能呈现出崇高的审美气概与特质。他强调指出:“终生意志薄弱、胸无大志的人不可能设想出引人注目的和值得永垂不朽的任何事物。相反,言辞的伟大来自思想的深邃”[1](P.110)。
  深入研究、考察则会发现西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英雄人格精神中,就鲜明地呈现出这种对崇高气概以及人格精神的颂扬。在《格萨尔王传》中,对力的张扬和对英雄的崇敬是融于对英雄人格精神的塑造中的,通过对英雄崇高气概的营构,体现了对人自我价值与尊严的充分肯定和认同,以及对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想的追求与张扬,豪情与逸兴齐飞,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崇高审美域,并从中体现出全部的审美取向。《格萨尔王传》所讴歌的英雄格萨尔为天赋英才,从小就具有昂扬的斗志与高尚的情操。长大后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了国家的安危、百姓的利益挺身而战。藏族英雄格萨尔在外敌入侵、部族面临覆灭这样巨大的灾难时,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救民众于水火。在激烈的战争中,他临危不惧,叱咤风云。他的业绩和功勋是整个部族大众所向往的伟大事业。他的英雄事迹则是一曲捍卫民族尊严、求得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壮歌。在部族危难之际,他往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心怀全部族,先民族之忧而忧,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他勇武超群、豪迈壮烈、英勇顽强、视死如归。应该说,这种伟大的品格正是营构崇高审美域的重要元素,是艺术魅力无限性的重要体现。当然,这也是民族审美特征的呈现。因为这种人格魅力正是民族的崇高品德、崇高灵魂的具体体现,并且最终在《格萨尔王传》的思想内容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主要是反映民族的重要历史事件和歌颂杰出英雄人物的事迹,诗人通过这些诗作表达了对民族英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于真理、正义的热爱与追求,赋予民族的重要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的事迹一种诗化意味和崇高的境域之美。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代代吟唱,是对全部族民众的一次次心灵的荡涤。
  《格萨尔王传》中那些英雄救民众于水火,临危不惧的崇高人格决非一般,就是朗吉弩斯所赞赏与推崇的“宏伟思想”与“高尚灵魂”的生动形象的再现,是那种“虽有光彩夺目的东西而又能轻视它们的真正高尚的灵魂”。朗吉弩斯指出:“那些想免遭脆弱和枯燥无味之讥而着意以伟大为目标的人”会流于“吹胀自我”之弊。在他看来,“吹胀自我”和“华而不实”不是好事。它的根子“源于想胜过崇高的欲望”[1](P.103),因此是不能与崇高相比拟的[1](P.102)。之所以不能与崇高相比,在于吹胀自我、华而不实来自虚伪的感情(false sentiment)。因此,朗吉弩斯认为,崇高的第二个重要元素是与虚伪感情相对立的所谓“高尚的感情”(noble emotion)或“强烈的、有灵感的感情”(powerful and inspired emotion)[1](P.103)。在《论崇高》中,朗吉弩斯并没有对这一点加以更多的深入论述,但他对于所谓“高尚感情”及其重要性论述中的一句简短的断语却是意味深长的。他说:“我确信,没有什么东西比在适当环境中所表现的高尚情感对于宏伟的风格而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他强调指出:这种感情“能给作者的言词注入神圣的灵感。”[1](P.109)
  《格萨尔王传》中不乏这种情感的展现。众所周知,中国西部是一块非常纯净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民族和在这块土地上产生的文化,是和这个特殊地域紧密相关的。这里是阳光最多的地方,是离天最近的地方,是三江源头。这块地域给予人的滋养,给予文艺审美创作的滋养,在《格萨尔王传》中处处都有体现,就像从源头、雪山上滴落的水滴,每一滴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那么,作为西部审美文化的代表,西部史诗《格萨尔王传》就必然突显出这种地域特色。应该说,在西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种纯净性和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那些女性英雄所特有的柔情和温馨上。这是威猛无比的男性英雄人物身上所没有的。比如格萨尔王的爱妃珠姆,她礼贤下士、聪慧朴实,知书达理、深明大义,为属下以及万众深深地爱戴和敬仰。尽管这种女性柔情被神化、仙化,但仍然生动地体现了对藏族女性英雄的赞美。对此,《格萨尔王传》是这样进行描写的,形容珠姆的容貌为:“你绯红的双颊比彩虹艳;口中出气赛过百草香;你洁白不变的面容像皎洁的月光照在雪山上;你红颜不改的双颊好似朱砂图章印在珊珠上;你丰满的双乳好像一对醉人的宝瓶,突出在坦荡的胸部;你那娇滴滴的双眼好像两颗圆圆的花玛瑙。光明的太阳比起你来还嫌暗淡,美丽的莲花也被夺去光彩。”“面如莲花、口似樱桃,眼赛白螺闪光,头发像乌丝发亮,嘴唇像硃砂点穴,身影像修竹婷婷玉立。前进一步价值百匹好骏马,后退一步价值万头好肥羊。冬天她比太阳暖,夏天她比柳阴凉。遍体芳香赛花朵,蜜蜂成群绕身旁”。这些诗句以彩虹比喻绯红的双颊,以月光比喻姣好的容颜,既奇特又夸张,具有极为强烈的表现力,使我们形象生动地感受到珠姆王妃绝世的美貌。同时,史诗中所塑造的这女性英雄洋溢着一种鲜明的民族审美风情。
  史诗不仅通过生动的描绘,展现了珠姆的美貌与聪慧,同时还深刻地揭示出了她极具民族特色的性格与情感,使她和民间一般的女子不同。尽管那些一般的民间女子也具有美丽的面容,但与珠姆王妃相比则迥然有别。她高贵、典雅,通情达理、明辨是非,具有远见卓识。面对外敌入侵,她智勇双全、顽强善战,为降妖伏魔,为百姓的安居乐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她的爱憎分明、识大体、顾大局的高尚情操和品德更是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当然,她也有一般女人的弱点,如格萨尔王的另一王妃梅萨被魔王抢走,格萨尔王怒不可遏,准备去征讨魔王,这时的珠姆却一反往日深明大义的姿态,死活不让格萨尔远征。她先来软的,想用柔情蜜意来劝留格萨尔,后又来硬的,搬出自己的阿爸和阿妈来要挟,最后见格萨尔软硬不吃,竟然索性怒骂起来。这些描述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展示了珠姆王妃爱吃醋,表现了她脆弱、嫉妒、泼辣等性格的另一面。但当格萨尔远征以后,岭国再度遭到外敌入侵,值此部族存亡的危急时刻,珠姆不但没有惊慌失措,反而镇定自若。她临危不惧,沉着应战,指挥若定。后被围困又施巧计,多次送信给格萨尔王告急,使岭国的百姓从霍尔的魔掌中解脱出来。尤其是当她不幸被霍尔王抓到掳走时,她一点也不慌张、害怕,而是沉着冷静,巧施缓兵之计,以此来分散霍尔王的注意,削弱霍尔国国力,等待格萨尔的援兵来救。?面对霍尔的威逼利诱,珠姆毫不屈服、坚贞不屈,使霍尔王无计可施。直到格萨尔王从北方赶回来平定了霍尔之乱,珠姆得救回到自己的部族,又向格萨尔提出把霍尔的全部财产分给穷苦百姓。史诗中对珠姆大量事迹的生动描写,鲜明、形象地表现出珠姆王妃的机敏和聪慧,呈现出一种藏族女性所特有的善良、机智、豪迈、野性的审美特征。

  朗吉弩斯曾经举《圣经》中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说要有陆地,于是就有了陆地”[1](P.111)来说明崇高审美域的特性。人们采用多种方式,以表达外物投射于自己生命之上的镜像;而《圣经》中的这句话则生动地表达了人对“光”的最初的震惊之感,弥散在这种质感与表述背后的是一种神圣的氛围,让人无可逃避地生出对自然的敬意和腾涌而出的那种强烈的感知。那种气质魅力,也让人全然被“光”的视感直觉所征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可能。照亮隽永、不朽的《格萨尔王传》的强烈的“光”就是作品所营构的崇高审美域。
  《格萨尔王传》中的崇高审美域是最美、最具魅力的“光”线,在这种崇高审美域中宁静与喧哗无声无息地在人物生动事迹的刻画中奔流眼底,无限在有限的空间内对撞,震慑人心。而且这种崇高审美域中所体现出来的英雄人物高尚的道德情操在他们后世的儿女身上都有体现,表明史诗所塑造人物营构崇高审美域必须的“光”和“陆地”后来都有了。
  在对构成崇高审美域的“高尚的灵魂”与“强烈的感情”等两个重要元素的论述的最后,朗吉弩斯特别强调艺术创作中想象力对作品风格形成的重要作用。他说:“严肃、宏伟和说服力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想象。”[1](P.121)又说:“由于你在情感上被打动,你能想象你看到了你所描写的东西,并使你的听众也同样看到了它。想象对于传唱与吟诵家来说是一回事,而对于诗人来说则是另一回事。诗的目的是打动人,传唱与吟诵只是造成描绘的生动性,尽管两者都有激动情感的尝试。”[1](P.121)“诗人展示许多浪漫的夸大,并且处处超越确实性的眼界。”[1](P.123)与朗吉弩斯的“崇高“观相似,《格萨尔王传》想象丰富、奇异,情感激越。
  诗风豪迈、想象奇诡是《格萨尔王传》具有不朽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作为西部藏民族史诗中极具想象力的一部宏著,《格萨尔王传》所展现的生活波澜壮阔,思潮汹涌,神思飞扬,体现了藏民族豪迈奔放的性格。
  在西部各族人民文化频繁交流、不断迁徙变化的进程中,西部的地域风貌、风俗民情以及由此滋生发展的原始巫文化与宗教文化从来就滋养着这里的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这也自然影响着生活于此的历代史诗吟诵者。他们在吟诵中往往将自己从自然性存在即现实生活中升华出的超越性诗意追求融入史诗的再创造中。原生态的现实生活永远是人类萌发超越性诗意人生追求的基础和源泉。从生命的诗意超越意识出发对现实生活的愚钝状态进行超越,是人类追寻生命诗意、历史理性的起点和必要环节。可以说,正是由于历代吟诵者不断的加以诗意的再创造,所以,《格萨尔王传》中的英雄人物就和生于斯长于斯,受西部地域环境影响而具有奔放热情的人一样,有着豪放、奇诡、自由的气度,雄奇、豪迈、雄健的性情,有着高雅、朴实、纯真的品格,有着傲岸、奇伟、彪悍的气质,其英雄人物形象在史诗中的塑造已经成为西部民族的审美诉求。人们从史诗中感受到的是恢宏的想象和理想人物的象征。从史诗中那些奇特、精妙的比喻和生动、形象的描述;那些想出天外的、神妙怪异的幻想和虚构中,感知与体会到的是对民族振兴的期盼,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民族英雄崇高精神的无限敬仰与崇敬,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审美构想。由此,《格萨尔王传》呈现出一种时空阔大、诡秘宏丽的审美境域及其所包孕的崇高超越精神。
  可以说,《格萨尔王传》极具民族特色的崇高审美域的创构是以藏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为线索的,通过再现与表现、情性与理性的结合,展现了腥风血雨的征战场景和奇异美妙的风土人情,同时,生动鲜明地塑造了在藏民族文化史上建立过赫赫战功,创下了不朽功勋的英雄群像。在这些英雄身上,西部各族人民从远古时代起就由衷赞美乃至崇拜的各类人物形象,包括远古那些能够沟通人神的巫师、祭师得以艺术化和审美化,各种心理能量也得以沉淀、凝聚。因此《格萨尔王传》中所蕴含的宗教情感意蕴和神秘奇特色彩特别浓厚,其审美感染力也就自然显现得更加深刻而强烈,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在西部史诗中,对崇高超越精神的表现是一致的。尽管在表现民族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西部史诗是各有特色,表现出极鲜明的民族差异性,但是在对事件的描述和人物的造型上,又显示出一定的共同性,那就是对崇高超越精神的体现以及对西部高原民族特定的游牧生活与神秘宗教文化的生动、神奇呈现。其中,对真挚情感的抒发,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冀,其意境奇异、美妙、开阔、壮丽、冷峻、诡秘,令人神往。
  真正优秀的史诗是那种指向生命可能的诗歌,它使我们能看到一种坚定、宽阔,充满爱的生命存在感。在苦难与挫折人生中,富有痛感或者不屈不挠精神的是那些坚韧、顽强活着的生命,因此,其所传达的美学精神是人类文明中最鲜活、最不可更改的精华。
  《格萨尔王传》是地域文化的生动呈现。而《格萨尔王传》的吟诵者立足于雪域高原,作为这块诗性土地上的深情歌吟者,他们钟情于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一路走来,以西部各族人民之子的身份和情谊,去感谢与报答各族人民,传播古老文化,彰显西部民族审美精神,表达自己与人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情感,对民族、土地的深深眷恋,以及由此而生发的炽热、真挚的情感。从而使西部史诗突显出坚强的生命意识并呈现出一种神奇化、审美化风貌。
  同时,《格萨尔王传》极具民族地域特色崇高审美域的营构与其丰富的想象、奇丽的构思和质朴的语言等要素分不开。史诗的流布多为口传心授,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吟诵者对西部民族文化尤其是西部各族人民生动的口语、民歌的比兴等艺术手法的兼收并蓄。由此,折射出了有关西部民族远古时代的神秘文化元素,从而使西部史诗在浓郁的民族特色中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与渲染力。并且,在塑造英雄形象时,《格萨尔王传》大胆而巧妙地运用了审美化的手法,使英雄人物显得壮美而神奇,生动地展现了在高原沃土上成长起来的无数英雄的风采。为了达成审美化效果,代代吟诵者都自觉地以各自生活中认为最勇敢、最威猛、最神奇的事物来比拟、形容各路英雄豪杰,以表现他们至善至美的高贵品格和挥戈征战的超凡才能。如在《格萨尔·霍岭大战》中,贾察派丹玛去探敌情,他夸赞丹玛说:“你勇猛剽悍如猛虎,六芒熟练像老雕,灵敏机警似鹰鹫,惟有你是好哨探。”在英雄形象塑造中,《格萨尔王传》采用比拟手法,猛虎、白雕、鹰鹫、雄狮、公牛、苍狼、黑豹、熊等威猛、勇敢、神奇的动物形象信手拈来。这在一方面,也体现着游牧生活赋予《格萨尔王传》的特殊地域文化内容,充分体现了地域环境对《格萨尔王传》审美精神熔铸的作用。
  《格萨尔王传》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极具民族特色的崇高审美域具有一种鲜明的超越性。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毫不例外,《格萨尔王传》所呈现出的浪漫主义风貌及其丰富的想象性特色尽管离不开现实生活,但同时又往往超越生活,超越生活的确实性,而不像一般所谓的现实主义诗作那样执着于现实。在《格萨尔王传》中,往往有历代传唱与吟诵者所不断加入的对自身现实生活的意识或体验。这种通过对自身现实处境的意识中包含有对世界意蕴整体生命意识体验的涌现,可能是焦虑、烦恼、沮丧、绝望,也可能是喜乐、平和、爱和希望,这些现实生活中所蕴含的生存观念,在《格萨尔王传》文本中成为作者以及隐含传唱与吟诵者可以随手抛弃和随手加以改造利用的工具。至于是抛弃还是利用,则根据其是否有利于人物塑造而定。作者及隐含传唱与吟诵者在否定现实生活生存基本关怀的意义中遂使格萨尔王传呈现出一种对现实的超越性。这正是《格萨尔王传》善于描摹人物,人物塑造生动、传神,具有极为强烈的情感性,能够产生强烈的震撼力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其庄严、肃穆、宏伟、壮丽的崇高审美域为后人所崇敬和传诵。这种既现实生活化,又高于现实生活的表达手法极为传神地渲染和营造了《格萨尔王传》中人神参半、亦人亦神、半神半人、若有若无的浪漫情愫和崇高审美域。如前所说,崇高审美域的特征是冲向无限。无限既有无限高大的审美义,也有无限性、无界定的审美义。现实生活与生命的超越意识相对,联系着人的自然生存状态。自然的人与自为的人,是生命的两个基本层面。生命在自为的超越性追求中,可能萌发出形而上的诗意追问,在超越大地的神性向往中获得意义的慰藉;也可能在仍是现实的层面上建构超越自然状态的历史理性,从而把个体的存在与社会事业、历史时间、民族国家等紧密相连,由此获得另一种审美意义。超越自然生存状态、追寻存在的意义,是人类高于动物世界的标志。现实则不仅是小,而且总是有限的、有界定的。作为人类自然生存状态的现实生活,并非除安顿人的肉体存在之外便失去价值、失去意义。因为生命诗意、历史理性,并非是先验的绝对理念,而是人从自然性存在中升华出的超越性追求。原生态的现实生活永远是人类萌发超越性人生追求的基础和源泉。从生命的超越意识出发对现实生活的愚钝状态进行批判,是人类追寻生命诗意、历史理性的起点和必要环节。经过历代传唱与吟诵者的不断再创造,《格萨尔王传》中神人兼似、神人同游的多种多样、怪诞离奇的人物以及现象,都突破了现实的有限与界定,突出地呈现为一种生命的诗意和历史理性,展现出多样崇高的审美域。
  同时,《格萨尔王传》也体现了包括藏民族审美意识在内的中华美学宗教与伦理、巫术与艺术相互融合的“崇高”传统审美意识。
  总之,《格萨尔王传》以雪域草原,戈壁荒漠为背景,充满激情地展示了特殊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人物塑造的高度艺术化和理想化。我们知道,民族史诗的诞生不是一个时代的某个人创造的结果,而是部族全体成员在漫长的成长史上代代相传加工创作的结晶。所以,在民族史诗中更多地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盛衰变迁,民族史诗主人公当然也是民族审美取向和审美诉求的化身。原始的游牧生活方式,使西部民族远古先民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与危难。在这种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们对社会及自然力的认识是十分古朴的。威猛不凡的动物,在他们的审美视阈中是最美的,以至于他们敬佩的英雄往往在他们心目中堪与猛虎、雄狮、公牛等媲美。在民族史诗中,这类以凶猛的动物来比喻英雄人物的确是一种古朴审美观的具体反映。在游牧生活中,牧人及其羊马群经常遭受野兽的袭击和侵害,久而久之,这些威猛无比的野兽激发了牧人们种种复杂的情感,生成既敬畏又恐惧的心理。比如勇猛凶残的苍狼,几乎时时处处侵袭着牧人及其家禽的安危,这种长久的侵扰,一方面使牧人感到恐惧不安,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对苍狼产生了由衷的敬畏心理,以至于从内心深处渴望得到它的护佑。尤其是在频繁的部落战争时代,这种渴望出现威猛、凶残的动物及其“灵”来战胜敌人,护佑自己的部落及其成员的心理就表现得更为强烈,以至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往往具有凶猛动物的特征。同时,这种类比的艺术手法也使西部史诗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具有神秘性和威慑力,充分体现了远古西部民族特殊的勇猛审美精神,寄寓着远古各民族古朴的审美意识,其所蕴含的诡秘、奇丽之审美意义是深刻、悠长,耐人玩味的。
  
参考文献:
  [1] 朗吉努斯,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著. 美学三论[M]. 马文婷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2] 王沂暖,华果,译. 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Z].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收稿日期:2011-10-10责任编辑 许瑶丽 《民族学刊》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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