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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的世界:从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不同角度看全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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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的世界:从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不同角度看全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王鑫磊 文章来源: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更新时间:2014年01月20日

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联合主办的第三届FTP三校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2月16-17日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复数的世界:从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不同角度看全球史”,来自三校的18位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主持。普林斯顿大学校长Christopher Eisgruber教授和东京大学副校长羽田正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高度评价三年来三校合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三个合作单位的新任负责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大木康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先后发言,一致表示今后将继续推进三方合作,并就明年开始的新一轮三校合作会议提出基本设想。

本次研讨会由主旨发言和五个分论题组成,五个分论题是“研究视野的国际化”、“文学和艺术的全球化”、“东亚历史的比较研究”、“东亚研究的西方路径”和“全球史的文化审视”。与会学者共发表了18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从不同的学术领域出发,介绍各自关心的问题和相关研究,并参与共同话题的讨论,丰富了对全球史理论框架的多元理解,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前沿性的课题。

一、主旨发言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羽田正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教授先后作会议主旨发言,从不同角度高屋建瓴地提出对全球史的思考,也为会议的讨论奠定了基调。

羽田正教授在其论文《东亚和世界史》中追溯了“东亚”作为一个空间概念在中、日、韩三国学界乃至英语世界中被使用的历史,并阐述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由于讲述的人、国家乃至时代的不同,东亚作为空间概念的意义不断发生着变化,且有着极强的政治含义,在使用这个词语来表达时,一定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东亚”可能会和“欧洲”、“伊斯兰世界”这样的概念一样,为历史所实体化,成为具有排他性的空间概念,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这样一种趋势。结合全球史的问题,他认为,当下应当尽快实体化的恰恰是“地球”这一概念,因为排他性的空间概念存在,对于新世界史来说并不是好事。在构想新世界史之际,对于“东亚”这样的空间概念的使用应该十分慎重。

葛兆光教授的论文《“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与东亚或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过对西方学者David Armitage提出的“思想史的国际转向”进行回应的方式展开,提出“国别思想史仍然十分重要”这一观点。首先,思想史的研究存在时代的概念,以中国为例,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问题和中心观念,与西方甚至与同为东亚的日本、韩国的关键问题和中心观念可能并不一样,当东亚三国尚处在思想世界焦点的传统时代,它们并未成为“国际的”,而更可能是“国家的”。其次,要理解和解释一个国家的思想,恰恰需要对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政治语境和社会情绪等有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要强调国别思想史研究意义的最关键原因。总的来说,他表示自己完全赞成思想史研究中超越国家边界的趋向,只是更希望“国家取向”和“国际取向”能够结合,形成“跨国家的国别思想史研究”,如此可以使国别思想史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背景。

艾尔曼教授的论文题目是《“公共领域”抑或“文化诠释学”:全球史视野下中国区域史的曲解》,他批判地回顾了以往西方学者在把哈贝马斯或伽达默尔的理论应用于关于中华帝国后期“市民社会”或新儒家“哲学诠释学”的研究中,存在罔顾其理论体系的整体复杂性,而只选择对自己论述有益的部分加以利用的现象。他认为,当代“汉学”的这一“选择性亲密”带来的是对中国区域史的曲解,将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投射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一方法本身就已经有相当的危险性,更何况对作为前提的西方理论和经验本身都没有透彻的理解。遗憾的是,这似乎已经成为西方中国历史和思想研究者的一种通病,即使是在最近的研究中,情况也没有明显的改观。他指出,当我们想要理解中国的过去以及它在亚洲发挥的作用,就首先要看穿并超越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曲解,而这也是全球史研究中必须反思的地方。

二、研究视野的国际化

东京大学佐藤仁教授发表题为《大学的“内在国际化”:回首东京大学国际化140年》的论文。他从课程设置、师资和学生情况等展开分析,指出东京大学从1878年创立的帝国大学时期开始,就是非常国际化的大学。他详述了东京大学历史上所经历的从“消极国际化”到“内在国际化”的过程,并分析了其背后国际化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日本知识分子在其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他认为,东京大学的国际化折射出的是日本思想史上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将国际化看作“了解日本的条件”:为了更深入了解日本而去外国;了解国际视角下的日本也是了解日本的重要部分。正是这样一种从目的上来说带有“内向”性的国际化,使日本成为为数不多的既能够迅速吸收西方文明成果,同时又能从根本上批判西方文明的国家之一。

复旦大学历史系顾云深教授在其论文《全球史研究在中国:以复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发展为例》中,系统回顾了中国历史学界特别是世界史学界自身的史学观念及其在西方全球史理论影响下的发展情况。以复旦大学历史系为例,全球史的观念和视野有着很好的传统,前辈学者如周谷城、王造时、耿淡如、章巽、田汝康等,很早就表达过与全球史观类似的学术观点,而对西方史学发展脉搏的持续跟踪和研究,也是复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的一大特色,大批新的成果正在涌现。他认为,持续和积极地推动全球史研究在中国学界的落地生根,必将进一步激发年轻学人宽容看待世界多元化的成熟心态;全球史及其观念的演进和讨论,也势必成为激发中外历史学家想象力的灵感源泉;中国的全球史研究正处于一个兴起阶段,其学术前景值得期待,有望成为中国史学界与世界同行交流的新窗口。

普林斯顿大学David Leheny教授的论文题为《作为越南之蓝本的日本:跨国史与他国之鉴》,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讨论一国历史是否可以成为另一国历史之借鉴的问题。他谈到近来在日本有一个重新设想1960年代的话题,其中一种设想就是将越南映射为“另一个日本”,一个战胜了美国、却没能实现战后经济大增长的“日本”。与此同时,日本将战后的越南视作需要扶助与指导的亚洲远亲,并予以经济援助,是希望将自己的成功经验提供给对方借鉴。他指出,这两个事例,一是反面的检讨,一是正面的借鉴,最后都可以联系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在历史经验可以提供给不同民族和国家共享和取用的情况下,跨国史的研究就具有了一层不同国家间彼此借鉴经验教训的意义。

三、文学和艺术的全球化

东京大学大木康教授发表的论文《16、17世纪的世界文学》,从小说、俗语文学、人本文学、人文主义与古文辞派、世俗文学、文学作品的发表形态等几个方面回顾了16、17世纪东西方文学的状况,并指出从中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同质性”,比如东西方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多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时期类似形式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设置、情节内容雷同之处颇多,写作语言从文言到白话、从拉丁文到各国语言的转变也极为相似,印刷术对于文学传播样式特别是通俗小说流行的影响也基本相同等等。他指出,西欧文学经过译介,对近代亚洲各国的文学都产生了影响,这一点已经证据确凿,然而当追溯到16、17世纪,由于当时直接翻译引进的欧洲文学极少,这种东、西之间的文学影响就不完全是直接的了。那么,产生这种“同质性”的根源何在呢?这是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普林斯顿大学Atsuko Ueda教授在其论文《语音、符号与文体:1880年代日本的汉文训读体与国语改革》中讨论了明治时期日本的汉文训读体的流行、反汉字改革、国文的发展等问题,具体分析了矢野龙溪的《新论》与汉文训读体转变之间的联系,探询了国语与汉文训读体的传播间进行协商的方式,以及国语的出现如何在事实上将汉文训读化的领域据为己有。她指出,一般认为,要建立日本的国家认同、获得语言改革的成功,必须排除汉文——不管汉文还是汉文训读体,这一结论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对那个时代的错误认知,如果不弄清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比,陷入先前的目的论叙述的危机便会一直存在。

东京大学的户井美里教授的论文《“历史画”的诞生:明治时期“日本史”的发现与叙述》,讨论了日本明治时期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历史画的问题。在日本的西洋美术中作为重要种类而占据一席之地的“历史画”,是在明治时期日本积极移植西欧文化的时候,于明治二十年代迅速出现的主题绘画作品。通过对这部分“历史画”的观察,可以知道当时的历史是怎样被言说、怎样被描绘的,因而它可以成为重要的历史图像资料。同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这些绘画大量出现在历史教材中,实际上承担了明治时期日本进行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叙述的部分责任,是对当时的年轻人进行历史、伦理教育的视觉教材,其功用性本身也反映出一段特殊的历史。

四、东亚历史的比较研究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孙英刚教授发表题为《转轮王与天子: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的论文。他以图像、术语、观念为中心,讨论佛教转轮王(Cakravartin)观念传入中国并重新塑造中古时代王权内涵的历史进程,强调在更大的历史视野(或者说是一种“世界历史”的语境)中理解佛教对中国政治传统和文明的意义。他指出,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论述,主要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学说的框架下进行,而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转轮王”观念是佛教王权观的核心内容,也是僧俗理解世俗王权的主要理论,在中土本有的“天子”意涵之外,又给君主加上了佛教“转轮王”的内容,形成了可称之为“双重天命”的政治论述。与之相关的“七宝”、“千轮”,成为描述中土帝王之新术语;“灌顶”、“受戒”,成为帝国仪式的重要内容;王衔之变迁、话语之演进、礼仪之革新、空间建筑之重置,旧意识形态之冲突融合,实为当时一大事件。

普林斯顿大学Thomas Conlan教授发表的论文题为《山口时代(1465-1551):日本史的一种新理解》,提出应该抛弃日本的“战国”这一时代名称,而代之以一个更为合理的新的时代名称,即1465至1551年的日本历史,更应该被称为“山口时代”。这是由于位于日本西部的山口是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山口时代”的命名,优点是有明确的起始和结束时点,且聚焦于这一时代的中心人物——杰出的大内家族武士。他们管理着庞大的贸易帝国,维系着日本西部的安定和繁荣。1551年大内氏倒台之后,“战国”动乱才日渐凸显,随之而来的是外海、内海及整个西部日本的不安定。如果一定要说日本曾经历过“战国”时代,也应限定在1551年之后的16世纪后半期,因为1551年才是剧烈动荡与时代变迁的肇始。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鑫磊发表题为《足征难循:朝鲜王朝对明朝薛瑄从祀的反应》的论文。薛瑄(1389-1464)是明代著名理学家,“河东学派”创始人,也是第一个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儒,在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1574年,薛瑄从祀孔庙的第三年,朝鲜王朝派往明朝的使节许篈、赵宪将有关薛瑄从祀的详细消息带回国内,并向国王上书要求将薛瑄纳入朝鲜孔庙从祀,最终未能实现,但薛瑄作为明朝从祀孔庙的第一位本朝先儒的示范意义,最终促使朝鲜完成了对本朝先儒的“五贤从祀”。朝鲜王朝选择坚持自身学术正统,并不惜在孔庙配享制度上与明朝中断一致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朝鲜王朝一种自主意识的体现。在处理明王朝与朝鲜王朝的关系问题时,这一事例提醒我们,比起一味地关注和强调两者间文化共性的一面,有些差异性的面向所传递出的信息,更值得关注和反思。

五、东亚研究的西方路径

普林斯顿大学Tineke D’Haeseleer教授的论文《唐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讨论了唐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在此期间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尤其是在物质文化层面达到空前繁盛的阶段。另一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对于无处不在的、时刻对华夏文明施加影响的外邦势力表示忧虑。她通过研究唐朝的官方历史记载,探讨唐代修史的观念与解释体系:掌管历史记载的精英知识分子,自觉地将在帝国边疆上新出现的族群,和中国传统中的已知群体建立起联系,原因是为了让这些异族能够更好地接受中国文化与安抚。因此,唐王朝周边的邻国,在相关的历史记载中都事先归入早已有之的文明范畴内,但其也对中国的历史学观念产生了影响,周边民族成了一成不变的停滞存在,没有人会去关注他们实际存在的社会变迁。

东京大学中岛隆博教授发表题为《近代东亚哲学话语所构建的普遍性与世界历史》的论文,从哲学角度探讨了世界史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我们构想的未来的“新世界史”与普遍性的关系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无条件的普遍性,另一个则是重新考量附加条件的普遍性。无论何种情况,大前提是多元性受到尊重,不主张特定的特殊历史世界(欧洲、日本、中国等)拥有通往普遍性的特权。与此同时,不能堕入相对主义,必须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我们在充分把握近代的基础上,有必要重新思考贝拉的“普遍的人的价值”。如果确能构建出不依存于条件限制的普遍性,那么将要到来的“新世界史”就会深深地立足于此。

普林斯顿大学Amy Borovoy教授的论文题为《“日本乡村研究”:美国占领时期的人类学及现代性难题》。以二战为契机,大量政府资金与基金资助涌入美国各所大学,支持区域研究活动的开展。同时二战也让美国从先前狭隘的区域观念中惊醒,当时普遍认为,大学笼罩在欧洲中心主义下,无法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世界各种文化、语言的充分知识。因此,美国国内的各种基金会和研究会开始积极推动高等教育中的区域与语言的深度研究。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日本被视为研究现代化进程的现实版的实验室,美占时期对日本乡村的研究即是如此。在战后的环境中,此领域的社会科学家曾遭遇如何定义近代制度的种种现实难题。日本乡村原本被作为研究民主化与现代化进程的试验田,而实际上,人类学研究也使其现代化进程呈现更为复杂的面貌。

六、全球史的文化审视

普林斯顿大学Frederico Marcon教授在其论文《观念的世界史是否可能?》中回答了题设的问题。他认为观念的世界史是可能的,但这是一项较其他历史书写领域面临更多障碍的工程,其最大的局限是,观念依赖于表达它们的语言,观念通过媒介转换(翻译)来跨越语言领域,以跨越不同的文化。这个过程影响了观念,不仅因为翻译时其原本意义不可能不被改变,而且因为观念是生成了它们的社会的表达:跨越社会—文化空间和历史时期也会影响观念,同时,观念也影响着吸收了它们的社会。同时,思想史需要将表达观念的社会环境纳入其调查。将观念置于其社会语境后的思想史,有利于拓宽学者的研究,涵盖更广阔的地理范围。这样一部观念的世界史,会将全球构想为既属于“元分析”的范畴,又是一种历史性的进程。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教授发表题为《对全球史的几点思考》的论文,着重强调了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意义。他认为,全球史是一种新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跨越社会的边界来清晰地比较历史经历,考察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分析超越多个个体社会的大范围历史发展模式与进程;全球史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宏大的历史研究视野,大视野不仅是撰写“大历史”所必需的,而且也为微观历史研究提供富有弹性的时空范围;全球史将传播与互动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诸如跨文化贸易、传染病流行、宗教和文化的传播等具有互动与交流性质的历史内容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作为方法的全球史对传统历史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用全球史的视野和方法研究传统史学课题,是值得进一步尝试的学术途径。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杨志刚教授的论文题为《百年来中国孔庙的命运与空间再利用》,他谈到:自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中国各地的孔庙便陷入被废弃或移作他用的境遇。百年来孔庙的命运,形象地说明了余英时先生指出的“儒学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成了‘游魂’”的状况;另一方面,其空间的再利用,也折射出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的相关动向。在上海地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十座孔庙(特指学庙),其部分建筑仍保存至今的有五座,保存比例远高于其它省市,其中的四座孔庙现辟设为博物馆或展示馆,另一座曾为文化馆所在,并开放为书刊交易市场。上海地区孔庙的空间再利用,与时代赋予的价值观有关,同时,从孔庙的角度也可以分析中国特别是上海如何进入全球史,以及其呈现出的个性特点。

此次学术会议是复旦大学、东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三校合作会议的第三届,也是围绕全球史主题展开研讨的最后一场。会议结束后,三方将从历次会议论文中选取部分结集出版,以作为这一密切的国际学术合作模式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向学界介绍中、美、日三国学者对全球史这一学术话题的最新观点和前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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