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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进:中国对全球秩序的设想亟待明确

2014-07-27
张勇进,中国,国际社会,全球秩序,国际关系,中美关系
张勇进:中国对全球秩序的设想亟待明确
—— 专访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系教授、原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勇进
2014年07月26日 15:32 来源:人民论坛9月上(总第415期) 作者:袁 静

内容摘要:中国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你要做领导(leader),就相应地需要有追随者(followers)·中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中国利用了美国提供的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是在这个体制之内崛起的,而不是体制外·“中国梦”对中国崛起的意义。这是海外更关心的,简单说就是你强大了要干什么·英国现在只能算地区性大国,有全球关怀,但全球利益已经谈不上了,对中国的关心可谓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英国社会和民间的中国知识(China knowledge)十分有限人民论坛:作为一名长期在英国从事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谈到英国的中国知识(China knowledge),应该说英国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汉学方面,英国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近年有许多进步,但英国社会和民间的中国知识却是十分有限的。

关键词:中国;国际社会;美国;英国;全球;研究;秩序;崛起;国际关系;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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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如果你要做领导(leader),就相应地需要有追随者(followers) ·中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中国利用了美国提供的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是在这个体制之内崛 起的,而不是体制外 ·“中国梦”对中国崛起的意义,这是海外更关心的,简单说就是你强大了要干什么 ·英国现在只能算地区性大国,有全球关怀,但全球利益已经谈不上了,对中国的关心可谓有 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英国社会和民间的中国知识(China knowledge)十分有限

  人民论坛:作为一名长期在英国从事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我们关注到您曾在200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要将布里斯托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建造成为伦敦之外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中心”,且以此平台,在同年举办过“世界从中国三十年改革中学到什么?”的系列论坛。您能为我们介绍下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吗?

  张勇进:2008年我开始在布里斯托大学工作,然后开始做了这个系列论坛,当时请的都是英国学界的知名人士:国际关系、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数据模型)等领域的都有,我自己也讲了。但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7月后这个中心被校方虚化了,我也从东亚研究中心调到了政治系。不过,我自己本身所做的研究没有变化,主要还是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前后比较来看,如果从个人纯研究的角度说,我更愿意在政治系,但是缺少了东亚研究中心的平台,就不能做很多研究之外的事情。比如推动英国与中国学界、思想界之间的交流等。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英国对中国及东亚的研究不是太重视。 当然,同过去相比,应该说英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有不少进步。 以牛津大学为例,我上世纪80年代在牛津大学做博士论文时,甚至找不到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老师来指导我。而今牛津对中国的研究非常宽,涉及的学科也非常多,从事中国研究的人散布在很多系,比如人类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语言学系等等。而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则继承了传统的汉学研究,如果集中起来,中国研究的力量还是很深厚的。不过与美国相比,比如李成所在的布鲁斯金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它跟中国的官方有很多的交流,这个在英国是没有的。英国虽然有一个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但都是英国人在研究。

  英国现在只能算是个地区性大国,但仍有全球关怀,大英帝国毕竟曾经是“日不落帝国”,加上英联邦的关系,在这一点上英国与法国、德国是不同的。但全球利益已经谈不上了,英国现在是自顾不暇,对中国的关心可谓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在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上,英国可以说毫无作为,这点上澳大利亚可能还有些作为。谈到英国的中国知识(China knowledge),应该说英国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汉学方面,英国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近年有许多进步,但英国社会和民间的中国知识却是十分有限的。对中国的判断很多都是受到各种假设前提的限制,很难看到中国变化的真实情况。例如一谈就谈人权问题,人权问题主导一切,其他什么都不谈,媒体和社会大众只关心这个。另外,英国对中国还有一些担忧,因为“中国制造”占领了他们的消费市场。

  中国应该对国际社会表明它对国际社会秩序和对全球秩序的设想

  人民论坛:早在1996年,您就针对冷战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美国对华战略等问题作过深入分析,其中提及的问题现在看来仍然有很强的时效性,甚至可以说比当时更加紧迫。17年过去了,17年前的追问似乎至今仍没有答案,我们很想听听您的思考,特别是比较您当时的分析,当下主要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勇进:从如何融入世界、参与世界来看,现在早已不是中国的主要诉求了。但是现在全球国际秩序的设计对中国的参与有要求,要求中国有所作为。从中国的发展来看,中国也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根本的国家利益在哪里。中国现在的参与很多是利益驱动的,必须要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利益所在。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有期盼,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全球大国只有两个,即美中。中国应该对国际社会表明它对国际社会秩序和对全球秩序的设想。然而目前在国际社会看来,这点中国还没有。中国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虽然中国已经提出了“和谐世界”、“互利共赢”等,但“和谐”、“双赢”是很模糊的概念,国际社会需要一种具体的描述。比如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意的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可以更好?中国经常说要构建更加平等、正义的国际关系,但是这些还是很空泛的概念,具体怎么做尚不清楚。

  这些年中国的实力增长很快,国际社会对其要求也随之更高。如果中国要发挥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leader)作用,就必须直面这个问题:国际社会上有一个讨论,如果你要做领导(leader),就相应地需要有追随者(followers)。但是中国目前并没有追随者。即便是非洲国家,中国做了很多援助,但是并不会跟着中国走。

  应该说在国际社会中,中国有很多朋友,但没有比朋友更进一步的关系。因为朋友之间有很多各自的考量,但遇到重大的问题时会不会对中国无条件的支持,跟着中国走?当时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是因为他们觉得排斥中国太不合理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追随。

  我认为前几年中国做的比较好,当时跟东盟各国关系不错,但是最近四五年特别是因为领土争端,加上美国对缅甸的经营,造成很大的变化。作为全球大国,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没有followers,也就没有leader,更没有leadership。

  人民论坛:那么在您看来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leader,在国际社会中是拥有这样的followers的吗?怎么理解美国的leadership和中美关系的冲突与合作?

  张勇进:是的,美国之所以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就是因为它有不少追随者。不过,在美国构造的leadership中,也有理念和利益的冲突。在理念上美国不希望有一个像中国这样在意识形态上跟自己非常不同的国家成为另一个全球大国。美国希望一直由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来主导全球,但是美国的利益恰恰又在中国,主要是战略和经济利益,现在的美国在经济利益上已经与中国难解难分。而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大的重合,但是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很难完全分开中美利益。

  美国对此也很苦恼,既想“遏制”中国,又需要和中国合作以主导全球治理。美国学者造了很多词来表述美国的对华战略。最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编了一本书,书名翻译成中文叫做《纠结在一起的巨物》,认为中美两个大国是纠结在一起的,书中在描述中美关系时又造了一个词,即把竞争与合作并成一个词(comperation),因为一般的词不能描述中美关系。这些都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挑战,也说明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有一个简单的战略就能解决问题了。

  美国理想的全球秩序与中国的利益是有冲突的,必须与中国一起来构建全球秩序,这就需要大量的博弈、让步。如果中国现在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很小,在国际社会没有一定的地位,美国完全可以不理你。


  现在国际社会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后会不会推翻自由主义的秩序

  人民论坛:您曾撰文探讨“中国威胁论”的起源,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既是各国制定对华政策最优先考虑的因素,同时成为各国对中国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进行定位的最重要依据。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所谓‘中国威胁论’出笼。”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您能谈谈“中国威胁论” 在国际上特别是在您工作和生活多年的英国的演变么?

  张勇进:在英国如果接触具体的学者,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国际关系的话语系统和话语权现在还是由美国主导的,英国学者的声音也很难被听到。因为美国有大量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还有强大的媒体系统,所以放大了他们的声音。相比较而言,英国的声音,有100个声音最终也只能听到2、3个人的声音。

  关于“中国威胁论”这一点,国外的学术界争论很大,现在其实已经不再简单地叫“中国威胁论”了,现在问的问题是中国究竟要用崛起后的强大干什么?已经不是谈论你是不是崛起,以及崛起是不是威胁,而是崛起之后你是不是要推翻自由主义的秩序。因为到1995年,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然而,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强大之后能否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国际社会成员还是个问号。

  在对外交往和双边关系上,中国做得是比较成功的。但在更高层次上,中国还是存在问题,就是前面我所说的对更加合理的全球秩序的设想,换句话说,就是你的视界(vision)是什么。中国在一些重大场合没有很好地对此进行阐述。因为你现在变成全球大国,别国对你有很多期望,你既然对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提出不满,那么你应该提出自己的体系。你不能天天批评,“多极”的意思也很模糊,另外要考虑的就是你提出了之后,有没有追随者。

  中国崛起是在美国提供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体制内实现的

  人民论坛:据我们所知,您曾经从国际关系的人文环境视角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的演变,认为国际上往往要么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资本主义全面胜利论”(也即“历史终结论”),要么以“民主和平论”这样三个理论分析框架看待和解释中国,以此推演,“冷战后的中国不是西方文明的潜在敌人,便是国际社会中的异端”。至今这样的看法似乎仍然很普遍,为此,有人担心中国崛起是不可持续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勇进:理论的困境依然存在,西方在上述三个理论视角上看中国,中国都是另类,既然如此,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中国却已经成功地走过了几十年。可以说中国一直给西方一种“意外”。从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一直说中国很快要垮台,今天不垮明天要垮,但是中国不但一直没有垮,而且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不少西方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问题,思考中国所走的路是不是可以是另一种能够获得成功的路径,在把中国划成另类上,也不像以前那么清晰了。

  如今,一些西方学者已不再将中国看作另类,因为对他们来说,中国在做的事情都是“我们”曾做过的,其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我们的做法” (playing our game),虽然价值观上并不相同。中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中国利用了美国提供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是在这个体制之内崛起的,而不是体制外。“体制包容你,你接受体制”,在这种前提下,他们不认为中国是另类。

  可以说中国的确在走他们的路,这可以用实证来说明。中国的确在利用现有体制和全球化提供的很多发展机遇,至少不像上世纪70年代之前在体制之外用革命式的方式来发展。但是中国最后会不会变成西方,这是一种猜想。中国会不会修正现有的全球秩序,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有一点可以确定,中国不可能在现有的全球化体系之外发展。中国无论怎样独特都不可能在体制之外,必须在体制内与其互动。郑永年曾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全球资本主义已经离不开中国。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了,那将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

  “中国梦”对中国崛起的意义是海外更关心的

  人民论坛:请问您如何理解“中国梦”?就您所知,国际上是怎样看待和解读“中国梦”的?

  张勇进:在我看来,“中国梦”的提出跟美国梦有关。但是美国梦本身的涵义,不仅仅是对美国人而言的,也是对非美国人而言——他们可以去美国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己个人的梦想,尽管每个人的梦想都是不同的。中国人应该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你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能不能提供这种机会和机遇,从而让中国人民各自实现各自的梦想?美国梦的前提是,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使美国成为一个梦想国度。而这个前提在中国是否存在?

  我的理解,“中国梦”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要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我认为已经不是小康了,但是领导层没有说清楚。国外的评论不多,但是也有一些人说“中国梦”是不是也要像美国一样主导世界的秩序,甚至称霸世界。

  “中国梦”对中国崛起的意义,这是海外更关心的,简单说就是你强大了要干什么?海外很不确定,不知道你强大了会干什么,或者就不会干什么。中国有什么样的设想?“中国不会称霸”,但是在外国人看来,两百年前你们就是称霸的,虽然跟美国的称霸不同。这个口号是很容易被击破的。

  不确定性。以前讲“中国威胁论”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以为中国崛起就是中国以自己的形象改变世界,但是后来发现不是,中国崛起中并没有这么做。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一直处理得比较妥当。但最近南海、东海问题出来后,很多西方人以为他们的中国威胁论是正确的,似乎战云密布。但在我看来,长远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代价太大、两败俱伤,没有意义,战争意味着政治智慧的失败。但是中国强大之后,肯定会以自己的想法去塑造世界,但是大家又都不知道你会怎么做,这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还有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就是“中国梦”究竟是对中国人而言还是对国际社会而言?国外觉得很难解读。你有没有在一个新的国际规范建立的时候起到一个主导作用。中国在国际规范上,给国际社会的印象是十分保守的,一直坚持一些非常保守的国际规范,比如关于主权、关于人道干涉的问题等。虽然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利比亚、叙利亚问题上有一些变化,但是总的印象还是很保守的。

  【张勇进:著名华人学者,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专家,布里斯托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牛津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东亚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等。代表作如《英国学派在中国》、《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体系、帝国与国家 》等。

  早在1996年,张勇进教授在《论当今中国的国际环境》一文中,就特别强调国际人文环境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重要影响,其将“文明冲突论”、“资本主义全面胜利论”、“民主和平论”作为对中国广义国际环境产生消极影响的三个方面,并指出国际舆论以此推演必然得出“冷战后的中国不是西方文明的潜在敌人,便是国际社会中的异端”的结论,这种观点深刻影响着欧美国家的对华政策和对华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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