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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逝世35周年

201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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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总统蒋介石逝世35周年,全体华人都当深情缅怀
2010-04-04 21:33
5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35周年纪念日,马英九今天上午以国民党主席身分,率江丙坤等副主席及党务主管、干部赴桃园大溪慈湖谒陵。
  马英九上午谒陵,蒋经国庶子、“立委”蒋孝严以副主席身分陪祭,陪祭之前,他单独先向蒋介石陵寝致敬。
  国民党中央上午安排两部游览车,召集党务主管及黄复兴党部约100人,赴大溪慈湖,随同马英九谒陵。慈湖上午因马英九前来谒陵的缘故,维安人员进行短暂管制,当时游客不多。
  马英九抵达慈湖时,神情严肃,他率领副主席及党务主管向蒋介石陵寝献花致敬后,与江丙坤、詹春柏、林丰正,桃园县长吴志扬等人进入休息室短暂交谈。记者询问何时举行双英辩论(马英九与蔡英文)等问题,马英九都没有回应。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立宪无能,不在其位,不能象那时的热血英雄一样为国尽忠,唯有追思先辈热血英雄的足迹,献上一束诚敬的鲜花而已! 我们的教科书都称蒋介石消极抗日,与历史真实相距过远!早在蒋介石留学日本时就对日本国民性有认识,认为中日必战。一次日本教官在上生物课,指着桌上的一块泥说里面有3万万寄生虫就象中国人一样多,当时激怒了正年轻气盛的老蒋,蒋随即走上讲台将那块泥分成若干,并只着最小一块说,这里面的寄生虫就象日本人一多…… 留学日本22岁时所做一首诗表达了他当时的雄心壮志: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他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不得不参与政治,并成为高手。1927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蒋介石上台就已经着手准备对日战争。西方评价蒋介石是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领导人。

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Government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议》后,1933年6月3日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不过,客观而言这个协议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陈诚是西安事变当事人,随蒋同时被张扣留。陈诚曾说过,张学良在扣下的蒋先生的日记,蒋在日记中表达了与日本势不两立的决心,并有一个长期计划---准备通过德国的易货贸易,德当时急需我国的钨矿,装备80个德械师,一旦时机成熟,发兵收复东北! 张学良看到蒋先生是主张坚决抗战到底的,张非常后悔大感愧疚, 因此有负荆请罪之举……并主动提出护送蒋先生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国民党元老张钫说: “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

日本对华侵略蓄谋已久,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早晚总是要爆发的。对此蒋之所以一再试图拖延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准备得充分一些。1936年9月26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193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实际上,在1937年前的5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
1、 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
2、 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
3、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
4、空军扩充到飞机600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220架);
5、 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
6、 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
7、 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
8、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蒋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九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蒋氏企图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早在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三三七四个,“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地准备对日抗战”。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他指示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还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提出“航空救国”口号,购买飞机、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一九三六年六月蒋公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曰:“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这一切表明蒋以勾践卧薪尝胆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的准备……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承继的“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毛、周没有陈年旧债,国民Government定都南京,却承担历届北京Government累积的六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外债。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Government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混战”之中。即便如此,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这短短十年中仍出现长足的进步,对中日冲突产生极大的影响。在经济上,抗战前夕的桐油、茶叶、蚕丝等总产量记录直到五十年代后期甚至六十年代方被超过。金融方面成就更堪回顾: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中国债券在伦敦市场节节上扬,价格超过日本的债券,这是李登辉政权以及其他台独派系所不愿面对的史实。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日、美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以及美国以高价抢购中国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后,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法币是中日战争的充要条件,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国统一的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南沿海的基本建设也极为可观:“京杭国道”的开通,浙皖公路和闽浙公路等公路网的建设,在抗战前夕抢建苏(州)-嘉(兴)铁路、钱塘江大桥和浙赣铁路(未完成)等等。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江浙一带的交通网基本是“十年建国”的底子,文革期间修建杭-湖(州)铁路,基本按照当年“京杭铁路”的勘探设计,甚至利用部份完成的路基。

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此评论说,“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所以提出“延迟五年”就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实在是孤军血战,牺牲太大,八年抗战中国军人阵亡300万,平民丧生1,000万.连张学良本人看了蒋的日记也明白了,蒋介石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战事刚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为抗日必须要动员兵力300万至500万,可是全军只有步枪100万支,兵工厂所生产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子弹4发。史迪威为驻华陆军武官时,曾亲见1938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王团,全团只有轻机枪4挺(应有100挺),每挺配子弹200发(可在十几分钟内射完)。但仍向日军攻击,激战五昼夜之后全团1500人只有400人余存,死伤之1100人内有600名阵亡。日本投降后,看日方文件,一般在列举他们自己伤亡人数外,动称国民党军队“遗弃尸体”在他们阵亡数20倍以上,使阅及的人至今心伤。日军的一个师团通常有12000人至14000人,特种兵团可能多至20000人,而我们一个师团通常只有6000人,并且行军时埋锅,造饭,煮水,挑柴全系农村习惯。李宗仁叙述他在徐州时,由他指挥的四川部队所用兵器全系土造。作战方始半年,蒋介石所能亲自控制之德式装备三十个师即已损失殆尽。以后即无法补充。战事即开之后,中国即感到航空汽油及润滑油亦待从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的窘迫,甚至一架飞机缺乏适合的轮胎即不能起飞。

至国军被驱入内地,全国产钢量始终只有每年约一万吨(今日中国产钢早已超过每年一亿吨)。即步机枪子弹之原料每月三百吨亦赖美机空运输入。制成之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四发(包括轻重机枪所用),一般各部队缺员自百分之三十至半。不仅缺乏炮兵及交通工具,而且缺乏医药绷带。当汪精卫出走投降之日即蒋之意志亦受损折,载在蒋日记。从日方资料看来,作战期间,日军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彻底解决中国,均因国际关系及全球战略剧变而作罢。迟至1943年蒋尚在其日记中提出,彼已可能无法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即直至1944年犹在自身嘱勉,切勿存“一死报国之念”,可见得此念已涌上彼之心头。毫无疑问,在抗战之前十年中,日本的实力始终强于中国,然而关键是中国实力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日本。

中日全面战争迟早要打,但越晚打越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正在高速崛起,而日本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出现国力下划趋势。可以大胆说,如果中日全面战争晚打5年,中国的损失会减少一半。如果在晚开战10年,中日可能打个平手。如果再晚开战15年,那中国就有可能击败日本。正是中国这只沉睡百年的雄师已经觉醒,使日本人恐慌,他们害怕中国的强大。抗日战争前七七事变的中日形式是,日本国力强大,而中国国力弱小。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27年-----1937年)这黄金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超过改革开放后的十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正是这中国黄金十年为抗日打下了基础,国民Government用GDP的40%用于军事事业,准备对日战争。蒋并非不抗日或被迫抗日,只是时机选择而已。最大的遗憾,是"西安事变"打乱了蒋的部署,否则的话,牺牲更少,战果更大。

时间越长,双方的实力对比对日本越不利。法国学者Je an Escarra 断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日本来说,已经晚了两年,对中国而言,却早了两年。故此旷日持久,僵持不下,真是一针见血的精辟之论。

唐德刚说:“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同日本的抗战,可能拖两年。中国抗战再拖两年不打,欧战爆发,日本人在中国与苏联之间,它是不是选择中国?或它是直接打苏联?若苏联被德日两国夹攻打垮了,那这世界大不同了。丘吉尔讲,世界历史常常是偶然的事件,如西安事变就是很偶然的事。这个偶然事件,影响世界必然的发展。我同张学良讲过多少次,张学良老喜引我的话,唐德刚说的,唐德刚说的。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不是现在这样。世界历史也改变了。”

1932年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蒋介石通电全国 “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 我十九路军将士即起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在蒋的感召下第十九军、第五军(第五军是后来蒋介石暗中派遣的,参战也是打的十九路军旗号)将士与上海民众同仇敌忾、奋勇抵抗、浴血奋战迫使日军在30多天的攻势中屡战屡败,迫使东京四易其帅,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1932年3月3日在国联的紧急要求下,中日双方同意停战。“一·二八”抗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强国打成了平手,震动了日本。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犯芦沟桥,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做事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我们从今以后要认定不是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灭亡,只要全国同胞大家照我的一贯方针和精神,做继续不断的奋斗,日本人必不能灭亡中国,反转过来说,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日本。”

1937年在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才能使其它国家知道中国抗战的决心,把所有最精锐的部队都摆到那去,都打完掉了。淞沪会战死伤达27万余人。蒋介石的嫡系在抗日前期就拼得差不多了,光“淞沪会战”就把把蒋的几个精税师拼完!中央军3/5部队参战。后来的几个“抗日铁军”都是在抗日过程中重建的

一般人认为国军只是正面抵抗而共军做敌后抵抗,这是相当错误的看法。1937年末,蒋介石就派出60个师到敌后去打游击。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召开军事会议,中@#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也参加了。会上蒋介石说:“……第一期为诱敌深入,消耗敌人,可以说是纯军事行动;第二期则为转败为胜,转守为攻,政治与军事同时进行。在第二期抗战中,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游击重于正规,从而达到转败为胜,转守为功的目的在战争过程中,日本Government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国民党Government确实多次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Government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Government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Government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战,准备投降。
……”蒋根据敌情重新划分了战区,设八个正面战场和两个敌后战区。

蒋介石早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1938年5月MZD提出《论持久战》约早三年,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最后的结局都与蒋的推测大致吻合。以美、英、苏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这一天离1945年日本投降果然是10年之内,只是日本国内并未发生内乱。1939年9月5日,欧洲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来,蒋不无窃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已至矣。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

张学良晚年说:“在对日抗战上,艰苦不移,奋斗到底,不受中途屈服者之摇动,使胜利终归于我。我敢断言,假如非总裁的领导,对日抗战,无胜利可言,恐在世界问题上,亦必另有变化。”“我的一生只崇拜两个人,一个是我父张作霖,另一个是蒋介石”。

我用张学良在80寿辰的说的话作为全篇的总结:“蒋介石是真正的抗日民族英雄。有人说他是中华五千年抵御外族入侵的第一人,这话一点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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