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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母亲鲜为人知的海外经历

2011-05-22
奥巴马母亲,历史人物传记,Stanley Ann Dunham,斯坦利·安·邓纳姆
奥巴马母亲鲜为人知的海外经历
站着说话很腰(发表时间:2011-05-09 22:07:50)
《纽约时报》独特的女人:奥巴马母亲鲜为人知的海外经历

  作者:詹尼·斯科特

1970年代早期,斯坦利·安·邓纳姆在印尼婆罗浮屠。

  这张照片是为了突出儿子,而我的视线却被他的母亲所吸引。第一眼看上去就让人感到吃惊——这位体态丰腴肤色苍白的妇女穿着一双结实的凉鞋端正地站着,左边是她体态轻盈、肤色黝黑的儿子。他瘦长的身材是纪律、甚至是禁欲主义的写照。而她看起来很丰满,身材在很久以前因屈就于美食的快乐和衰老的命运而显得走样。在家中的取景器前,他穿着卡其裤,像时装模特一样,故意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而她正对着照相机,穿着一件靛蓝色的手工纺织衫,一只银耳环半藏在她那像瀑布般垂下的黑色头发间。她的下巴比平常抬得略高。他的右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膀上。这张照片1987年8月摄于曼哈顿的一屋顶,20年之后发到了我的电子邮箱里,这对我来说既像一个启示,又是一道谜题。照片里的男人是26岁的奥巴马,他当时是芝加哥的一社区组织者,正在纽约访问。旁边的妇女是他的母亲——斯坦利·安·邓纳姆。你不可能不对他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感到吃惊,她的形象也绝对会让人改变对于堪萨斯白人妇女的一贯看法。

  这位总统的母亲扮演着很多过分简单的角色。在奥巴马生平经历的浓缩版本中,她是一位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白人母亲,嫁给了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父亲。她是吃玉米和白面包长大的,而肯尼亚人却不是。奥巴马的回忆录《父亲的梦想》使这位总统的政治地位大有提升,此书中他的母亲是一位害羞的小镇姑娘,深深地爱上了一位优秀的魅力四射、出尽风头的非洲人。接着,她成了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涉世未深在海外游历。在奥巴马的政治竞选活动中,随着生活质量每况愈下,她的形象成了一个努力奋斗的单身母亲, 食品救济券的接受者,失败的医疗制度的受害者,求着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在那些超市小报和互联网的狂热幻想中,她是一位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佩花嬉皮士,一个抛弃自己孩子的母亲,一个欺骗夏威夷报纸为出生在肯尼亚的孩子刊登出生证明并希望他有朝一日成为总统的妈妈。

  照片中那个略带土气的人物并不符合上面的任意一条描述,我经过两年半的调查研究、旅行以及近200次的访问之后得到了这个结论。把邓纳姆概括为一位来自堪萨斯的白人女子就像把她的儿子描述为一个喜欢高尔夫的政客一样令人抓不住要点。这样的标签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一个并不普通的故事——一个有着男孩名字的小女孩经历了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口服避孕药的发明;在近半数的州政府仍立法禁止种族间通婚的年代,她嫁给了一个非洲人;当成千上万的印尼人在反共大清洗中被屠杀时,她却带着儿子搬到了雅加达;在一个鲜为美国人所知,却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她度过了一半以上的成年生活;她曾在乡村工作数年,当时一个西方国家的单身妇女在那里还是十分稀罕的事情;她曾潜心研习锻造,这可是一门长期由男性掌控的手艺;作为一名单身职业女性,她将两个混血孩子抚养成人;她坚信自己的儿子有潜力成为伟人;就像奥巴马曾开玩笑提过的,她把儿子培养成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圣雄甘地和亨瑞·贝拉方特的结合体;她52岁那年去世,来不及知道儿子最终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对自己生活热情洋溢的描述中,奥巴马始终把已故父亲的精神放在中心位置。有时候,他更多地谈论抚养自己的外祖父母而不是母亲。然而,奥巴马渐渐承认是母亲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自己。在《父亲的梦想》2004年版本的序言中,他真情流露:如果早知道母亲挨不过那场病,他大概会写出一本不同的书——“少一些对去世父亲的沉思,多一些对我生命中独一无二的永恒的母亲的赞扬”。此书的2004年版是在邓纳姆去世的9年后,同时也是在初版9年之后再次发行。

  远在雅加达的邓纳姆非常在意自己在儿子心目中的位置,收到儿子从美国的来信就能让她振奋一整天。偶尔,怀着忧伤和惆怅的情绪,她会向亲密的朋友提起这些事情。但她不会有意夸大自己的功劳。她用一种直率的、堪萨斯式的冷幽默对儿子说:“即使没有别的,我至少给了你有意义的生活”。

  安·邓纳姆在童年过后就弃用了斯坦利这个名字。1960年秋,17岁的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是邓纳姆在夏威夷大学的校友,比她大了6岁。邓纳姆辍学之后嫁给了这位风度翩翩的肯尼亚人,不久便生下孩子,很快二人又分道扬镳。后来她遇到了罗罗·苏托落,一位来自印尼爪哇的和蔼可亲、爱打网球的本科生。在安和奥巴马离婚之后,他们二人于1964年结婚,但是好景不长,他们的共同生活却因外力被迫终止。1965年9月30号,六个印尼将军和一个中尉在雅加达遭绑架遇害,军方认定这是一场由共产党实施的有预谋的政变,包括罗罗在内的由政府资助的留学生被急召回国。一年以后的1967年,安获得了人类学学士学位,她带上6岁的儿子搬到印尼与丈夫团聚。

  随后的四年对这母子二人影响很大——这也成为今天美国人好奇和揣测的八卦话题。那些年里,安与小奥巴马生活在一起,当时奥巴马还叫“巴里”;有意无意间,安的价值观影响着小奥巴马,塑造了他对这个世界认识。同时她也在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这些言传身教,有的最终为奥巴马欣然接受,有些方面则被他有意地回避了。

  (本节译者:xdxl813425)

  这位白人母亲和她的有一半非洲血统的儿子在印尼相依为命。伊丽莎白·布莱恩是当时住在印尼爪哇岛南部城市日惹的一个美国人,她回忆起安和巴里在另一个移居印尼的家庭吃午饭的情景。布莱恩特注意到,安赴宴时穿着一条印尼织物做的长裙——在印尼的其他美国妇女并不太喜欢这种材料的衣服。安让巴里先去和大家一一握手打招呼,然后就让他坐在沙发上认真地看随身带来的英语练习册去了。而在印尼已经呆了将近四年的安谈起是否要回夏威夷的问题。四十年后布莱恩特回忆起这件事,她问我:‘你有什么打算呢?’我说:‘我最多再呆两年,就回夏威夷去了。’她问道:‘为什么呢?’我说在印尼生活太艰苦了,身体受到的损伤太大,那里甚至连个医生都没有,太不健康了。而她却不同意我的想法。”

  吃午餐的时候,当时9岁的小巴里坐在餐桌旁一言不发,仔细地听我们讲话。他吃完后想要离开餐桌,安告诉他这要获得主人的同意。巴里获准离席后,就蹲在地上和布莱恩特13个月大的儿子玩去了。午餐后,一群人出门散步,巴里一直跑在我们前面。一群印尼小孩儿开始向巴里扔石头,而他们自己却躲在墙后面,骂出一些种族歧视的脏话。巴里看上去不慌不忙,跳来跳去地好像在和“一群看不见的队友们”玩儿“掷沙包”。安对此并无反应,布莱恩特以为她听不懂那些小孩儿说的是什么,于是想要插手介入,没想到安却说:“不用管,巴里没事儿,他已经习惯这样了。”

  布莱恩特说:“我们都知道印尼人歧视黑人,而安却敢把有一半黑人血统的孩子带到印尼来,这让我们都很震惊。” 与此同时,布莱恩特也很佩服安教导孩子学会无所畏惧。布莱恩特觉得,在印尼长大的孩子确实应当以这种方式养大,最重要的是学会自保。而安似乎还教巴里要学会尊重别人。巴里像印尼小孩一样对自己的父母非常礼貌,他似乎在学习一种印尼人的孝道。

  “我觉得这是他成为‘哈鲁士(halus)’的原因之一,” 布莱恩特用了一个印尼形容词来形容这位总统,这个词的意思是“礼貌、教养、谦恭”,这些通常被看作是爪哇人的独特品质。“他有亚洲人的礼貌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很“哈鲁士”,有耐心、沉稳,也是个好听众。如果你在印尼不懂得如何聆听的话,最好就赶紧离开。”

  安曾三次来到印尼居住,在那里度过了她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而当她1967年首次到印尼的时候,印尼社会仍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那场军事政变中的斗争双方对很多细节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至今仍然争辩不休,但是众所周知,这件事最后发展成了邻里之间的互相攻击。据《印尼现代历史》的作者爱德里安·维克斯的研究,当时的国民军在各个村落挨家挨户的搜捕嫌疑人,强奸妇女,甚至射杀儿童。维克斯写道:“当时证明自己不是共产党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也加入到屠杀行动中去。”安的一个朋友比尔·考里尔1968年来到印尼,他深入各个村落,在那里进行了长达15年的社会经济情况调查。他告诉我,住在咸水道附近的居民曾告诉那些研究人员,咸水道中的鱼无法食用,因为水里面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许多印尼民众都选择对起当年发生过的事情保持沉默。

  安·苏托洛带着儿子来到了雅加达,迎接他们的是一幅乡村风情画——林区里低矮的房屋错落有致,稻田和湿地阡陌交错。狭窄的小路尽头是一大片瓦顶屋,这些小村庄悠闲地坐落于城市之中,当地人称其为“甘榜村(kampungs)”。低矮的居民区沿着运河分布,人们在这条河里洗澡、洗衣服、排污水——做一切与水相关的活动。漫长雨季从每年11月持续到次年3月,雨季里运河泛滥成灾,淹没岸边简陋的板房,殃及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当地居民出行主要依靠步行,或是骑自行车、乘坐人力三轮车,当地人把这种车叫做Becaks(与国内的不大一样:顾客在前车夫在后)。停电是家常便饭,这里几乎没有工作电话,据说跑在街上的汽车当中有一半是用来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传达信息的。“秘书们要想拨通电话,就要不断尝试,经常要花几个小时,”一位1968年搬来雅加达的美国人哈莉玛·布鲁格这样告诉我。当时那里的西方人很少,黑人则更少。西方妇女当时在雅加达备受关注。布鲁格说:“我记得当时,西方妇女穿着短裙坐在三轮车里经过街道,都会引起很大的骚动。”从美国来的信一般需要经过好几周才能寄到。外国人要忍受各种各样的胃肠不适,除蛔虫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这个城市却有其迷人的一面。巴拉克·奥巴马以及那些在雅加达度过童年时光的人会不时回想起宣礼员召唤穆斯林做礼拜的“宣礼声”——当时还没有公共广播系统,以及推着小车穿梭于“甘榜村”的商贩沿街叫卖的小调子。当时东印度酒店的阳台上依然提供茶点。在炎热的午后,天花板上的吊扇叶片无精打采的旋转着;在昏暗的夜晚,房间里的煤油灯光影摇曳勾勒出狭窄的走廊轮廓。只要政府的保安部队对你不感兴趣,生活就可以非常简单。对一个外国人而言,忘记两年前的政变,在1967年来到印尼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我当时对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没有太多感触,”布鲁格说道,“那时候事情已经都结束了,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危险。”而维克斯则这样写:时过境迁之后很多人甚至把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那段时间看做是蜜月一般。对出版业的限制取消了,一个年轻的文明正在绽放,文学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后来有人评论道,那段时间是印尼的“布拉格之春”。

  (译者注:关于印尼政变的一些补充,九三零事件是发生于1965年印尼的军事政变。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加诺(苏卡诺)由于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印尼共产党党员、苏加诺总统卫队三营营长翁东中校发动政变,绑架并杀害了六位陆军高级将领。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为组织了反对的军人扑灭了这次政变,随后在全国策动反共大清洗。事件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被杀以外,还导致大量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该事件使大量华人被迫离开印尼,到海外生活。)

  (本节译者:aprilrui)

  安刚来印尼时,罗罗还在服兵役,工资很低。安后来向同事抱怨,她到印尼的第一天晚上,罗罗只请她吃了白米饭和 dendeng celeng (即野猪肉干,食物匮乏时印度尼西亚人常在森林中猎食野猪。) 但是罗罗退伍后,他姐夫动用自己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的关系帮他在加州联合石油公司驻雅加达办事处找了一份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期,罗罗和安在雅加达东部的曼特曼中产阶级居住区租了一套房子。 那房子是一套宏伟主建筑的附楼, 有三居室、 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书房以及一个露台。就像所有能买得起这种房子的印尼人一样,罗罗家里也请了相当多的佣人。两位女仆共用一间卧室;两位男仆(厨师和僮仆) 通常睡在地板上或者花园里。有了这些家仆之后安就从家务中解放了出来,这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仆人们有的打扫房间,有的准备餐点,有的负责购物,还有的看管小孩——使得安能够安心工作,或专注于兴趣爱好,总之是来去自如。有了这些家仆,安和罗罗也能更好地经营各自不同的职业圈和社交圈。

  1968年1月,安担任印美事务局(Lembaga Indonesia--Amerik)主任助理,这是一个由美国新闻处提供资金、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的双边组织。安负责管理一个由印尼人组成的英语教学小组,这个小组为印尼政府雇员和商人提供英语培训,学员在培训完后将被美国国际开发署派往美国进修研究生课程。安极其厌恶这份工作。“我在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度过了可怕的两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奥巴马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她的工作,“印尼的商人对英语之美不感兴趣,倒是有人向她大献殷勤。”有时侯安会带着巴里去工作。当时的印尼裔的办公室主任约瑟夫·西吉特告诉我说,“工作人员有时候会取笑巴里,因为他的肤色太不一样了。”

  “跟他开玩笑,还是开他的玩笑?”我问。

  “都有。”西吉特故作轻松地说。

  两年之后,27岁的安被一间私立的非营利管理培训学校聘用,负责开设商务英语会话课程。当时这样的学校在印尼并不多见。这间名为“管理培训与研究学院”的学校是几年前由一个荷兰的耶稣会传教士创立的,旨在帮助印尼培养社会精英。 安负责培训教师、制订课程以及给高层管理人员授课。作为回报,安不仅能得到应得的薪水,还有各项目的收入提成。同时,安也成为颇受欢迎的老师。“安的课堂气氛自始至终都很活跃,笑声不断,她有很强的幽默感,”伦纳德·科博说,20世纪70年代初他曾在该校兼职授课。安不地道的印尼语有时也会引发一阵哄堂大笑。 科博不小心说走了嘴:安很乐意使用印尼语,她试图告诉学生如果他会英语的话他将会得到“晋升”。安没有用“naik pangkat”这一词组,她用了“naik pantat”。词语“naik”意思是“增长,上涨,上升”;而“pangkat”意思是“等级”或“地位”,“Pantat”则是“臀部”。

  照片摄于1970年,9岁的奥巴马和他的继父(罗罗),他的母亲(安),还有他的妹妹(刚出生不久的玛雅)在印尼。

  同年8月15日,巴里九岁生日过后不久,也就是安的母亲玛德琳·邓纳姆唯一一次造访印尼期间,安在圣卡罗勒斯医院(位于雅加达的一所天主教医院,当时欧美人认为它是当地最好的医院)诞下了玛雅·卡桑德拉·苏托洛。两年之后,哈丽玛·布鲁格在同一家医院分娩, 她告诉我当时医生在接生时没有使用听诊器、没有戴手套、也没有穿罩袍。“孩子出生时,医生要来了我丈夫的手帕,”布鲁格说。“然后,医生把它塞到我嘴里,在没有麻醉措施的情况下缝合了11针。”安曾给新降生的女儿取了三个不同的梵文名字,最后决定用玛雅·卡桑德拉。玛雅告诉我,她的母亲很重视取名的问题;她想要“美丽的名字”。“斯坦利”这个名字未出现在备选名单上,因为安觉得对孩子来说这个名字太过沉重。

  (本节译者:准宝儿)

  安在印尼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无论走在哪儿都会成为焦点。“这可能是她的气质、她为人处世的方式吸引了大家。”哈丽玛·贝露丝说,她是安在1971年春天雇的一位佣人。安穿着简朴,几乎从不化妆,头发很长,用头巾裹了起来。正如她的印尼同事菲丽娜·普拉莫诺所说,按爪哇的标准,安是一个“不屈不饶”的女人。她很有主见,很少为了取悦他人而妥协。

  “她过去经常把我说得一无是处,”凯依·依格拉娜葛拉深情地说。凯依是安的一个密友,安告诉她应当更坚强勇敢些,还取笑她厨艺不精。安曾告诉凯依应该给她的管家明确的指令,而不是任由其肆意妄为。依格拉娜葛拉说:“她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直接指出对方的不足之处。”就算是家人也不例外。“安猛烈抨击了印尼传统文化对于妻子的定位”依格拉娜葛拉回忆道。”她会告诉玛雅不要当一个懦夫。她不喜欢那种被动的、被丑化了的印尼女性形象。她希望我不要变成那样。”

  依格拉娜葛拉的父亲是加州大学的一个发展经济学家,20世纪50年代末在印度尼西亚大学任教。她在雅加达度过了青少年时期,20世纪60年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人类学和语言学,学业完成后又回到了雅加达,并且在那里邂逅了现在的丈夫。凯依在那所管理学校兼职时结识了安,她当时正在写语言学学位论文。她们俩有很多共同之处:都嫁给了印尼人,都获得了人类学学位,在同一个月生下宝宝,他们的思想都受20世纪60年代的影响。依格拉娜葛拉告诉我,她们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意文化差异,她们接受不了上一辈人在种族问题上的伪善。“我们俩观点是一致的。遇到石油公司或者大使馆的职员时,我们都认为他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不能融入到印尼人中,他们所持的也是那种狭隘的美国文化。”那些美国人对印尼人知之甚少,唯一熟悉的就是他们的印尼佣人。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罗罗的新工作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石油公司文化的烙印。印尼要求外资企业聘用本地人,并对其进行培训。这种做法让很多人觉得很虚伪:公司高薪聘用一个印尼主管,然而却什么也不让他做。罗罗的姐夫特里索罗告诉我,他都想不起罗罗到底在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具体做什么性质的工作。据他姐夫的儿子索尼·特里索罗说,可能是“政府公关”。不管是什么工作,总之罗罗的工作需要与石油公司管理层及其家眷打交道。他加入了印尼石油俱乐部,该俱乐部是专门为石油公司的员工及家眷在雅加达市中心开设的私人疗养院,提供游泳、网球、餐饮等服务。作为罗罗的妻子,安也应当参加此类社交活动。即便只缺席一次,也会有损罗罗的声誉。“这是社交所需。”依格拉娜葛拉劝她,“你应当和丈夫一同出席各种社交场合,穿着纱笼和可巴雅(由传统的紧身长袖衬衫和缠绕在腰间、未曾缝合的布组成的服饰)。你应当同女眷们坐在一起,谈论孩子和佣人。“

  安托辞不去。“她无法理解这些人,为什么她们愿意完全与世隔绝,消极避世地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圈子里,”玛雅说。”这种生活方式太不适合安了,她对此感到厌倦。安向她的朋友比尔科里尔抱怨道,所有这些美国中年白人妇女谈论的都是些无聊的事情。她告诉科里尔,“罗罗的行为越来越像美国人。”偶尔,小奥巴马也会无意中听到罗罗和安在卧室里争吵,只因安拒绝参加石油公司举办的宴会。就此他在《父亲的梦想》中这样写道:“来自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的美国商人拍拍罗罗的后背,向他吹嘘为了获得新的海上钻井权向相关人员行贿的事情,而他们的妻子则向我母亲抱怨印尼佣人的不是。罗罗会诘问我母亲,要是他一个人出席宴会成何体统,并且提醒母亲这些人都是她的同胞。而母亲的回应声越来越大,几乎要吼起来了。”

  (本节译者:annita)

  “他们和我不是一类人。”

  事实上,在罗罗接下石油工作之前,他和安之间的关系似乎就已经开始恶化了。就像奥巴马描述的那样,印尼动乱期间,罗罗被召回了雅加达,两人分开了一年,期间二人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夏威夷时,罗罗充满了活力,和安一起笑谈他自童年时期以来的种种趣闻,并向她倾诉他回国之后在大学任教的计划。而现在他几乎不跟安说话。有时候罗罗睡觉时会在枕头底下放一把手枪;在另一些夜晚,安听到罗罗“拿着一瓶进口威士忌,边喝边在屋子里踱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安经常独守空房,正如奥巴马所写的:“寂寞几乎令她无法呼吸。“

  安从人们无意中透露的零碎信息中拼凑出1965年以及之后发生在印尼的一些事情。她新结识的印尼朋友跟她谈到了政府机构的腐败、警察和军队的敲诈勒索、总统亲信权倾朝野。关于这些,罗罗对她只字未提。据奥巴马回忆,罗罗的一位表弟最终向安解释了她丈夫从夏威夷回来后发生的事情。抵达雅加达后,罗罗立刻就被带走接受审问,并被告知已经征召入伍,将被送往新几内亚的丛林服役一年。还有更糟糕的情况:从苏联阵营国家归国的学生都被关进了监狱,有的甚至莫名失踪了。奥巴马写道,安最后断定:“是权力带走了罗罗,就在他自以为已经逃脱的时候,权力又硬生生把他拽了回去,让他感受到它的份量,让他知道了其实他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罗罗的回应就是向权力妥协,“学会了取舍;像他姐夫一样,他在国家石油公司担任要职,薪俸几百万。”

  罗罗让安失望了,但是安拒绝遵从他的社交习俗显然也惹恼了他。“和我一样,她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印尼男人突然被家庭左右时会变成什么样,” 林斯克·赫林卡(Renske Heringa)告诉我。这位来自荷兰的人类学家,是安80年代的密友,她嫁了一位有一半印尼血统丈夫。“印尼男人喜欢女人在国外的时候大方直爽,但回到了印尼,父母在那,家庭在那,你就得规规矩矩了。你必须尽到做妻子的本分。作为妻子你可以把自己拾掇得漂漂亮亮的,却不应当太过招摇。我认识安的时候,她长得很壮实,不讲究穿戴。印尼妇女在穿戴上很讲究,但那不是她的风格。罗罗却希望她好好打扮。这是她没有留下的原因之一。她断然拒绝了。我能理解为什么他没法接受。”

  2009年1月的一个早上,在安工作过的管理学院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年近六旬的萨曼。像某些爪哇人一样,他的名字就一个词儿。萨曼讲一口印尼语,他和安以前的助手菲丽娜·普拉莫诺一起从事翻译工作。70年代初他曾给安和罗罗当过家仆。萨曼出生于农民家庭,家里连他一共七个小孩,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跑去雅加达找工作了。在为安和罗罗工作时,他主要负责照顾花花草草、宠物龟、宠物狗、兔子和小鸟;此外还负责骑自行车或三轮送小巴里上学。萨曼说安和罗罗付给他的薪水颇丰,对家里四个佣人也都一视同仁。在他的记忆里,罗罗较为严苛,而安的心肠很好。

  萨曼回忆说,安经常晚上九点才下班,有时午夜才回家。她似乎不怎么睡觉,总是熬夜打字或是更正巴里的作业,然后天不亮就又起床了。有一次,萨曼说:“她和一个学生很晚才回家。学生没有把她送到家门口,而是让她在附近下了车。苏托洛为此大发雷霆。”随之而来的就是争吵,萨曼无意中听到了内容,“他说:‘我警告你多少次了?!你怎么还这样?’ ”萨曼回忆道。罗罗是在担心安不忠还是仅仅怕别人瞎想,从萨曼的回忆里不得而知。吵完之后,萨曼看到安拿一条毛巾压着脸,血从鼻子里流出来。很难知道萨曼近40年的记忆里掺杂了些什么。我采访过的其他人里没有谁提到安和罗罗之间曾经有过暴力冲突,很多人都认为罗罗是个有耐心、性情和蔼的人。

  在1968或1969年间,一位和安很友好的印尼男教员问及她丈夫,安很严肃地告诉他:“他从来都不征求我的建议。他直接给我下命令。”几年后安反思她的婚姻,她以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对另一位印尼朋友杨素婉说:“难道你不知道吗?不要和爪哇人争吵,不要和爪哇人论辩。因为在爪哇人那里问题是不存在的。时间会消磨一切。”

  (本节译者:譯樂鯊)

  安告诉一个朋友说,与孩子相处时,安刻意表现得比当初她妈妈对待她的态度要更加温柔。玛雅回忆说,安喜欢亲近人,一天会说上百次“我爱你”这样的话。她活泼爱玩,喜欢做陶器、编织小装饰品、做手工等等,那些装饰品从房间一头一直排到另一头。“她做事情非常专注,我们和她在一起也从中受益匪浅。”玛雅告诉我说,“专注其他事情也会让她暂时忘记亲人不在身边的痛苦。”当谈到孩子时,安很容易就会动情地掉下眼泪,甚至有时和朋友们谈话时也是如此。她不喜欢喋喋不休地唠叨,而是更愿意以幽默方式进行说教。不过她对于自己在意的事情则非常苛刻。理查德·胡克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与安在雅加达的一个同事。据他回忆,安曾告诉他自己正致力于向儿子灌输公共事业的理念。她希望巴里能树立起一种回馈社会的责任感。胡克还说,她希望巴里在人生起步时就建立一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不要象她一样,摸索多年才拥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如果你想长大成人,”奥巴马记得她说过,“就需要有自己的价值观。”根据另两人的回忆,在必要的时候,安也会强调自己说过的话。“她说起教训巴里的事情,有一次因为他犯了大错还打了他的屁股,”唐·约翰斯顿回忆说。唐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与安共事过,有时还和她一起回印尼旅游,并住在同一间房子里。萨曼回忆说,当巴里没有完成祖母从夏威夷寄来的作业时,安“就会把他叫到房间里,用罗罗的军用皮带打他的屁股。”而奥巴马总统通过一位女发言人表示母亲从未对他进行过体罚。

  萨曼说,有一晚在Matraman(东雅加达市最小的一个区)的住所,他和巴里正准备睡觉。他们经常睡在一处——有时在巴里房间睡上下铺,有时睡在饭厅地板上,有时干脆就在花园里睡。当时,八九岁的巴里让萨曼关灯。萨曼没有动,巴里就打了他胸部一下。萨曼没做出反应,巴里就更用力地打他,萨曼也回击了。巴里开始嚎啕大哭,试图吸引安的注意。据萨曼说,安没有回应巴里。她似乎意识到巴里错了。否则,萨曼就不会打他。

照片摄于1971年圣诞节,奥巴马和他的生父在檀香山机场。

  “我们不可以粗鲁无礼,不可以吝啬自私,不可以骄傲自大,”玛雅告诉我说,“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谦虚和宽容。我们必须要学习…如果我们说了对某人不公的坏话,她就会试着跟我们解释他们的观点。或者说‘如果别人这么说你,你会感觉怎样呢?’有点强调要我们多为他人着想,而不允许只顾自己的意思。那种教育是天天有,月月有,年年有的。”

  很多人都明白,尤其是安相信,巴里拥有不同寻常的天分。她会称赞他的聪慧,他的成绩和他的勇气。班吉-贝林顿(安一个来自夏威夷的朋友)告诉我说,“有时安提起巴拉克,就会说,‘我的儿子聪明绝顶,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事,就算是当美国总统也不在话下。‘我记得她说过这些的。”萨玛尔多-马南曾与安在雅加达一起授过课。他也记得安说过类似的话——巴里可以成为,或者是想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据萨曼说,有一晚罗罗这样问巴里。

  “哦,我想当首相,”巴里回答道。

  作为母亲,安最在意的莫过于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了。但那并非易事。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印尼的学校比较缺乏;学校数量不足,开设的课程受到政府限制,教师也没受过什么培训。西方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雅加达国际学校,不过那里学费昂贵而且很难进入。奥巴马上过两所印尼学校,一所天主教学校和一所伊斯兰学校。这些经历必然在奥巴马身上留下了印记。爪哇人,尤其是中爪哇地区的人非常强调自律。即使打喷嚏也会被认为是缺乏自律的表现,迈克尔-多芬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认识了安,当时他们同在爪哇研究人类学。“通过表情不外露、不大声说话、不快速走动等方式,你向他人展现了自己内在的力量,”他如是说。凯伊-伊格拉那葛拉告诉我,在以取笑他人为风气的文化氛围中,自律被反复地灌输给每一个人。她丈夫(只知道他姓伊格拉那葛拉)说,“人们总是拿肤色开玩笑。”如果小孩子由于被取笑而感到愤怒,那么别人就会变本加厉;如果他不予理睬,那么旁人也就作罢了。“我们大使说,巴拉克就是在这儿学会了镇定自若,”凯伊告诉我说,“如果你生气了并有所反应,那么你输了;如果你懂得一笑了之,你就赢了。”

  (本节译者:鬼手)

  时光荏苒,安渐渐改变了对巴拉克未来的看法。奥巴马在回忆录中写道:“母亲一直鼓励我迅速融入印尼本土生活。这使我变得相对自信起来,对紧巴巴的生活也不再牢骚满腹,并且与其他美国孩子相比,我显得非常举止有度。在海外的美国人经常给人以傲慢无礼的印象,而她教会了我如何摆脱这一刻板印象。但是现在,和罗罗一样,她知道,隔离居住导致了美国人同其他印尼人生活的鸿沟。而她向来知晓,她希望自己的孩子站在鸿沟的哪一侧。我生而为一个美国人,但我真正的生活并不在美国。”

  在1971年初,安告诉巴里说,要送他回夏威夷。他将和祖父母住在火奴鲁鲁,上普纳候学校。这所学校是很出名的预备校,如果住在邓纳姆的公寓,则只需要走路就可以到达。“母亲说,她和玛雅很快也会去夏威夷,最长不超过一年。而且她会尽可能在那儿过圣诞。”奥巴马在回忆录中写道。母亲的叔叔,查尔斯·佩恩对奥巴马说,玛德琳对这一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玛德林始终关注巴拉克的教育问题。”佩恩说,“而且,她认为教育能够解决种族融合所带来的所有问题。”

  就像奥巴马后来描述的离别场面,一位母亲的印尼朋友带他上飞机,彼时母亲、罗罗和玛雅在大门口站着。

  照片摄于1979年,奥巴马和他的母亲在位于檀香山的私立学校-普納侯学校的开学典礼上。

  在巴里六岁时,安离开了他,并将他送往雅加达。之后,在他刚满十岁的时候,安再次将他一个人迁到夏威夷。 她送他到夏威夷之后,留他孤身一人,几乎三年。

  去年七月,当我们会面时,奥巴马回想起了这些漂泊经历。他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谈及他母亲时,百感交集地说:“这对一个十岁男童来讲,接受别离并不易。 而当上高中时,我们再次面临着分开。彼时我已经可以询问,‘这是我的选择,我的决定。’然而此时此刻,我已经为人父母,当再次回顾自己经历之时……你晓得么?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有些严苛。”

  出乎意料,他谈及母亲的时候是如此幽默、坦诚和充满热爱。当然,他语调之中,亦偶有温文尔雅的忍耐。或许,他的耐心,已经历经他母亲的磨砺;又或许,作为睿智的成人,他知道那是位坚持到底绝不妥协的母亲。

  当我问及安作为母亲的限界时,奥巴马说,她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人。她坚韧,能够谷底反弹绝地重生,一旦认定,便坚持到底。比如她最终完成了学位论文。不过,除了这些优点之外,事实上,她并不是条理分明的人。她把生活变得一团糟。“如果不是祖父母的一些财力支持,我想母亲大概会被迫作出不同的决定。有时候她乐观地认为,‘好吧,心想事成,一切都会变好。’但事实上,我想,如果祖母没为我们提供一些支援,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是一团乱麻。”

  但奥巴马并没有因此而埋怨母亲。成年的部分意义,便在于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父母---他们亦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怪癖以及梦想。他认为,悲观的父母不会将孩子抚养的很好。而如果他的母亲失却了乐观的精神,他便不会有这样快乐的童年。

  正是因为如此,母亲安,赠予了他这世上父母能够给予的最好的礼物。那就是,博爱。“这是一种足以支持我静对人生中浮华与纷扰的力量。”他说。

  (本节译者:叶舟)

  本文改编自《独特的女人:奥巴马母亲不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詹尼·斯科特(jannyscott@gmail.com),纽约时报记者,2008年撰写该书。

  编辑:劳伦·克恩(l.kern - MagGroup @ nytimes.com)。

  译者:xdxl813425、aprilrui、准宝儿、annita、譯樂鯊、鬼手、叶舟。

  审校:译者+陶子。

  原文链接:http://www.nytimes.com/2011/04/24/magazine/mag-24Obama-t.html?_r=1&ref=general&src=me&pagewanted=all#

  后记:按照奥巴马自己的说法,他的母亲是一个富有主见,非常特立独行的人。而做为母亲,她对奥巴马的成长和性格塑造可以说是潜移默化,虽然在奥巴马年幼时,母亲与他聚少离多,但他仍能感受到母亲的关爱。普天之下,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呢。谨以此文献给刚刚过去的母亲节。

  附:

  本文协作翻译地址:http://sync.in/bTOXoaQOCU

  本文统词表:

  Adrian Vickers:爱德里安·维克斯

  Ann Soetoro:安·奥巴马

  Barack Obama :巴拉克·奥巴马

  Barry:巴里

  Benji Bennington :班吉-贝林顿

  Berkeley :美国伯克利州

  Bill Collier:比尔·考里尔

  Charles Payne:查尔斯·佩恩

  Djakarta(Jakarta):雅加达(印尼首都)

  Don Johnston :唐-约翰斯顿

  Dreams From My Father:《奥巴马回忆录:父亲的梦想》

  Elizabeth Bryant:伊丽莎白·布莱恩特

  Felina Pramono:菲丽娜·普拉莫诺

  Halimah Bellows:哈丽玛·贝露丝

  Halimah Brugger:哈丽玛·布鲁格

  Hotel des Indes: 德东印度酒店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

  Jakarta:雅加达

  kain and kebaya:可巴雅,印尼民族服饰,

  Kansas:美国堪萨斯州

  Kay Ikranagara:凯依·依格拉娜葛拉

  Kenyan:肯尼亚

  Lolo Soetoro:罗罗·苏托洛

  Maya Kassandra Soetoro:玛雅·卡桑德拉·苏托洛

  Madelyn Dunham:玛德琳·邓纳姆

  Michael Dove :迈克尔-多芬

  Pertamina:印尼国家石油公司

  Punahou School:普纳候学校

  Richard Hook :理查德-胡克

  Renske Heringa:林斯克 赫林卡

  Saman:萨曼

  Samardal Manan :萨玛尔多-马南

  Sonny Trisulo:索尼·特里索罗

  Stanley Ann Dunham :斯坦利·安·邓纳姆

  Union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加州联合石油公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大学

  U.S.A.I.D.(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美国国际开发署

  U.S.I.S.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美国新闻处

  Yang Suwan:杨素婉

  Yogyakarta:日惹市,印尼爪哇岛南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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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译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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