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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马克斯·韦伯

201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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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 韦伯(德语:Max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也是一个让人难以完全理解的人物。对他的学术贡献,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韦伯之于社会学,正如牛顿之于物理学。
我之所以找这些介绍是因为我本人在做学科的生物性研究的时候也陷入了头痛之中。常常混混然,睡眠也不好。我也想放弃。还好现在有网络。

寻找马克斯·韦伯
2011年09月16日三联生活周刊

马克斯·韦伯


海德堡山顶墓园中的马克斯·韦伯夫妇墓

  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上为这个生于1864年的德国学者赋予众多头衔——“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德国经济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组织管理理论之父”……然而,于我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头衔毫无意义。马克斯·韦伯之于我,是在成长的迷惘痛苦中,生活日积月累的压力下,一个个精疲力竭却辗转难眠的夜里,读到的那些令人恍然有所感悟,让你的心境因为感受到共鸣而得以平静的文字。

  主笔◎鲁伊

  挑战任何一种预设判断之路

  火车在德国西南部丰饶秀美的平原上快速行进,一片片规整平齐犹如尺子量过的农田从车窗外掠过,渐渐地,视野中开始有了汹涌起伏的苍翠群山。站起身向外看,铁轨在前方融入一条狭窄山谷的入口处,于是,我知道,海德堡到了。

  海德堡,旅游手册里德国最具诗意的城市,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一个让人把心遗忘于斯的美好所在。她拥有欧洲最雄伟的中世纪古堡废墟,也拥有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更重要的是,她还是德国唯一一个经历“二战”依然“完整”的城市。在她的老街上,生活依然保持着100年前的样貌和节奏。

  我到海德堡来,最主要的目的,要寻找一个1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

  他的名字,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上为这个生于1864年的德国学者赋予众多头衔——“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德国经济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组织管理理论之父”……

  然而,于我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头衔毫无意义。马克斯·韦伯之于我,是在成长的迷惘痛苦中,生活日积月累的压力下,一个个精疲力竭却辗转难眠的夜里,读到的那些令人恍然有所感悟,让你的心境因为感受到共鸣而得以平静的文字。

  他说,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

  他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中隐没;

  他说,在这个祛魅的时代里,鼓荡心灵的诗和宗教化为虚空,但科学又不足以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许多人在无法调试精神以应对现代世界的变迁之余,变得毫无生气而对生命无所担当;

  他说,我们处在众多不同的生命秩序之中,这些秩序各自遵循独特的规则,面对不同价值之间业已存在的冲突,人们应当考虑如何在对所有人造成最小的外在内在伤害的情况下,在理解和中立的基础上解决冲突;

  他还说,那些深信自己已经获知真理、强要他们其实在心底深处鄙视的人也接受这“真理”的“信仰的斗士”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他们缺乏反省的能力,经验和理解对他们已经不再有影响……

  1930年,韦伯去世10年后,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被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译成英文,在那之后,他的影响力开始超出德国的疆界,在英语世界中不断扩大。60年代后,对韦伯著作及其思想的兴趣从美国又传回德国及欧洲大陆,并在亚洲各国蔓延开来,成为社会和人文学科最大的热点之一。学术界里,专门有一个名词形容这一现象——“韦伯复兴”。学者的影响力通常在身后呈削减之势,但这一规律却并不适用于韦伯。随着现代性的矛盾逐渐清晰地展现开来,人们惊讶地发现,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现代化、理性化和效率化依然被玫瑰色的理想主义的迷雾所笼罩之时,韦伯就已经清醒意识到了朝着这一方向的单向度运动对人类社会丰富多样、参差包容的侵蚀和损害。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

  当我试图追寻这位哲人的生命轨迹,很快发现,这是一条交错往复,朝向多种可能,挑战任何一种预设判断的路。

  韦伯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1897年。这年夏天,他站在母亲的立场上与父亲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一个月后,父亲便在旅行中猝然离世。这一事件触发了家族遗传性的精神疾病。在那之前一年,马克斯·韦伯刚刚以32岁之盛年成为海德堡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前途光明似锦。但在随后的6年半中,他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崩溃,无法应付教学,无法阅读、写作甚至与人正常交谈。他在树林中散步时也会失去控制放声大哭,狂躁发作时,连家里小猫基蒂的喵喵叫声都能让他神志错乱,而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这个曾经对妻子宣称“一个晚上1点钟之前上床睡觉的教授不配被称为学者”的工作狂,只能整日茫茫然地坐在窗前,摆弄自己的指甲,眺望外面的树梢。

  这样的情形似曾相识,让人想起克莱斯特、舒曼、荷尔德林、尼采……但是,与那些同样与大脑中的魔鬼做斗争但最终败下阵来,或自戕或终老于疯人院中的德国天才们不同,经历了长达7年的自我放逐后,马克斯·韦伯又恢复了他的创造力。尽管终身仍受精神疾病的困扰,但韦伯如今流传于世的最著名的作品,几乎全部完成于他自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后的那16年。事实上,如果他在精神崩溃的7年里的任何一天,选择像与他几乎同时发病并曾与韦伯夫妇结伴旅游休养的表弟奥托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则他不过是海德堡大学625年历史中一个昙花一现的普通大学教授而已。身后之名或许充满各种偶然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当1920年6月14日,马克斯·韦伯因肺炎在慕尼黑溘然而逝时,他是一个清醒、自主、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都有所担当、实现了自己所珍视的价值的人。

  他是如何克服那些不分昼夜撕扯啮噬心灵的痛苦,最后走上一条通往清明朗润的道路的?我想知道更多。

  亚克西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在他撰写的《韦伯传》中讲述了一个源自《伊索寓言》的故事:狮子生病了,一只狐狸前去探望。狮子在山洞里问:“你为什么不进来呢?”机智的狐狸回答说:“如果不是发现有很多进洞的足迹但却没有一个出来的脚印的话,我或许真的会进去的。”

  病狮的这个形象,对于成年后一直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身材魁梧而又满腮凌乱胡须的韦伯来说,真是再贴切不过的比喻。而对于试图了解试图接近他的人来说,韦伯也和狮子一样,充满危险——一种如黝黑洞穴般深不可知的危险。

  我只能通过他的文章、信件、传记和别人的评述来认识他。对于这样一个著述极丰的学者而言,这意味着庞大的阅读量。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沃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后来告诉我,由他担任主编的《韦伯大全集》的出版整理工作,如今已经进行到了第43卷,仍未完成。光是韦伯和别人的书信往来,就有10卷之多——每本都至少有一寸多厚。关于韦伯的传记堆起来一人多高,单就其中最经典的几本——韦伯遗孀玛丽安妮的《韦伯传》,雅斯贝尔斯、拉德考、本迪克斯、密茨曼等人撰写的回忆和传记——就已经有三四千页,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篇的相关论文。那些交错的日期、地点、人物、数字、事件和观点,犹如蛛网迷宫,穷尽了许多学识远比我渊博、时间远比我充裕的学者毕生的精力——如果我一开始便知道是这样一条艰难崎岖的道路,是否还会兴高采烈地迈出那第一步?

  但我不愿也不能回头。荷尔德林说:“某一种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也对我们内心的幸福感产生强大的影响。”尽管韦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业已祛魅的世界,但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在我眼中,依然如舞台上被高光照亮的场景,带有某种古典的仪式的庄严的美感。我想让自己走进这种生活,用我的脚步将所有那些被时间风干的单调事实连缀起来,让我自己的回忆与那些流传下来的别人的回忆相结合。

  于是,我来到这个他曾经生活过的、未曾被战火摧毁、据说一切还保留着100年前样貌的优雅浪漫的大学城。我要,我也只能,在我的讲述中一点一滴地完成对他的理解。

  山顶墓地:海德堡的传奇

  山林间寂静似太古,明媚的阳光披洒下来,一座座历经岁月侵蚀但却洁净得不沾半点尘埃的墓碑上摇动着柔美婆娑的树影。这里是海德堡城南郊的山顶墓地(Bergfriedhof),市区交通图最下方小到几乎看不清的一个小灰点。即使是一些在海德堡已经住了几十年的人,也从未来过这里。马克斯·韦伯和他的妻子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就长眠于此。

  海德堡全城一共有17处墓地,建成于1844年9月18日的山顶墓地是最大的一处,也是第一个由海德堡市政当局出面管理的公墓。“如果你想要了解海德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文化、政治、经济背景,山顶墓地是极好的一个出发点。”施鲁赫特教授后来对我说,“这里埋葬着那个时代海德堡最有名望的一群人,实业家、政治家、艺术家,但绝大多数,还是与海德堡大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者。”

  墓地的管理者十分细心,在入口处提供了地图,上面列有安息在这里的历史名人的墓址所在,以及4条推荐的寻访路线。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有简短的身份介绍,诸如“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德国总统”、“罗伯特·威廉·本森,化学家,海德堡荣誉公民”、“卡尔·博世,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唯独到韦伯这里,介绍变为“马克斯·韦伯,国民经济学家,无所不知的通才”(Universalgelehrter)、“海德堡精神的象征”(Heidelberger Geist),简直仿佛出自一位崇拜者之手。

  韦伯的墓地在半山腰,道路曲折盘桓,走起来颇有吃力之感。不过,一想到他走到这里,远远花了比我更大的力气,随即释然。

  将马克斯·韦伯称为“海德堡传奇”(Legend of Heidelberg)的说法,最早见于保罗·霍尼希施海姆(Paul Honigsheim)的《论韦伯》(On Max Weber)。这位1938年逃离纳粹德国、远赴重洋前往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书的德国学者,在临终前一年几乎是以一种与死神赛跑的架势,写下了他1910年前后在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与韦伯的密切交往和他对韦伯学术思想的理解。回忆录在霍尼希施海姆去世后才得以正式出版,只有150多页,篇幅上完全无法同其他几本大部头的韦伯传记相提并论。但他作为治学极其严谨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加之作为后学者在“韦伯圈”(Weber's Circle)中与韦伯既亲近又保持一定中立观察距离的角度,使得这本书在帮助理解韦伯为人治学的风范上有着极其重要、不可取替的价值。

  便是在这本书的起首,霍尼希施海姆写道:“任何一个人想要绘制一幅马克斯·韦伯的画像,无论像中人是作为学者的韦伯,还是作为一个人的韦伯,都必须以他那个时代的海德堡为背景。”

  的确,那是德意志帝国最意气风发的时代。19世纪后叶,统一后的德国经济、科技、文化空前迅速地发展扩张,有一种瓦格纳歌剧般的辉煌明亮的金属质感。那个时代的海德堡大学,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风云际会,一时间大师无数,使得这个小城俨然有欧洲科学中心的气势。依托于大学的科学研究结果,一批后来对德国工商业格局影响巨大的企业纷纷在海德堡周边建立,令城市笼罩在富庶充裕的气氛中。与此同时,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使这里成为当时德国几乎最自由、最国际化的城市,她不仅是德国本土知识分子向往的学术中心,来自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以及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的文化精英也蜂拥而至。对于当时的海德堡,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后来曾有一段精彩贴切的描述:“这座小城并无小市民、狭隘或自我满足的气氛,而是彻底吸纳并弥漫着世纪交替后,在德国以一种奇特方式开始发展的新鲜事物。这座城市富有智性,令人振奋,而且彻底开放。”

  除此之外,对于韦伯兄弟而言,这个城市还有另外一重更为私密的符号意义。

  以海德堡为吟咏对象的诗歌中,荷尔德林的《海德堡》是最出名的一首。诗里写道:

  “我爱了你很久,为自己的乐趣

  愿称你作母亲,献上朴素的诗

  你,祖国的城市中

  我所见最美的一个

  (选自杨业治译本)

  事实上,这的确是马克斯·韦伯不折不扣的“母亲城”。坐落于内卡河边、如今被称为“韦伯屋”的那栋大宅,原本的主人是他的外祖父格奥尔格·法伦斯坦(Georg Fallenstein)。1847年,从柏林搬到海德堡后,法伦斯坦亲自设计建造了这栋带假山、花园和喷泉的大宅。他最小的女儿,生于1844年的海伦妮——马克斯·韦伯的母亲,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嫁给老马克斯·韦伯之后,她随丈夫住到了埃尔福特,后来又搬到柏林附近的夏洛滕堡,但仍经常带着孩子们回海德堡的娘家度假。直到1910年4月,大宅的继承人、海伦妮的姐夫阿道夫·豪斯拉特(Adolf Hausrath)去世后,马克斯·韦伯才和与他同龄的好友恩内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一家共同以租客的身份入住此处。

  然而,回望马克斯·韦伯56年的一生,他与海德堡城及海德堡大学的关系,却充斥着一种复杂的、若即若离的张力,远远没有他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那样来得简单。比韦伯小4岁的阿尔弗雷德高中毕业后选择的是柏林大学,之后又在布拉格大学谋得教职。但当1908年他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教席之后,到1958年以90岁高龄去世,阿尔弗雷德一直没有离开海德堡,勤勤恳恳地为海德堡大学服务了半个世纪。今天的海德堡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马克斯·韦伯的情形却截然不同。从1882年作为一名大学新生第一次与海德堡发生密切而长期的联系开始,到1920年在慕尼黑去世,38年中,韦伯与海德堡几经离合。如果按停留时间计算,他不在海德堡的时间比他在这里的时间长得多。他喜欢柏林作为政治中心舞台的热闹,喜欢罗马温暖明亮的阳光,喜欢瑞士和奥地利湖边的恬静,也喜欢美国新大陆的激情与活力。他一次又一次地离去,不止一次考虑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只有到了1919年9月,马克斯·韦伯去世半年前,在海德堡的老朋友们为他召开的饯行酒会上,一席话方才透露了他内心深处对海德堡的不舍与眷恋。他说,海德堡的温柔与和善在他饱受疾病折磨的时刻帮助他从黑暗中慢慢苏醒,让他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如今,他感觉自己仿佛正在告别家乡,去到陌生的地方,那儿虽然美丽,但却冷若冰霜。

  这令人联想起韦伯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1910年,韦伯夫妇搬进韦伯屋后不久,海伦妮惊讶地发现,作为新房客的韦伯居然表现得比自己更加依恋这栋充满她的童年回忆的房子。韦伯回答说:“对我而言,更多的不是忠诚,而是被那种生动的美所强烈感染,我把这种美赋予了生命,它则将它的甜蜜浸透了我的血脉。比起您来说,我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被尘世攫住了。您对所有现象都比较一视同仁,我却爱它们,需要它们,而您却能免于它们的诱惑。”

  马克斯·韦伯是少有的几个愿意坦承自己容易被尘世诱惑的哲人。这让他拥有一种活生生的肉体的温度。尽管出于不同目的,在他身故后,他的遗孀玛丽安妮和追随者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试图将他神化为一个圣徒式的天才,出自他笔下的书信和同代人的叙述却还原了那个有着人的欲望和喜好,并将其作为人生旅程理所应当的一部分承担下来的复杂而丰满的韦伯。但正因如此,这个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人才会与今天的我们产生某种联系。当他诉说痛苦时,那是一个人的痛苦,当他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挣扎时,那是一个人的迷惑。宝相庄严的神祇无法帮助我们,软弱自有软弱的力量。

  在施鲁赫特看来,韦伯对海德堡的每一次告别,都有复杂的原因。譬如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慕尼黑之旅,客观背景是“一战”后期,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之前十几年靠着继承的遗产过着充裕生活的韦伯夫妇现在需要新的收入来源,而慕尼黑大学正好提供了韦伯所感兴趣的教授职位。而主观上,也有当时住在慕尼黑城外的韦伯后半生中的红颜知己艾尔泽·贾菲(Else Jaffe)的因素——“这个奇妙而熟悉的城市和住在附近的朋友发出了召唤。”事实上,韦伯去世时,守在身边的除了妻子玛丽安妮,另外一个人便是艾尔泽。

  如果韦伯知道,这将是他与海德堡的最后一面,他还会走得那么决然吗?没有人能够给出解答。正如他所说的,所谓历史,本就是人们创造自己所不知道的一段历史的过程。人们根据后来的发展推导此前事件的种种因果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主观的阐释。如果换一个角度,一次次离开后的归来,会不会,反而也印证了无法割断的因缘?

  长途跋涉,我终于站在韦伯的墓前。1921年,韦伯在海德堡的老朋友、哲学家海因里希·莱克特(Heinrich Rickert)的儿子阿诺德·莱克特应玛丽安妮的请求,设计了面前这座希腊柱式墓碑。墓地里埋葬的是韦伯的骨灰。1920年的时候,火葬在德国还是十分罕见的事,只有不足1%的人选择这种方式——但这是让他回到老海德堡、回到自己所熟悉的朋友圈中最好的方式。他的妻子玛丽安妮在他去世后又在海德堡生活了34年。她住在内卡河畔的老宅中,将马克斯·韦伯的书桌当成她的祭坛,用余下的时间整理出版韦伯生前作品,并继续主持原来“韦伯圈”中人的沙龙聚会。1954年,同她的丈夫一样,玛丽安妮在艾尔泽·贾菲的怀中去世,随后与韦伯合葬于此地。

  墓碑上,玛丽安妮为韦伯选择的铭文出自歌德的《浮士德》:

  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

  尘世的一切莫不如此。

  (Wir Finden Nimmer Seinesg-leichen,

  Alles verga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

  第一眼看上去,这更像是对试图讲述韦伯的故事的我的一个警告。我真的有能力叙述这个故事吗?我对他的了解越多,就越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声音,没有见过他笑的样子——而在众人的回忆中,他是那么喜欢开怀大笑的一个人。我需要更多的感觉与触摸——他走过的石头小路,见过的街景,读过的书,住过的房子,吃过的食物……那些答案,或许在山下,或许在海德堡的老城中。但,只是或许。

  当我掉头下山,某个转角处,缓缓流过的内卡河和河边那栋粉白色老宅猝不及防地展现于眼前时,我突然释然了。因为我知道,不管怎样,我没有白来。只有在这一刻,在这个角度,站在这里,俯瞰这样的静好美景,才能领悟到玛丽安妮选择这段话作为韦伯的墓志铭所未曾明白道出的另一层含义——而这是从文字和纸张中永远都无法读到的。那是生命走到尽头的浮士德对尘世的最后呼唤——是否,也是马克斯·韦伯和玛丽安妮对海德堡的心声:

  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

  大学广场:学生生活

  抬头望去,一只头戴王冠、高擎宝剑的雄狮仿佛正在仰天愤怒嘶吼,耳边传来的却是轻柔的淙淙水声。这是海德堡老城,大学广场(Universitaetsplatz)正中,著名的狮子泉(Lowenbrunnen)。老城的各种游览观光活动多数以此为召集点,但在更久远的时代里,它是海德堡大学学生每日各项活动都会从旁经过的地理中心。

  站在狮子泉下,我在读一封1882年韦伯写给家里的信:

  上午7点的逻辑课迫使我一大早就要起床。每天早晨还要围着击剑厅跑一个小时,然后诚心诚意地一直挨到听完我的课。11点半到隔壁花1马克吃午餐,有时还要喝上1/4升葡萄酒或啤酒。然后我和奥托、小旅馆老板伊克拉特先生常常一起去滑旱冰,玩到14点,我们就返回各自的住处。我温习听课笔记,读施特劳斯的《旧信仰和新信仰》。下午我们有时去爬爬山。晚上我们又在伊克拉特那里聚会,花上80分尼吃一顿精美的晚餐,接着照旧去读洛策的《人类社会》,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最热烈的争论。

  我环首四顾,试图回想129年前,那个刚刚通过大学入学考试(Abitur),来海德堡修习法律的18岁少年眼中的景物。

  我的正前方,是始建于1728年的巴洛克风格的老大学楼,既是海德堡大学校长的办公地,也是大学博物馆。1886年,海德堡大学500年校庆,楼内的老礼堂被修葺一新,那之后,遇有庆典及重大仪式,例必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不过当时,韦伯已经离开海德堡,转到哥廷根大学继续学业,没能赶上这场盛事。

  我的右手边,是1930年美国驻德国大使雅各布·古尔德·舒曼(Jacob Gould Schurman)出面筹资50万美元修建的新大学楼。他比马克斯·韦伯大10岁,先韦伯两年到海德堡大学读书,后来回到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当了20多年的校长,其间参照德国大学体制,创造了美国现代州政府资助研究型大学的模式。

  老大学楼和新大学楼之间的空地上,1518年4月26日,马丁·路德曾在此发表演说,宣扬他关于正义、原罪、自由意志和信念的看法,德国宗教改革由此愈演愈烈。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多篇文章中讨论的“天职”(Beruf)的概念,便肇源于马丁·路德,而马丁·路德的名言也曾被韦伯在文章中反复引用。也是在这里,1933年5月17日,狂热的海德堡大学教授和学生们将成千上万本“非德意志精神”的书籍投入熊熊烈火,付之一炬,而在背后主导这一遍及德国的焚书事件的,正是毕业于海德堡大学的纳粹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据说,戈培尔是韦伯的崇拜者,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韦伯的著作。

  在我身后,是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方庭。尽管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但事实上,直到1873~1902年,卡尔·查格敏斯特(Karl Zangemeister)出任第一位全职馆长,这里才真正变成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藏书迅速增加至40多万本,并进而于1938年以115万本藏书成为全德国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亦是在查格敏斯特的主持下,1901年,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建筑师约瑟夫·杜尔姆(Joseph Durm)用与山顶古堡同样材质的红砂岩建造了气势恢弘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图书馆大楼,并于1905年正式开放。之前采访图书馆执行馆长莱克·鲍茨怀特(Rike Balzuweit)女士时,她对我说,马克斯·韦伯1910年前后曾是这里的常客,不过,他可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模范读者——在许多书的页边行间,都留下了他的评注。

  视线最后落到左手边,人流熙熙攘攘的主街。鳞次栉比的小餐厅和咖啡馆门外已经撑出阳伞,排好桌椅,烤香肠和现磨咖啡的香气远远飘散过来,伴着玻璃酒杯叮咚碰撞和人们欢笑谈论的声音。前一天,海德堡市旅游局的导游已向我介绍过街角那家据说只要往橱窗里面看一眼体重就会增加的甜品店,假若韦伯再世,有过一小时内连吞8块小蛋糕纪录——那可是德国尺寸的“小”蛋糕!——的他想必会喜欢上那里。然后,素来不掩饰对杯中之物的贪好的他谅必也不会拒绝顺着主街走上一段,到正对着老桥的斯坦街上的费特尔酒坊(Brauhaus Vetter),喝一杯号称是全世界最烈、酒精含量高达33%的啤酒。

  …………

  这样做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与当年韦伯经历的不一样。即便没有外力强加的破坏和毁灭,作为生命体的城市自有其新陈代谢的规律。韦伯站在狮子泉下的时候,天空上不会有飞机掠过的白色尾迹,远处不会传来跑车急速刹车的声响,我眼前绝大多数的建筑都不存在,店铺里没有今天这么明亮,街上的行人没有这么多,他们穿的衣服虽然质地粗糙但比现在正式庄重,他们关心和谈论的事情,和我在报纸和书本里读到的也许完全不同。

  但最大的差异还在于,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在1882年之后的岁月里,等待着少年韦伯的将是些什么,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我试图在这个他生活过多年的城市追寻他的脚步,但大脑奔跑的速度远比双脚快得多,忍不住一直向前穿越。

  当一个头顶兄弟会标志性彩色小帽、斜佩绶带的老者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的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那个到海德堡没多久便兴致勃勃加入“阿勒曼人”(Alemannia)兄弟会的韦伯的样子。他的头上戴着“阿勒曼人”标志的红色小帽,穿着现在看来隆重得有点夸张的制服。他每周参加两次兄弟会的拼酒大会,一群人比赛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喝下最多啤酒。他热心于兄弟会之间的决斗,脸上因此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疤。他和朋友们大吃大喝,结果是开支远远超过父亲每月给的津贴,只好到处赊账借钱。

  我知道,在海德堡只不过短短一年时间,刚来时那个又高又瘦、“像个候补肺结核病人”似的文弱少年便迅速发胖,变成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并终生保持这一魁伟体形。我还知道,当他的母亲海伦妮·韦伯第一次见到变化如此巨大的儿子时,吃惊地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但我也知道,36年后,经历了惨痛的“一战”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后,韦伯发表宣言脱离兄弟会,并谴责这种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从而认为自己属于某种特殊团体,崇尚武力和好勇斗狠之风的传统。他宣称,在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中,兄弟会已然过时,必须加以反对和批判。

  后来那个哲人和学者的形象为少年韦伯的脸上增加了不属于那个年龄的深思熟虑,并似乎赋予年少轻狂以某种正当性。他那时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不知道。很可能不是。

  文学作品中欧洲古典大学的学生生活总是呈现一幅鸡飞狗跳的荒唐景象。视频网站上可以很容易找到一部以海德堡大学为背景的名为《学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的美国电影。光看电影里的描述,你会以为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全部生活只是饮酒狂欢、唱歌跳舞、牵猫逗狗、日夜游荡,这群衣着华丽的纨绔子弟把心思都花在和城里的姑娘谈情说爱上,要不然,便是在兄弟会的公共大厅里为一点鸡毛蒜皮的破事挥剑决斗,然后在酒馆里彼此炫耀脸上血淋淋的伤口。

  就在老大学楼后面的奥古斯丁巷里,一个小小的入口通向海德堡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学生监狱”(Karzer)。由于历史上欧洲大学拥有治外法权,如果学生触犯了市政管理规定,只能由学校加以惩治。在海德堡,从1712到1914年,违纪学生会在这里关上数天到几个星期的禁闭——但他们可以外出上课,外面的朋友也能送饭进来。学生监狱的墙壁上满是各种涂鸦、打油诗和签名,显然,对于关在里面的学生,这种惩罚并无伤荣誉,甚至是可以夸耀的事。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到大学广场上的小书店里花9欧元买一本马克·吐温的《海外浪游记》(A Tramp Abroad),里面有大段关于学监面对违规学生时无可奈何场景的戏谑描写。

  可是,就是这些荒唐游荡的学生,一旦从大学毕业,便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立即变身为浮士德博士式的勤勉、睿智、严谨的学者。当时的主流叙述里,教授和学者是一群一生正直尽责,“只会在节假日里才生病,连死都不死在工作日里”的学术圣徒。如此强烈的反差,令人怀疑,两者的不可信程度几乎不分轩轾。

  毫无疑问,一所成立于600年前的大学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大学是两回事。1878年,马克·吐温来到海德堡那年,海德堡大学总共只有750名学生,70名教授。时至今日,海德堡大学的学生总数已超3万人,而且以每年3%的速度迅速增长。“事实上,在马克斯·韦伯的那个年代,甚至一直到‘二战’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德国大学所奉行的是精英主义教育传统,适龄人群中只有5.6%的人选择到大学学习,这些人绝非来自劳动阶级。而今天,德国适龄人群中进入大学学习的人超过40%,其他国家的比例可能还要高。大学已经变成大众教育。”施鲁赫特教授接受采访时对我说。他特意强调,这种大众和精英的划分并不是以钱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素养。

  以韦伯为例,他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当时是柏林政治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在他家中举行的日常社交聚会中,汇集着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外交家、建筑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他们所谈论的各种话题,对孩子们的启迪作用不亚于学校里的课程——虽然德国九年制中学的严格和全面教育举世闻名。

  9岁的时候,马克斯·韦伯就已经可以用拉丁语阅读、写作和会话;中学时他的阅读书目是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康德;14岁生日还没过,他已经完成了历史论文《与皇帝和教皇的地位特别有关的德国历史的进程》和《从君士坦丁到民族大迁徙时期的罗马帝国》;进入大学之前,他已熟读荷马、希罗多德、维吉尔、西塞罗、萨卢特斯等经典作家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就的名著。

  施鲁赫特指出,虽然马克斯·韦伯属于少数天才之列,但这种情形在那一代大学学生中却十分普遍。“韦伯大学时代的好友恩内斯特·特勒尔奇,当时活跃在海德堡的其他学者如齐美尔和耶里尼克,他们的博学与高产程度都与韦伯不相上下,甚至还要超过韦伯。这是那个时代大学生和学者的一个共同特征。”正如马克·吐温写到的:“(德国)学生预科毕业时不但受到全面的教育,而且学问扎实。这种教育不是似是而非含混朦胧的,它是烙上的,不会掉……外国学生都绕开这种预科,它的规矩太苛酷了。他们上大学是为了在他们整个普通教育上加个尖屋顶。可是德国学生已经有尖屋顶了,所以他们上大学是为了加个某种专业性质的尖塔……大学生活的大量自由正是他们需要、喜爱,并且真正懂得其宝贵价值的东西。”

  对于这种精英教育体制下的大学学生,读书学习与斗剑、饮酒和旅游一样,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通向某种生活的先决条件。充裕的家庭背景保证他们可以不受时间尺度的限制,随时思考转换自己的方向,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毕业论文获得学位,或者,发现自己并不真心喜欢这种学院生涯,转向其他更为实用的职业。在《海德堡岁月》一书中,尼古拉斯·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曾半开玩笑地开出一张成为知识公民的基本条件列表:

  1万本书

  3打哲学体系

  2000种音乐作品

  2万件造型艺术作品

  1万条历史数据

  5000本传记

  20001条自然科学知识

  要获取这样的基本知识,大概要花20年的时间,而且不只是记忆技巧的问题,还是如何有效工作的问题。以培养这种知识公民为宗旨的古典学院,与工业革命后帮助青年人做好职业准备的现代大学,根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

  然而,当时代开始加速度前进,根植于缓慢优雅的古老社会的精英式教育越来越受到挑战。当周围的世界都已改变,不变的缺陷变成靶子高悬在半空,显得那么触目突出,让人忘了它原本并不是凭空而来,也曾是大地上鲜艳明丽的一株花朵。

  1918年底,在《以学术为志业》的著名演讲中,对着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一群面对当时仅现轮廓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试图寻找未来方向和意义的新一代,马克斯·韦伯冷静地做出这样的陈述:“在本质与外观两方面,旧时大学的构成方式都已成为幻影。”

  他是什么时候发现这是个幻影的?这种发现本身,是否就构成了曾经令他痛苦纠结多年的原因的一部分?

  韦伯屋:学者的志业

  周日下午,齐格豪斯兰德街(Ziegel-hauser Landstrabe)17号,灰色栅栏门向内敞开着,院子里却静寂无人。顺着扶梯登上二楼,赭红色的铁艺雕花大门紧闭,所有的窗户都垂着百叶帘。

  站在阳台上,河对岸的古堡在西晒的阳光下呈现一种火焰的赤彤之色,圣灵教堂的钟声适时响起,婉转悠长。花园里暗香浮动,泉水琤琮。这样岁月静好的时刻适合吟哦诗句,比如歌德当年在海德堡写下的这首诗:

  只要我们不丧失自我,

  什么样的生活都可容忍;

  我们尽可以失去一切,

  只要我们依旧是我们。

  一个世纪前,几乎就是在与我到达这里时同样的季节,马克斯·韦伯夫妇搬进了这栋原本属于他外祖父的地中海风格的大宅。虽然只是租住,他却平生第一次对身外之物产生了深切的依恋之情。在经历了漫长的几乎看不到尽头何在的病中流放时光后,韦伯撑了下来。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它(疾病)将生命中人性的一面重新展现在我面前……这是我以前从来想象不到的。我可以借用伯克曼的话说:‘一只冰冷的手使我得到解放。’过去数年,我病态的性情表现在我痉挛地抓住学术研究工作,好像这是一道护身符,但是我却不晓得我要用学术工作祛除什么东西。回顾既往,这已十分明白,以后,不管生病或健康,我知道我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已经不再有需要去感觉到自己被繁重的工作所压倒。现在,我最大的希望,是过一种充满人性的生活,并且尽我所能使我的宝贝快乐。我不认为这样子一来,我的成就会比从前我心中的机械劳动所生产的少。”

  春天到来时,韦伯和玛丽安妮在花园里种下雏菊、丁香、报春花、郁金香、黄杨树和山毛榉,他们一起开辟了一个小菜园,在里面栽上豌豆和蚕豆。韦伯不再那么频繁地外出旅行了,他忙着在花园里侍弄玫瑰,给烟斗藤和枸杞修剪枝蔓,每天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个美好的初夏,他给母亲写信说:“在一直多云的天空下我们现在拥有了圆满的灿烂春光;夜莺在树丛中歌唱。晚上我们坐在狮泉旁边,沐浴着月光;喝茶的时候和特勒尔奇夫妇坐在一起的一个朋友边拉小提琴边唱——我们非常快乐。”

  他又重新能够阅读和写作了。在学生及好友埃德加·贾菲(Edgar Jaffe)——艾尔泽·贾菲的丈夫——接手重组的《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文献》(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杂志上,韦伯发表了许多长达数万字的文章,话题从俄国革命到罗马帝国的衰亡,从美国的新教伦理到中国的老庄。与此同时,他还为《法兰克福报》等报纸撰写时评和政论。《韦伯大全集》的主编施鲁赫特说,韦伯之所以身故后才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人所认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他生前仅正式出版了一本书,《经济与社会》、《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支配社会学》等重要著作都是在他去世后由玛丽安妮整理出版的。这些书中的章节系列发表在《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文献》杂志上,种种证据显示,韦伯心中早已有了它们被汇编成一本书的布局结构,但他却不愿为自己设定一个必须完成的时间线。

  “韦伯不是那种一本接一本按流水线计划出书的人,”施鲁赫特说,“他喜欢同时思考几个问题,想清楚之后才写出来。如果想不清楚,他就会在朋友间的聚会中反复与人谈论这一话题,听取各方面的看法。”

  从1910年开始,韦伯的家开始变成一个和当年他父亲在柏林的家一样的“开放屋”。“每天都有一个来访者,至少有一个寻寻觅觅的灵魂。但是通常总会有好几个:孤独的女人和姑娘、前程似锦的学者、多年的老朋友纷纷来到这里。”玛丽安妮在1910年12月的一封信中写道。而在韦伯的笔下,在某个宾客如走马灯般纷纭而至的一天中,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22点,他和朋友们“讨论了整个世界加上3个村庄”。

  这便是如今闻名于世的“韦伯圈”。在近10年的时间里,位于齐格豪斯兰德街17号上的韦伯的家成为海德堡学术界和文化界交流的一个中心。访客单上的名字如今大部分已不为人所知,但在那个时代,他们是足以撼动德国政治界、思想界和艺术界的精英。这些人中有日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20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诗人,奠定美国妇科癌症研究格局的医生,以及欧洲最有才华的女钢琴家——事实上,她是韦伯在艾尔泽之外的另一个秘密情人。但为数最多的,还是海德堡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及学生。通过这个圈子的放大作用,虽然此时的韦伯已经脱离海德堡大学的教学体系,他对这所学校和这个城市所产生的影响,却达到了巅峰。

  1903年10月之后,韦伯与海德堡大学的关系,仅剩下一个名义上的荣誉教授的头衔。他不再拥有教师编制,也失去了在系务大会上的投票权。从1898到1903年,持续的身心疲倦和频频发作的精神崩溃令韦伯无法继续承担教学任务,海德堡大学允许他带薪休假,但这种“领着一份薪水,可是在能够预见的未来却一事无成,同时还感到……只有承担一项天职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状况却让韦伯感到痛苦不堪。他数次提出辞职申请,终获通过。虽然求仁得仁,可是这种与自己职业生涯的割裂仍令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低落。直到1904年美国之行后,韦伯才逐渐恢复过来。

  1904年早些时候,韦伯第一次参加了海德堡另外一个著名学术社交圈“伊拉诺斯圈”(Eranos Circle)的活动。事实上,虽然时至今日“韦伯圈”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德国学术社交圈,但在那个时代,仅在海德堡范围内,便同时存在多个大大小小的学者圈子,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除了“伊拉诺斯圈”和“韦伯圈”,还有围绕在左翼青年犹太学者斯蒂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周围的“格奥尔格圈”。

  “这种圈子文化是非常有海德堡特色的一种东西。”施鲁赫特说。那个时代几乎每个欧洲的大城市都有各自文人聚会的场所,“在巴黎或维也纳,地点是咖啡馆,但在海德堡,一定是教授的家”。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海德堡大学的教授通常都来自充裕的家庭背景,本身的薪金也相当高,几乎人人拥有一栋看得见风景的大宅。韦伯虽然在1903年辞职后经历过一段窘迫的时光,但很快,他和玛丽安妮各自继承的遗产便使两人不再需要为了谋生而外出工作。正因如此,当他在美国纽约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住在“所有房间都很小,盥洗设备和厕所在同一个房间里,不可能举行超过4个来宾的宴会,进城的车程需时一个小时”的郊区住宅里时,才会发出罕有的感叹。

  这些圈子各有特色,参加者互有交集,有时也因政见不一相互攻击。伊拉诺斯圈的宗教色彩最浓,最为严肃正式,每月一次的聚会事先定好议题,韦伯对宗教学尤其是新教伦理的兴趣便始于参加这个圈子的活动。不过,伊拉诺斯圈的过于正襟危坐和学术上的不宽容逐渐令韦伯和他的朋友们所不喜。保罗·霍尼希施海姆在韦伯回忆录中记下了一桩趣事:当时伊拉诺斯圈的活动在不同成员的家中轮流进行,有些教授的住处较小,未免显得拥挤。聊起此事的时候,韦伯促狭的笑着说,是呀,光是W教授(当时在海德堡执教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和他的气场,就得占两间屋子。至于格奥尔格圈子,虽然韦伯一直与这个圈子中的成员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但他很少参加圈子中政治色彩浓厚、意见激进的聚会。1910年之后,韦伯夫妇开始在内卡河畔的家中举行周日下午的茶会。这一安排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减少韦伯每日频繁接待访客的时间,集中在一天进行,但没过多久,便演变为周日的定期聚会上,准备与韦伯继续就某一问题深谈的人可以预订好下周到访的时间,两套体系并行。

  虽然此刻大门紧闭,但从玛丽安妮·韦伯、雅斯贝尔斯和霍尼希施海姆的叙述中,我却能想象出100年前屋子里的景象。很多的食物,很多的酒,很多的笑声,偶尔有舒缓的钢琴或小提琴作为背景。韦伯坐在大厅里的某个角落,很多时间用于倾听,但也经常站起来就某个话题一口气发表一个多小时的即席演讲。话题有时极其深奥,有时愉悦轻松,但绝大多数天南海北,远远超出学科的界限: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怎样与德意志的社会状况发生联系,如何从李鸿章日记里窥视中国儒家社会的价值观并由此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这里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当有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列席时,韦伯总是尽量避免就政治发表意见。“我没有权利在学生面前谈论我的政治主张,因为这样或许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主见。”他说。

  这样深入而广博的讨论和演讲,与大学里的学术研讨活动及授课有何分别?拿这个问题向施鲁赫特请教,他发出意味深长的微笑:“或许韦伯只是不喜欢那种一定要在每周一上午9点到10点必须谈论某个范围内的某个话题的确定性罢了。这违背他的天性,在他看来,也违背学者的天性。”韦伯最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志业》,“志业”一词,对应的是德文的“Beruf”,虽然它也可以简单翻译成“职业”,但自从马丁·路德在其著作中为其赋予了“奉神所召去从事某事”的特殊意义,在韦伯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含义远远超出了一项可以带来收入的工作的范围。而当面对理性化、效率化、标准化逐渐主导了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进步方向时,这种价值的激烈冲突,无可避免。韦伯的幸运在于,在那个传统所带来的确定性开始离析崩散的时刻,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他营造了一种游离于职业之外的现世安稳——虽然,不过短短十数年。可是,这种正视生命中的现实,承认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愚蠢浅薄的世界的一部分,但努力不让这种愚蠢浅薄左右心灵的努力,不管后果如何,都足以令人幸福。

  在海德堡停留期间,我去旁听了几节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研究所的课。开设“马克斯·韦伯与尼古拉斯·卢曼研究”这门讨论课的是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尤里希·巴赫曼(Ulrich Bachmann)博士,一个拥有典型雅利安面容的年轻学者。巴赫曼说一口流利的美国东部口音英语——事实上,他的哥哥便在美国执教。这是一个优势:1999年,“博洛尼亚进程”欧洲高等教育改革方案公布后,越来越多的德国大学开始开设英语课程,力求与美国和英国的教育产业实现充分竞争。想到德国读大学的人不再需要痛苦地先学满800学时或1000学时的德语——忘记提起,内卡河畔的韦伯故居,如今的主人是海德堡大学国际学生中心,主要功能是帮助海德堡大学的国际学生强化德语,通过取得毕业文凭所必需的语言考试。或许是看出我对韦伯的兴趣,巴赫曼提出一个听起来相当诱人的方案——来海德堡读个社会学的硕士,在新的德国大学学制下,可能最多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呢?然后我就可以宣称自己继承了韦伯的衣钵,获得某种权威的叙述他的资质?

  海德堡之行的最后一日,我再次走进齐格豪斯兰德街17号。绕到背靠“哲学家小径”的房屋后进,隔窗可以看见一楼的教室,一位老师正在向一群肤色不一的学生介绍某个德语学习俱乐部。韦伯和玛丽安妮曾经在书信中多次提到屋后的狮泉,据说,每当韦伯的母亲海伦妮离开这里时,总要喝一口狮泉中的水,以确保自己还会回来。这口泉如今已经干涸,两个狮子头的出水口也已残破。但是,即便那泉中依然有水,我真的会俯身啜饮吗?

  每个时代的人都希望回到从前的某个古老年代,但每个人终究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一刻认识到,不管多么努力,我们回不去了的残酷现实。生活如潮,兀自滚滚向前,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没有人能够幸免。我在海德堡找到的依然是那个我已经在文字中所熟识的韦伯,但寻找和体验本身赋予叙述以意义。我知道我将走上一条与韦伯完全不同的道路,但那也是同一条道路: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属于我们的这个时代所提出的要求。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再无旁顾。■

  (参考书目:“Max Weber:A Biography”,Marianne Weber;“On Max Weber”,Paul Honigsheim; “Max Weber:A Biography”,Joachim Radkau;“Max Weber:An Intellectual Portrait”,Reinhard Bendix;“The Iron Cage: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x Weber”,Arthur Mitzman;“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History”,Wolfgang Schluchter;《韦伯作品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法律出版社;《欧洲大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Mark Twain's Guide to Heidelberg”,Werner Pieper。感谢歌德学院冯硕女士、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金郁夫先生、海德堡大学图书馆执行馆长莱克·鲍茨怀特女士、海德堡大学档案馆、关山先生在采访过程中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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