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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牛人传及留学之害

2012-02-07
牛人,外国文化,留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牛人传及留学之害》评论分享

的确有很多问题,我就觉得我智商下降了很多。

以前本科上个哲学课上得苦不堪言...结果在这里听Cooper教授讲Rawlsian equality的时候那个叫亲切啊...2012-02-07 11:59

文风很好 像民国时的某些作家

“今日之留学,为的是未来不需留学”这话两种解释:1. 我们留学后回国教下一代,让下一代不用留学就能接受最好教育;或者:2. 把下

一代生在美国读书,这样就不算留学了~~你们想哪一种?

我今天才看到这个 http://www.chinaqw.com/rwjj/sh/200709/07/86760.shtml
海裔: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牛人传及留学之害
章永乐 撰文
UCLA牛人传之一:Steve (修订版)

一个宽阔的前额,嘿嘿笑起来像孩子一样,憨憨地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在私下里说话的时候每两句话都带个shit. 这就是Steve了。

Steve的身份比较复杂: 他的父亲是满族人,虽然不见得和皇族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满族认同十分强烈,尤其痛恨日本;母亲是汉人。Steve出生在广州,但孩提时代就移民美国,在美国长大。这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他对中国几乎记忆全无,不会说普通话,也不认识方块字。但他会说广东话,因为家里说的就是广东话。

如此来算,Steve属于满族华裔, 美国公民身份。但他在法国留过学,对法国十分着迷,视之为第二故乡,有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冒出一句“我们法国人”。而他搞的研究,则是英美分析政治哲学,跟的是系里与业内的大牛Carole Pateman, 做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这又给他的经历带上了浓重的欧洲色彩。站在我前面的Steve总是一个奇怪的混合, 中国的,美国的,与欧洲的东西全都有。中国是他的血统和他自称的身份认同,美国有他的政治身份和生活环境,而欧洲仿佛是一个让他觉得最为自在的空间。

这位混合的世界公民已经三十七八岁了,仍然单身,做着UCLA政治学系的研究生。我来得比他晚一年,但我已经毕业了,他仍然在和毕业论文在作斗争。刚认识他的时候,我惊讶于这位哥们的粗野,他的用语一大半都是黑话和俚语, shit,fuck和damn是他挂在嘴边的话。他可以用shit来代替任何名词。比如,看到你在吃饭,他就大大咧咧地问:what shit are you eating (你丫在吃什么屎)? 当然,他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主要是对熟人如此。一开始就跟我说俚语,说明他没有把我当外人,跟系里几个大陆来的中国人也都如此。

Steve在系里认识很多人,一到系里,就到处打招呼。但奇怪的是,很多人对他并不怎么样,在白人的圈子里,他并没有混得很开心。所以他就经常来找我们几个中国学生,跟我们套近乎。Steve很认真地跟我们表白: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为我们的伟大文明而自豪。这份认真,在海外华裔中是不多见的。

然而,中国学生似乎也不怎么太买Steve的帐。Steve好几回发起组织系里的中国学生吃饭,一回只去了两三个人,另一回,大部分以忙为理由推掉了。究其原因,是Steve这哥们过于孩子脾气,很多时候确实不注意人和人交往之间那些微妙的东西。他的骂骂咧咧的说话方式本身会让不少人,尤其是女生,不舒服。此外,他老会搞些意外。比如在别人那里借住,晚上说不准就带上另外一个陌生的哥们过来聊天,招呼起哥们来,仿佛他是主人那样。中国人一般很注重这些交往中的礼节,Steve老这样搞未免会让人不舒服。跟他说又不太礼貌,所以最后就变成敬而远之。最后还礼遇Steve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我,一个是香港同学Stan.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礼遇Steve,跟他是德里达的学生很有关系。Steve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在 UC Irvine做过德里达的学生。他还给我看过一封德里达给他的亲笔信,上面写着:Dear Steve (亲爱的Steve) … 但Steve偏偏不怎么屌德里达。从他的言辞中我看不出对德里达的任何尊敬。他跟我说,有一回德里达给他打电话,他在睡觉,德里达留言的声音在电话里都传出来了,他还是不去接。但他不是坏学生。德里达布置了一篇论文,所有人都绞尽脑汁,写了两个月,他写尼采,花了两个星期就写完了,给了德里达,人家还很赞赏。不过,我看不出来Steve到底受了德里达的什么实质影响。他的谈问题的方式,要么是闲扯淡,要么是他现在受训练的英美分析哲学方式。


连德里达都不当回事, Steve到底尊敬谁? 看来看去,他唯一尊敬的学界人士就是他的导师Carole Pateman。这位英国老太太是我们系里的教授,但两三年前已经去了英国,一年到头不在洛杉矶,Steve只能跟她远程联系。Carole是个十分挑剔的老太太,Steve写的东西发给她,往往打回来,批注:重写。尽管Steve比我早一年开始,但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却比我晚了大半年。Carole就是不让他过,甚至在知道Steve财政上有困难的时候,还是卡他。这样的导师,按照系里的通常标准来看,是很不够意思的。但平时骂骂咧咧的Steve并不抱怨。我们都看不下去了,跟他说,Steve, 你的导师太苛刻了。Steve说,是的,但这是为我好吧,我没什么好抱怨的。

除Carole之外,系里的教授很少能逃得过他的炮轰。一位做美国政治思想的教授,在Steve看来,做的东西都是shit.一位他自己也跟过的做黑格尔的教授,在Steve看来是“背时”,因为他教的学生在市场上都找不到工作;一位做美国政治学的教授,Steve嘲笑他老吹牛说自己跟欧洲皇族有什么关联 —— 到这个时候,Steve的法国筋就抽动了:“我们法国人讨厌皇帝,讨厌封建主义。”于是我们跟他抬杠,说为啥法国对他那么重要?他说,为了理解他自己,他必须要回到法国革命—— 只有法国革命才是这个开端,而不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中国革命,或者是俄国革命。

他的法国筋还体现在一些生活细节上,晚上跟他在屋里里聊天,他会要求把灯开得暗一点,“这样有情调”。他洗脸的时候会带着一堆瓶瓶罐罐去卫生间折腾半天。这些生活习惯上的细腻和他的言辞上的粗糙形成鲜明对比。用Steve 自己的话来说,他可以用十几个词汇说尽世界上一切事情,这十几个词汇里当然有shit, fuck, damn等。

他的分析哲学训练跟他简单的词汇表似乎有着某种关系。因为据他说,Carole Pateman教导他,分析哲学要把复杂的东西说清楚,而不是把简单的东西说得更复杂。他要认真地跟人讨论一个问题,的确是遵循这套流程的,把事情的方方面面掰开,说明各个因素之间的关联,指出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该如何面对。这种思维训练跟他的玩世不恭结合起来,产生出一些很尖锐但常常让人啼笑皆非的评论。比如说,他说到美国人的时候就说,他们很无知,一般你只要把你的要求用“自由”和“权利”包装一下,再问他们支持不支持,他们肯定说“支持”。但另一方面,这哥们闲扯淡绕弯的能力也非常强。记得有一回几个人讨论教授和学生的关系,他出来跟我们打比方,扯刚出的《三百壮士》电影,“那时候有波斯人,斯巴达人,大家打仗…… ”说了老半天,大有当年的小领导开会作报告非要从原始社会开始讲起的架势,把大家说得云里雾里。终于有人问他,Steve,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便给大家解释他说的为啥跟原来的问题有类似关系。最后我忍不住了,说,你这是把简单的事情越说越复杂么,彻底背叛你的分析哲学。Steve大笑,很得意。

扯淡的时候会谈到毕业之后的安排。我是铁定要回国的,倒不是因为我多爱国,最直接的原因是我的胃很难消化洋人的食物。Steve每次都说,啊,希望我以后能去中国看你,我来美国之后没回去过。我心里就嘀咕:去中国这么容易,你现在买张票不就去了?有一回聊到日本,Steve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但他说自己非常不喜欢日本,太拥挤了。虽然没说到中国,但我推断,他到了中国是呆不下去的,因为中国也很拥挤。但Steve一口一个“我是中国人”,“我爱我们的伟大文明”。 这让我觉得有点叶公好龙。有回忍不住了,就跟他把问题捅出来。我说,你老说自己爱中国,爱中国文明,但你自己对于中国文明的内涵,似乎没有太多的了解,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去了解,其实在这里学习中国文明的内涵非常容易,图书馆有足够多的书。你怎么解释呢?

我想那个问题对他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挑战。平时骂骂咧咧的他居然沉默了一会,给我的答案是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他说,他是移民,处在美国社会,虽然这个社会在表面上讲种族平等的政治正确,但种族主义其实是深入骨髓的,华裔要融入所谓主流社会实在是难上加难。亚洲移民通常出现两种类型:一种是很边缘化的,沉默寡言的;一种拼命想融入主流,表现得比白人还爱国,有时候拼命讲自己母国的坏话,想把自己身上的肤色给洗白。他自己不是后一种。既然作不成主流,他需要一个身份认同,才能让自己活得心安理得。换而言之,他的中国认同是出于一种让自己活得更心安理得的实用主义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有这个认同对他来说就够了。他毕竟不会再回到中国去生活,那是一个太陌生的天地。

这么说我倒是理解了。毕竟,我不应该苛求他。有了这个认同,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守得住的。比如三月份发生藏毒事件,Steve就是坚决反分裂的,虽然他除了跟我们动动嘴皮之外没干什么。四川地震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表示关切,虽然我不知道除此之外他做了什么,是否捐了款。相比之下,他的满人认同更具体一些。有一回大家一起吃饭,系里另一个华裔朋友也在场,谈着谈着就谈到了满族。那哥们就说起了满族的辫子。Steve 严肃地说, 哥们,这不好玩。那哥们没有觉察Steve情绪的变化,继续开玩笑,甚至做了个揪着辫子把脑袋甩来甩去的动作。Steve脸沉下来,半天不说话。那哥们终于明白过来,借故提早告退。Steve发誓跟他绝交。 “太过分了。 我是研究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假定每一个族群的人要为自己族群的文化而骄傲。”

但只要不触及他自己的筋,Steve 就会海阔天空地开玩笑。他取笑白人,取笑黑人,取笑印第安人,取笑拉丁裔美国人。有一回参加了一个在洛杉矶市中心举办的关于公民社会与多元文化的研讨会,回来时候他兴高采烈。问他为什么,他说,今天第一次看到印第安人骂拉丁裔,真是过瘾。然后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一遍,说到印第安人把拳头都举起来的时候,他嘿嘿笑了,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

我说, Steve, 你就是个吃多元文化饭的。你要是白人的话,十有八九是铁杆共和党。

Steve说,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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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牛人传之二: Giulia Sissa

Sissa 老师首先让人留下印象的是她的名字,跟Julius Caesar发音太接近了。而她恰恰是搞古典学的,以前当过Johns Hopkins大学的古典系主任。有一回我到古典学系去找她,她不在,我就问一个办公室的人有没有看见Sissa. 那人睁大了眼睛看着我,那神情仿佛是:你怎么跑到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来找罗马人了?

Sissa的年龄应该有五十多了,但仍然显得很美 ——在大学里找个美女教授的确是不容易。但她那种美不仅是外表的漂亮,而且伴随着一种让人赏心悦目的气质,举手投足之间,都体现出一种优雅。我不知道这是意大利的气质还是法国巴黎的气质,但美国教授身上就肯定没有这种东西。她是意大利人,在法国拿的博士学位,英语说得慢,还带着点拉丁口音,但听起来还是很舒服。

她是和我同一年来到UCLA的,同时在政治学系与古典学系任职。古典的东西,往往是政治理论的创造力来源,但在这个项目里却是相当边缘化。而我来到美国的时候的想法是,一定要学习西方最正宗的绝活。因此我对美国的中国研究没有兴趣,对于泛泛而论的政治理论也没有兴趣。Sissa 的课程,却激发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第一次跟她上的课程是在古典学系开的“政治情绪”(political emotion),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为主线,研究愤怒,蔑视,恐惧等等情绪及其政治意涵。跟她上的第二门课还是在古典学系开的,题目叫“希腊的性经验 ”,是个性别研究的文化史课程。然后是两个在政治学系开的连续的研讨班,关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这是我在UCLA的前三年上过的方法论训练最为系统的课程,逐渐搞明白如何在一个文本中找肉吃。那时候我不懂拉丁文,但《乌托邦》这个拉丁文文本引起了我浓厚的学习兴趣。于是我开始在古典学系选修拉丁语。虽然我在来美国之前,已经读了相当一部分古典文献,但她是第一个从语文学上引导我进入这个领域的人。

她对学生非常好。上她的课程比较轻松,首先是阅读少,不象一般美国教授,一布置就是五六百页。她对于最后的论文的要求也相当现实——只有短短十周,写个十五六页的论文就好了。消除了这些外在的压力,大家就可以心无负担地坐在教室里,讨论那些古典的文本。她会和学生商量怎么进行讨论,而不是把她的模式强加给我们。通常,她会讲一个小时,然后是我们的读书报告,再接下来是她的点评与讨论。她讲得慢,但用词很精到。在涉及古代宗教的时候,她受到的人类学方面的训练就显现出来了。我知道她在法国的时候,是在韦尔南的那个人类学与古典学结合的研究圈子里面,将人类学的视角用于研究史诗与悲剧。对这一部分研究,我保持着相当的敬畏。我现在也做罗马史诗与悲剧,但我知道,从知识挑战上来说,它们比希腊史诗与悲剧要简单地多。

两年以来,几乎每周都会和Sissa老师见面谈课程或我的研究。她每回总是非常耐心地为我解答疑问,当我对研究计划发生动摇的时候,她鼓励我坚持下来。她坚持让我去做一系列作家,如Livy, Virgil, Sallust的拉丁文原文分析。我一开始担心自己拉丁文不到家,研究不出名堂,但花了三个月在Livy上之后,发现成果颇为丰硕,不仅对于Livy的原文已经相当熟悉,对于古典学的文字工作也摸到了门道。以后再研究其他作家,感觉就可以按照同一个模式展开,不会有畏惧的感觉。在这一点上,我永远要感谢她当时给我的建议与压力。当然,随着我研究的深入,她能够给我的实质的指导也就越来越少。但即便是在这个时候,她也能很耐心地给我修改表达上的不准确之处,甚至语法错误,让人相当感动。

托马斯-莫尔的朋友对托马斯-莫尔有句评论:他是“a man of all seasons”,意指他是个让所有人都觉得赏心悦目的人。Sissa可以说是“A teacher of all seasons". 我现在已经是在教师这个职业之中了,但每次与Sissa老师对比,我总感觉到自己对学生是如此缺乏关心与聆听。或许我在某一个问题上的知识会很快超越 Sissa老师,但我知道,她的师德不是我轻易就能超越的。一位真正的老师,最后教导的不会是具体的知识,而总是生活本身的道理,这一圣贤的教导,我在 Sissa老师这里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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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牛人传之三 Carlo Ginzburg

  如果没有碰到Carlo Ginzburg,我在UCLA的日子要大为褪色。
  
  他是一个意大利老人,头发花白,戴着厚厚的眼镜,黑色的外套,黑色的裤子——我估计他的衣服都是黑色的,因为自从我认识他半年以来,他似乎从来都是一袭黑衣。我相信在我认识他之前,我还是经常在图书馆碰到他。因为他研究非常勤奋,几乎每天都在学校里。但我要是不知道他是谁,即便每天都碰到他,他也就是从我旁边过去的一个普通老人,和其他老人没有什么两样。
  
  所幸的是我认识他了。冬季的时候,他开一个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课,我的圈子里就有好几个人提到他,向我推荐这门课程。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谁,研究什么的。同系的Theo告诉我,他精读的功夫非常强。正好我那时候计划做马基雅维里,于是我就去了。一看教室,只有四五个人,那时候就怪我的那些朋友叶公好龙了,跟我推荐了,自己却没有兴趣来。
  
  Ginzburg一开始给人的印象就是有点怪。他一上来就在黑板上画图,这里是马基雅维里,这里是我们,中间隔着一层一层的解释。于是他向我们解释我们与马基雅维里之间的“距离” ,以及马基雅维里的文本对我们的“抵抗”。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历史学方法论的课程。但很快,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说明马基雅维里如何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中世纪的决疑术传统。他列举了他发现的几个文本上的发现,我马上就感觉到豁然开朗,心里开始鼓掌。的确是妙!
  
  但是,他总是会从那个实质的研究主题偏离开来,绕回到那幅关于马基雅维里与我们之间距离的图。他反复提醒,要对我们与马基雅维里之间的距离有所警惕。因为有这道距离在,那种直奔主题的做法是“懒惰”的——后来,我把我的博士论文提纲给他看的时候,就光荣地招致了这个“懒惰”的评价。
  
  在修课的几个学生当中,我对马基雅维里的背景知识大概最多。虽然一开始我有点拘谨,但慢慢地在课上和他有了越来越多的讨论。我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写博士论文提纲,而只是有些零散的想法。第一次去他办公室是与他谈课程论文的题目。他建议我去看马基雅维里读的哪个李维的版本,看看与马基雅维里自己的文本之间有什么关联。这种翻故纸堆的工作,是我所没做过的。我只是找到了图书馆的目录信息,发现这些版本都比马基雅维里读的那个版本要晚,这时就比较泄气。Ginzburg看了我的进度,却有了个让人意外的反应。他说,为什么假定马基雅维里一生之中只读一个李维版本呢?也许他读了后来出版的那些版本也说不定。然后就邀我一起去看那个版本。我自己是觉得这老头有点认死理。他提的假设,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要证实或者证伪它,要花的功夫却相当大。除非我有很多精力,否则我是不会去碰这样的题目的。但他却敢去碰。这让我觉得他虽然头发花白,好奇心却要比我大得多。
  
  十周的课程之中,如果说他教了什么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东西,那就是怎么用图书馆。我一向认为我会用图书馆,我借的书都有百多本了。但是一看他怎么用图书馆,我就明白自己原来根本不会。他在查询的时候会去查主题词,然后将所有的文献按照时间排列,看每本书的出版时间。“出版时间很重要。”他说。在研究马基雅维里的时候,他的考虑并不是泛泛的“马基雅维里受了某某的影响”,而是“马基雅维里读了某某的某个版本的书”,因此,出版日期就显得极其重要。他对剑桥学派Quentin Skinner的“情境主义”进路比较不屑,因为他觉得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历史情境,而是Skinner自己想当然的情境。
  
  我在碰到他的时候时机比较有利。那时候我正在给Perry Anderson做研究助理,而Anderson跟他的关系很好。 Perry看了我的一篇研究托克维尔的东西,大为赞赏,发给了Ginzburg共享。这样我也就引起了他的一些重视。后来我找他做论文导师之一,他爽快地答应了,大概跟这之前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对我的印象大有关系。在他的课上,我确实比较顺利。但就论文而言,他却没有给我好日子过。四月份的时候,我拿着一分两页纸的概要给他看,他扫了一眼,就给我提出一堆意见:第一,我的路径比较懒惰;第二,我铺展得太开,恐怕根本无法做深入的分析;第三,有一半内容,他觉得没必要。这几乎是全盘的否定。我一下子心凉到了极点,怀疑我是否跟他天生抵触。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就把我先前写的几个研究报告给他看,希望他知道我究竟想做什么。其中一个是关于李维的,他同样是漫不经心地扫,扫到的某一页的时候, “啊”了一声。他脸上一下子有了神采,兴致勃勃地跟我说,他觉得有些有趣的东西,值得开拓。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这个东西为什么有趣,建议我以其为中心展开论文写作。但我觉得,这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研究计划了,这么大的变动,我心理上转不过来,而且我担心我的老板Giulia Sissa不会接受。他跟我说,我以前做过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作废,那些材料还都可以用,只是转变一下表达方式。我在将信将疑中告辞了。
  
  他让我掉到了谷底,又热情洋溢地告诉我有一些很有前途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怎么办。那天在回家的公车上,感觉自己的脑子是高度紧张地运转,想着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非常茫然。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发烧,而且晚上也只睡了三四个小时。第二天硬撑着给学生讲课,感觉自己烧得更重了。我翻箱倒柜找药,可我 2002年从国内带来的药都已经过期了,我已经没有药了。于是我就试验民间的土方,去菜场买了姜,熬了一大锅的姜汤,咕噜咕噜喝下去,然后蒙上被子睡觉。以前我发烧了都是这么折腾的。但这回显然没有太奏效,第二天还是晕乎乎的。
  
  但病终于自己好了。病过之后,我却有了新的发现,这让我觉得,他的建议其实是可以操作的。我给他发了电子邮件,展示了我的发现,他给了热情洋溢的回复。于是,我开始正式写我的博士论文提纲。病过之后,文思泉涌,我一个晚上就写了七八页。但这个提纲还只是一个暂时的妥协,我以自己以前的思路为基调,纳入了Ginzburg的建议。我在星期三把提纲发给了他,希望能在星期五跟他见面。他让我星期五下午去,把批得密密麻麻的提纲还给我,向我提了七八点建议。最后一点评论是:你现在似乎还是在两个计划之间举棋不定。我说,我的老板找的东西,跟你找的不一样。他说,可以以他的建议为基础,再把以前的想法给包括进来。这是很有自信的说法,我相信一般教授是不会这样去推翻另外一个教授的思路的。但他是历史学领域中公认的权威,对别人的看法,自然就不用太在乎。
  
  我仍然是将信将疑地走了。但一个星期研究下来,我又发现,其实他是对的。因为我又发现了一段非常关键的文本,展现出非常独特的修辞结构,是值得大写特写的。于是我又从头修改我的提纲。两天时间,我将原来的提纲从12页扩展到32页——我是一个灵感型的人,心里有东西,肯定会爆发出来,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如果没东西,一个月下来也熬不出几句话。当我再次把稿子给他,并说明按照他的建议重新安排了结构的时候,他显得非常高兴。
  
  但他告诉我,他就要走了,离开UCLA,离开美国。这意味着,在我剩下的一两年博士生活中,我可能再也碰不到他。这让我顿生惆怅。老实说,这一两个月下来,我已经被他的智慧深深吸引。他总是高瞻远瞩,指出我该走的方向。而我带着怀疑走下去,最后总是证明他给我指出的道路是对的。一个个怀疑都消除了,虽然我知道在未来我还会有怀疑,但我对他的学术大师的品质,已经是确信无疑。
  
  他关心的问题显然是十分广阔。如果他有什么对话者的话,那可能就是已经逝世的福柯。他关心的不只是某个具体的作者或者文本;他关心的是整个知识的体系,以及知识在历史中的传承。他能够自由地在西方两千多年的文本中穿梭,如同猎人那样,寻找着猎物的踪迹。这是一个身手矫健的知识的猎人,虽然他已届知天命之年,但他求知的好奇心仍然是如此强烈,他的捕猎之旅,还远远没有结束。
  
  星期一早晨,Ginzburg把他的History, Rhetoric, and Proof送给我,在扉页上为我写下了祝语。离最终的告别还有二十来天。我回赠给他什么呢?我一无所有。或许我能做的,就是让他看到我刚刚锻炼出来的在历史的密林中捕猎的身手。这样,当老猎人离开的时候,他知道他留下了他所引以为傲的捕猎技艺,内心之中带着欣慰与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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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牛人传之四:Victor Wolfenstein

在我眼里,Victor Wolfenstein就是一块六十年代的活化石。

他给本科生上“政治理论入门”大课,公然宣布,学生可以不用来上课,也不用去助教的讨论课,一切都出于自愿。我在UCLA呆了将近五年,也就看到他一个教授敢这么说。那次我是他的六个助教之一。因为他宣布了这个政策,我们主持的讨论课人数锐减。我还好,毕竟教过好几年,每次至少还能吸引到一半学生。有一两个助教的讨论课上,只有两三个学生。既然允许学生可以不来,他干脆就把他的讲座的全部讲义都贴在网上,这样没来的人也能自己看。到布置论文的时候,他又贴一个讲义,把论文用得着的材料都列上去,学生写的时候用这些材料就行了,根本用不着自己去查资料。那门课给分,他也给得非常宽,让我们助教给一半学生A或者A-。这是我所见过的史无前例的大放水。这不是六十年代的风格,又是什么呢?那时候,中国和欧美的学生都在造反,考试当然就是要放水的,否则学生怎么毕业?

不过,Victor这样做,绝不是想讨好学生。他有他的道理。他认为政治哲学这门学问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搞的,只有真正爱智慧的人才能从事它。而这样就要给学生一个宽松的空间,保障他们没有分数的后顾之忧,这样少数潜在的爱哲学的青年才能够自由成长。因此从表面上看,他的做法是很自由放任的,但其真正的内核却是相当精英主义的。我相信老庄会很赞成这种做法。Victor半开玩笑地跟我说过,他是道家。

虽然他放话说学生可以不来,但因为他讲课讲得非常精彩,每次还是会有四分之三学生来听大课。他的讲课之形象可以下面的例子来说明:在讲《理想国》中的灵魂结构的时候,他带了把吉他来到教室,拨三根弦,力道均匀,发生悦耳声音,他说,这就是“正义”;然后又依次松掉各弦,发出很不和谐的声音,以此说明德性缺失的后果。此外,他的课上还有专门的福利:在每讲一个哲学家之前,他都会给学生弹唱一段六十年代的民谣,包括黑人的造反音乐。他的吉他一响,下面学生就鼓掌,吹口哨,课堂的气氛跟演唱会一样。

Victor那张脸跟刀切的那样刚峭。当他严肃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整个脸的能量都聚集到他的眼睛里,而因为这种聚集,他的眼光仿佛有穿透一切的能力。面对这张脸,一个人人的本能反应就是保持恭敬。不过,你要看这张脸五分钟,就发现它根本不刻板。 Victor说着说着,突然就变成了一脸坏笑——注意,是坏笑,真正让你感觉到“坏”的那种笑。然后他就开始开别人的玩笑,有时候说的可能就是黄段子。但当你还在琢磨的时候,那张脸突然又变得跟礁石一样。所以他的“坏”总是“坏”到恰倒好处,既让人觉得随和,又不会觉得过分。

他养一条黑狗,毛很长,身体也很长,就跟一条长凳似的,除了“板凳狗”的确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名字。我坐公交车来去学校,经常看见他牵着这条板凳狗,在学校旁边跑步。他经常把这条狗牵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他坐在那里写东西,那条狗就蹲在他前面的椅子上。有学生进来,他就招呼狗给学生让座。

这个酷毕了的教授,现在是我导师委员会的成员,但不是主导师。回头想想,其实他有很大可能成为我的主导师的。

我刚到UCLA修的第一门政治理论课就是他开的尼采研讨班。这个研讨班题目叫“Becoming Nietzsche”,聚集在早期尼采的思想成长,要精读尼采的早期作品。我一向就喜欢经典精读而不是概论课,那段时间也正迷尼采,所以这个课程上得有滋有味的,虽然刚到美国,口语还略有结巴,讨论的时候也不常说话。第二周我就跑到他办公室去,跟他聊我的背景,他听说我在本科的时候就读了尼采,海德格尔,迦达默尔,阿伦特与施密特的代表作品,颇为惊讶,从此就处处关照我。我想他的意思是引导我去跟他做德国哲学。而我当时确实也是这个兴趣,所以就把 Victor作为默认导师。

修完尼采课之后,我写的学期论文他非常满意,认为修改修改可以当field paper交给系里。后来又跟他修了个马克思的《资本论》,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把《资本论》完整地啃了两遍。后来他又开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那学期我没钱上学,休学回家,只听了个开头。但无论是哪一门课,都是经典精读。其中大概又以读《精神现象学》最细,听同学说,一学期就读了一百来页,几乎是一字一句抠过去的。

但眼界开阔之后,对Victor也有了一些批判的审视。Victor是搞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在分析文本的时候经常做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但我向来觉得精神分析是伪科学,当哲学看,又不正宗;他讲的时候我就姑妄听之,并不准备接受。但除了精神分析之外,他并没有第二套有自己特色的读法,有很多想法,是用别人的读法读出来的。我并不觉得他做的东西不精致,但感觉就是在那个方向上,开拓新空间的可能性比较小。或许就是这种感觉,让我终于和Victor渐行渐远。

我的第二篇filed paper是跟Victor写的。我当时急着要过field paper, 这样这个抠门的系才能给我付学费。Victor让我把以前跟他写的尼采论文改出来当field paper。那篇文章的大思路大框架都定了,只要充实一些论证步骤就可以了。那一学期,我过得非常轻松,把尼采的早期作品又过了一遍,然后再看点莎士比亚。论文字数每增加一两千字,就发给他看看。而他总是改得非常耐心,有时候甚至包办,明确告诉我在哪个地方怎么论证比较好。他从来不写单独的评论,而总是在我原文上用大写的字体进行修改。后来我发现他越来越懒惰了,我给他发电子邮件,他也不是单独写回复,而是在我的电子邮件上写评注。这也是极有个性的事情,我还没有碰到第二个人这么干的。

那一年是2005年,我已经学了一年拉丁语。第二年又学了一年希腊语。从此我见Victor越来越少。后来他问起我的进展,我跟他说,我大概要做古典学的东西,不过我还是会请他加入我的导师委员会。他很豁达,表示理解我从西方源头开始搞起的做法。我把我的博士论文提纲发给他,他一个星期都没回我,跟他向来的当天的邮件当天回的习惯大相径庭。答辩那天见了他,他说我做的基本上是古典历史学方法论,跟他隔行了。

Victor现在在做什么,我也不是非常了解。不过我知道他跟系里几个搞种族冲突研究的教授一起努力,搞出了一个新的“种族研究”的专业,他们努力的方向是将政治理论和经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打破政治学系政治理论和政治科学之间形同陌路的困局。他做黑人解放运动也已经有了一定成果,专门开过研究黑人领袖DuBois的课程,通过解释,将DuBois的作品经典化。DuBois的The Souls of Black Folk我读过,也给学生讲过。这是个内战后出生的黑奴后代,在德国留学,受到德国浪漫派很大影响,然后用浪漫派的资源来建构黑人的民族主体性,以此为武器展开“承认的政治”。Victor开DuBois研讨班,倒是颇给了我一些启发,让我看到一个晚近的作品是如何通过解释家与批评家的努力而被承认为经典的。以后自己如果想捧个把人,还真得学着点。

对于他来说,这大概是他六十年代造反经历的继续。不过他现在却是在洛杉矶最豪华的富人区 Beverly Hill住着。这种造反,放到国朝来大概就不值一提了。研究尼采的Victor自己当然也很清楚,他用的话语是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但他个人的造反精神却是来自尼采。马克思主义者的斗是为了某一天不用再斗,而尼采的斗是为了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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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之害

2002年赴美之前,曾因签证被拒而滞留北京半年。虽不知前路通向何方,干脆就横下一条心,不工作不挣钱,整日与友人读书论学。一日,在柯小刚的博士生宿舍和另外一位朋友徐晓宏(现在耶鲁大学读博)讨论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柯小刚在一边饶有兴味地听着,偶尔插几句嘴,在座还有一位从美国回国的博士,一开始还在听着,但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我们三人对视,拼命掩住嘴巴,让自己不要爆笑出来——显然,在那一刻,我们都想到了《论语-公冶长》里的典故:“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那是夫子少有的骂人骂得极狠的话,在此刻情景重现,岂不妙哉!

从此心里一直对那位老兄有一点点不怎么厚道的成见。直到在美国呆了三四年,发现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大翻转——现在我倒是认为“昼寝有理,打鼾无罪”了。我回国两次,每次都带着一两箱子的书,但到两三个月的假期结束,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没怎么翻那些书。时间都花在哪里了呢?就是游山玩水,吃喝玩乐,走亲访友。实在无聊了,也不会想到看书,把头一低,就打起盹来。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出国之前,喜欢逛书店,一看到书就买。但出国之后,变得对书店毫无兴趣,一进去就匆匆出来,根本就没有了买的欲望。看到柯小刚等朋友仍然是整天凑在一起,严肃地探讨中国思想的天命云云,心里五味杂陈,觉得人家是干着点严肃的正经事,不像我现在这样游手好闲。但要让我凑进去,却又发现自己的心境根本适应不了那样的讨论,还是打盹吧。

于是由是可知,夫子的狠毒的骂人话,现在终于要用到自己身上了。而追溯一下自己心境如此散漫的原因,归结起来,就是留学了。时人多知留学之利,而不知留学之害,罄竹难书。试列举若干如下:

之一,时间急迫,读书而无自主思考。以加州大学的学制,一年三个学期,每个学期十个星期。如果修课的话,要阅读大量的文献。急匆匆地看,急匆匆地讨论,急匆匆地写出论文交帐。所思考的问题是教授提供的,顺着他们的线索往下想,而不是问自己到底从里面读出了什么问题,跟自己的背景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勾连,从而细心反刍,努力消化。如果学了了些东西,也是凭空移植来的,覆盖在原来的地基上,并未在其上生根发芽。如此填鸭式的读书,怎么不让人翻胃?

之二,由此一点发展出,好奇心与探索欲望的下降。每日生活若都是疲于奔命,自然是奉行“最少主义”,任务越少越好,事情一完成,就睡觉去,而懒得自己再去主动作什么探索。

之三,学校图书馆相当好,要什么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获得。但书店里卖的书太贵,根本买不起。由此生出的一个习惯就是再也不逛书店。不逛美国的书店倒也罢,这个习惯带回国朝去,就变成了不逛国朝的书店了。

之四,生活枯燥单调,无亲少友,亦无可日日共坐论道者。久而久之,心态变得极为抑郁。于是深感国朝生活之丰富。一旦回国,如同囚鸟出笼,天高地阔,便再也无心向学。呜呼!

之五,以非母语思考,如隔靴搔痒,智力水平大大下降。我相信一个人最聪明的时候还是在他用母语思考的时候,用非母语思考,即便掌握得相当熟练,思考水平也会大打折扣。这不仅是一个IQ的问题。海德格尔云: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只能通过语言去接近存在。非母语总是不能给人以痛感,如此感觉到的现实,也往往就是有相当距离感的,不能刺痛人的。更要命的是,长久地使用一门非母语,导致的是对母语的感受力也下降,这样即便以母语来思考,感受力也大不如前。这一恶,我认为是留学诸恶中最要命的。有此一恶,人的理论想像力的深度与穿透力均大打折扣。即便在学术规范上做得周全,但若不能予人以痛感,又有何贡献呢?

之六,久居海外,错过国土上诸多有理论意义的精彩之事。欧美社会,数百年以来,已然定型,很少会出什么新异之事。而国朝正处于历史大开大合之际,充满着可能性。理论家思考现实,而现实不是别的,正是各种可能性的总和。许多事情,不在现场,即很难感受到可能性是如何展开,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必然性。若缺乏现场感,理论即会丧失必要的穿透力。

之七,不可忽视,学术规范会束缚人的思想。欧美学术分工已然非常精细,很多时候做某方面的专家,会两三招数,已足以养家糊口;而且人家有从自己的存在处境出发关心的问题。很多留学生从生存逻辑出发,投其所好,捡个别人没有做的空白来做,如此饭碗可得以保障。如此生存逻辑,自然无可厚非。但国朝历史大开大合之际,或需不同之德性。为自己谋得了饭碗,却对国朝已无多少贡献,此亦一弊也!

之八,因在海外种种不适,生出逆反心理,专与洋人唱对台戏。凡敌人反对的皆赞成,敌人赞成的皆反对。如此看似独立自主,但其实仍然是依附他人,因为离开他人的参照系,自身的赞成与反对都没有什么内在价值。

以上诸弊,相信身在海外留学者,均有普遍感受。我等可自我安慰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留学海外,乃冶炼利器之举,中途有种种不适,但最终宝剑出鞘,必可见血。不过这其实也只是自我安慰,因为见过太多的人在那里铸剑,最后铸出的是废剑,甚至是废铜烂铁。

自然,以上诸弊,乃与诸利共存:如开阔视野,获得严格思维训练,学得多国语言,等等等等。然时人因倾媚欧美,常只见其利,而不见其弊。吾友之中,小刚深知其弊。小刚曾在德国留学数载,学业顺利,然而始终深感思想无法自由,宁可放弃取得德国博士机会,回北大完成博士学业。小刚如此斩钉截铁,吾深为佩服。吾知自己终究是俗人一个,不能下同样决心。

昔者梁任公游历欧美,正告留学生云:今日之留学,为的是未来不需留学。 吾心深然之。但愿下辈人成长之时,已有成熟的学术传统可供继承,而不需负笈万里,受这零碎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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