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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什么还需要天皇制

2012-08-09
天皇制,历史研究,日本人
日本人为什么还需要天皇制?

姜建强 发表于2012-08-05 最近日本政坛正在议论一个话题:日本有没有国家元首,天皇是不是国家元首?这是个很奇妙的论争。 ◎ 在反对和解体天皇制的声浪中,天皇制还是我行我素,不动声色地述说着自己的话语权。


  最近日本政坛正在议论一个话题:日本有没有国家元首,天皇是不是国家元首?这是个很奇妙的论争。因为从现行宪法来看,确实没有 “天皇是国家元首”的表述。从天皇只与外国元首(总统、国家主席、国王)会见来看,从内阁成员必须得到天皇的任命书这一游戏规则来看,天皇又确实是在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宪法里没有表述的职权,堂而皇之地在反复行使;而反复行使的职权又没有在宪法里形成文字。这种显而易见的逻辑上的失真和法理上的失语,是否就是日本天皇制的一个最大看点:再生的历史和文化与死去的天皇纠缠在一起;在位的天皇又与死去的历史和文化糅合在一起。

  中国有皇帝,日本有天皇;中国的皇帝在百年前已经被废,日本的天皇则依然存在。他们取《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文句,为明治的年号;取《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文句,为昭和的年号;取《史记·五帝本纪》“内平外成”的文句,为平成的年号。但被摘取的文明大国的皇帝,则寿终正寝了;取而为之的文明小国的天皇,则还跳动着生命体征。本能的反应就是好奇怪。象征中国皇帝权威的是五爪的龙。同样是龙,在韩国是四爪,在日本是三爪。但恰恰是只有三爪龙的日本,天皇还在。这是为什么?

  1989年6月21日,《朝日新闻》晚刊刊登一位英国学者的发言:每个国家都有历史学家不能解明的历史事实。如美国的人种问题,德国的大屠杀,日本的天皇制。这里,天皇制被列入人类三大谜之一。历史的盛宴里显现的亡灵成全人类的谜,这让日本人兴奋不已。属于一神教的犹太教与基督教有个基本想法:每个文明体系的时间概念都一样。但多神教文明却发现:每个文明各有自己的时钟。为此日本人激动地说,远东的天皇制就是我们的文明时钟。像欧洲历史样态式的宗教、道德、政治,在日本不存在。但是日本有从它的风土里养育出来的宗教、道德、政治。尼采说他相信“艺术渴望生命”这句话。那日本天皇这门“艺术”的诞生,是否就是日本人对生命渴望的结果?

  现在的问题是,再怎样议论天皇制,一个常见的困惑依旧难以消失:对日本人来说,天皇制为什么是必要的?换言之,天皇制为什么是日本人无法逃脱的宿命?不能说日本人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但是在反对和解体天皇制的声浪中,天皇制还是我行我素,不动声色地述说着自己的话语权。这又是为什么?

  

  如果向日本的青年一代询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是赞成天皇制还是反对天皇制,天皇制对你来说需要吗?

  日本的青年人肯定会一脸茫然:什么?还有天皇制的存在?

  原来他们只知道东京有皇宫。皇宫里有天皇和天皇的家人。

  如果再问日本的年轻人:你知道吗?天皇能改变元号。明治年改为大正年,昭和年改为平成年,就是因为前天皇的去世,后天皇的接位。

  什么?一个老人的死能改变历史这根时间的轴?天皇能斩断过去,重新再生?

  日本年轻人的表情是从茫然再到惊讶。

  这里,不知道天皇制的存在,是否就是天皇制存在的最大理由?

  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几乎没有人知道还有天皇的存在。他们只知道最高权力者德川将军,从一代到十五代,他们都能熟记。翻转这个局面的是明治天皇。他在位期间到处走访,到处留下纪念物——灵的权威。明治天皇喝过的杯子不能动,坐过的石头不能动,穿过的拖鞋不能动。甚至明治天皇走过的乡村小道,也要原样保存。这显然是古代大王神姿的再现,天皇灵的再复苏。

  但问题依旧是:日本人为什么还需要天皇制呢?

  日本脑科学研究者角田忠信通过研究,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日本人的大脑结构不同于欧美人。他在畅销书《日本人的脑——脑的运转与东西文化》(大修馆书店,1981年)中认为,欧美人的脑结构左右分工明确,左脑为理性之神,右脑为感性之王。而日本人的脑结构则是将理性与感性的认知都混杂于左脑来处理。无论是元音发音,还是笑声、哭声、风声、虫声等情感音,都首先进入左脑。如同样是隔壁人家在弹钢琴,琴声首先传入西方人的右脑,通过感受不认为这琴声是对我家的干扰;而如果是日本人,隔壁人家的琴声首先传入他们的左脑,马上敏感地反应出这琴声就是噪音。噪音就是对我家的干扰,必须制止这种噪音。所以,钢琴杀人事件只有在日本才能发生。

  同样是琴声,为什么西方人与日本人的反应不一?就在于日本人的脑平衡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整个日本人的大半行动判断都是通过左脑来决定的。这会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在体质上容易发生歇斯底里症,身心容易接受新兴宗教,带来文化认知上的差异。本来天皇制是个理性思考的问题,而日本人则把它看成了感性显现的问题。所以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对天皇制这种高深的观念,没有多少人会从臧否的角度加以思考,而是在无意识中认为天皇是自己生活乃至生存的中心。这样天皇制就转换成一种心情。一种没有会感到寂寞,有了也不会感觉到什么的心情。就像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这是否就是一般而言的“国民心情”呢?学者山折哲雄说,从现今的泰国王制、英国王制和日本王制比较来看,安定性较大的还是日本。为什么日本安定性较大呢?这是否也与“国民心情”有关呢,如果有关联的话,那天皇制不也就成了国民情感的炼金术?福泽谕吉在1882年著《帝室论》,开首道:“我帝室是万世无欠的全璧,为人心收揽的一大中心。”所谓高深莫测的天皇制,说白了就是“人心收揽的一大中心”。而这里的“人心”就是“心情”的别语。所以,天皇制对日本人来说,并不是一种信仰,也不是一种精神支柱,而仅仅是一种心情,一种非常奇妙的心情。

  心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稳定。有晴有阴,有好有坏均属心情。所以日本人对天皇制也是有晴有阴,有好有坏。心情晴朗的时候,好的时候,就说天皇制是富士山,远远眺望心里就安稳。心情阴湿的时候,坏的时候,就说天皇制作为象征的存在,就是“性感缺失症”(石原慎太郎语)的表现。问题是心情是可以转换的。昨天心情不好,不等于今天心情不好;今天心情好,不等于明天心情好。所以,天皇制就在“要”与“不要”、“好”与“不好”的心情转换中存续。如果不深入进去,外人根本无法看懂和看透。

  其实,现在的天皇家除了花掉一点国民税金之外,基本不给国民添任何麻烦。现天皇的儒雅、憨厚,像慈父般的形象,存留在国民的记忆中难以挥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是日本。明治思想家德富苏峰的这一说法,并没有过时。天皇制意识形态在今天的日本已经死去。天皇对现在的日本人来说已毫无神圣可言,最多只存敬意。虽然每年元旦的天皇朝贺,有不少日本人聚集在皇宫前接受朝贺,但这肯定不是敬若神明的感觉。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生态。因此如果要问“对日本人来说天皇制为什么还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时,虽然见仁见智,但生理(脑)构造的不同,生出一种非常奇妙的心情,是比较接近正解的。

  这就像在九世纪末,第五十九代宇多天皇让位于皇太子(醍醐天皇),并给了他一个《宽平遗诫》的小册子。其中写道:见外藩(外国)之人,必须在廉中(帘子)相见。直接面对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就是怕异国带来的污秽。日本人怕血。总认为血与神秘的死与神秘的出生相连。在平安时代的后半期,天皇家频现幼帝。如从阳成天皇到后冷泉天皇的十四代天皇的平均即位年龄是十六岁。而从院政开始到后醍醐天皇为止的二十三代天皇的平均即位年龄只有八岁十个月。幼帝出现的背景就是相信幼儿能远离和抵制污秽的侵袭。现在听起来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但日本人就是信这个天方夜谭。

  

  明治天皇去世于1912年,大正天皇去世于1926年,昭和天皇去世于1989年。明治与大正之间间隔十五年,大正与昭和之间间隔六十三年。

  死与再生在十五年之间就再度上演。元号的变更也再度上演。日本人的观念层里,闪动的是再生的意识,闪动的是天皇之死也属神圣的意识。而从大正到昭和的六十三年之间,没有上演过天皇的生死大战,也没有元号改新的机会。日本人的意识层里,天皇神圣渐行渐远。天皇的存在与我的再生已经没有关联。天皇制沦落成了一种小道具,一种只能透视远近生活的小道具。

  明治天皇是堂堂大帝,大正天皇是病弱王子。中心与边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大正天皇患有脑病,精神状态非常糟糕,曾经在国会议事堂将诏书卷起来当望远镜,从而爆出有名的“望远镜事件”,但这样反倒产生出国民对天皇的亲密感。所以,写有《天皇的肖像》的历史作家猪濑直树说大正天皇是“放浪的王子”。这位“放浪的王子”对父亲明治天皇的感觉并不好,说从他开始天皇存在的形式很奇特也很危险,便想改变天皇亲政的做法。但长洲藩士出身的政治家山县有朋等人则通过各种策划,硬逼大正天皇退位。即位的是大正天皇的第一皇子裕仁亲王。第一百二十四代昭和天皇诞生。结果山县有朋他们推举的集元首与统帅权为一身的昭和天皇,在给亚洲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使日本列岛焦土化。这样看来,天皇还是以象征的姿态出现为最好。大正天皇本来的意图是,天皇身着大元帅服作为装饰物存在就可以了。在近代日本,针对皇室、神社和皇陵的“不敬”行为,在刑法上制定了“不敬罪”。但随着战后宪法的实施这一条被废止了。这是明治维新以来用七十多年时间所精心构筑的近代天皇制这一巨大的城堡,被捅了一个可以透天的大洞。

  

  1928年11月6日,京都举行昭和天皇即位的大尝祭。

  1928年11月11日的大阪《朝日新闻》这样写道:“狂热,狂热,狂热。乱舞,乱舞,乱舞。”

  所谓的“昭和精神”由此发端。但是,有“进步文化人”之称的大江健三郎在2009年12月推出重要作品《水死》。大江借助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的名著《金枝》里的杀王意象,隐喻人们必须杀死自己体内的“昭和精神”,也就是超国家主义精神,或者说就是天皇制。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在《“小日本”与二十一世纪》的文章里,说得更直接:作为一个日本知识分子,我为大部分日本人对自己的小人秉性无所觉察的现状痛心疾首。而要克服这些弱点的最好途径就是废除天皇制。但是问题正如日本史学大家黑田俊雄所说,神道也好,天皇也好,前者作为日本文化根基的一个宗教,后者作为日本政治的一个象征,维护它的源自于历史的那种自主性和独立性,对日本人来说则是不可避免的,无选择余地的。它是由深层的力量和潜在的价值来决定的。

  三岛由纪夫写《文化防卫论》是在1969年。他提出了一个很鲜活的名词:文化概念的天皇制。他说,文化的反独创性之极,古典主义极致的秘库是天皇。体现寂的是天皇,体现雅的是天皇,体现幽玄的是天皇,体现风流的是天皇。王朝文化的总代表是天皇。天皇就是终极的文化形态。

  三岛提出文化概念的天皇制,是不是在否定政治概念的天皇制?这不好说。因为从三岛在1970年11月25日的自杀来看,他显然是为政治的天皇而自杀。他在剖腹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这时他否认的是文化概念的天皇制。为政治天皇而献身,为文化天皇而讴歌,这是不是三岛错乱的支离破碎的精神根源?一个七情六欲的人,最后一刀使他成了神。三岛自己固有的美学,也托付给了天皇?

  和辻哲郎写《尊皇思想与传统》(岩波书店)是在1940年。他提出了一个难解的概念:不是神但比神伟大和神圣。他说,天皇不能让天空下雨不能让大地刮风,也不能救济人间的疾苦和疾病。人们在干旱的时候,向火雷神祈祷雨水;人们在患病的时候,向药师如来祈祷平愈。天皇自身也在祭祀神佛。这样来看的话,天皇并不是支配自然现象和人间命运的超强之神。因为神圣所以成神了,这才是日本天皇的逻辑出发点:天皇不是火雷神,但比火雷神神圣。祭祀神比被祭祀神要伟大。

  这里,如果说和辻哲郎对日本天皇制还具有理论贡献的话,就在于他先验自明了一件事:日本不存在终极之神。被称之为绝对无,才是无限流动性的神圣母胎。因为即便是被视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也必须依据他神(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二神)的意志行事。何况天照大神的子孙(皇孙们),他们更不属终极之神了。因为不是终极之神,所以天皇制倒反生出更大的包容性和亲和性,更能为国民心情所接纳所感受。

  文化概念的天皇制,使日本的天皇成了能吸引眼球的青涩稚气的结晶体。圣性概念的天皇制,使日本的天皇完成了从神权到象征的过渡。或许正是在这意义上,宗教哲学家山折哲雄才说,日本的天皇制有望成为对外输出的一种文化产品,就像卡拉OK一样。所以,天皇制到底要不要,天皇制到底好不好?看来争论还将随着天皇制的持续一直持续下去。1988年,病危的昭和天皇躺在病床上。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来到皇宫广场前祈祷天皇的康复。当时看到这个景象的京都大学教授浅田彰说了这样一句话:连日新闻报道皇宫前的景象,顿感自己好像生在一个“土人”的国家。这里,这位教授把为天皇祈祷的日本人称之为“土人”。何谓土人,就是未开化之人。是否正是这帮“土人”在支撑着天皇制的存续,才使得天皇制具有无可撼动的草根性?所以,倒是这位教授一不小心说出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只要日本“土人”的心情不死,天皇制就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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