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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海往事

2008-06-03
上海往事,上海历史文化
我的上海往事

我的上海往事(一)
2008-5-5 解放网-申江服务导报◎文/杨彪

  淮海电影院,《末代皇帝》

  我在淮海电影院隔壁住过十几年,我迷恋电影,这两件事情之间,或许真的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一次坐进淮海电影院是几岁?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我肯定记不得了,反正是从有记忆开始。最密集地看电影,应该是在念小学以后,三天两头地看,每回都是一大队两两牵手的小朋友,跟着老师,从长乐路浩浩荡荡步行去淮海电影院,那个时候,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得意,因为我们家离电影院最近,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东道主。而每次电影放完,从淮海电影院的侧门随人潮出来,一抬头便是外面刺目的亮光,我总是搓揉着眼睛,有几分依依不舍,我们一辈子的梦醒时分,也都似那样,还未想完结,却已被催促返回。一至散场,别的小朋友结伴回家,他们的身影化进人群渐渐不见,我就一个人空落落地徘徊回隔壁弄堂,弄堂里很幽静,与先前的喧闹连接得太快,快得令我有莫名的忧伤,仿佛心里比任何一个人都早先地体会着那种“曲终人散”的意味。哪怕不看电影的日子里,我每天放学也会溜达到淮海电影院门口,看看剧照,那时候电影院门口会贴出一组剧照,然后再配简单的文字,叙述出一个剧情的大概,仿佛是一个很短的连环画。

  当年看电影一点不挑剔,国产的外国的我都喜欢,甚至连电影播放之前的科教纪录片,也让我觉得是一种享受。现在,看电影的选择是由每部电影的票房决定的,票房不好的电影主要院线都不安排放。可那个时候是全国各电影制片厂的片子上海都放映,所以才有那么多电影可看。大部分小朋友是最喜欢看武打电影的,每每电影里的好人与坏人进行最后决战时(按现在的话叫终极PK),整个放映厅里的小朋友们会齐声呐喊“加油——!加油——!”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回想起这个场面,简直鼻子都要酸的。我对童年看过的电影过目不忘,以至某些在中国影史上不可能被记住的电影,我都记得,并且永远心存感念。比如有一部《瓜棚女杰》,这样的电影如若放到今天,连被影评人批驳的资格都没有,可我却对它的结尾印象深刻,是女主角在杀敌无数后突然胸口中弹,然后画面立刻转为慢镜头,她表情痛苦,胸襟处被鲜血染了一大片,她依然挣扎着想挥起长刀。当时那个画面非常壮烈煽情,可没想到的是,坐我身边的一个捣蛋男生大叫一句“奶头被打了!——”所有小朋友哈哈大笑,女老师气得发抖,当场把男生从座位上揪了出去,斥责他小小年纪耍流氓,男孩流着眼泪鼻涕申辩“那个部位就是奶头呀……”其实仔细回想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很多电影院公映的电影都蛮“色情的”,经常动不动女主角的衣服被坏人撕开,然后坏人淫荡的笑声逼向怒目圆瞪的女人。《少林寺》

  里丁岚被坏人分开双腿吊起来,坏人扑过去把她裤腿扯下一长片,露出白花花挣扎的大腿来,这样的画面,我一辈子忘不了,也难免小男孩看了一激动,激发出很多“流氓思想”来。1987年的时候,我外公领了我和表哥表姐在淮海电影院看《末代皇帝》,那个冗长的电影对当时的我来说实在太枯燥,也太难以理解,我看到中间睡着了,但清晰地记得,电影结束后外公一直很生气,对我们说话时好像憋了一肚子火气,回到家里他一掷凳子,义愤填膺地对外婆说“黄色电影,岂有此理!”后来表哥表姐告诉我,那个电影里确实露了我同学叫嚷的部位,就在我睡过去的那一段里,露到什么程度他们说法不一,表姐说是一大块胸脯露出来,看不完整;表哥说是陈冲全身赤膊统统看见了。究竟哪个对,我到今天依然不知,那倒应了一句话:不同的人看同一部电影,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淮海电影院被拆了以后,改建为“时代广场”(不是后来靠近西藏路的那个时代广场),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进去过,路过很多次,印象中是个花花绿绿的角落,仿佛那里从不曾有过一个漆黑的、装满爱恨情仇的地方。如今回想起来,倒像是一场梦,不知道那些喊“加油”的小朋友都到哪里去了?那个捣蛋鬼又到哪里去了呢?

  复兴公园,旋转木马

  靠着淮海路长大的小孩,童年里怎么能没去过复兴公园?我读小学的时候,几乎三天两头往那里跑。那时候复兴公园门外的雁荡路也很好玩,白天有数不尽的摊位,买粘纸、香烟牌子、彩色羽毛的毽子……没钱买不要紧,可以看一个时辰。变形金刚风靡的时候,那里就完全是机器人的市面。而一到晚上,雁荡路成了夜市,各种点心摊位一路摆开,香气一直传到淮海路上,我印象里最好吃的是烤鹌鹑和排骨年糕,那时候的“甜品”,则是绿豆汤、麦牙糖和棉花糖了。

  前些天陪外地朋友去复兴公园里的酒吧,顺便带着参观一下小时候的“天堂”,走了没几步,公园全貌便尽收眼底,我也纳闷,怎么这公园这么小,小时候可觉得它又有山又有湖的!其实那时候山是假山,因为有可以捉迷藏的小山洞,我就以为那是幽深的山谷,湖只是一小汪人工水池,因为里面养了鲤鱼,我便以为那是深不可测的湖泊。我童年的玩伴们该有和我相似的错觉吧,至少那个时候,我们在这寒碜的山水里玩得忘乎所以。我不知道现在那些很小年纪就已经去过海南或者富士山的小孩,他们是否有过我们那种体会。

  复兴公园里很多老旧的设施被拆除,新盖了酒吧、餐厅,倒是那“马恩像”一直在,由此可见伟大的思想,生命力果真顽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伫立,面色灰青,注视着跟前来来往往的一代又一代人。

  我不记得是哪一年,复兴公园里头的电动木马被拆除,这件事对我而言,几乎意味着复兴公园最吸引我的一部分被抹掉了。我们小时候没见过“嘉年华”,锦江乐园是后两年的事情,而且又离市区太远,有复兴公园的电动木马,足矣。复兴公园的电动木马很不寻常,是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几十匹木马被塑造成很逼真的模样,高大健硕,肌肉厚实,每一匹都伸展开四肢,张着嘴巴,仿佛正在奔腾,有的昂首挺胸,有的弓下脖子,姿态生动得好似真的有生命。启动旋转的时候,马的身体上下起伏,骑在马背上,弯着身子贴住它的身躯,感觉风“呼呼——”地从脸颊掠过,那种驰骋的满足感,比我后来在新疆骑马的时候还痛快。那时候坐电动马要排很长很长的队伍,统统是大人领了小孩排队,队伍长的时候,等一个小时也是有的,大家无可奈何地隔着网眼栅栏朝那一群马翘首以待,我总在心里狠狠地想,一会冲进去,我要挑那匹最高大的、红色的骑。等轮到了,大人拖着小孩冲进去,冲到马跟前,用力将小孩抱上马背,然后,一身汗的大人们退到外面,把马背上的风景只留给孩子。有的大人不放心,会一直站在开动后的木马边上充当“马夫”,用手护着孩子,仿佛生怕马“跑”得太烈,把孩子摔下来。对于大人这一片苦心,小孩多半是不领情的。

  隔了很多年,旋转木马的地方盖了楼,后来变成钱柜KTV,那个钱柜我去过无数次,依然忘不了曾经的“牧马岁月”。有一回,跟一位外国朋友开玩笑,说:“这个地方以前是跑马场,地底下埋了好多骏马,你仔细听,能听见它们的鬼魂在嘶吼。”老外还真竖了耳朵听,可惜他只能听见隔壁包房歇斯底里的歌声。

我的上海往事2

我的上海往事(二) 2008-5-13 稿件来源:解放网-申江服务导报

◎文/杨彪

  红房蓝村,西餐情结

  不只一次听到有人用不屑的态度谈论淮海路上的红房子,说那里面的服务生都是下岗女工一般的老阿姨,国营氛围浓厚,跟现在新兴的西餐厅相比,真是落伍了。有这样看法的人没错,但是,他们要么不是地道的上海人,要么就是踏上社会以前,住得距离市区比较远,否则,是绝对不会对老派西餐社无所怀念的。

  从我记事起,就跟着一大家子去离家不远的西餐社吃“大菜”了,一周左右去一次,围坐在一张长桌子两边,将白色的餐布照仿大人的样子朝膝盖上一铺,顿时有一些神气。跟如今动不动人均300、400的西餐厅相比,那时候的西餐并不昂贵,普通家庭都承受的起,于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休息天带小孩去吃西餐,仿佛也是灌输教养的一部分。而小孩的心目中,吃西餐仿佛是距离成年人更近了一步。我都记不清是从几岁开始,就学会了喝汤的时候勺子要由内向外勺动,如果汤渐渐见底,那么就用左手轻轻掂起盘子靠向自己身体的一边,切肉类的时候要尽量切得小一点,最好切成好看的长条状,绝对不要让刀叉在盘子上撞击出响亮的声音……那时候红房子在陕西路长乐路口,而现今红房子所在的位置,当年其实是上海西餐社。上海西餐社里有个专门传送菜的“小电梯”,我以前每次去都要站在旁边看一看,真的跟法国电影《虎口脱险》中小酒店里的那个“小电梯”一样。我不清楚现在的红房子里面有没有那个“小电梯”,倒是偶尔去吃一吃那道烙蜗牛,味道还是和以前一样好。

  除了上海西餐社和红房子,我们家经常去的还有思南路路口的蓝村西餐社,那是个有火车坐厢的小餐厅,很俭廉,却非常有味道,里面炸猪排好吃得很,裹了面包粉,香得体面而家常,完全不似现在的炸品那么油腻张扬,吃之前上面略微浇一点醋,切的时候一点不费劲,我已经将近20年没有再吃到那个味道了,那种过过小日子足矣的洋味,恰似路边那不起眼的梧桐。我曾经以为,假如《十字街头》里倜傥却不阔绰的赵丹饿了,就该溜达到蓝村里面去吃一块猪排。上世纪80年代的蓝村还有一个“镇店之宝”———是一名获得过上海优秀劳模称号的服务员,那可能是全中国最“克勒”的劳模了,他擦了发蜡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佩戴一副细边眼镜,表情严肃却很有人情味,印象里每次见到他都是餐厅中最繁忙的人,可他从来不慌不忙,像一位绅士一样腰板挺直却灵活穿梭在桌子间,拿着纸笔耐心听每一位客人说话,并且会在客人离去的时候一直送到门口,脸上的好意一点不敷衍。客人们都喜欢称呼他“劳模先生”,他听了就颔首一笑。他虽然是服务员,却能让人敬重他的工作,相比之下,现在很多硬件非常好的西餐厅里,服务生不会尽心尽力,却习惯用势利的态度对待客人。

  蓝村后来拆掉了,相继拆掉的,还有淮海路襄阳路的天鹅阁,长大后碰到一个也住在淮海路的朋友说,天鹅阁做的是意式菜,我记不大清,只记得那里做的奶酪海鲜面很好吃,小时候在襄阳公园里看完“世界珍奇猛兽展”,脑子里被那些六条腿的牛、两只脑袋的蟒蛇、面孔像骷髅的狗弄得很害怕的时候,就会跟大人到天鹅阁吃一顿西餐压压惊。

  去年南京东路的德大西餐社搬走之前,我赶紧赶过去吃一顿,德大是我父亲母亲定情的地方,那是另一辈人的上海往事,但没有德大,就没有我。前不久邀几个朋友同去搬到南京路成都路口的德大,我们看看周围年轻客人很少,左边一位戴鸭舌帽穿背带裤的老先生在和人到中年的儿子吃饭,左边是一群香港老太太在吃水果派,大家都低声细语。等吃过德大经典腓力牛排后,之前吵着要去宝莱纳的朋友服帖了一点,忍不住说:“恩,还是蛮‘老法’蛮嗲的。”

  长春食品商店,南昌路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逛淮海路上的长春食品商店,可能很久以前我们并不能吃到太多好东西,所以对大的食品商店会如此感兴趣。挤在柜台前看营业员称食品,有巨大的快乐,穿了白色工作服戴了袖套的营业员,站在数不清的动物饼干、金币巧克力、赤豆糕后头,在我眼里就仿佛是一个财大气粗的君主,那些食物往秤上放多放少,都是她们说了算,让我羡慕得不行,甚至动了长大要当食品店营业员的志向。每个住在长春食品店附近的小朋友,都有最钟情的食物在那里面,表哥就一直记得一种“石头巧克力”,就是石头状的一大块,称分量买,吃的时候要用榔头敲开,然后啃着吃。他从法国回上海的时候,就特地去长春搜寻,可是已经没有了。我最钟情的是一种动物巧克力,一小块一小块,做成小猪、兔子、狮子、狗的形状,我通常吃之前先摆开一桌子,编个森林里的小故事说给自己听,然后再趣意盎然把这些小动物一一吞下。

  夏天的时候,大人在食品店买完东西,还会带我去地下室吃冷饮,那个时候长春里面有一个地下室,类似与现在购物商铺里的美食广场,年轻情侣会在那里劈情操,喝那种玻璃杯盛满的冷冻咖啡,用吸管吸。我是只喜欢吃那里的刨冰冰淇淋的,端上来满满一大碗,冰淇淋奶油味很重,跟那个年代的“光明牌冰砖”味道相近,刨冰含在嘴里,凉爽快意,最有意思的是那个铝制小调羹,上面是挖了个洞的,一边吃,一边看着冰汁从那个小洞缓缓流走,大人在旁边聊了一个钟头,我也不觉得郁闷。

  长春食品店隔壁的一条弄堂,一直通到南昌路,我有很多小朋友家住南昌路,所以我经常去那里玩。以前的南昌路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商业,就是一条干净安逸的小马路,有许多带了院落的好看老房子。我经常和小朋友们一起在复兴公园跑累了,在雁荡路买粘纸的小摊位上看了个够,然后从南昌路穿到淮海路回家,便捷得很,仿佛佐罗翻山越岭后从一条暗中小道返回府邸一样,所以当我每回穿过那条弄堂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弯下身跑,好像真的感觉自己本领大得很。这样的劲头下,有一回果真以佐罗的名义闯了个祸。我妈妈的同事张伯伯家就住在南昌路,张伯伯有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儿子,那天张伯伯给我们在雁荡路上一人买了一把塑料宝剑,于是两个小孩就挥舞宝剑从南昌路一路打到长春隔壁,非要决一雌雄,最后张伯伯如《佐罗》中善良主张和平的教士一样冲上来阻止我们,没想到我一剑砍下去,恰好命中他手腕上指针走了20年的劳力士手表,这一剑使它再也没走过。

我的上海往事(二) 2008-5-13 稿件来源:解放网-申江服务导报

◎文/杨彪

  向明中学,不能说的秘密

  我不是向明中学的学生,却和这个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对这个学校有特殊的记忆与情愫。

  我家离向明很近,妈妈上班的长乐中学就在向明正对面,我的姑妈是向明的英语老师。我中学时候学习成绩并不理想,父母为了我好,就给我开“小灶”,四门功课统统请了向明中学的老师,于是,一周里面大部分时间我放学后,都要赶到向明中学去补课,这件事情当年让我怨天怨地,但在我看来,唯一的好处不是让我学习成绩好提高,而是让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男生,虽然这种“接触”可怜得很。

  我是市三女中的学生,平时一个同龄的男孩都不认识。所以当我青春期的时候能踏入向明,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每次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在向明门口的红宝石买一块鲜奶小方吃完,然后就低着头,走了进去。记忆中篮球场上一直是有高大的男生在打球的,我就一边走一边远远看,那些生龙活虎的男孩们,离我的世界是那么遥远。进了大楼,会有男生横冲直撞从楼梯上冲下来,有的哼着流行音乐,有的与女生说说笑笑,他们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就很紧张。我从校门口一直走到教学楼教师办公室的那一段路,可能只需要5分钟,却是如此吸引我的5分钟,我每次忍耐枯燥去上两个钟头的课,无非就是为了那5分钟。向明中学晚上是有夜校的,叫“前进”夜校,假如我补课时间是晚上,就能看见每个教室里坐了更大年龄的男男女女,当我在走廊里慢慢经过那些坐满大孩子的教室,总忍不住朝里面偷看一眼。有一回撞见一个年轻人躲在楼道口吸烟,朝我一笑道“你是这里学生还是夜校生?”我又惊又羞,连忙不做声走开,脑子里一下跳出来的,竟然是电影里头没见过男人的小姐,忽然遇见什么神偷侠客的情节,回到家里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地回味。当年的向明早恋风气一直很盛,地处繁华地段的市重点中学,里面的少男少女,都是家里素质不错的佼佼者,所谓“饱暖思淫欲”,你一到那个场所里,止不住就对琼瑶故事里那些儿女情长心向往之。但同时,那个地方对于我又充满禁忌,因为我妈妈的要好朋友、亲戚都在那里教书,补课老师又很严厉,我仿佛是被监督看管起来,一想到那些如沐春风的事情,就有一些罪恶感。

  还有一个原因也使我对向明有感情。我这辈子第一个喜欢上的异性,就在向明读书。那是我小学校长的儿子,比我大一届,他先于我考进了向明。在小学里我们没有说过几句话,看见他也多半是和他母亲在一起,他母亲脾气很凶,经常在我们面前规定不许理睬她的儿子,理由是“他是小流氓!”可是我却永远记得他帅气早熟的模样——一个13岁就有1米78高的俊美少年。我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回校长给我辅导作文,虽然她说过自己儿子是流氓,其实心里还是觉得宝贝儿子嗲的,所以得意地拿儿子的作文出来念给我听,然后叫我抄写一遍。我一个字一个字抄,激动得满脸彤红,又很怕校长看出来我神情不对,就装出很不情愿的样子。那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方式,抒发秘密的同时隐藏着秘密。那时我在心里默默祈祷自己能考上向明,这样,我就能和他在一个学校读书了,可是我父母却帮我填写了市三女中的志愿。很多次,我期望能在向明中学里遇见那个男孩,可事与愿违,从来没有。我希望篮球场上有他的影子,远远看去,谁都不是,又谁都像他。

  隔了千山万水一般的时间,前几日与我最好的女朋友聊起向明中学,她是向明毕业的,可她读书的时候,我也从来未在向明与她见过,“也许擦肩而过,但老天在那时没有让我们相识。”我告诉她小时候的秘密,她大吃一惊,说那个男孩比她认识,他们还一同参加过课外兴趣小组,只是高中以后,就失去联系了。女朋友确信“假如那时候我们认识,那么你一定也能遇到他!”我摇头笑,老天就是不给我们假如,只给我们遗憾与错过,但也许,正因为遗憾,才如此美好得没有破绽。

  长乐路,背着书包的小天涯

  上世纪80年代,我在长乐路第三小学念了六年书,曾经背着书包,随了一群比我更有主张的孩子们在长乐路上追逐来追逐去,我们这些弄堂里出来的小孩心目中倘若有“江湖”,那是大不出一条长乐路的。

  我家距离小学只有5分钟的路程,那时的同学们情况皆如此,所以,我们放学后是绝对不急于回家的。长乐路一带那些深深浅浅的弄堂,就成为我们游荡的乐园,就地拉开一串橡皮筋,可以一直跳到天黑,热闹一些是玩“老狼老狼几点钟”的逮人游戏。有更刺激的游戏,是去看疯子。在同向巨鹿路菜场的一条弄堂里,有一个疯子,他天天嘴巴里不晓得在念什么,蹲在地上拣菜叶吃。我们一群小孩就远远躲了过去,等稍微挨近一点的时候,大家用橘子皮扔他,直到把他激怒,他就会咆哮着追过来,然后我们就豁出命一般地逃走。有一次他距离我只有几米远,我都记得他张大嘴巴,能看见獠牙。

  那时候,男生中有打架最野的“男大王”,女生中有成绩最好并且心计最多的“女大王”,假若你不想被孤立,就必须跟在大王后头,像我那种成绩中庸、胆子又小的孩子,只有做臣民的命。领头的孩子会经常召集我们围在僻静的弄堂里,仿佛开国务会议一般商讨如何对付老师或者某个风头很健的学生。童年固然美好,但残酷的痕迹却依然划开,由不得你。成人世界的阴冷会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杀入幼稚的天地。我至今记得某一天,在我们小学隔壁的弄堂里,我的那些同学们欺负一个肥胖的新生,大家砸了她的书包,撕了作业本,“女大王”强硬地命令别的孩子上去抽她耳光。那个“女大王”平日在老师面前,甜美温顺,绝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可能因为当时我和她是全班唯一家庭里有海外关系的学生,所以她一直喜欢拉拢我一起玩,还经常请我去她家。其实我心里一直非常怕她,她在我眼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和她做朋友,并且在这种违背内心感受的情况下,使我的童年有了最初的成人化。

  因为种种纷扰,我讨厌同学,讨厌老师,有时候,我宁可一个人拎着书包在长乐路走,由东向南一直走下去,走过老锦江,走过兰心大戏院,越往前走,越以为自己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会不会走到有火车铁轨的地方呢?可事实上,我一走过陕西路就肚子饿了,站在生煎馒头店外踌躇不定,然后打退堂鼓乖乖掉头回家,浪迹天涯以失败告终,当失败的流浪者回到家中,母亲责问去哪里野了,我心里就仿佛游子一般满怀说不出的创伤。

  前年,十多岁去了法国的表哥相隔20年回到上海,一放好行李第一件事情,竟然是要去找长乐路成都路路口的一家面馆,说要吃一口焖肉面,那是他小时候每天一早上学前的早饭。在时尚店铺聚集的长乐路上好不容易找到了面馆,已经无法确认这是否是20年前的同一家面馆了,价格也翻了不知道多少倍,总算焖肉面是吃到了,表哥心满意足,问他是不是以前长乐路的那个味道,他连说“是”。其实我知道他的感受,纵然时光飞逝,我们宁愿一切犹在。

红房蓝村,西餐情结

  不只一次听到有人用不屑的态度谈论淮海路上的红房子,说那里面的服务生都是下岗女工一般的老阿姨,国营氛围浓厚,跟现在新兴的西餐厅相比,真是落伍了。有这样看法的人没错,但是,他们要么不是地道的上海人,要么就是踏上社会以前,住得距离市区比较远,否则,是绝对不会对老派西餐社无所怀念的。

  从我记事起,就跟着一大家子去离家不远的西餐社吃“大菜”了,一周左右去一次,围坐在一张长桌子两边,将白色的餐布照仿大人的样子朝膝盖上一铺,顿时有一些神气。跟如今动不动人均300、400的西餐厅相比,那时候的西餐并不昂贵,普通家庭都承受的起,于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休息天带小孩去吃西餐,仿佛也是灌输教养的一部分。而小孩的心目中,吃西餐仿佛是距离成年人更近了一步。我都记不清是从几岁开始,就学会了喝汤的时候勺子要由内向外勺动,如果汤渐渐见底,那么就用左手轻轻掂起盘子靠向自己身体的一边,切肉类的时候要尽量切得小一点,最好切成好看的长条状,绝对不要让刀叉在盘子上撞击出响亮的声音……那时候红房子在陕西路长乐路口,而现今红房子所在的位置,当年其实是上海西餐社。上海西餐社里有个专门传送菜的“小电梯”,我以前每次去都要站在旁边看一看,真的跟法国电影《虎口脱险》中小酒店里的那个“小电梯”一样。我不清楚现在的红房子里面有没有那个“小电梯”,倒是偶尔去吃一吃那道烙蜗牛,味道还是和以前一样好。

  除了上海西餐社和红房子,我们家经常去的还有思南路路口的蓝村西餐社,那是个有火车坐厢的小餐厅,很俭廉,却非常有味道,里面炸猪排好吃得很,裹了面包粉,香得体面而家常,完全不似现在的炸品那么油腻张扬,吃之前上面略微浇一点醋,切的时候一点不费劲,我已经将近20年没有再吃到那个味道了,那种过过小日子足矣的洋味,恰似路边那不起眼的梧桐。我曾经以为,假如《十字街头》里倜傥却不阔绰的赵丹饿了,就该溜达到蓝村里面去吃一块猪排。上世纪80年代的蓝村还有一个“镇店之宝”———是一名获得过上海优秀劳模称号的服务员,那可能是全中国最“克勒”的劳模了,他擦了发蜡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佩戴一副细边眼镜,表情严肃却很有人情味,印象里每次见到他都是餐厅中最繁忙的人,可他从来不慌不忙,像一位绅士一样腰板挺直却灵活穿梭在桌子间,拿着纸笔耐心听每一位客人说话,并且会在客人离去的时候一直送到门口,脸上的好意一点不敷衍。客人们都喜欢称呼他“劳模先生”,他听了就颔首一笑。他虽然是服务员,却能让人敬重他的工作,相比之下,现在很多硬件非常好的西餐厅里,服务生不会尽心尽力,却习惯用势利的态度对待客人。

  蓝村后来拆掉了,相继拆掉的,还有淮海路襄阳路的天鹅阁,长大后碰到一个也住在淮海路的朋友说,天鹅阁做的是意式菜,我记不大清,只记得那里做的奶酪海鲜面很好吃,小时候在襄阳公园里看完“世界珍奇猛兽展”,脑子里被那些六条腿的牛、两只脑袋的蟒蛇、面孔像骷髅的狗弄得很害怕的时候,就会跟大人到天鹅阁吃一顿西餐压压惊。

  去年南京东路的德大西餐社搬走之前,我赶紧赶过去吃一顿,德大是我父亲母亲定情的地方,那是另一辈人的上海往事,但没有德大,就没有我。前不久邀几个朋友同去搬到南京路成都路口的德大,我们看看周围年轻客人很少,左边一位戴鸭舌帽穿背带裤的老先生在和人到中年的儿子吃饭,左边是一群香港老太太在吃水果派,大家都低声细语。等吃过德大经典腓力牛排后,之前吵着要去宝莱纳的朋友服帖了一点,忍不住说:“恩,还是蛮‘老法’蛮嗲的。”

  长春食品商店,南昌路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逛淮海路上的长春食品商店,可能很久以前我们并不能吃到太多好东西,所以对大的食品商店会如此感兴趣。挤在柜台前看营业员称食品,有巨大的快乐,穿了白色工作服戴了袖套的营业员,站在数不清的动物饼干、金币巧克力、赤豆糕后头,在我眼里就仿佛是一个财大气粗的君主,那些食物往秤上放多放少,都是她们说了算,让我羡慕得不行,甚至动了长大要当食品店营业员的志向。每个住在长春食品店附近的小朋友,都有最钟情的食物在那里面,表哥就一直记得一种“石头巧克力”,就是石头状的一大块,称分量买,吃的时候要用榔头敲开,然后啃着吃。他从法国回上海的时候,就特地去长春搜寻,可是已经没有了。我最钟情的是一种动物巧克力,一小块一小块,做成小猪、兔子、狮子、狗的形状,我通常吃之前先摆开一桌子,编个森林里的小故事说给自己听,然后再趣意盎然把这些小动物一一吞下。

  夏天的时候,大人在食品店买完东西,还会带我去地下室吃冷饮,那个时候长春里面有一个地下室,类似与现在购物商铺里的美食广场,年轻情侣会在那里劈情操,喝那种玻璃杯盛满的冷冻咖啡,用吸管吸。我是只喜欢吃那里的刨冰冰淇淋的,端上来满满一大碗,冰淇淋奶油味很重,跟那个年代的“光明牌冰砖”味道相近,刨冰含在嘴里,凉爽快意,最有意思的是那个铝制小调羹,上面是挖了个洞的,一边吃,一边看着冰汁从那个小洞缓缓流走,大人在旁边聊了一个钟头,我也不觉得郁闷。

  长春食品店隔壁的一条弄堂,一直通到南昌路,我有很多小朋友家住南昌路,所以我经常去那里玩。以前的南昌路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商业,就是一条干净安逸的小马路,有许多带了院落的好看老房子。我经常和小朋友们一起在复兴公园跑累了,在雁荡路买粘纸的小摊位上看了个够,然后从南昌路穿到淮海路回家,便捷得很,仿佛佐罗翻山越岭后从一条暗中小道返回府邸一样,所以当我每回穿过那条弄堂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弯下身跑,好像真的感觉自己本领大得很。这样的劲头下,有一回果真以佐罗的名义闯了个祸。我妈妈的同事张伯伯家就住在南昌路,张伯伯有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儿子,那天张伯伯给我们在雁荡路上一人买了一把塑料宝剑,于是两个小孩就挥舞宝剑从南昌路一路打到长春隔壁,非要决一雌雄,最后张伯伯如《佐罗》中善良主张和平的教士一样冲上来阻止我们,没想到我一剑砍下去,恰好命中他手腕上指针走了20年的劳力士手表,这一剑使它再也没走过。

我的上海往事3

我的上海往事(三) 2008-5-26 稿件来源:解放网-申江服务导报

文/杨彪 2008-5-26 14:12 解放网—申江服务导报
  走啊走,走到八仙桥

  从前的淮海路由南向东走,走过重庆南路以后的一段,其实是有些乱哄哄的,这种乱哄哄有地理位置的原因,其一,妇女用品商店对面就是旧货商店;其二,紧挨着淮海路的金陵西路有一个很大的集贸市场,叫“新城隍庙市场”;其三,一直往东走,走到西藏南路,就连向人民广场了。

  新城隍庙那里我小时候是经常去的,因为幼年时我爸爸工作的办事处就设立在嵩山饭店里头。他工作不是很忙的时候,就带着我一起去上班,有时候,他整理公务,我就坐在旁边看电视,等他下班了,他会让我坐在自行车前头,一路推着逛新城隍庙。往往先买一只葱油饼,再买一包老山东炒的花生米,花生米用油纸包好折成一只粽子状的三角包。嘴里有味道了,心里就踏实了一点,然后再看看,有没有物美价廉的小玩具、小衣服可挑选。

  我姐姐发育的时候,也喜欢逛集市,走远一点会去华亭路,走近一点就去新城隍庙。上世纪80年代的服装集市上最扎眼的就是牛仔裤,我姐为了能穿进那种紧包臀部的牛仔裤,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一根宽紧带,24小时紧紧勒在腰上,由此勒出一个细蜂腰,这种束身方法,和《乱世佳人》里郝思佳让黑人保姆用绳子勒腰的方法异曲同工。我印象中当年的新城隍庙里回荡着大陆歌星吴涤青的歌声“梅兰梅兰我爱你——”,许多青年男女陶醉在那种刚刚开启的时髦氛围中寻找新鲜好看的衣服。我姐从新城隍庙买回过很多衣服,什么萝卜裤、蝙蝠袖上衣、灯芯绒背心……于是,她所在比乐中学的老师开始频繁地来与我父母联系,理由是觉得我姐姐穿的太“飞”,因为别人穿长裤,她穿牛仔短裤,人家穿白衬衫,她穿泡泡袖衬衫,还把衬衫下摆的衣角打一个结。

  在我姐姐开始爱打扮的年龄,我却只能老老实实穿着她小时候穿剩的衣服,但我也一样倾心于那种闹哄哄人多的地方,千方百计要大人领着我朝那人海里走,仿佛赶集一般。走过金陵路那一带,再朝西藏路走,人总是越来越多,我就又激动又不安。幼年时听大人说,老城隍庙那里有一种骗子,手掌朝小孩脑门上一摸,小孩就被撒了蒙汗药,就会自动跟着骗子走,骗子会把小孩卖给杂技团,然后小孩就每天赤膊被人用鞭子抽了练杂技。所以每次当我往西藏路走的时候,我的手就紧紧拽住父母的手,并反复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抓紧我,万一坏人用蒙汗药拐我,你们就拉住不放我走。不知道是否是因为父母也担心越朝前走越容易碰到坏人,他们往往走到某一个点,说一声“回去了,再走走到八仙桥了”,就带我返回。我始终没见到八仙桥,并一直以为,再朝前走要看见一座桥的,既然有桥,就一定有河,既然有河,就一定是郊区了——那也的确走得太远。

  岳阳路,普希金雕像

  音乐学院那一带的小路容易让人感伤,走几步就有乐器行进入眼帘,古典的钢琴、小提琴陈列在玻璃橱窗里,耳畔还依稀听见琴声,夹杂在树叶被风吹动时发出的唏嘘中,小布尔乔亚情怀冉冉升起。

  我曾经在普希金雕像下哭过一次,倒不是因为什么“莫名的忧伤”。那时候年龄尚小,是因为具体的事情难过了。我初中的时候,爸爸耳朵有疾病,在岳阳路的五官科医院手术,那是我爸爸这辈子第一次住医院。之前我一直听父母说,不是很大的手术,开完就好的。我那时候学业很繁重,所以爸爸刚手术的开头两天,大人没让我去医院,直到他手术完以后,有一天放学后,我妈妈领着我去医院看望他。

  我因为听妈妈说手术很顺利,所以原本以为一进病房会看见一个神采奕奕、举双手表示胜利的爸爸。可当我看见躺在病床上的爸爸的样子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爸爸当时很憔悴,整个脑袋被纱布包裹住,耳朵部位还能看见渗透纱布的血迹,油腻的头发乱蓬蓬地竖起来,身上穿了不合身的病服,那个模样可以用狼狈来形容。他看见我和妈妈来了,就立刻努力坐起来,打起精神和我妈妈聊天,不一会儿护士送饭来了,我妈妈打开自己给他烧得很烂的菜和粥,一口一口喂他吃,他稍微吃得快一点,就费力地咳嗽。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旁边发呆,迟钝得不知道该说出什么样的话去安慰我爸爸。我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件事情——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承担家庭的父亲永远是强壮的,甚至英勇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生病或者虚弱的样子,可那一刻,我忽然没有思想准备地看见曾保护我照顾我的爸爸,他也有脆弱的、无力的一面。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妈妈关照我自己先回家,她要陪我爸爸直到他睡觉。我一个人从五官科医院走出来,心里觉得很难过,难过得连肚子饿都感觉不到。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普希金雕像前,我坐在雕像跟前,忽然萌发出乞求,保佑我爸爸度过这一难关的念头,于是我就望着雕像,心里反复对它说话,可不知怎么搞的,我忽然很害怕,止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索性哭了起来。我就一个人坐在普希金雕像面前哭,周围的路人都朝我看,一个老太太站在一边,似乎想上来问我伤心什么,又琢磨不定。也不知道我哭了有多久,反正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天是完全黑了。

  听到过一种说法,说邱岳峰生前为了什么事情想不开,也会跑到普希金雕像那里去独自惆怅,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不管真假与否,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跑到普希金雕像那里去求得片刻宁静,也相信那个普希金听见了我们心中的忧伤。

  石库门

  ◎文/张耀
  从前的老上海就是由石库门房子一片接一片地连接成网络。上海居屋奇紧的时候,一门独户的楼里被塞进了三四家人,客堂一家,楼上一家,亭子间里成了小夫妻的“梦想”。T先生一家就住在这样的小间里,还加了一个晒台上搭出来的小阁棚。

  早饭,大部分人家都是在后门外的弄堂里吃的,在门口摆着盆盆罐罐和小桌子,有的海阔天空,还有人在听收音机里的新闻。但T先生和太太觉得这样露天端出稀饭,有点不雅。怎么说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宁可去楼上他们住的亭子间里铺桌子。

  T家是很爱体面的,也考究细节,虽然3口人住的地方才十来平方米。T先生是出名的聪明人,也是这条弄堂里最早敢“下海”做生意的,除了弄堂口卖茶叶蛋的阿三不算。

  T太太在弄堂里算长得出挑的,又会穿衣服,总是有点丝的、绸的,颜色也搭得好,素色里面一点水绿、粉红,或者黑的里面配雪青,有人说都是T先生参谋的。T先生自己出门也很讲究,鞋子和衣服颜色总是搭配的,光不同深浅的咖啡色皮鞋就有3双,在那个年代是绝对的奢侈。一个门里的邻居都知道,T先生一手小菜功夫也是翻食谱翻出来的,这在以前算非常“资产阶级”的。

  连早饭的小桌上,都有二三个清淡可口的小菜和豆腐花,T太太跟她的先生以前都是小学老师,后来改革允许做生意了,T太太拿主意,夫妻两人一个保铁饭碗,另一个跳槽去私营公司,脚踏两只船,一个赚钱,一个安全。

  T先生原是喜欢舒服、不太想拼命的男人。早上买买小菜,晚上翻翻菜谱,弄顿好饭,看看电视,反正一年两个长假,日子也蛮好过的,没想到太太还是把他逼下了海。太太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T先生,弄堂口卖茶叶蛋的阿三现在开了一家小公司,卖西瓜的阿青一个夏天就赚了辆车子。这两个不在他眼里的“小赤佬”,一下子让T觉得自己有点赤条条了。
  几年下来,T太太屋里的几大件都全了,还挂了弄堂里第一台空调。T先生收入下不保底、上不盖顶,倒也稳稳当当,又可以早上起来买小菜了。因为T太太去菜场总是太晚,买回来的小菜,在他看来总有点“不太灵光”。

  “外行,外行,”他这样摇头。

  T太太笑笑,乐得继续睡懒觉。选自《上海77层楼》

  淮海路的书店往事

  很早以前,淮海路上只有一家新华书店,那时候的书店不开架,隔了玻璃柜台,踮起脚把整个上身都靠在柜台上,抬头朝那柜台后高高悬挂的书本看,如何也看不尽。童年时几乎每隔几天就要跟着父母跑一回新华书店,对于小孩来说,书仿佛是我们的货币,看到谁家大人带了小孩去新华书店了,就是去充值了。从书店出来的小孩总是很骄傲的。其实仔细回想,我们小时候能读到的书还是很多的。各式连环画摊开可以有一席子,每回买一套连环画回家,读的时候总有一种过过瘾头的快感,读完以后把小书塞进空的饼干铁盒,出去做客人的时候也抱着饼干盒子,仿佛是把身家背在身上。那种配了文字的大开本的彩色书相对比较奢华,闻起来有一股崭新的书香,摊在腿上一页一页地翻,书里面的小人国啊、海底世界那种魔幻的气息就扑面而来。识字更多以后,喜欢读那种有插图的印满字的书,印象中最好看的是《皮皮鲁和鲁西西》、《365天小故事》、《魔方大厦》,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也喜欢看,但读的时候不那么容易领受快乐,尤其是格林童话,现在回过去看,它很少有简单明了的寓意,或者便于区分的善呀恶呀的,更吝于给出一个大圆满结局。但真正的好书,就是牵引出小孩对世界的懵懂与疑问,促使他们在疑问中长大。我记得有一回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关于狗的故事,讲乡村里一条狗的一生,它最终被几个小无赖淹死了,那本书让我难受不止,我本来以为从书店买回来的书,讲的都是正义战胜邪恶、小动物们有神奇的力量所以总能化险为夷这样的故事,怎么也没想到读到最后竟然是一个让我不想看到的结局。从那一次起,我就对新华书店有了惧怕,我害怕下一次买回的一本书里,又有那种悲惨的故事,所以经常站在柜台前对着那些书的封面和名字琢磨。后来我长大后渐渐明白,我们一辈子所要读到的悲伤,应该远远大于快乐。

  上世纪90年代在成都路长乐路口,还有一家“新文化”旧书店,那个书店原本是一家废纸回收站,后来改成旧书店了。你可以把家里没用的旧书拿过去卖掉,他们整理后,重新放到架子上出售。我也曾经把读过的书放到那里去卖,厚厚一摞书砸在账台上,神情古板的老太太飞快地拨算盘,然后用苏州话报给我听“总计八元三角……”那个画面颇为有趣。我印象里那些旧书重新售出的价格并不便宜,但内容倒也丰富,最好的是一些杂志,什么《外国文艺》、《环球银幕》、《大众电影》等,能找到许多。我经常放学以后去那里泡着,也不管手上翻了很多灰。因为书店格局很小,所以每次都是人挨着人并排站着翻阅。可惜这个旧书店后来拆掉了。

  记不得是哪一年,三联书店实行开架销售,那可能是上海最早的开架书店。所有的新书敞开摆在读者面前,任人翻阅,这对所有爱书人来说,是很伟大的事情。我记得在自己20岁不到的时候,一个生性害羞的男生来与我约会,约会的内容竟然就是带我到三联书店,然后各看各感兴趣的书,也不说什么话,顶多我给你看看我翻到的有意思的书,你给我看看你翻到的,这样一站能站两个钟头,虽然脚酸,但心里倒也不埋怨。十多年前,那种浪漫的约会形式还是蛮流行的,之后季风书店落成以后,也有这样的故事发生。

  茂名路的上海女人

  小时候,有一个小王阿姨经常来我们家,她是我姨妈最要好的闺密,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她二十六七岁,穿衣摩登,举止贤淑,说话柔声细语,算是一个分外秀丽的女子,可她结婚,却是30岁以后的事情。她家一直住在南昌路茂名路口的那条弄堂里,说起来,她的故事也像一部《怅惘记》。

  小王阿姨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文化大革命家里受到冲击,书是自然没机会读了,她被分配到崇明农场,“文革”结束回上海以后,就进了淮海路上的皮鞋店站柜台,所以,我记得以前妈妈去那家店买鞋子,问一声“小王今天上班口伐?”小王阿姨就马上过来照应,即便买鞋子不能打折,但有熟人服务总是比较贴心。上世纪80年代初那些市中心弄堂长大、小时候娇生惯养、后来却错失读书机会的女孩子,都有些好高鹜远,眼高手低,更别说是相貌姣好的。所以她们中很有一些到了大龄阶段,依然未定终身。那个年代的社会特别有钱的人少,所以还没女孩能想到“傍大款”、“钓金龟”这样的事情,稍微胆子大一点的,最有可能去走“涉外婚姻”的道路,嫁给外国人就能去国外生活,不用继续在工厂或者商店里混日子,那也是当年很时兴的一种改变命运的途径。我的小姨妈当年就当机立断嫁给了法国外交官,从此变成了享尽荣华的外交官夫人。

  小王阿姨却没有遇到过那种可以让人飞起来的“拐点”,我想这是她一辈子都要遗憾的事情。按照我小姨妈的话来讲,小王阿姨很不聪明。

  小王阿姨第一个爱上的男人,是她后妈的儿子。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小了她8岁,是个生性暴戾的美少年,抽烟斗殴斗蟋蟀。可那种稍微漂亮一点的坏孩子,偏偏就容易让女人疼爱,小王阿姨喜欢给弟弟织各种样式的毛衣,织完以后看他试穿,他套上毛衣弄乱头发的那一刻,想必是叫她无比心动的。他们背着父母谈朋友,有时候他发脾气朝她动粗,她也不会对谁说额头上的乌青是弟弟弄的。直到有一天她怀孕了,他当着众亲戚的面说绝对不要结婚,他们的爱情才同肚子里的小孩一并流掉。而那个时候,小王阿姨已经28岁。

  第二段恋爱谈的是一个高大潇洒的大龄男青年,那男人家住长乐路,他家和我外婆家关系很熟,他和小王阿姨也算幼小就认识的。他除了在单位上班,还是一个文艺青年,看电影听音乐都在行,经常晚上在业余舞蹈班跳舞,什么恰恰、三步四步、迪斯科样样玩得好,并且嘴巴很甜。那时候他和小王阿姨牵了手来我们家吃饭,他总是和我外公外婆口若蜜饯,说出来的话句句讨老年人开心,而她呢,就笑嘻嘻地看着他,说不出来的欢喜。谁都以为他们快结婚了。突然有一天,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被人杀害在家里,还被毁容,派出所抓到了罪犯,招供是情杀,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派出所调查到小王阿姨的男朋友那里去,因为罪犯所说“接受不了的另外的情敌”竟然就是小王阿姨的男朋友。那个被杀掉的女人是舞蹈班的老师,如若不是发生凶杀,她和他的关系,可能一直不会让小王阿姨知道。美丽的情人死了,男人很伤心,小王阿姨也死心了。过了30岁,在别人介绍下,小王阿姨嫁给了一个驾驶司机,他专门开那种负责接送外国游客的大巴士。那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男人,芝麻眼睛门槛牢精,没啥浪漫情调,结婚是足够可靠的。至少二十多年来,他们相安无事,女儿倒要谈恋爱了,时代有别,女儿是绝对不会像母亲那样不聪明的。

  去年遇到两次小王阿姨,她已经从皮鞋店退下来,在其他办公楼里做勤务工作,打一点工贴补家用。岁月催人老,但开口讲话,还是那股年轻时受了委屈也往肚子里咽的腔调,而且二十多年前的秀好在她脸上还留存了大部分韵致,但正因为此,才更让人一想起来就惋惜。

  茂名路1931酒吧对面的那条弄堂里,就住着为女儿省吃俭用的小王阿姨,她在茂名路住了几十年,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进1931坐一坐,茂名南路那些灯红酒绿的生活,距离这个上海女人,终究是咫尺天涯,而数年前曾令她魂牵梦系、遍体鳞伤的那些男人们,如今也发财的发财,发福的发福,人生如戏。
作者:◎文/杨彪

我的上海往事4

我的上海往事(四)
文/杨彪 2008-6-3 解放网-申江服务导报

  从淮海路到非洲

  淮海路思南路路口有一个公交车车站,车站后有一块花坛空地。这个地方以前被居民叫作“小花园”。

  从我有记忆开始,“小花园”就有了,那里以前有一个幼儿园,我五六岁的时候还跑到里头,坐一坐旋转小飞机,算是揩油,后来幼儿园被拆了。印象中,“小花园”这一段总是比较热闹,人流络绎,于是,上世纪80年代许多“小花园”附近的小学、中学,都把这块地皮看作是进行“课外活动”的宝地。经常动不动就看见一群师生出没在“小花园”这里,搞什么爱卫生、五讲四美宣传活动,那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说就是公益。

  我的小学就在附近长乐路,自然也要到“小花园”沾沾光的。印象最深的是我小学四年级的一次“支援非洲小朋友”的活动,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捧着捐款箱,握个拉线喇叭在淮海路上来回动员路人捐款,看见谁投下两分、五分硬币,就朝他敬个礼,如果对方塞入一角、两角纸币,我们就朝他鞠一躬,但只要捐过钱的人,身上都会被我们贴一张支援非洲的爱心粘纸。有的人走得快,扔下钱看也不看就走,我们就赶快追上去,不由分说朝他背后衣服上贴粘纸,他自己不知道,背后扛了一朵红心去上班了,我们就咯咯乱笑。也有很多路人完全不理会我们,我们就采取主动进攻的方法向他们讨钱——“叔叔阿姨!请救救非洲小朋友吧!”看见路人一哄而上,有的人心软,为了打发我们就捐钱了,有的人则皱一下眉头,凶巴巴用手挡开我们管自己走路。有一个老太太拎一袋毛线蹒跚走过,我眼睛尖一看就赶快示意大家包围她,我们七八个小孩一拥而上堵住她的去路,高低不一地喊“阿婆——快救救非洲小朋友吧!”老太太被吓得不轻,抓紧毛线脸色都变了:“介西多小鬼要做啥?造反啊?!”一个女孩用手抓住她衣角,楚楚可怜地说:“非洲小朋友要饿死了……”“要饿死了!”我们立刻和声。老太太问:“为啥体饿死?”一个男生回答“生艾滋病——”“艾滋病!”我们连连点头,“有钞票吃饭就不会生艾滋病了!……”老太太耳朵不好,估计也不比我们那帮小毛孩更知道艾滋是什么,但是她心肠真的是好,她肯定以为是我们有难处,一边说“作孽啊作孽……”一边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角钱来给我们。我们纷纷把手里的粘纸朝她衣服上贴,她身上开了红心朵朵,继续一路“作孽”回家了。我们靠这种方法募得的“善款”,肯定是无法将非洲小朋友从苦海中解救的,可那个时候我可不知道。后来我的一个男同学还跟别的孩子打起来,原因是另一所小学的学生也被老师带到“小花园”来支援非洲,两个学校的老师为争地盘开始斗嘴,学生一动怒就扔掉募捐箱扑倒在一起,我在一旁看得很怕,却更深信我们所做的是不得了的大事。而那个时候,已经有人跑到我父母面前去告状,说看见我在淮海路讨饭。
  很多年以后我看见马路上有小乞丐围着路人乞讨,就暗想,当年我也干过这样的行径。

  那些搬走和未搬走的人们

  “小花园”的幼儿园拆了以后,改造百货店,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造起来的房子一直冷清关着,也不见开店,据说是风水不好,所以,在长达10年间,“小花园”那里的一排建筑,就好像是舞台深处画出来的幕布一般不动声色。而舞台的近处,则有一个公交车站,我念中学的时候,曾经每天天未亮透,就站在这个车站等待26路电车。

  记得那时候我大多没睡醒,嘴里还有刚吃下去的“瘦西湖”肉包的味道,就那样无精打采地站在路边等车。有时候,会看见我的一个同学从对马路的弄堂里背着书包跑出来,她家住在“绿野”饭店楼上(现在那个位置是新华书店),我们就一路上有个伴。大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淮海路曾经有过一次拓宽翻修,那个同学的家被动迁了,他们家在淮海路住了好多年,无奈搬到浦东很远的地方,念大学的时候我老大远跑去浦东看她,她对我说,一想起离开淮海路这个事情心里就恨死了。她搬走的时候我也恨,因为原本,我如果有什么功课做不出,直接从淮海电影院隔壁蹿到她家,拿她的作业本抄一遍即可,就因为她搬走了,我做功课再也不方便。自从她搬走以后,每天清早就是我一个人站在“小花园”等26路,那个在晨雾中穿过马路的灵巧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少年时有伙伴相陪的时光仿佛被拦腰斩断,而每一次地理的变迁总会带来人或者事的变迁,并使我们一点一点开始适应寂寞,心肠越来越硬。

  “小花园”旁一条弄堂里,住了我妈妈的老同事,他们家我小时候倒是经常去,说实话,我小时候对家中有“大哥哥”的人家,总是乐意去的。老同事有个儿子,年龄与我姐相仿,他的爸爸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于是,少年自小也被赋予一点“才子”的冀望,他的形象倒有点书呆气,啤酒底眼镜,瘦巴巴,神情里有迂腐,不大爱理会人,是那种被宠坏了的样子。事实上,这个“才子”也从来没正眼看过我,他念书的时候,明显更对我姐姐感兴趣,所以我一点不喜欢那个“才子”,他让我想起电影《包氏父子》里头的儿子。我念中学的某一年国庆,与家人在淮海路游街看灯,走到“小花园”就看见“才子”独自在赏灯,秋老虎的天气里他竟然披了一件大衣在肩膀上,手里牵了一只洋泡泡,晃悠在人山人海里,两眼睨视周围,仿佛哪家的高干子弟微服私访。

  我小时候经常在“小花园”好多次看见著名滑稽表演艺术家王双庆,有时看见他拎只小菜篮头,就跟我们弄堂里的邻家伯伯一样,他那个冷面孔一发现我在看他,立刻眉毛一跳冲我笑笑,逗得我直乐。我还以为是自己出现幻觉在马路上看见滑稽明星呢。后来大学实习的时候,我一个同学被派去王双庆家做采访,打电话约定时间,王老谦和得很,在电话里很仔细地对我同学说“阿拉就住在古今胸罩店后头”,同学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思南路法国沙龙

  ◎文/小远
  思南路得名于20世纪初法国作曲家儒勒·马斯南,是有名的法国派“非主流马路”。马斯南的音乐具有一种感伤的美,很受浪漫的法国人喜欢,常被用在无声的默片里,专门来配那些悲伤动人的电影画面,这种世俗的感伤也奠定了思南路的最初基调,连接着淮海路和徐家汇的小马路从无喧哗热闹,是法租界在意的优雅和风情。

  思南路两边排开的皆是各有趣味的花园洋房,英式的、法国乡村式的、西班牙式的……《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曾住在81号,热爱法国文化的他说一步入这条街,儒勒·马斯南的歌剧就马上在心里响起,“黄昏的时候,当我漫步在浓荫下的人行道,LeCid和Horace的悲剧故事就会在我的左边,朝着皋乃依路上演。”在这里,曾朴和儿子办了份《真善美》杂志,上面有他翻译的法国小说。父子俩还在家里办了一个法国文化沙龙,翻译家徐蔚南、美学家张若谷,一代风流才子邵洵美、徐志摩、田汉、郁达夫都是这里的常客。曾朴的儿子曾虚白回忆道:“我家客厅的灯不到很晚是很少会熄的。我的父亲不仅特别好客,而且他身上有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使每一个客人都深深被他的谈吐所吸引……谁来了,就进来;谁想走,就离开,从不需要繁文缛节。我的父亲很珍惜这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处处像一个真正的法国沙龙。”

  如今,思南路51号至95号这一片独立的花园洋房正在整修改造。精致的黑色铸铁阳台、巴洛克风格的雕花圆窗、镶满卵石的墙壁、洋房前开阔宽敞的花园渐次得以修复,只是变得高门大户,戒备森严,静还是静的,就是少了许多浪漫的情怀。

顺昌路的古筝女孩 2008-6-3 稿件来源:解放网-申江服务导报

我的上海往事(四)
◎文/杨彪

  少女的友谊

  我在市三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住在顺昌路,她叫朱玲玲,个子很高,留一根大辫子,高鼻梁丹凤眼,沉默的时候脸庞像洛阳龙门石窟那大佛的表情,高兴起来眯花眼笑,很有感染力。这个女孩在我眼中是很特殊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她的母亲曾经是一名京剧老生,但女儿念书以后很少登台表演,长期病假在家,父亲也在京剧团工作。她从小在少年宫学古筝,初中的时候,已经弹得很好,偶尔参加电视节目录制,那种大型文艺晚会里,在电视机屏幕的景深处,可以找到她俯首藏在一大群乐器少女中,弹奏古筝;班级文艺联欢的时候,则有她独奏的机会,所有师生羡慕地欣赏她“高山流水”。可以想见,上世纪90年代初,那样一个表情矜持的高挑女孩,背着古筝踩了自行车在顺昌老街那一片闹哄哄的市井中穿梭,那种景象使她坚信自己是卓尔不群的。

  朱玲玲像大多数市三女中的孩子一样想做孔雀,却又害怕掉落在大流之后。所以她是一个矛盾体,尤其在和我成为同桌之后。对于每一个女孩来说,心里真正最需要的好朋友,应该是志趣相投却比自己稍微逊色一点的“同类”,这是一个无情的真理,虽然女孩都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从初二开始做同桌,一直到初三。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对方是比自己逊色一点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在一起,有过快乐的时光。

  青春期的少女,对世界有无数好奇,哪怕学业再繁重,好像总有时间去看别的,音乐、小说、电影、足球……与其说我们一起分享,还不如说是在较量,尽管如此,少年人的功利心依然是纯真的,只要朝夕相处,就会有那种拥有“同类”的踏实感和记挂感。遥远的日子里与她并肩走在校园里,不想进教室,也不想各自回家,因为知道那两种情况都意味着要打开课本做复习题,我们无处逃遁,只有躲在在校园的跑道上迷茫地溜跶,边走边交换秘密,她那个时候在暗恋表哥,我记得她表哥的名字叫“殷岱”,于是常怪声怪气模拟绍兴戏里叫一声“梁兄——英台!”她就羞得直跺脚,满腮通红抿嘴笑得如花一朵。我那时暗恋一个医生,也统统告诉她,于是,她每一次大中小考试是为表哥而考,我是为医生而考。很多段长日将尽的彷徨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那些考不完的分数压得我们畏缩而驯服,手牵手一起朝前走,仿佛是有了同命运共呼吸的小小温暖。

  朱玲玲有时候会为了一个外国歌手的名字和我争个不休,更会因为听见别人说她“妈妈是唱戏的,爸爸是翻跟斗的”面孔一板扭头就走。我已经忘记当年有没有也这样对她说过,我只能说,女孩之间的嫉妒心很可怕,常常情不自禁就刻薄他人,重点中学的女孩更甚。那个生命阶段里,我们处在一个启蒙时代,仿佛进入一个绚烂的开场,大家都被“名校”的光环蛊惑得很深,过于介意自己不可输与别人,不可平庸,我们哪里知道,大部分人来这世上走一遭的使命,就是走向平庸。

  朱玲玲也会在父母面前说好多关于我的事情,吹嘘我外表出挑啦,爱好文艺啦,毕竟她与那些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掩饰自己为考试埋头奋战的女孩相比,她是单纯的,并曾以为我与之棋逢对手。她甚至是天真的,记得有一回,我在妇女用品商店外遇到她,她挽着妈妈的胳膊逛街,起初没看见我,我迎面“喂——”一声,她一见惊喜,连忙拉她妈妈朝我看。她当时穿了一件难看的老式毛衣,烫个妇人头,土到与淮海路格格不入。隔了一天在学校,我故意问她,你那天穿的是你妈的衣服吧?她一听脸又红了,不停地解释那是因为天气有点凉,又正好休息天,出来买东西妈妈硬逼她穿那个毛衣,她保证只穿过这么一次……她越是紧张我就越好笑。

  背叛与离别

  与我那一次伤她自尊心的嘲弄相比,她后来所做的,在15岁的我眼里,简直是背叛。

  她虽然弹古筝,却也是那种把分数看得如命一般的女孩,学乐器最终就是为了加分,可怜那个年代里,大多数孩子的命都不是自己的,是属于考卷的。在市三的直升考试中,我们俩都被刷下来,我不以为然,本来就打算参加后面全市的升学考,可我感受不到,这件事情对她的打击有多大。她父母为此极大失望,并严厉责骂她盘问她,因为她犯了天大的过失——这对于把所有希望压在女儿身上的父母来说,确实是危在旦夕的过失。当我对墙上贴出来的成绩排名不屑一顾的时候,却发现身边的朱玲玲神情局促,好像要对我说什么又不敢开口。然后有别的同学偷偷告诉我,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看到朱玲玲的母亲,她找老师要求,把女儿与同桌调开,因为据女儿交代,是同桌不用功影响了自己学习。在1992年5月的一个午后,我当着所有师生的面将自己那一半课桌与朱玲玲的课桌狠狠拉扯开,并愤怒地将它拖到墙角,桌子与地板摩擦发出难听的声音,仿佛是刺耳的挖苦与叫嚣。我记得那一刻她失声痛哭。从那以后,我们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两个月后我们皆考回了市三,让我痛快的是,我的考分比她高。高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又分在同一个班,却依然形同陌路,有过好几次,我感觉她的眼睛在朝我看,但我从来不去看她。

  高二快要结束的时候,某一天,我在自己的书包里发现一张纸条,是有人偷偷塞进去的,上面用娟秀的钢笔字写着:“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我将永远把你记在心里。”
  我无法形容在那段被高考阴影笼罩的岁月里,收到这张纸条是多么想哭,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哭了,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遗憾是,我们过早学会了很多成年人的处世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对明明撼动自己的事物假装无动于衷。那时我已有新的朋友,并死要面子地以为,很多东西丢了就丢了,没有必要再失而复得。
  如今我并没有走到天涯海角,却始终记得那个偷偷塞纸条给我的女孩,我一直好奇,她是否也像我一样,为年少轻狂时那种傻气与虚荣感到好笑?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可能是在十年前,某日在上海第二食品商店里,忽然看见一个很像朱玲玲的高个女孩,与一个男孩挤在人群里,她挽他胳膊的姿势与从前挽她母亲时一样。我跟在他们背后,始终没有勇气挤到她的面前去确认,他们亲昵地说话,后来挤到外面的大街上,加入十字路口的人潮里,直到不见。

  我难得会走到顺昌路,那一片靠近老城区的破陋路段,残留着上世纪的城市记忆。有一回路过那里,我一个门牌一个门牌地数,一直数到她住的那条弄堂,门口老居民在“轧山糊”,我真想上去问一句:以前那个弹古筝的女孩,还住在里头吗?

  思南路古董花园

  ◎文/小远
  思南路上有家“古董花园”,有可以买回去的古董家具和可以坐下来喝咖啡小花园。每次路过那里都会朝里头望望,进门处圆木桌子上总是盛开着一大捧香水百合花。家具清一色的老上海二三十年代装饰派风格,既怀旧又时髦,虽然是古董却节奏感十足,难怪又称“摩登”风格。这种老家具简单组合起来摆在小楼各处,就是很有味道的咖啡馆布景。最喜欢的还是一楼靠窗的那个位子,一张附有小抽屉的方桌,配四把同色椅子。木椅子的靠背和座位部分嵌着豆绿色绒布软垫,褚褐配豆绿显出雅致的英伦风格,坐上去很舒服。那个年代的人们不像现在娱乐生活这么丰富,待在家里可以看电视、打游戏,反倒对生活中的细节更为讲究,花尽了心思,即使是普通用着的桌椅,也要线条流畅,比例适意。

  小花园很精致,看似随意地摆几张老式桌椅,装饰几盆花草,有法国乡村的情调,与整条思南路相呼应,舒服,而且十分耐看。天气好的时候,下午坐满了人.

  老板是上海人,到日本学设计,一待20年,回来后迷上了老上海的“租界家具”。先是在南昌路那边开老家具店,走街串巷地把一件件宝贝捞出来。总是一条不起眼的弄堂走进去,就发现一座极灵的花园洋房,里面都是宝贝,搜来日本的瓷器,德国电扇,纽约制造的白钢浴缸……当年国际化的程度还真是高得惊人。就是普通人家里也总有些很像样的东西,装饰派的家具注重细节、品质,材质不似红木沉重,一般家庭也负担得起,这些“老货”也就成了平民家里可以传下来的东西。

  简单而洋气的老家具摆在那里,引来不少客人流连。有的客人选了很多,把家里变成“金粉世家”的模样;有的是心里喜欢,家里摆不下又依依不舍;有的干脆是些学设计的学生,喜欢来这里看那两本价格不菲的欧洲杂志。时间长了,老板索性扩大店面,在思南路这里提供些咖啡点心,把家具店变成“老克勒”们的公共客厅。这个客厅的布局是随时变化的,上次坐过的位子,没准哪天就被人买走了,老家具不怕人用,越用越有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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