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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上海钱庄起源到银行

2009-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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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钱庄,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有的推测钱庄的起源,属于“明朝那些事儿”。上海是中国近代金融业滥觞之地。从一个简陋的小渔村,发展成闻名遐迩的繁华商埠,金融因子的潜入,无疑起着激活作用。“商人集则商市兴,财富集则金融裕”。在上海这个善于兼容并蓄的都会里,银行、钱庄、票号等形形色色的金融机构,曾经一度交相辉映,演绎着经济屋檐下的化装舞会。

推测上海钱庄的起源,属于“明朝那些事儿”。翻开《中国金融发展小史》,就有“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私营的钱庄、银号、票号等金融组织”的记载。《旧上海金融业综述》亦称“上海邻县常熟在明万历年间(1573-1619),已有钱肆,估计这时国内外贸易已较发达的上海,不会没有钱庄”。不过迄今为止,比较靠谱的史料,是现存豫园内园中的一块碑文。内园是早年钱业公所的所在地,有一块1921年勒写的碑文中记述:县治北城隍庙有东西二园。西园即明潘恭定豫园,中更芜废,而玉玲珑三峰仅存者;东园一名内园,广袤不逮西园而幽邃过之。乾隆年间,钱业同人醵资购置为南北市总公所,以时会集……盖自乾隆至今垂二百年,斯园阅世沧桑,而隶属钱业如故。在内园另一块嘉庆二年(1797年)碑记上,还刻着乾隆年间上海各钱庄名录,尚可完整辨认的有82家。由此可见,上海早在乾隆年间,即距今二百多年前,就已在孕育着金融业“梦开始的地方”,钱庄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钱业公所也作为业界的统领,崭露头角。

旧上海从钱庄到银行
www.jfdaily.com 2009-04-07文/黄沂海
  钱庄信守承诺,经销商气定神闲,洋行买卖畅行,是谓三方共赢;因商业和流通的呼唤,受外国资本在华开办银行的刺激,倡办中资银行开始星火燎原

  上海是中国近代金融业滥觞之地。从一个简陋的小渔村,发展成闻名遐迩的繁华商埠,金融因子的潜入,无疑起着激活作用。“商人集则商市兴,财富集则金融裕”。在上海这个善于兼容并蓄的都会里,银行、钱庄、票号等形形色色的金融机构,曾经一度交相辉映,演绎着经济屋檐下的化妆舞会。

  追本溯源——

  “混搭”经营见雏形

  上海的钱庄,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翻开《中国金融发展小史》,有“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私营的钱庄、银号、票号等金融组织”的记载。《旧上海金融业综述》亦称“上海邻县常熟在明万历年间(1573—1619),已有钱肆,估计这时国内外贸易已较发达的上海,不会没有钱庄”。不过迄今为止,比较靠谱的史料,是现存豫园内园中的一块碑文。内园是早年钱业公所的所在地,有一块1921年勒写的碑文中记述:县治北城隍庙有东西二园。西园即明潘恭定豫园,中更芜废,而玉玲珑三峰仅存者;东园一名内园,广袤不逮西园而幽邃过之。乾隆年间,钱业同人醵资购置为南北市总公所,以时会集……盖自乾隆至今垂二百年,斯园阅世沧桑,而隶属钱业如故。在内园另一块嘉庆二年(1797年)碑记上,还刻着乾隆年间上海各钱庄名录,尚可完整辨认的有82 家。由此可见,上海早在乾隆年间,即距今二百多年前,就已在孕育着金融业“梦开始的地方”,钱庄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

  钱庄的萌芽,用眼下时髦的说法,当数商铺经营的“混搭”效应,与米店、布店、煤炭店等有着牵丝攀藤的关系。上海开埠前,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伴随着商品交换与货币流通,资金借贷应运而生,于是不少商铺也捎带做些资金拆借的买卖。当时任钱业公会会长多年的秦润卿曾著文说:实始于旅沪绍人开设之煤炭肆,兼营小规模之存放业务,积之稍久,各方称便,业务日见发达,相继开设者日众,渐次形成钱庄之一专业。此外,早年的书报惯于用“钱米店”和“钱布店”字样,可见当年有些米店和布店也不甘寂寞,以兼营货币兑换和存放款为副业,做活生意。就这样,经年累月,款项进出日益浩大,金融调度日趋频繁,原先的“带带过”显然无法适应市场需求,于是反客为主,副业渐渐地做成了主业,钱庄业顺其自然,得有创业成功之机会。“钱业为百业之首”。钱庄业与工商业有着天然的相互依存关系,钱庄的作用是协助工商融通资金,商业需要的营运资金,有赖于钱庄予以短期的周转,同时,钱庄又靠广大工商业开展存放汇业务,两者唇齿相依。

  旧上海的钱庄大多聚集在黄浦区。据1942年进泰来钱庄当学徒的夏弘宁老先生回忆,当年,宁波路、天津路、北京路、四川路等几条马路是钱庄的集中地,马路两旁挂着各式各样的钱庄招牌。即便在这些马路两旁的狭小弄堂里,也是钱庄林立,如天津路的福绥里、同吉里、鸿仁里;宁波路的兴仁里、同和里、永清里;北京路的清远里等。仅在兴仁里这条不长的里弄中,就有挤挤插插布满了十一家钱庄,可谓“夹缝中求生存”。虽然钱庄规模有限,设备简陋,操作方法陈旧,而当时已经出现的洋商银行则资本雄厚,似乎难以与其相抗衡,但钱庄在旧上海“小车不倒只管推”,仍然稳步经营,经久不衰,可见一定历史条件下,钱庄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根深蒂固——

  “小块头”有大能量

  “土枪土炮”的钱庄,能在群雄逐鹿的旧上海金融市场站稳脚跟,分得一杯羹,究竟靠什么?洋商银行尽管规模浩大,但“大有大的难处”,成本高、开销大、调头慢,繁文缛节,水土不服;而钱庄经理土生土长,熟悉地情,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他们在上海扎根经营比洋商银行早,“先进山门为大”,而且对上海工商界的头头脑脑都熟悉,对外地携眷避居上海的富绅、官僚、政客也多有往来,易于营销。钱庄若能拉到这批客户,存款金额大,变动性少,可以长期运用生息,确是“宝大祥”生意。同时,钱庄机构精简,分工明确,经理、襄理之下,分设清账、跑街、汇划、钱行、跑银行、洋房、信房、客堂(俗称八把头),连同所有学徒、栈司,少则几十人,最多也不超过一百人,薪津开支较少且工作效率较高。有个故事颇具说服力。豫源钱庄经理秦润卿,鉴于钱庄规模小,发展慢,征得豫源创业人的同意,于1919年2月改组为豫源商业储蓄银行,结果银行的营业收益反而不如钱庄多,只好硬着头皮“翻烧饼”,不出三个月,豫源商业储蓄银行关门大吉,改设福源钱庄,仍由秦润卿任经理,重整旗鼓,获得良好业绩。

  金融以信为本。很难想象,一个信用缺失的金融机构,客户敢拿自己的血汗钱往它的钱柜里扔。当年的钱庄庄票,曾被工商界人士誉为“金蝴蝶”,意思是庄票可以满天飞。工商界之所以信任庄票,源于钱庄为资本家的合伙组织,合伙的股东大多为工商巨富,不但负有无限责任,还负有连带责任。在合伙股东中,如出现不能垫付对外债务的情况时,则由其他富裕的股东连带负责清偿。钱庄有了股东支撑,腰杆子就更加硬朗了,庄票的信用与日俱增。还有钱庄与钱庄之间,也互为联号,结成“信用同盟”,例如福源钱庄、福康钱庄与顺康钱庄,成为经济上的三庄一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工商企业开出的银行支票,有时遇头寸不足,不能付现,变成“空头支票”;而钱庄开出的庄票,素有信用,到期付现,口碑一传,庄票比支票吃香。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上海辟为国际通商口岸,洋商银行相继在沪登陆。由于洋商银行在我国内地缺少分支机构,天地两不应,洋行买办深入我国内地推销洋货或收购物产,都要通过各地的经销商,而洋行对各地经销商的信用两眼一抹黑,这种跨越地界的买卖,全凭信用,因此必须请出八面玲珑的钱庄为之担当中介的重任。譬如经销商为洋行推销十万两银子的洋布,由经销商请其钱庄签发一张二十天期的庄票,洋行收到庄票就介入洋商银行,并将货物发给经销商,经销商卖出货物收到货款后立即归还钱庄的贷款。所以经销商推销洋货向钱庄申请贷款,乐于付出较高的利息和手续费,钱庄坐享其利。这般周而复始,钱庄信守承诺,经销商气定神闲,洋行买卖畅行,是谓三方共赢,皆大欢喜。难怪乎气势汹汹的洋商银行也不敢看轻钱庄,不得不与之“攀亲结缘”了。钱庄庄票名声漂洋过海,至今伦敦大英博物馆中还陈列有上海福康钱庄的一张庄票。

  柳暗花明——

  本土银行风潮起

  当然,本土钱庄兴盛一时,并不能成为诊治社会经济病症的灵丹妙药,随着西方银行经营理念的渗透,中资银行的推出,也就变得“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考量中国近代史,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银行的大概要算和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了。1847 年他在《海国图志》中就向中国人打开了金融的一扇窗,介绍了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和其他的商业银行,并解读了英国的债券、银行券以及银行存放款和汇总等业务活动。那时,魏源还未提及到银行两字,他只是把英文中的Bank 翻译成“银局”。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商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这家银行原名丽如,其优雅犹如淑女一般,但是它做的生意当中,有一大宗却是鸦片。

  无独有偶,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也曾向太平天国提出了七条建议,其中第五条是“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容闳将银行看成是一种新的制度,这是“吃洋面包”的经历给他带来的切身体会。这些建议虽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而未能付之现实,但倡办中资银行的星星之火,因为商业和流通的呼唤,特别是受外国资本在华开办银行的刺激而开始思想的燎原。1892 年,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提出了创建银行的条议。在他看来,“中国钱庄资本二三万,放款数十万,稍有倒欠,呼应不灵……子为今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这是他看到旧式钱庄资本经营的弊病后,提出的以创办新式银行来挽救商情市面的设想。同时,他还连珠炮似地历陈开设银行的十大好处,诸如“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国家借款不须重息,银行自有定章,无经手中饱之弊”,“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致如肇兴公为洋人掣肘”等等。

  中国人自己银行的出现,比外资银行晚了整整五十年。1897年5月,由洋务派官僚盛宣怀创立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亦建立在上海外滩,起名为中国通商银行。第二年即发行纸币。中国通商银行的英文行名开始为“中华帝国银行”,此银行的官方性质由此可见一斑。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银行,当推1906年在南市大东门外万聚码头开办的信成银行,其股东为华人富商和海外归来创办实业的游子们。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积极筹办中国通商银行的同时,“海归派”容闳更显开阔的思路,坚持先创办国家银行。为了向中央政府力陈己见,容闳广引博证,大展身手,“啃”下了1875年美国法律中有关国家银行法的资料。按照容闳的美好蓝图,政府先筹集1000万两白银作为国家银行的开办资本,其中200万两用于购置各种机器,重印制国债券及钞票,铸造银币,另外200万两用于购地建屋,其余600万两则存在银行库中,用以购买金银铜等贵金属,铸成各种货币,流通全国。容闳还主张仿效美国,“向美国财政部商酌此事”,“调查设立国家银行最良之法”。但是,容闳的国家银行计划,终因中国通商银行的面世而寿终正寝。

  (本文作者系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

从钱庄到现代银行收藏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首度赴港展览

  时一年精心筹备,中国工商银行所属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终于成功赴港展览。2007年11月27日,“从钱庄到现代银行”展览开幕于香港历史博物馆。

  此次展览以香港与上海两地100多年历史变迁为主线,展现沪港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从最初期的钱庄银号、外资银行的引入、华资银行的诞生、抗日战争前后的沪港金融业发展,到1949年前后的银行业以及改革开放后的银行业发展,展览都有生动形象的展示与阐述。

  此次展览银行博物馆从两万多件藏品中精心选取了极具代表性的馆藏精品340件赴港展出,其中有银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存世孤品的银行遗珍,也有首次公开展出的金融文物,以及当年香港驻沪金融机构的部分实物。展览从2007年11月28日公开展出至明年3月24日。

  此次展览在香港市民中也引起了很大反响,更有不少学校将参观展览列入了学校课余教育的必选项目。许多市民参观后表示,展览构思巧妙,内容丰富,第一次了解到沪港这对孪生姐妹的银行业发展原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来自大陆的许多“珍宝”更令人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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