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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法兰与他未竟的哥白尼革命

2015-03-10
麦克法兰,哥白尼革命,人类学
麦克法兰与他未竟的哥白尼革命
2015年03月08日 陈毓秀的日志

麦克法兰是英国史研究里众所周知的异端与神棍,他毫不客气地挑战了自麦考莱、马克思到韦伯以来对英国历史解释的范式,并在他最擅长的人类学方面用翔实的史料解读震撼乃至颠覆了三百年来人们对英格兰自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社会结构的想象,动摇了传统的资本主义起源叙事,指出早在十三世纪英格兰其社会结构:家庭、财产权和行为模式便与日后的资本主义相当无异,其余波甚至摇晃到世界史领域,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十七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便是盎格鲁-撒克逊史与现在。

然而由于知识结构上的缺位,尤其是对英国政治经济史和宪政史了解的不足——而这最能支撑他的理论,他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他固然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范式——这是他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却没有能力对历史进行重建,招致了反对者的嘲讽:难道英格兰的资本主义结构就像孟德斯鸠笔下黑森林里的日耳曼人一样全副武装从天上掉下来吗?

在库恩看来,科学史的演变其实是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的结果,尽管历史学远称不上实证科学,但未必逃脱这一规律。兰克曾借傅斯年之口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然而物自体远不能说明自身,我们只能用更具有解释力的范式来说明现象,因此一个好的解释范式要比一位书记官式的历史学者呕心沥血收集的大量史料更有价值。虽然麦克法兰并没有成功建立一个新的解释范式,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完成属于他的哥白尼革命,然而顺着他的洞见往下走,只要有良好的嗅觉与大胆的想象力,以及对史料认真的整理态度,人们其实不难发现野橡树下的白松露。

而本文的目的在于简略叙述他前后三十年出版的两本不同作品的内容,对其思路进行大致的描述,然后用阿姨学补足乃至扬弃他的哥白尼革命。麦克法兰固然是研究英国史的异端与神棍,但在我们可敬的阿姨面前,根本算不上什么,就此,不论是我们阿姨学狂热的信徒,还是阿姨学最激烈的反对者,都具有强烈的信心。当然,作为一个对阿姨拙劣的模仿者,我最后所给出的解释是否具有更高的说服力,那就见仁见智了。

一、英格兰个人主义的起源

在三十多年前出版的《英格兰个人主义的起源:家庭、财产权和社会转型》里,麦克法兰彼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之辈,不仅挑战辉格史学家麦考莱以来的历史进步论,否认其“12世纪初英格兰社会的境况尚比今日东方最落后的国家更为悲惨”的断语,更通盘否定两位马克思所建立的资本主义诞生于15世纪到17世纪这一历史转折点,并认为英格兰的历史不存在剧烈的断裂或变形。

他以英格兰保存下来的翔实的史料证明自13世纪到17世纪,英格兰一如故旧,早在后世历史学家提出资本主义概念以前,人们的行为模式就具有后世的资本主义色彩,或者说个人主义色彩,更隐隐暗示所谓英伦资本主义不过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自然壮大,就像婴儿长大成人。尽管自始自终,麦克法兰都没有对个人主义给出严格的定义,勉强形容的话,“这种占有式个人主义侧重于私有财产权等个人权利,强调个人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这些“财产”包括个人的身体、能力以及个人通过使用能力而获致的一切。在作者看来,这样一种身份本身便赋予个人以自由、独立和平等。”

但这不妨碍他证伪前人的解释范式。其证伪流程大体如下,首先顺着两位马克思对中世纪的英国始终是农民社会,然后在十五到世纪的变革中基因突变转型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给出两个理想型:农民社会与非农民社会。他对农民社会的定义大体涵盖了两位马克思的意见:“所有权、生产和消费均以家庭为单位,而非以个人为单位,农民社会充满家庭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氛围。尤其是土地由家庭共同持有,并在家庭内部代代相传,土地所有权不可能个人主义化,个人所有权的概念也不可能流行。”

由于当时对东欧的社会学研究最为发达,因此该理想型其实以东欧社会为蓝本,但延伸开来也足够概括人类其他世界的农业社会的特征:“农户既是农民的财产所有单位,也是农民的生产、消费的单位,土地作为主要财产也由家庭共有,缺乏私人的财产权和财产权观念,缺乏现金、本地市场以及农民地理流动;大多数家户的结构相似,有相同的(父)“家长制”权威模式,子女与妇女的地位卑下;农民们还以强大的亲属纽带、熟人纽带,组成村庄之类的地方共同体,但是一大批同质性很强的地方共同体又彼此敌对、各守一方。”

麦克法兰对非农业社会没有认真定义,但他所做的却是引用充实到令人绝望的档案资料从17世纪开始,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证明截止13世纪,英格兰都不是理想型上的农民社会,个体和家庭、土地的关系并不如其他国家联系得那么紧密,农民可以自由转让土地而无须征询任何人意见,在农民社会里常见的邻里优先购买权根本没有,甚至长子的继承权也可以无须考虑,边界清晰的私人所有权与现金充足的劳动力市场皆已出现。

由于英格兰早早形成了长子全盘继承制,即对土地的全盘继承不可分割,非长子不得不早早就出外自谋生路,形成了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妇女的地位也并不卑下,家长制色彩远不如东方社会明显。相对于欧洲的阶级固化来说,英国的社会流动更为频繁,以财富而不是血缘来区分阶级。

因此麦克法兰最后得出结论,是英国的个人主义造就了日后的资本主义和产业革命,而非产业革命形成个人主义,并大胆地给出结论:早在十三世纪,英国便与自皮卡迪到西贡的人类世界产生了大分流。他否定了英美普世论甚至欧洲普世论,而是给出了英美例外论,将英美以外的世界都打进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二、现代世界的诞生

然而就像文初所指出的,问题在于麦克法兰固然证伪了两个马克思的范式,却没有给出个人主义起源具体和真实的解释,并且像很多人所指出那样,对欧洲的关注太少,考虑的变量也不够充分,比如我们可以引用秦晖先生在《传统十论》里的论证,明清以来华北地区也同样不存在麦克法兰理想型上的农民社会,但除了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彭慕兰以外,没有谁会认为该地区会自发形成资本主义。

针对这些批评,麦克法兰也有进行认真的反思。《现代世界的诞生》虽然只是就面对清华大学本科生的演讲整理而成,就水准而言远不如三十年前的争议之作,但也确实花费了很大精力。虽然这本书严格来讲,应该叫《英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但鉴于他的英美例外论立场,命名为《现代世界的诞生》亦无不可。
但没有读过《英格兰个人主义的起源》对此书因为缺乏前置知识可能会大感失望,读过《英格兰个人主义的起源》也同样会感到无比失望。虽然此书同样存在不少视角与亮点供后来者以其为线索将历史脉络串联起来,但与前书差点完成思维上的哥白尼革命相比,本书就相对逊色多了,反而犯了文化人类学中最常见也最让人厌烦的只描述不解释,沦为一种收集各种五彩贝壳的无聊爱好。

比如本书大篇幅侈谈英国人的国民性,这总给人一股浓浓的民科味道,尽管作者似乎是要展示从十三世纪到而今的英国人一直保持着小店主的行为模式不变,如果存在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便是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演讲的形式,使其很难像《个人主义的起源》一样做到无比扎实,因此如果不能理解其意图,便会觉得本书是一个大杂烩,对史料的选择有裁剪,刻意选择,不顾其时代不同的嫌疑。

并且在现代语境里,国民性很多时候是一个伪命题,不过是不同政治制度下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范导罢了。比如百年战争结束以后战败回国经验丰富的老兵,在接下来的玫瑰战争里又有用武之地,导致整个都铎王朝时期贵族间亦以好勇斗狠著称,清教革命时为了争国本民风更是狂野无比。然而光荣复辟以后,由于国本已定,人们对未来的权利博弈有稳定的预期,此后三百年英国居然以绅士风度闻名于世。如果麦克法兰从政治制度塑造人的行为模式反推,会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可惜他讲的并不够多,只是大量的以各种人类学文献阐述英国人几百年来一直优越于邻邦的富裕,而且某些史料确实选择的有问题。

但与前一本书相比,麦克法兰确实有新的看法,他认识到宪政与普通法的重要性,尽管他因为知识结构的问题,谈的并不深入,而这是非常惋惜的,因为普通法对英国社会结构的塑造无疑更加重要。然而在另一方面,他意识到自组织组织与个人主义相辅相成的必要性,以至于他在《英格兰个人主义的起源》新版的序里特意添上要重视王权与民众之间的第三组织,也就是所谓公民社会的话语,保证公民不至于沦为一团散沙,被利维坦直接吞噬,虽然谈的也不深入,但终究比集邮式的历史叙述要好多了。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里曾区分了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两者很大程度上相继对应柏林所谓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分。所谓真个人主义,指的是在保持个人独立性的同时,又能够参与复杂无比的社会分工之中,既要保证自己与他人的正当权利不被侵犯,同时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过一把瘾就死,这与伪个人主义相分开,后者无法无天,是社会的寄生者与破坏者。看似时刻为个人自由而战,但由于缺乏组织,同时也根本不可能被组织,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第一个投降的往往反而是它。

麦克法兰也是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在此书中他的关键词是分离与结合,人们逐渐从人身依附中分离出来,同时又与新的自治组织结合起来。英格兰的占有个人主义如果没有与大量的自治团体相结合,与王权形成博弈资格。也就很难孕育出宪政来,没有宪政的保护,所谓的资本主义根本不会出现。虽然他还是没有解释明白英格兰的天命在十三世纪以前从何发端,但在我们阿姨学的视野里也差不多接近了。不过这个时候麦克法兰姑且下台,轮到伯尔曼登场了。


三、法律与革命

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第一卷)也是一本异端味十足的著作,然而与麦克法兰相比,争议就显得并不那么大,虽然他同样在挑战两位马克思的范式,颠覆性却没那么强,原因不言而喻。本书以密集轰炸的信息量和非常新颖的范式两点令人称道,正好可以与麦克法兰搭配起来,解释诺曼底以后的英格兰,填补麦克法兰的空白。

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在此书中的观念无疑是有必要的,在伯尔曼看来,经过公元十世纪到十一世纪的克吕尼运动,也就是教皇革命,教会成功将西欧世界世俗政体与神权相分离,最终将宗教上的一切权柄紧握于自己之手,从而在精神上统一了整个西欧世界,使得教皇从皇帝的仆人跃升为理论上欧洲世界的主宰,进而有足够的威望动员封建骑士们发动十字军东征,实现上帝的和平与地中海商业的再繁荣。

而在对新发现的罗马法的研究里,教会不但创办了西方最早的大学,并发明出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前身,将杂乱无章的教会法成为一个和谐的体系,形成西欧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日后为绝对君主中央集权辩护的罗马法学家之言,都能在教皇革命里从支持教皇的教士的典籍里看到。

于是历史的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这诱使世俗人士整理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不成文法、以及无文惯例,使得西欧的封建法、庄园法、商法、城市法、王室法不断条理化,形成了一个多元竞争的法律格局,并点燃了人们的经商热情。与后来人的刻板印象不同,教皇革命以后的教会并不歧视商业,只要富人们在赚钱的同时为慈善事业出力(比如修大教堂和接济穷人)一样能上天国。

于是以环意大利海岸线,沿着法国的罗讷河北上到尼德兰周遭的经济圈再东向到波罗的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奴们通过暴动或者逃亡至城市的方式不断解放自身,所谓的农民社会开始不断分离,而时间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到处都能看见资本主义的行为模式。换句话说,麦克法兰所念念在兹的英国个人主义在十三世纪之前并非英国人所独有,或许在欧陆相对少见,但并非不存在。与托克维尔一样,伯尔曼比较英法法律时指出,在十四世纪之前两者的相似处远大于差异,也就是说麦克法兰认为自十三世纪起英国与世界,至少与欧洲就产生大分流或许言之过早。

然而一如麦克法兰所曾暗示的,资本主义确实由封建主义孕育而来,而不是两位马克思所认为的断裂与变形,并由英美形塑或者说构成了现代世界。而无论是现代资本主义亦或中世纪的封建主义,他们都应该被称之为法团自治主义,各组织通过获得特许状进而获得自治资格,上位者除非必要不能随意干预,由于中世纪的政府远弱于他们的子嗣,中世纪的自治法团比如公国、骑士庄园、修道院、自治城市、行会等等内部更拥有司法特权。于是教皇革命以来法治国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无数个地方法团间的相互竞争,产生了中世纪的宪政主义,保障了人们的私有财产不能随意被侵犯,国王们必须经三级会议的允许才能征税,这孕育了中世纪中后期灿烂的经济繁荣。如今的商业规则大体在此时萌芽,现代人穿越到当时经济最繁荣的地区经商不会感到任何不适。

至于麦克法兰的英美例外论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我们需要继续颠覆我们的思维:英格兰并不是唯一一个孕育出法团自治主义的国家,但它是少数几个在十六世纪欧陆绝对主义狂潮中依旧保存了法团自治主义的国家,并且是唯一一个有能力战胜各种绝对主义霸国,进而将法团自治主义逐渐扩展到全球的国家。或许由于伯尔曼出身犹太人却接受天主教的背景,亦或其他原因,他在《法律与革命》(第一卷)里甚少提到罗马法在造就璀璨中世纪的同时最后吞食中世纪灿烂成果的另一面。

罗马法固然为整理日耳曼更加乱七八糟的法例提供了完美的样本,但其根深蒂固的吏治主义色彩诱导青年民族走向了中央集权的道路,十六世纪以后,国王们不断削平地方上的自治法团,以其武断之治烧过议会随意征收民间财富,将中世纪的立宪原则破坏地一干二净,如果不是因为英格兰偶然的意外保存下中世纪的璀璨遗产,并相继打败各大国,以殖民的方式将这种生活方式复制到地球各地,现代社会根本不会诞生。

私立产权与宪政相伴而生,私立产权没有得到良好的保护商业很难繁荣。日本在东亚能率先成为现代国家,不仅是因为它船小好调头,而是它自德川幕府以来其社会结构最接近法团自治,这是日本特殊论。而欧洲之所以更早并且唯一地诞生资本主义,或许应当归因于它们对司法的无比重视以及地方法团多如繁星,否则无从解释与其他相似结构的社会,比如西周或者南印度之间的路径不同。

而英格兰的例外,则要归功于更多的因素。比如范内冈认为由于自诺曼征服以后,早早形成了中央司法体制,并且距离教皇国最远,因此形成了普通法的系统。任何利益集团都有其私利,而普通法坐大以后,便与国王的利益再也不完全一致了。也有人认为,丹麦法对自由民的重视以及诺曼法对清晰的财产权的重视,使普通法要比罗马法更偏向自由与产权。亦或者岛国的特点,使其不需要常备军亦是原因。但我并不觉得实证史学或者说人的理性能完整解释清楚英国人的命运为何如此幸运,或许也可能是出于偶然,因为一旦亨利八世这样的人物再出几个,现代世界同样可能与我们无缘。

四、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

然而我们并不应该以天真的乐观态度迎接现代世界的诞生,就像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的美丽新世界将无止尽地延续下去。在历史形态学看来,所有文明都必有一死,只是早死晚死的区别,熵增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尽量阻碍这一过程。原因在于现代世界其实是在挥霍欧洲中世纪的遗产,随着政府的权力无限扩张和福利社会从摇篮到坟墓的允诺,自治法团的力量只会越来越稀少,社会扁平化的态势是不可逆的,就像人终有一死。

中世纪自治法团的遗存比如美国圣经地带的清教社区,其特点是政治自由社会专制,人们以严格的自律精神要求自己与他人,勇于决断和承担后果。而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们不断从此前的团体中解脱出去的过程,就好像苹果成熟了,多半就要落地。一旦人们从自治法团脱离出去以后,享受到现代社会物质极大的丰裕,就很难再愿意回到过去,路径依赖已然形成。只要福利社会再持续几代人,官僚包办一切生活,人们就会像罗马人一样为了提高生活的质量不愿意生育,并且颓废萎靡找不到价值与信仰,除非爆发宗教改革式的运动,使所有人洗心革面,否则就只能被更愿意生育的蛮族占据,导致整个社会被换血。

蛮族的阑入可能以其自组织资源为旧文明续命,也可能导致旧文明产生大倒退,这谁也说不准。除了宗教革命,文明唯一能自救的方法便是开拓新的边疆,一如大英帝国寿终正寝以后还有此前不经意洒下的种子美利坚能够承担维持世界秩序的重任。英格兰的自组织资源与欧盟一样正在飞速流逝,就好像人一样精力在慢慢衰颓。而美利坚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他最现代最先进,而是他最年轻还保持着蛮族的精神气,只是许多人一向将自己的年轻当作自己的美德而肆意挥洒。

但从某种角度讲,文明的生老病死却仿佛群体的演化,进化论告诉我们,基因的自然凋零并不代表毁灭,只要在死亡之前有所生育,那么只要有充裕的大地和生命,总有个别族群能适应各种环境,将自己发展到更高的高度。旧文明的凋落或许是一场遗憾,但只要它的种子落在合适的培养基里,总有可能发育出更强健的后裔。就好像黎凡特世界的种子落在罗马世界,两希文明—罗马的种子落在日耳曼世界之中。人类文明未来的希望,不在于努力挽救地球不可逆的熵增过程,而是将视野投向星空,以少数有自组织能力的群体以星际殖民的形式向四周探索。

种子或许投入石田,或许落入沃土,但只要种子不死,文明其实也永远不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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