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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四大名著与里下河地区

2017-04-07
古代四大名著,里下河地区,历史文化
古代四大名著与里下河地区

四大古典名著既是中国小说的高峰,也是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然而,细细考证一下这四大古典名著的作者,大家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他们或出生于里下河地区,或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生活在里下河地区。这是一个被人忽略的细节,也是一个让人深味的话题。

首先,我们看看何为“里下河地区”?

里下河地区位于江苏省中部,西起里运河,东至串场河,北自苏北灌溉总渠,南抵通扬运河,总面积13500余平方公里,属江苏省沿海江滩湖洼平原的一部分。因里运河简称里河,串场河俗称下河,平原介于这两条河道之间,故称里下河平原。面积13500余平方公里,人口1000多万,其跨越的行政区域包括盐城的盐都区、东台市、阜宁县、建湖县,淮安的楚州区,扬州的江都市、高邮市、宝应县,泰州的海陵区、兴化市、姜堰市和南通的海安县。

在距今约7000年前后,海平面上升至现在的位置并渐趋稳定,当时苏北的海岸线呈向西凹入的弧形,现今的里下河地区当时还是介于沿淮河与沿长江两个冲积平原之间的一个大海湾。淮河、长江不断挟带泥沙人海,并在波浪、湖汐和沿岸流作用下,在这一海湾口堆积成沙堤,形成与外海隔开的泻湖,最近3000多年以来,泻湖在江淮诸多支流注人的影响下,水质逐渐淡化成为淡水湖,因湖泊内泥沙淤积,又演变形成了今天四周高、中间低的“锅底洼”平原区。

早在距今6000年前后,里下河平原周边局部高地上,已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发展原始农业生产。根据历史记戴,公元前486年,“秋,吴成邗,沟通江淮,以通粮道”。从此,邗沟与淮、沂、沭、泗等天然河道相通,交通促进了各地农产品和其他物资的交换,经济技术的交流。秦汉时代,江苏盐铁业相当发达,里下河平原沿海一带,利用海水煮盐为一大资源。当时这里人口较多,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比较普遍,加之灌溉便利,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物产丰饶,一派“鱼米 之乡”景象。虽历经隋、唐至北宋的沧桑变迁,这里仍然是人众物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

公元1128年,宋朝和金国的封建统治者,听任黄河南徒,侵泅夺淮人海,从而破坏了整个淮河下游的水道系统,使里下河地区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有名地区。在历次水旱灾害中,以1929年的旱灾和1931年的水灾的灾情最为惨重。1929年大旱,里下河平原所有河港、湖荡大多见底、蝗虫害稼、卤水倒灌,位于“锅底洼”的兴化。竟是“秋无禾,岁大饥,民多流亡”。1931年7月大雨,淮河大涨。溃堤决口,里下河平原及其以东的滨海平原汪洋一片,当年秋季和来年夏季颗粒无收,300多万民众流离失所,77000多人死亡,广大灾区形成一片悲凉凄惨景象。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发动人民治理淮河,在淮河下游开辟苏北灌溉总渠入海水道,修建王河闸,扩大淮河入江水道,整治了里下河平原入海诸河港以及其他渲泄洪水的河道,对防治淮河下游的洪水灾害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次,我们来看看这四大古典名著作者的人生行状: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名彦端,又名子安,耐庵为其字,泰州兴化白驹场人。元泰定年间,科考不成的施耐庵便担任山东郓城县训导一职,郓城期间的经历为他后来写《水浒传》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他根据民间流传宋江起义的故事,和自己曾经参加同乡张士诚的起义的生活经历为底子写成长篇小说《水浒传》。内容描述北宋末年当政者横征暴敛,以致官逼民反的情形,描写宋江起义和失败的经过,以及众多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故事,塑造了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武松、李逵、鲁智深、林冲、宋江等。《水浒传》在艺术上也卓有成就,尤其是长于语言技巧和描写人物的笔法。它的语言平实朴素、准确、洗炼而生动,富于浓烈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个性。在描写人物上,粗笔浓墨,色彩绚烂,酣畅淋漓,神情面貌如见其人。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太原人。他根据历史记载和民间故事,把魏、蜀、吴三国的兴亡,写成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艺术造诣很深,影响深远,它由汉末各个军阀之间的兼并战争直写到晋统一全国,前后近百年,事多人众,头绪纷繁,但由于作者匠心独运,以曹、刘双方矛盾斗争为主线,或实写或虚写,或详写或略述,或插叙或倒叙,精心编结,主次分明,有条不紊,构成一个既宏伟壮阔又不失严密精巧的艺术整体。《三国演义》为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提供了“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基本经验。

虽说罗贯中是太原人,但有一个重要的说法,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和施耐庵一起离开张士诚的队伍后隐居在里下河地区的盐城市盐都区有多年。明代淮安王道生 《施耐庵墓志》和清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都有详细的记载,施耐庵长罗贯中二三十岁,且都在元末明初,又由于兴化白驹场盐民张士诚起义,作为同乡的施耐庵曾经参加了张士诚起义,罗贯中“有志图王者”,也随后参加了张士诚的起义,但谏阻张士诚称王、招安等不成而出走。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施耐庵和罗贯中本是一个人,如“庵耐施罗贯中即俺乃是罗贯中”,但此说太过牵强了。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明代的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市楚州区人,出生于一个小官吏降为小商人的家庭。射阳是扬州宝应县的旧称,亦即能推断说明吴承恩也就是生活在楚州与宝应之间。吴承恩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叙述唐三藏与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经过九九八十一次磨难,到西天取经的过程。为《西游记》校勘的是华阳洞天主人,为兴化人李春芳。李春芳是嘉靖年间状元,因善撰“青词”而累升宰辅,少时曾在江苏华阳洞读书,故又有号“华阳洞主人”。吴承恩有诗《赠李石麓太史》,石麓为李春芳的号。故此,《西游记》中兴化和楚州方言混杂的现象较为普遍。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是清代小说家,先世原是汉人,祖籍河北省唐山市(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大约在明末被编入满洲籍,身份是“包衣(家奴)”。其祖父曹寅和其伯父、父亲既是江宁织造,又是两淮巡盐御史,在南京和扬州有他的衙署,也都有他们的住处,曹寅五次迎驾都在扬州,并奉康熙之命,在天宁寺设立“扬州诗局”,并刻《全唐诗》,甚至他本人最后也是在扬州病故的。曹雪芹出生于扬州,童年生活于扬州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有感于曹氏家族扬州旧梦的历程,曹雪芹很自然地以“扬州旧梦久已觉”为起点,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荣、宁两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全面地描写封建社会末世的人性世态及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借《红楼梦》来倾吐他心中不能承受之重。从《红楼梦》里的描述来看,林黛玉一开口就带着扬州口音,尤其是“这会子”、“才将”、“嚼蛆”等扬州土话,几乎不离口,反映了曹雪芹对扬州方言的熟稔程度,极其真实自然地渗透了曹雪芹深沉的扬州旧梦的情愫。

那么,这四大古典名著究竟有哪些相同之处呢?

1、四大名著中究其根源都是悲剧。虽说《西游记》结束时最开心,但是美猴王战天斗地的豪气其实从五行山出来,上了紧箍就已经是悲剧的开始了;《水浒传》,英雄气短,奸佞横行,众兄弟大半死了,梁山也解散了;《三国演义》,诸葛亮死了,蜀汉亡了,三家归晋,为人作嫁衣了;《红楼梦》,生离死别,看破红尘,林黛玉死了,宝玉走了。有人说,《水浒传》,好汉被官府驯服了;《三国演义》,和平被战争驯服了;《西游记》,猴子被人类驯服了;《红楼梦》,男人被女人驯服了。

总之,《水浒传》则通过梁山起义的故事提出了以起义造反的方式解决生活中不公正现象的手段,但梁山起义事业的悲剧结局也给人留下了深深地叹息;《三国演义》通过追寻理想的君王来救民于水火但却归于失败的故事,表现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西游记》整体上有两大悲剧,孙悟空头上那时时看着他的紧箍咒是对个性自由的严重约束,西天取经中的重重阻力来自于道貌岸然的所谓的正义世界,让人有了一种进入无物之阵的茫然;《红楼梦》则通过四大家族的衰亡和贾宝玉的出家反映出封建社会从外在的社会政治悲剧、内在的历史文化悲剧和永恒的人生悲剧三个层面,从而揭示出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这样,我们就可以鲜明的看出这四大名著悲剧发展的轨迹——从外在的社会政治悲剧逐渐进入家庭、个人的生命悲剧,完成了市民文化向高雅文化的过渡和转移。

2、从不同角度看,都是英雄的赞歌,都带有“革命”的色彩。《水浒传》塑造了一批官逼民反、“替天行道”但又无奈的被招安的一群梁山好汉的形象,沉重的拾起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问题:绿林豪杰在“出手”之后,他们的理想归宿是什么?《三国演义》把刘备蜀汉集团的兴衰作为作品的主要线索,塑造了宽厚仁爱的刘备,智慧绝伦和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忠义的关羽和勇武的张飞等人物形象。作者一方面赋予刘备集团以最美好的性质,同时又将其置于失败的境地,这样,读者就会从深深的惋惜当中,受到强烈的悲剧美的冲刷,品尝到英雄悲剧美感的韵味所在,以此来寄托自己的理想政治和理想人格。《西游记》塑造了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的英雄人物孙悟空的形象,具有了“革命”精神和造福人类、探索真理的积极意义,从而把桀骜不驯的个人价值和以造福人类为目的的不畏艰险的社会价值统一在孙悟空这个猴行者身上。我认为《红楼梦》也是塑造了宝玉、黛玉、探春、晴雯等一批悲剧英雄的现象,为什么称之为英雄?罗曼.罗兰说过,英雄人物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有此一点足矣,前人之述备矣!
同时,这些中心人物身上有一样我们不能否认的东西,那就是“德”。宋江作为一位小吏,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结交天下豪杰,但又有忠君孝亲。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唐僧是一个虔诚的圣僧,他愿意为取得佛教真经,“普救大众”,排除万难,保持着虔诚的信念和高尚的节操。宝玉生来就口含一块宝玉,象征了他高洁独立的人格,他的“痴情”不仅表现在对黛玉的钟情,还表现在他对一切少女美丽与聪慧的欣赏,对她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所以,这些“至忠”“至孝”“至善”“至仁”的人物形象是符合中国读者传统的审美情趣的,故而能在或褒或贬的夹缝中永葆艺术生命力。

3、四大名著里四个中心男性人物似乎都有点平庸、窝囊的特点,甚而至于有那么点女性化的色彩。宋江是《水浒传》中最核心的人物,他外表平庸、才能有限,温温吞吞,懦弱无能。连自己也承认“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三国演义》中的刘备留给世人最大的印象是爱哭,一遇到危险就痛哭流涕,经典的哭就有四次,以致人们奚落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西游记》里的唐僧就更没有任何特长跟英武之气可言了,第五十四回有一段关于唐僧外貌的描写:“丰姿英伟,相貌轩昂。齿白如银砌,唇红口四方。顶平额阔天仓满,目秀眉清地阁长。两耳有轮真杰士,一身不俗是才郎。好个妙龄聪俊风流子,堪配西梁窈窕娘。”从长相上就可以看出唐僧的女人腔。除了长相,唐僧遇到妖魔,身陷险境时,唯一能做的是念救苦救难观世音的名号或者叫“徒儿快来救我”。《红楼梦》 的贾宝玉更是一个女性化的外貌:“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生活中贾宝玉喜欢戴精美的绣袋,穿漂亮的衣服,至于喜欢吃女孩子的胭脂,更是将这份阴柔演绎到了极至。道阴柔,儒重礼,释无性,所以四大名著中四个中心男性人物的女性化倾向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需要,浓缩着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凝聚着他们对美、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和体悟。

4、均有诗词点染,而且文学品位很高。《三国演义》中诗词多为读书人添加,多带评论色彩;《水浒传》中诗词多为情节穿插设计;《西游记》中诗词多为描写景物或人物外貌用;《红楼梦》中诗词则为作者独立创作,为书中人物量身定制,为刻画人物,揭示人物性格、命运而设,最丰富、最精彩,成为书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作用各不相同,但都能出现在书中需要的地方,与小说的情节相得益彰,起到了烘云托月与画龙点睛的作用,尤以《红楼梦》为其代表,其思想性、艺术性达到了中国小说史的巅峰状态,独立成篇都会成为上品。

其实,细细考究,为什么在这几百年间,在这小小的地域却接二连三地创造了如此杰出的文学作品呢?

1、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优越的城市经济之间的巨大反差引起了作者的“士大夫式”的思考。前文已经说过,宋金以降,里下河地区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 灾”的有名地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可以想见人民生活的困苦成都会有多深。而这个地区海盐和漕运使得扬州、泰州、盐城和淮安的城市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权力、金钱、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需求的无限增大和残酷争夺,从而引起很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自然会引起小说家们用自己手中的笔进行艺术的思考,施耐庵、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动荡社会中,自然希望英雄人物来替天行道,救民于水火;更希望有正统的“君主”式的英雄来挽狂澜于乱世,带领人们创造一个幸福的社会。然而,现实和他们的思想局限使得他们最后不得不面对的是悲剧的结局。吴承恩、曹雪芹生活在明嘉靖和清乾隆这两个由盛转衰的朝代,敏感的小说家们还是在用自己手中的笔苦苦的思索,最终,等待他们的还是无奈的结局和痛苦的失望。

2、迅速发展的城市经济催生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为长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可能。自唐以降,运河的开通,盐业的发展,使得里下河地区的城市经济领先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这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能,催生了文学艺术的繁荣。扬州的睢景臣、鉴真、张若虚、秦观、郑板桥、王念孙、王引之,泰州的吕岱、张怀瓘、胡瑗、柳敬亭、王艮,淮安的枚乘、张耒、龚开、阎若璩、边寿民,盐城的陆秀夫、卞元亨、朱恕、王之桢等人物的出现画出了一个文学艺术从成长到繁荣的过程:明清文章在江浙,江浙文章在扬泰。而且这种文学艺术繁荣的生命力一直在滋润着我们的现当代:刘熙载、毕倚虹、朱自清、梅兰芳、任中敏、汪曾祺、朱东润、厉以宁、纪宝成、王瑶卿、周信芳、陈白尘、陈登科、吴强等,还有可以提及的政治人物如周恩来、胡乔木、乔冠华、江泽民、胡锦涛等更是耀灿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出,里 河地区孕育着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文学创作氛围,四大古典名著创作于此也就是一个历史的选择。

3、元季以降,外国白银的大量输入,使得东南地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市民文化作为主流影响着明清的小说创作。“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了一批精神上比较解放而且富有时代使命感的文人。文学作品在崇尚酣畅雄健的阳刚之美时,常常浸透着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明清两代是封建君主专制最严厉的时代,也是“三教合一”最圆融的时期,儒道互补的结果造成了文人心理上、人格上雅驯柔弱的品格,进而造成融入作者情感意志的作品越来越失去了天下意识,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了由阔大到狭小、担当到享受、粗粝到雅致的转变:《水浒传》映照出中国人的侠义,义者,宜也。在中国人眼里,行义,就是做应该做的事,这在《水浒传》的前半部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尤其是鲁智深、武松、李逵等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贫济危救苦救难的情节;《三国演义》映照出中国人的天下观,它不太关注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伦理道德,只关心天下大事、社稷苍生,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向往安定太平的天下观,统一是中国人的共识,早就印烙在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千载而下,永无改变;《西游记》映照出中国人的信仰,《西游记》不尊重佛教,也不尊重道教,这反映了汉族的传统国民性里面,没有固定的信仰,只信能给自身带来好处的东西;《红楼梦》映照出中国人的雅趣,《红楼梦》把中国人最文雅的表达方式——诗、词、曲、赋全吸纳进来,把中国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建筑、美食、园林、绘画全利用起来,充满了一般小说达不到的雅趣。

当然,四大古典名著的作者都有争论,这是一个让人遗憾的地方。《水浒传》的作者一般有三种说法:一是施耐庵,二是罗贯中,三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现在学术界普遍接受第三种观点,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一百二十回的版本应该说也是这种情况。《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这一点存疑最少;但有人有言,是罗贯中集不是罗贯中著。《西游记》的作者也有三种说法:一是丘处机所著,或是其弟子、传人所著;二是明朝的“青词宰相”李春芳所著;三是吴承恩所著,二十年代,胡适与鲁迅从清代学者中论证出《西游记》作者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红楼梦》作者的疑云最多,争论也多,但经过胡适先生的认真考证,普遍认为,曹雪芹死后遗留下《红楼梦》前80回的稿子(生前已传抄行世),80回以后也可能有部分残稿,但佚失不传;今传后40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
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作品的作者都有这样的疑云呢?是我们小说家的“维权意识”不强吗?后人有这样的看法,第一个原因:在那个时代,小说不受上流社会重视,大多数的人把小说当作是茶余酒后的一种消遣物,因此,小说的作者也不受到重视,人们只要看小说的内容,听小说的故事,谁管作者是谁。第二个原因:小说作者的社会地位低微,受到一些人的蔑视,所以一般不敢署名,不敢理直气壮地公开承认。第三个原因:那个时代作者的头脑里也没有著作权的概念,他们是随意而写,随意而流传,除非是内容出了违反法律的问题,出了诽谤他人的问题,才会去注意和调查作者是谁。第四个原因:很多小说不署作者的姓名,例如《西游记》和《红楼梦》;有的则不署真实的姓名,而只署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笔名,例如《金瓶梅》;更有甚者,自己寂寞无名,署上某位名人的名字来推广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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