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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一颗难啃的大松果

2009-01-04
科普:一颗难啃的大松果
2009.01.04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戴震东

“科学松鼠会”是一群由年轻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科普团体,他们的方式与过去坐而论道的科普迥然不同,就好比选择“松鼠”作为标志一样,他们希望科学也能够更活泼可爱。

不久前,“科学松鼠会”的博客获得2008年“全球最佳博客”和“中文最佳博客”两项公众奖,这让只有1岁的“科学松鼠会”备受鼓舞,网友们用投票的方式表达了对这种新概念科普的认可。

科学松鼠会

请你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放在口袋里的耳机线很容易缠在一起?”

这是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问题,不过很少有人会去细想“为什么会这样?”这道题来自一个名叫“科学松鼠会”的网络博客,最近他们发起了一个名为“DR.YOU”的活动,就是提出一些来自生活的问题,征集网友们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它。“耳机线”则是其中的一个。

网友们十分热情,有人建议从高分子混合热力学角度、蛋白质结构学、拓扑学角度来回答;有人从结构学角度给予了一份详细的解答,“耳机线的缠绕本质上还是科学的宿命,但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比如,用更粗更有韧性的线材,加强自身强度,减少向量各个维度的变化量,使其更难以纠结。”还有人认为耳机线的纠缠是耳机线的材料特性、复杂力学过程和人类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某种单一力量的作用。

回答问题的过程是开放式的,会不断有人可以质疑你的答案,或者给你提供完善答案的建议。这样一来,好的回答会慢慢浮现出来,“DR.YOU”栏目的负责人在此基础上挑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可能你已经等急了,“耳机线”的最佳答案是怎样的呢?来自同济大学的网友“小菊”从结构学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这种”软体”的不稳定结构如何能达到稳定呢——自身缠绕!当然,“小菊”的回答得要详细得多,而且他还打比方,比如用油条的结构来形容“缠绕得越紧密,强度越高”的道理。

除了“耳机线”之外,“DR.YOU”栏目的问题还有很多,诸如“我刷牙为什么总会掉一块牙膏出来?”、“为什么有的人会不上相呢?”这些生活琐事都可以成为打开科学之窗的钥匙。

“DR.YOU”栏目只是整个“科学松鼠会”博客的冰山一角,或许你已经发现了,他们是在用一种全新的办法在做科普。科学杂志《新发现》的主编严锋称之为“新概念科普”。实际上,“科学松鼠会”的发起者嵇晓华并不喜欢“科普”这种说法,他认为“普”这个字有权威感,科学本来就应该是深入生活、平易近人的。

2004年,嵇晓华还在复旦大学攻读神经生物学博士,他算是理科生里的小文青,平日里就喜欢写点东西,只不过他写的文章俏皮有趣,和传统科普刊物上的完全是两种味道。一次,嵇晓华尝试给《牛津科学世界》投了篇稿子,对方觉得他的思路很好,只是文风太俏皮,不适合杂志风格,建议重写。尽管网络上活泼的文风早已侵入各种写作领域,但当时科普文章并未受其影响,仍是坐而论道型的。

经过几次打磨,嵇晓华的东西逐渐开始被一些科普杂志关注到。这个时候,嵇晓华发现原来写专栏也是一门不错的营生,他很向往有些专栏作家那种半隐居的生活。当然,仅仅给科普杂志写稿子是没有影响力的。后来,嵇晓华开始给《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大众刊物投稿,当时大众媒体上常见的科普文章是方舟子那种非常严谨的文风,而嵇晓华则把自己的文章定位成轻松休闲的科学小品文。

嵇晓华说,当时国内大众刊物上的科普文章少得可怜,写作者才十来个人,“科普”不景气早就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

2007年末,嵇晓华与一些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网络上结识,并在北京成立了“科学松鼠会”。这些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们希望通过网络,以及嵇晓华那样的轻松、活泼的姿态来为科普做点事情。

松鼠会有一段开宗明义的自我介绍:“我们认为,对于部分人来说,科学就像一枚枚难以开启的坚果,虽味美却不易入口;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像松鼠一样,打开科学的坚硬外壳,将有营养的果仁剥出来,让人们能够领略到科学的美妙。让科学流行起来。”

谦卑是因为困难

“各位静一静,接下来我们讨论下一个话题。我们可能会和中央电视台10套还有新浪网合作,推出与‘松鼠会’有关的节目。明天我会去和土豆网谈一谈,可能要在那里播出一些科普视频。”

在上海静安寺的一家咖啡馆里,十几个年轻人正围坐一团,商量他们的发展大计。发言的便是嵇晓华,但这里大家更喜欢称呼他的网名“姬十三”。

不到一年的时间,松鼠会的博客已经吸引了每天超过20000次的点击量。并且还获得了2008年全球博客大赛的“最佳国际博客”和“最佳中文博客”两个公众奖。

由于媒体的关注,嵇晓华希望能够趁着这波势头多做一些事情,这次他特地从北京赶来上海,就是希望推动松鼠会在上海的影响力。

嵇晓华知道,做科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些努力的小松鼠面前,其实横着一棵望不见边的“拦路树”。

2003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针对全国成人的第五次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中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仅为1.98%。虽然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在逐年提高,但是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的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城乡之间也是如此。公众的迷信程度仍然较为严重。而3年前一项由中科院等机构完成的调研报告指出,在中国,2人中有1人迷信求签;4人中有1人迷信星座;5人中有1人迷信周公解梦。

要扩大松鼠会的影响力,首先要面对人才捉襟见肘的问题。松鼠会对发表文章的质量有非常严格的限制,目前够格在博客上发表文章的“松鼠”只有80多人,大多是专业人士,博士、博士后不在少数。与此同时,松鼠会还要求发表的文章要通俗有趣,既要有科学水准,又要有好文笔,这样的人才哪里去找?要知道嵇晓华也是用了2、3年的时间才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写作风格。

这是松鼠会博客上一篇文章的开头:“‘去东吴的路很远,你多吃一碗饭吧。’电影《赤壁》中为游说东吴联合抗曹,刘备深情款款地为即将远行的诸葛亮端来一大碗米饭送行。不知道一碗米饭是否能够给孔明带来动力,但是他‘鞠躬尽瘁’数十年最终英年早逝确是不争的事实。工作狂和健康,二者是否真的水火不容呢?”文章主题写的是与人的精力相关的两种基因,为了追求贴近性,文章引用了当时正热映的电影《赤壁》。

看得出,写作者是在努力提高文章的趣味性,无非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留步”。别看这是一种文风的改变,其实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也是一种思想的转变。

一位与松鼠会关系不错的专栏作家曾提过一个例子,哲学家罗素非常耐心地和一位老太太讲解宇宙的知识,尽管对方不明白他的要义,但他却愿意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这位专栏作家说,“科学的进步使人谦卑,科普作者,应该也把谦卑放在第一位。”

我们的科学家去哪儿了
2009.01.04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戴震东

我们看到,在媒体前活跃的科普推广者多是年轻的的科学工作者们。相比他们,那些在科研一线工作,阅历更为丰富的资深科学家的身影却显得十分模糊。在人民需要科普的时候,他们去哪儿了?

星期日:国外许多科学家都很乐意写通俗有趣的科普文章。比如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费曼,他是一个打比方很在行的人。1986年,挑战者号失事后,费曼只用一杯冰水和一只橡皮环,就在国会向公众揭示了挑战者失事的根本原因——低温下橡胶失去弹性。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在我们的大众刊物、媒体上,很少看到有一线的科学家站到台前绘声绘色地讲故事。这是为什么?

严锋(科学杂志《新发现》主编,《新发现》是最早刊登嵇晓华专栏的科学杂志之一):如今的科学届有一句话“发表或是死亡”。你如果没有发表足够多的论文,就拿不到科研项目,没有项目就什么都没了。科学家要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论文、科研、职称评定上面,实在是太忙了。

星期日:有个采访对象告诉我们,如今科学家每做一个项目,就要填许多表格,写许多报告,而许多表格的内容无关科研本身,却占据了大量的时间。

严锋:主管部门制订了许多考核、晋升的标准,这些标准一般都很严格,是量化的,就看你发表论文的数量。这牵制了他们太多的精力。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科研单位,僧多粥少的局面在哪儿都很普遍,这是一目了然的问题。

星期日:有一种说法,在国外,科学家乐于将自己的研究用通俗的方式向大众推广,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纳税人的钱,必须要有个交代,就好比述职报告一样。

严锋:这个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其实科学家们是愿意来做科普的,因为科学本身就是公开的,这也是他们的义务。你看,老一辈的科学家童第周、谈家桢早年都写过生动的科普文章。不过如今一些科学家变得很小心,在媒体面前对自己的科研内容守口如瓶,因为担心报道出来,说不定就被别人“模仿”了。

星期日:如果科学家没有时间来科普,好像还有别的选择。在国外有一种叫“科普记者”的人,像《新科学家》、《科学美国人》这些发行量很高的科普读物,许多文章都出自这些“科普记者”之手。你了解所谓的“科普记者”吗?

严锋:国外对这个东西很重视,在一些大学里甚至还有专门的“科学记者”专业,毕业后就是干这个的。在多数情况下,科学记者大多是科班出身、有很高学位的专业人才,就好比姬十三这样的,他们通过采访来获取信息,帮助科学家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当然,这就需要对一个项目长期跟进,有系统的了解,这对于我们的记者来说,要求太高了。

星期日:对,在科普领域缺的就是专业水平好,文笔又好的多面手。人才紧缺对松鼠会来说也是一个问题。你认为文理分科可能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吗?

严锋:国外的大学,本科教育有两年是公共课,核心课程文理科生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理科生并不缺少人文教育。但到了我们这里,念中学的时候,文理科生就已经分家了。此外,在一般人们看来,所谓“理科”,这个“理”并不是指理性思维,而是“理工科”,把理科全当作一门技术。实际上,“理科”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世界观。

星期日:但要能让人们接受这种观念并非易事。我听说在松鼠会的看片会上,有人提了个问题,“宇宙、弦论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一个博士说,“好像是没什么用。 ”你当时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你是如何说的?

严锋:我用了庄子的一句话“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确对当时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今天,如果没用广义相对论,就不可能有GPS定位系统。谁又能知道今天的一些研究是否会对60、70年之后的现实生活有所帮助呢。

星期日:在你的记忆里,你印象最深的一篇科普文章是什么?

严锋:那有很多啊。我小的时候对科学类的东西是很感兴趣的,那时候看的是《十万个为什么》,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编得并不算好,但当时我也觉得很有趣,爱不释手。其实每个人先天都会对科学有兴趣,是一种探索的愿望,对发现的惊奇。但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这种愿望与惊奇就被背书、考试给替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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