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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与造物主

2014-05-21
达尔文,造物主,薄法平
达尔文与造物主
薄法平

查理?达尔文(1809-1882)创立了物种起源学说,他把人类的起源归结为是从猿猴类动物进化来的,而享誉世界。过去,人们一般都认为达尔文否定了基督教里的上帝造人说,否定了造物主的作用,断定他是一名无神论者。

而实际上,达尔文的世界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有神论者——怀疑有神论者——有神论者的过程。

在达尔文的青年时期,他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神学系。当时,他的父亲对他的要求,以及他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基督教会的一名牧师。这时的达尔文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1831年,他从剑桥大学神学系毕业,心中的梦想就是在英国乡间的基督教会做一名衣食无忧的牧师。

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跟随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测量船,进行了一次环球海上航行。此时,达尔文已经对研究昆虫特别是甲壳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次航行改变了达尔文的一生,也造就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

1831年12月27日,达尔文搭乘的“贝格尔号”测量船从普利茅斯启锚远航。在此后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达尔文随“贝格尔号”测量船,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之后进入太平洋,过加拉帕戈斯群岛,来到新西兰、澳大利亚,然后驶入印度洋,返回英国。这次海上航行,大大开阔了达尔文的视野。他目睹美洲大陆的巴西热带雨林生物的多样性,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物的独特性,澳洲大陆的有待动物和鸭嘴兽更是让他着迷,南太平洋诸岛丰富的动植物品种,印第安人、澳洲大陆及南太平洋诸岛土著居民的原始生活状态,等等,深深地触动了他的思维,启发了他的心智,由此他对物种起源、人类起源等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前提追问。在航海期间,他甚至目睹了陨石划破夜空,亲眼看见不明飞行物掠过天空,经历了地震和海啸等。这些都是他在英伦三岛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他制作了大量的生物标本,特别是植物标本,积累了丰富的日记。这些日记构成了他后来研究物种起源和人类起源的最原始的重要依据。

归国后,他开始认真地研究物种的复杂多样性,并转注于各种不同动物、植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如此复杂多样、丰富多彩的物种,难道都是上帝创造的吗?在他30岁之前,便开始对上帝造物,进而对上帝创世说产生了很大程度的怀疑。达尔文晚年回忆到:“1836到1839年,我逐渐明白了旧约比印度教徒的圣书和野蛮人的信仰并没有更值得相信的地方……以后,这个问题继续出现在我的思想中,并且不能把它赶走……据我看,这是完全不可信的。”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达尔文越来越怀疑上帝的作用,并开始质疑基督教的创世说。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说:“我逐渐地相信,基督教不是一种神的启示……我终于成了一个完全不信教的人。不信教的想法在我心中滋长得很慢,以致我没有任何痛苦。” 曾几何时,面对美丽的巴西热带雨林,达尔文还在感叹上帝造物的伟大。后来,他又说:“伟大的风景从前曾在我的心中激起了一种与相信神的存在有密切联系的心情,这种心情同通常所称的那种崇高感觉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不论解释这种感觉的来源是如何困难,我们也不能把它提出来当作支持上帝存在的论点。”这时的达尔文,已经逐渐地放弃了基督教信仰。

但需要指出的是,放弃基督教信仰,并不意味着达尔文已经转变成为了无神论者。在达尔文逝世后,他的儿子F?达尔文在编辑《达尔文生平》时,把“1836到1839年”明确更改为“1836年10月到1839年1月”,由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1839年1月后,是达尔文从感性上放弃基督教信仰的时期。

此后的二十年时间里,达尔文开始转注于研究和创作《物种起源》这一巨著。

1859年11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伦敦出版,第一版1200多册发行当天就被读者抢购一空。1860年,《物种起源》再版。在书中,达尔文虽然把地球生物的多样性归结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结果,认为生物自身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必须自行进化。但他在书中并没有否认造物主的存在。他写道:“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是由‘造物主’注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去的,而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现今还在进化着;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 由此看出,达尔文在知天命之年以前,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即复杂奇异的生命类型是由造物主最初创造的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逐渐地进化出来的。

在1860年《物种起源》再版时,为了不使人们误以为他的《物种起源》否认上帝创造万物,达尔文进一步补充道:“我看不出有任何充足理由能够证明本书所发表的概念与宗教有任何冲突之处。” 由此看来,他虽然对基督教的许多教义产生了极大地怀疑,甚至由此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但他的思想仍然是主张有神论。

后来,随着《物种起源》的理论的成功传播,围绕着他的理论的辩论,逐渐发展到十分激烈的程度。欧美各国的生物学家、博物学家、人类学家、大学生甚至是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参与其中,求问、驳诘、商榷、支援的信件雪片般地飞来,令达尔文应接不暇,冲击着达尔文的敏感思维,影响着他的思想,也促使他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完善自己的理论。

1871年,他又出版《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列举了许多证据说明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根本据达尔文的人类起源理论,原本自以为伟大的人类居然是动物的后裔,而不是神的后代,这极大地冲击了信仰上帝的欧美各国人们的思维。无论从宗教信仰感情,还是从人的情感角度,人们根本无法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商榷、质疑、攻击甚至谩骂的信件,再次向他飞来。

1873年4月2日,他在回复一个荷兰学生的信中说:“关于上帝存在的主要论点据我看是这样的:这个伟大的、奇异的宇宙,包括我们这些有意识的人在内,是偶然出现的;但是我可以说,这种说法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论点,我从来不能决定。” 这等于说,达尔文并不认为人类的诞生仅仅自然选择的结果,他至少在理性上已经确认,宇宙中有一个“第一因”,或者说有一个造物主。

1874年9月,达尔文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再版,他写道:“我理会到,本书所达到的各个结论将被某些人斥责为严重地违反了宗教。但斥责这些结论的任何人有责任向我们说明,对于个别的人的出生,我们既然可以根据生殖的一些通常的法则加以解释而不发生违反宗教的问题,如今我们根据变异和自然选择的一些法则来解释人,作为一个分明的物种,是怎样从某一种比较低级的形态嬗递演变而取得他的起源,何独就对宗教有所违反了呢?物种的出生和个人的出生,同样是古往今来那伟大的一系列事件推移的一些部分,我们对此,衷心地不甘于承认是盲目机遇的结果。有人说,结构上的每一个轻微的变异——每一对婚姻的结合——每一颗种子的散播——和诸如此类的其它事件,全都是为了某些特殊的目的由神道注定的,对这话我们能相信也罢,不能相信也罢,但对一切事物产生于盲目标机遇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理解力却只有起而反抗的一途。” 据此看来,我们通常了解到的达尔文理论,以及过去学习的生物学的理论,都是片面夸大了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这一法则,而晚年达尔文实际上在嘲笑和反驳对这种法则的简单地、机械地理解,即“对一切事物产生于盲目标机遇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理解力却只有起而反抗的一途。”

还有许多读者特别关注达尔文对上帝的态度,在来信中直截了当地询问达尔文是否有宗教信仰。

1879年,这时距离达尔文逝世还有三年时间,他回信给一位德国青年说“进化论同信仰上帝完全没有冲突。”同年在给另一位读者的回信中,他写到:“当我的意见变得最极端的时候,我也决不是一个否定上帝存在的无神论者。”但“就我自己来说,我不相信曾有什么神的启示。” 他在为自己写的简单的自传中,说:“我的后半生散布了对基督教的怀疑主义和合理主义,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 由此看来,达尔文只是怀疑和否定基督教里的“启示录”或者别的什么教义,而并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也不否定造物主的存在及其作用。

19世纪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给自己大肆遭屠杀印第安人、贩卖非洲黑人到美洲做奴隶寻找借口,利用了达尔文理论,把种族灭绝罪行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理论联系起来,这是对达尔文理论的恶意歪曲。

前苏联理论界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刻意忽略了达尔文思想及其理论的有神论成分,片面地从达尔文的理论中抽出了“无神论”的部分,强行把达尔文打扮成了比中世纪唯物主义者还要“唯物”的唯物主义者,实际上,这并不符合达尔文思想和达尔文理论的真实本相,也违背了达尔文本人的意愿。

达尔文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是由‘造物主’注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去的,”之后,按照地球上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这就是地球生命的最复杂“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的“如此简单的始端”,而且认为“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也就是说,一切生物都不是“产生于盲目标机遇”,“都不是特殊的创造,而是少数几种生物的直系后代。” 换言之,达尔文的核心思想应当是:

第一,并非每种生命都是造物主的专门的直接的创造。造物主首先直接创造了“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的物种,其它复杂多样的物种则是按照“既定法则”在特殊环境下演化出来的,这等于是造物主的间接创造。

第二,物种被创造出来以后,为了生存而必须自行适应地球环境,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技能,不断地进化,而适应环境的过程也是物种发展自己的过程。

第三,达尔文认为的“伟大的造物主”并非基督教中所描述的人格化、偶像化的上帝,而是一个另外的存在。

第四,进化论里的遗传变异理论、自然选择理论,指的是生命被创造后自我适应环境的问题,即遗传变异、自然选择并非是对造物主的否定。这应当是达尔文思想和达尔文理论的本相,也是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的核心。

囿于历史条件和工作时间、精力的局限,达尔文对于两个问题没有说明白,一个是造物主究竟来自哪里,另一个是造物主创造“少数几种生物”后,演化出“最美丽和最奇异”地球生命与“一切生命” 的“既定法则”到底是什么,他没有作出说明,更没有深入研究。

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我在《人类的起源》中提出:是宇宙人改造了原始地球自然环境,创造了原始地球生物环境,之后创造了地球人类,并引导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而引导着人类的进化方向;地球上的动植物均起源于宇宙人改造地球的物质活动,并揭示了宇宙人创造地球生物的基本原理——生物相似性原理和生物组合原理,回答了地球生物所具有的相似性问题。还需要明确地指出,宇宙人并非上帝,而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处在宇宙文明阶段的人类。《人类的起源》这提出的一理论就是“改变自己的形式”后的“唯物主义”理论,是对“同一类事实”采用的“新的说明方式”。

我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宇宙人的理论以及动物相似性原理和动物组合原理, 比较全面地解答了达尔文没有解决的问题。对于造物主究竟来自哪里,其本想如何?造物主与上帝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等等,宇宙人这一理论作了很好地回答。对于造物主创造“少数几种生物”后,为什么这“少数几种生物”能够依靠“既定法则”演化出地球生命“最美丽和最奇异的类型”,演化出了极其复杂多样的“一切生命”?这个“既定法则”是究竟什么法则?物种相似性原理和物种组合原理给予了解答。

恩格斯还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事实一旦被观察到,先前对同一类事实采用的说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从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说明方式——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 我提出的人类起源理论与达尔文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虽然这一理论现在还只是“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但我期待着能够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个理论的研究中,为丰富、完善和发展这一理论而努力。
2013年3月

摘自《当代哲学的新思考》第58-66页,谷瑞斌 薄法平编,线装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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