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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性的起源:中国人在无可奈何之中的悲惨发明

2008-11-01
奴性的起源
奴性的起源:中国人在无可奈何之中的悲惨发明

  把小白鼠分装在两个箱子里,一个箱子有门,另一个没有。然后对两个箱子里的白鼠进行电击。有门的那个箱子的小白老鼠一受电击,立刻奔向小门逃走;无门的那个箱子里的小白鼠,在受电击后当然四处狂奔,结果只能撞在箱壁上,直撞得精疲力尽甚至昏死过去。有门的小白鼠,不管进行多少次电击,照样从小门逃走;而无门的小白鼠,在反复进行电击之后,反应的激烈程度会越来越低、对电击的感觉会越来越迟钝。最后竟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白鼠们趴在箱底,隨你加大电击强度,哪怕鼠毛烧焦,冒出阵阵难闻的气味也不逃跑,只是一动不动地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上方,这真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图画。

  原本一样的机灵可爱的小白鼠,仅仅是分别处在有逃跑之门和无逃跑之门两种不同的箱子里,在施加相同的电击之后,一组小白鼠反应越来越敏捷,在受电击的瞬间逃得无影无踪,絲毫不受电击的伤害;而另一组经过没有逃跑之门的封闭环境的“改造”之后,变得麻木不仁,甚至连上天赋予动物的受到伤害时逃跑的本能都会消失,它们只是黙黙地忍受伤害,那怕这种伤害是如此之深重、恐怖。两组白鼠的区别仅仅是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中,竟会导至如此巨大的行为反差。(箱子对于小白鼠而言就是一种地理环境。)

  这个实验结果实在太恐怖了,也太发人深省了!

  在动物世界当中,同类间的生存竟争永远是残酷的,电视节目里的“动物世界”栏目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弱肉強食,适者生存是生物界永恒的规律。这个规律对人也同样有效。在这个永恒的规律支配下,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人,由于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的不同,文明的进化方向是不是也会表现出不同?在受到电击时,人的行为会和小白鼠相类似吗?当然人和小白鼠是有区别的,人不但生活在物质世界里,还有独属于人的精神世界。

  看看地图,中国的黄河以及后来渐次开发出来的长江流域,对于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人而言,竟不折不扣是一只硕大无比的而又没有逃跑之门的箱子!东边是海、北边西边是戈壁、南边是喜玛拉雅山和充满瘴气和毒虫的原始森林。中国文明的初始态是农耕及隨后产生的井田制(一个灌溉用的井周围环绕着农田,现代的搬家公司甚至可以搬动整座楼房,可有谁能搬动井?),这种生话方式使庶民的居所高度固定,逃跑者容易暴露、容易缉拿。再加上地理环境的封闭,这意味着生活在这个大箱子里的人的宿命是在遭到“电击”时,绝对找不到可供逃跑的“自由之门”的!

  隨看竞争的展开,人群中最终一定会产生相对强者,相对强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必将“电击”弱者,对于来自相对强者的“电击”,没有逃跑之门的弱者的反应会越来越迟钝,直至和小白鼠相彷彿。隨着社会尺度的趋大化,强者将愈强,弱者将愈弱,在机缘巧合下就会出现绝对强者!大禹可能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绝对強者,这就是中央集权的雛形。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文化必是适应黙黙忍受“电击”的麻木不仁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气氛中产生的宗教必是一种寻租式宗教,它的终极目的是祈求“电击”不要打到我头上。这种文化最终将体现一个特征,缺乏绝对的、永恒的、无上的价值至高点!(详见拙作美国的起源)从而使心灵上的自由之门也慢慢关闭了,在受到“电击”后连逃离的欲塑都将消失殆尽,从而进入一个恶性互动的封闭圈!我敢断言,中国文明至少在四千年前就走上了一条进化的死胡同,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中国文明必将在磨道中永无休止地循环下去。

  再看环地中海的欧州文明。欧州文明的初始态是遊牧,后来转为半遊牧半农耕,从未产生过居所高度固定的井田制,居所流动性大。至少在三千年前,环地中海文明是城邦制,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再加上郊区即是城邦也就是国家,城邦的居民如果不幸受到“电击”,步行就可以方便地逃跑,由于遊牧方式使逃跑者不易暴露,不易缉拿,国家又小,很容易逃离“电击圈”,到处都是自由之门。在这种受到“电击”立即落荒而逃的文化气氛当中产生的宗教必是人与神平等互动式的宗教,因为宗教的终极内涵是对“人的相容性与排它性的最完美的平衡态的极限”的追求。上帝就是人的相容性与排它性的最完美的平衡态的极限的表现形式。既然是一种平衡态的追求,那么这种文化气氛必将产生人与神共同尊循的永恒、绝对、无上的价值至高点。因为如果只是人尊循而神不尊循那就失衡了。从而为受“电击”者提供逃离世俗权力罗网的精神动力,使得逃离电击的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没有顾忌,这就叫做良性互动。

  地中海一带所有的国家按中国人的眼光看都是蕞尔小国,比如被誉为现代文明起源的雅典城邦才仅仅四万人。在遭到“电击”就落荒而逃的文化气氛里成長的区区四万人,竟能对几十个世纪之后的地球产生如此震撼的影响,无论是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还是法律、乃至政治体制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人数那么少而影响那么大,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怪事?能否这样解释:城邦制下的人犹如有逃跑之门箱子里的小白鼠,无论受多少次“电击”,也永远鲜活如初。而且“电击”会促动人去思考怎样才能不产生“电源”,从而不可能再有“电击”出现。久而久之,(因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在那种受到“电击”永远鲜活如初的人中间终会找到一种一劳永逸消除“电击”出现的办法,这个办法的终极目的就是铲除“电源”,即杜绝绝对强者得以产生的源头(当今民主国家限制最高行政长官的任期,不管他建立了怎样的不世之勋到时也必须下台,原因就在于此。)--雅典的民主制。在民主制下,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发挥,所以才能取得那样高的文明成果。这才真正叫做“一个顶一万个”!

  回过头来看中國人,中国人从国王皇帝到庶民,自古讲究大一统,大一统说白了就是井田制的无限扩大化。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追求民主的志士仁人梦寐以求大一统,似乎嫌没有门的箱子太小,容纳的可怜的小白鼠还不够多。

  至少写作于二千五百年前甚至更早的“诗经”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说明至少从二千五百年前,黄河流域就已被严絲合缝地,最终整合成一个没有逃跑之门的大箱子了,並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如何黙黙忍受“电击”的理论。再联想四千年前从大禹手上就开始起步的国家虚化历程(详见拙作“汉奸的起源”),可怜的中华民族啊!整整四十个世纪,难以想像的漫长岁月--当你遭受一次又一次“电击”,从地理到心灵,哪里有可供逃跑的自由之门?可怜的无路可逃的庶民,最终就像上文所说的那群没有自由之门的白鼠那样,趴在箱底,隨你加大电击强度,哪怕鼠毛烧焦,冒出阵阵难闻的气味也不逃跑,只是一动不动地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上方。这真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图画。

  人与白鼠毕竟不同,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当人意识到主观能动性不可能用于规避“电击”时,有头脑的人转而会去适应“电击”,会转而去发掘“电击”中的快感以求安之若饴!这就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就像犬儒主义者高喊:“痛苦啊,你並不是坏事”一样。所以把痛苦变成欢乐是中国人在无可奈何之中的悲惨发明!

  我们就来看看古往今来中国那些有思想的人是如何发掘“电击快感”的。

  例一,二千二百年前的韩非写的文章里大力表彰了一个叫和氏的人,和氏就是发现大名鼎鼎的“和氏璧”的那个人;和氏璧就是泰王说要拿出十五座城交换,拿到了王璧之后又食言,幸亏蔺相如机智才算没上秦王的当,还留下了完璧归赵的成语的那块玉。韩非说:“楚人和氏得玉璞荊山中,奉而献之厉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献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拿现代话说就是: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只要君王能识宝,砍去双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双脚本来没什么别的用处,长在身上就是为了让君王今天不高兴砍去一只,明天不高兴再砍去一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么忠心耿耿,他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没给我多生几只脚。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脚而砍别人的脚,我会嫉妒得发疯的。为了被多砍两次,我宁愿是四只脚的猪狗、八只脚的螃蟹、一百只脚的蜈蚣。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最寝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忧心如焚的是君王以为我被砍了脚会对他怀恨在心──如果君王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万死莫赎了。

  多么死心踏地的奴性啊!要“电击”多少次才能造就这种奴牲???如此扭曲如此无以复加的受虐狂的内心独白,却被韩非当成了哀惋凄切、感天动地的忠心表白!天纵奇才的韩非对“电击”快感的发掘多么深入啊!足以让人目瞪口呆。二千二百年前的韩非发掘“电击”快感的水平绝对达到了“最高最活”的层次,后来者不可能超越他,不过是亦步亦趋而已。

  例二,满清入关改变了中国历史。时至满清已灭亡了九十多年的今天,电视节目里仍然是滿台的大辫子转来转去,吊着根猪尾巴,胁肩谄笑,令人噁心,用北京方言说,这叫德行散大发啦。可是且慢,君莫小觑,这在当今可是名利双收的最时髦的形象,简直可以直追当年杨贵妃,席捲明皇对三千嫔妃的宠爱于一身之后,“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气势!若当年“革命军”作者邹容先生从天堂来尘世一遊,立马能背过气去,辛亥革命算是白干了。

  辫子吊在中国男人的头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满清入关后曾对汉人发布过两条禁令:一是禁止汉人女人缠足;二是禁止汉人男人留全髪。中国人信奉“身体髮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古训,明朝之前是把所有头髮全留下来盘到头上。满人下令把耳朵前的那一半剃掉,耳朵后的那一半留下结辫子垂在背后。就为这一半头髮引来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百万人死亡。柏杨先生对此颇有一番议论,说滿人铁蹄横扫大半个中国时老百姓无动于衷,好像在看热闹。可是当满人下令剃去男人一半头髮时却突然怒吼了,因为这道禁令侵犯了“身体髮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古训云云。

  奇怪的是恪守古训的中國古人似乎认定女人的脚不是“受之父母”的,故而可以任意毁伤,爱怎么虐待、折腾,悉听尊便。同样,中国人对满人禁止汉人女人缠足的命令也似乎置若罔闻,直到辛亥革命五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还是满街的小脚老太太,任何隐私在她们面前无所遁形,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脚侦揖队”的由来。而对满人下的另一道剃发令,中国人则诚惶诚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满清已灭亡近一百年后,还要战战惊惊不忘先皇令諭,吊着根猪尾巴满台转,那副尊容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剃髮令和禁缠令执行情况何来这么大的差别?原因很简単,满清对剃发全进行了猛烈“电击”,真猛烈程度足以让汉人三十生难忘!(我意三生难忘恐力度不足故改为三十生)而禁缠令只是说说而已。所以中国那些有思想的人对剃发令的“电击”快感发掘得极其彻底,足以和老祖宗韩非有得一比,故而至今犹恋恋不舍。至于禁缠令,並未受“电击”,无从发掘“电击快感”,也就了亦不了,不了亦了啦。

  奴性就是这样起源了。

  结论:奴性就是从一个没有逃跑之门的箱子里去发掘受“电击”时的快感当中起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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