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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中国不能错过21世纪文化

2009-07-21
暗能量,暗物质,高能物理,诺贝尔奖,李政道
李政道:中国不能错过21世纪
(2009-07-20 14:05:29)标签:暗能量 暗物质 高能物理 诺贝尔奖 李政道 中国 杂谈 分类:Culture文化

  国等地无法实施,正因如此,牛顿才得以成长,近代科学才得以发展。相反,那个时候,中国帝王的势力远远超过了罗马教皇,将整个中国都牢牢地掌控在手里。统治力量的保守和强大,造成了中国没有近代科学。其实不仅是中国,回顾古今中外的历史,在一个高度集权且极端保守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总是举步维艰。

  李政道指出,中国错过了经典力学的17世纪,错过了电磁学的18、19世纪,错过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20世纪,绝不能再错过21世纪。而新世纪的物理学发展,与“暗物质”和“暗能量”息息相关。根据人类目前的研究成果,宇宙的总能量中只有5%是已知物质的能量,这些已知物质由电子、质子、中子和极少量的正电子、反质子等构成;剩下未知的95%,其中25%是暗物质,70%是暗能量。什么叫暗物质,什么叫暗能量,目前的物理学家并不知道,只能通过引力场中知道暗物质的存在,而从宇宙膨胀的加速度中判断暗能量的存在。了解暗物质、暗能量,是当代物理学的最大挑战。

  当话题涉及基础物理学的时候,李政道非常投入、滔滔不绝,完全沉浸其中,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已经83岁的老人。事实是,他尽管年事已高,但始终奋战在研究的第一线。他支持“天外有天”的说法,认为宇宙之外可能有很多的宇宙;最近,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核天相连”,也就是说核能也许可以和宇宙中的暗能量相变相连。

  对于宇宙奥秘的关注也没有减弱他对凡世的热爱。张杰校长请他寄语那些有志于从事基础学科的年轻学子,李政道的话似乎有些答非所问:“我们的地球在太阳系是一个不大的行星,我们的太阳在整个银河系4000亿颗恒星当中也好像不是怎么出奇的星,我们整个银河星云和整个宇宙相比,也是非常渺小的。可是因为我们有发扬炎黄文化的祖先,因为400年前望远镜的发明,也因为爱因斯坦在我们小小的地球上生活过,我们这颗黄图蓝水的地球,就比宇宙其他部分有特色,有智慧,有人的道德。”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 总第333期 □ 记者 吴海云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 总第333期

  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从而名声大振。然而,比起杨振宁的人情练达、长袖善舞,李政道要低调沉默许多。近日,他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交流演讲,总算让人有机会近距离一睹风采。

  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贡献政道则说得“美”一些。在1986年撰写的《破缺的宇称》一文中,李政道对于他和杨振宁的关系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在写了《破缺的宇称》之后,李政道再也没有公开讨论过杨振宁,包括这次在上海交大的公开演讲。但许多人依然渴望了解他与杨振宁的恩怨。有个学生这样提问:“杨振宁说,未来20年中国将出现诺贝尔奖得主,您对此怎么看?”   李政道沉默了一小会儿,说:“算命我不会。”

  不过他还是主动提到了杨振宁的名字,那是在谈到爱因斯坦的时候。李政道说,1952年,他和杨振宁合作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爱因斯坦读了文章后,很感兴趣,派助手霍夫曼找到了他们俩。李政道和杨振宁非常兴奋,应邀来到了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李政道回忆说,爱因斯坦的英语中有相当重的德国口音,语速很慢,那天,他们3人就几个物理问题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爱因斯坦站起来与我握手,并且说,祝你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李政道说,“我记得他的手大,厚而温暖,对我来讲,这实在是一次最难忘的经历,他的祝福让我深深地感动。”

  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对爱因斯坦的崇拜不足为奇,相比之下,他对于杜甫的知遇之感就有些出人意料。李政道表示,杜甫的两句诗——“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是他的人生信条。当年他初读到这两句,就十分地感动,觉得杜甫在1000多年前就道出了自己的心声。随着年岁渐长,他越来越喜欢这两句诗的旨趣:所谓“细推”,是指要仔细考察,也就是重视学问本身的研究,至于像诺贝尔奖之类的功名,其实都只是一些浮云而已。

  中国为何没有现代科学?
  李政道本人也许不重“浮名”,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称谓的好奇与追捧。李政道在交大作公开演讲的时候,有1000多个座位的菁菁堂起码挤进了两千人。面对热情的大学生,李政道谈到一个备受关注,且众说纷纭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近现代科学发展史上毫无建树?

  李政道首先强调,中国有科学,只是没有现代科学。为了说明中国在古代的科学成就,他举了两个鲜为人知的例子。在天体物理学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新星,一个是超新星,而这两个天体都是最先在中国发现的。中国人早在公元前13世纪,也就是商朝的时候,就发现了新星;超新星则是在宋代被发现的,当时的科学家发现白天有星亮起来了,“大如鸡蛋”,便每天记录它的高度,差不多记录了一年。   这样一种敏锐观察和扎实记录,为什么没有在近代结出丰硕的科学果实?李政道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特定的年份——1642年。那一年,伽利略去世,牛顿诞生,而两年之后,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对东西方作一番横向比较,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史实。伽利略受罗马教会的压迫,结局非常之惨,如果说那个时候,罗马教皇的政府力量可以覆盖到全部欧洲,那牛顿生出来也没有什么用,但教皇只是统治了欧洲的中南部地区,其铁腕力量在英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李政道屡次访华,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帮助良多;只不过,他不写自传,也不经常接受记者访问,因此许多事都不为人所知。

  1972年和1974年,李政道两次访问中国,向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力陈科学和技术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恢复大学教育的刻不容缓。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他用实验向毛泽东证明,对称性不但存在于静止状态,还更广泛地存在于运动状态。

  1979年,李政道推动邓小平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和高能物理合作协定。他奔走于美国几个政府部门,以最快的速度促成了中美高能物理会谈,创立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模式,使中国的高能物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 记者吴海云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 总第333期

  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从而名声大振。然而,比起杨振宁的人情练达、长袖善舞,李政道要低调沉默许多。近日,他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交流演讲,总算让人有机会近距离一睹风采。

  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贡献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李政道屡次访华,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帮助良多;只不过,他不写自传,也不经常接受记者访问,因此许多事都不为人所知。

  1972年和1974年,李政道两次访问中国,向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力陈科学和技术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恢复大学教育的刻不容缓。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他用实验向毛泽东证明,对称性不但存在于静止状态,还更广泛地存在于运动状态。

  1979年,李政道推动邓小平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和高能物理合作协定。他奔走于美国几个政府部门,以最快的速度促成了中美高能物理会谈,创立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模式,使中国的高能物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为解决中国科技人才严重断档的问题,李政道在1980年1月10日给当时主持中国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中美联合招考赴美国留学物理研究生项目的设想。从1981年至1988年,每年的头3个月,李政道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中美联合招考赴美国留学物理研究生项目上。每年约有100位学生去美国,每一位学生都需要十几封推荐信,那些都由李政道和他的夫人秦惠以及秘书3人亲手书写。10年中,他家的信件总是把整个街区的邮筒塞得满满的,以致邮局写来抗议信说:你家的信件太多,影响到了别人的正常邮递。于是,李政道和夫人、秘书3人,便用手推车推着,走遍10个街区,把信分别投到其他相对较空的邮筒里。10年间近千名中国留学生的上万封推荐信,就是这样发出的。

  以上这些陈年旧事,都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张杰在向李政道致欢迎辞时说的。李政道微笑地坐在台下,好像在听一个好听的、别人的故事。上了台之后,他只谈伽利略、天文学、暗物质,而对自己与中国相关的工作一字不提。

  终于有学生忍不住,问起了“政学者”的奖学金制度和教育模式。这个“政学者”的项目,一方面表达了李政道对于高等教育模式的理解,一方面也寄托了他对于亡妻的思念。1996年,秦惠因患肺癌离开人世,为了纪念夫人,李政道建立了“秦惠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简称政基金,旨在支持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兰州大学与国立清华大学(台湾)5所高校的优秀本科学生进行基础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入选的学生则被命名为政学者。

  既有人主动问询,李政道遂谦逊地表示,这个基金会是用他和妻子多年的储蓄设立的,“规模很小”,主要是为了让本科生可以自由地选择老师,同时也使两岸的本科生可以互通有无。政基金设立了10年多,“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是我们的经费非常有限”。

  绝口不谈杨振宁

  在科学史上,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著名科学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曾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两个人并肩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之上。李政道和杨振宁曾合写了32篇论文,并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也许正因如此,他们俩在1962年之后的决裂,至今仍吸引无数的关注和猜测。

  关于两人决裂的原因,李政道和杨振宁偶有公开论述,然而各有说辞,让人至今仍难探究竟。相比之下,杨振宁说得多一些,而李
  为解决中国科技人才严重断档的问题,李政道在1980年1月10日给当时主持中国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中美联合招考赴美国留学物理研究生项目的设想。从1981年至1988年,每年的头3个月,李政道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中美联合招考赴美国留学物理研究生项目上。每年约有100位学生去美国,每一位学生都需要十几封推荐信,那些都由李政道和他的夫人秦惠以及秘书3人亲手书写。10年中,他家的信件总是把整个街区的邮筒塞得满满的,以致邮局写来抗议信说:你家的信件太多,影响到了别人的正常邮递。于是,李政道和夫人、秘书3人,便用手推车推着,走遍10个街区,把信分别投到其他相对较空的邮筒里。10年间近千名中国留学生的上万封推荐信,就是这样发出的。


  以上这些陈年旧事,都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张杰在向李政道致欢迎辞时说的。李政道微笑地坐在台下,好像在听一个好听的、别人的故事。上了台之后,他只谈伽利略、天文学、暗物质,而对自己与中国相关的工作一字不提。


  终于有学生忍不住,问起了“政学者”的奖学金制度和教育模式。这个“政学者”的项目,一方面表达了李政道对于高等教育模式的理解,一方面也寄托了他对于亡妻的思念。1996年,秦惠因患肺癌离开人世,为了纪念夫人,李政道建立了“秦惠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简称政基金,旨在支持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兰州大学与国立清华大学(台湾)5所高校的优秀本科学生进行基础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入选的学生则被命名为政学者。政道则说得“美”一些。在1986年撰写的《破缺的宇称》一文中,李政道对于他和杨振宁的关系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在写了《破缺的宇称》之后,李政道再也没有公开讨论过杨振宁,包括这次在上海交大的公开演讲。但许多人依然渴望了解他与杨振宁的恩怨。有个学生这样提问:“杨振宁说,未来20年中国将出现诺贝尔奖得主,您对此怎么看?”

  李政道沉默了一小会儿,说:“算命我不会。”

  不过他还是主动提到了杨振宁的名字,那是在谈到爱因斯坦的时候。李政道说,1952年,他和杨振宁合作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爱因斯坦读了文章后,很感兴趣,派助手霍夫曼找到了他们俩。李政道和杨振宁非常兴奋,应邀来到了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李政道回忆说,爱因斯坦的英语中有相当重的德国口音,语速很慢,那天,他们3人就几个物理问题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爱因斯坦站起来与我握手,并且说,祝你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李政道说,“我记得他的手大,厚而温暖,对我来讲,这实在是一次最难忘的经历,他的祝福让我深深地感动。”

  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对爱因斯坦的崇拜不足为奇,相比之下,他对于杜甫的知遇之感就有些出人意料。李政道表示,杜甫的两句诗——“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是他的人生信条。当年他初读到这两句,就十分地感动,觉得杜甫在1000多年前就道出了自己的心声。随着年岁渐长,他越来越喜欢这两句诗的旨趣:所谓“细推”,是指要仔细考察,也就是重视学问本身的研究,至于像诺贝尔奖之类的功名,其实都只是一些浮云而已。

  中国为何没有现代科学?

  李政道本人也许不重“浮名”,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称谓的好奇与追捧。李政道在交大作公开演讲的时候,有1000多个座位的菁菁堂起码挤进了两千人。面对热情的大学生,李政道谈到一个备受关注,且众说纷纭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近现代科学发展史上毫无建树?

  李政道首先强调,中国有科学,只是没有现代科学。为了说明中国在古代的科学成就,他举了两个鲜为人知的例子。在天体物理学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新星,一个是超新星,而这两个天体都是最先在中国发现的。中国人早在公元前13世纪,也就是商朝的时候,就发现了新星;超新星则是在宋代被发现的,当时的科学家发现白天有星亮起来了,“大如鸡蛋”,便每天记录它的高度,差不多记录了一年。

  这样一种敏锐观察和扎实记录,为什么没有在近代结出丰硕的科学果实?李政道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特定的年份——1642年。那一年,伽利略去世,牛顿诞生,而两年之后,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对东西方作一番横向比较,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史实。伽利略受罗马教会的压迫,结局非常之惨,如果说那个时候,罗马教皇的政府力量可以覆盖到全部欧洲,那牛顿生出来也没有什么用,但教皇只是统治了欧洲的中南部地区,其铁腕力量在英


  既有人主动问询,李政道遂谦逊地表示,这个基金会是用他和妻子多年的储蓄设立的,“规模很小”,主要是为了让本科生可以自由地选择老师,同时也使两岸的本科生可以互通有无。政基金设立了10年多,“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是我们的经费非常有限”。


  绝口不谈杨振宁
  在科学史上,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著名科学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曾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两个人并肩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之上。李政道和杨振宁曾合写了32篇论文,并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也许正因如此,他们俩在1962年之后的决裂,至今仍吸引无数的关注和猜测。


  关于两人决裂的原因,李政道和杨振宁偶有公开论述,然而各有说辞,让人至今仍难探究竟。相比之下,杨振宁说得多一些,而李政道则说得“美”一些。在1986年撰写的《破缺的宇称》一文中,李政道对于他和杨振宁的关系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在写了《破缺的宇称》之后,李政道再也没有公开讨论过杨振宁,包括这次在上海交大的公开演讲。但许多人依然渴望了解他与杨振宁的恩怨。有个学生这样提问:“杨振宁说,未来20年中国将出现诺贝尔奖得主,您对此怎么看?”政道则说得“美”一些。在1986年撰写的《破缺的宇称》一文中,李政道对于他和杨振宁的关系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在写了《破缺的宇称》之后,李政道再也没有公开讨论过杨振宁,包括这次在上海交大的公开演讲。但许多人依然渴望了解他与杨振宁的恩怨。有个学生这样提问:“杨振宁说,未来20年中国将出现诺贝尔奖得主,您对此怎么看?”   李政道沉默了一小会儿,说:“算命我不会。”   不过他还是主动提到了杨振宁的名字,那是在谈到爱因斯坦的时候。李政道说,1952年,他和杨振宁合作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爱因斯坦读了文章后,很感兴趣,派助手霍夫曼找到了他们俩。李政道和杨振宁非常兴奋,应邀来到了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李政道回忆说,爱因斯坦的英语中有相当重的德国口音,语速很慢,那天,他们3人就几个物理问题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爱因斯坦站起来与我握手,并且说,祝你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李政道说,“我记得他的手大,厚而温暖,对我来讲,这实在是一次最难忘的经历,他的祝福让我深深地感动。”   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对爱因斯坦的崇拜不足为奇,相比之下,他对于杜甫的知遇之感就有些出人意料。李政道表示,杜甫的两句诗——“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是他的人生信条。当年他初读到这两句,就十分地感动,觉得杜甫在1000多年前就道出了自己的心声。随着年岁渐长,他越来越喜欢这两句诗的旨趣:所谓“细推”,是指要仔细考察,也就是重视学问本身的研究,至于像诺贝尔奖之类的功名,其实都只是一些浮云而已。   中国为何没有现代科学?  李政道本人也许不重“浮名”,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称谓的好奇与追捧。李政道在交大作公开演讲的时候,有1000多个座位的菁菁堂起码挤进了两千人。面对热情的大学生,李政道谈到一个备受关注,且众说纷纭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近现代科学发展史上毫无建树?   李政道首先强调,中国有科学,只是没有现代科学。为了说明中国在古代的科学成就,他举了两个鲜为人知的例子。在天体物理学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新星,一个是超新星,而这两个天体都是最先在中国发现的。中国人早在公元前13世纪,也就是商朝的时候,就发现了新星;超新星则是在宋代被发现的,当时的科学家发现白天有星亮起来了,“大如鸡蛋”,便每天记录它的高度,差不多记录了一年。   这样一种敏锐观察和扎实记录,为什么没有在近代结出丰硕的科学果实?李政道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特定的年份——1642年。那一年,伽利略去世,牛顿诞生,而两年之后,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对东西方作一番横向比较,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史实。伽利略受罗马教会的压迫,结局非常之惨,如果说那个时候,罗马教皇的政府力量可以覆盖到全部欧洲,那牛顿生出来也没有什么用,但教皇只是统治了欧洲的中南部地区,其铁腕力量在英
  李政道沉默了一小会儿,说:“算命我不会。”


  不过他还是主动提到了杨振宁的名字,那是在谈到爱因斯坦的时候。李政道说,1952年,他和杨振宁合作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爱因斯坦读了文章后,很感兴趣,派助手霍夫曼找到了他们俩。李政道和杨振宁非常兴奋,应邀来到了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李政道回忆说,爱因斯坦的英语中有相当重的德国口音,语速很慢,那天,他们3人就几个物理问题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爱因斯坦站起来与我握手,并且说,祝你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李政道说,“我记得他的手大,厚而温暖,对我来讲,这实在是一次最难忘的经历,他的祝福让我深深地感动。”


  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对爱因斯坦的崇拜不足为奇,相比之下,他对于杜甫的知遇之感就有些出人意料。李政道表示,杜甫的两句诗——“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是他的人生信条。当年他初读到这两句,就十分地感动,觉得杜甫在1000多年前就道出了自己的心声。随着年岁渐长,他越来越喜欢这两句诗的旨趣:所谓“细推”,是指要仔细考察,也就是重视学问本身的研究,至于像诺贝尔奖之类的功名,其实都只是一些浮云而已。政道则说得“美”一些。在1986年撰写的《破缺的宇称》一文中,李政道对于他和杨振宁的关系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在写了《破缺的宇称》之后,李政道再也没有公开讨论过杨振宁,包括这次在上海交大的公开演讲。但许多人依然渴望了解他与杨振宁的恩怨。有个学生这样提问:“杨振宁说,未来20年中国将出现诺贝尔奖得主,您对此怎么看?”

  李政道沉默了一小会儿,说:“算命我不会。”   不过他还是主动提到了杨振宁的名字,那是在谈到爱因斯坦的时候。李政道说,1952年,他和杨振宁合作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爱因斯坦读了文章后,很感兴趣,派助手霍夫曼找到了他们俩。李政道和杨振宁非常兴奋,应邀来到了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李政道回忆说,爱因斯坦的英语中有相当重的德国口音,语速很慢,那天,他们3人就几个物理问题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爱因斯坦站起来与我握手,并且说,祝你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李政道说,“我记得他的手大,厚而温暖,对我来讲,这实在是一次最难忘的经历,他的祝福让我深深地感动。”

  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对爱因斯坦的崇拜不足为奇,相比之下,他对于杜甫的知遇之感就有些出人意料。李政道表示,杜甫的两句诗——“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是他的人生信条。当年他初读到这两句,就十分地感动,觉得杜甫在1000多年前就道出了自己的心声。随着年岁渐长,他越来越喜欢这两句诗的旨趣:所谓“细推”,是指要仔细考察,也就是重视学问本身的研究,至于像诺贝尔奖之类的功名,其实都只是一些浮云而已。

  中国为何没有现代科学?

  李政道本人也许不重“浮名”,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称谓的好奇与追捧。李政道在交大作公开演讲的时候,有1000多个座位的菁菁堂起码挤进了两千人。面对热情的大学生,李政道谈到一个备受关注,且众说纷纭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近现代科学发展史上毫无建树?   李政道首先强调,中国有科学,只是没有现代科学。为了说明中国在古代的科学成就,他举了两个鲜为人知的例子。在天体物理学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新星,一个是超新星,而这两个天体都是最先在中国发现的。中国人早在公元前13世纪,也就是商朝的时候,就发现了新星;超新星则是在宋代被发现的,当时的科学家发现白天有星亮起来了,“大如鸡蛋”,便每天记录它的高度,差不多记录了一年。

  这样一种敏锐观察和扎实记录,为什么没有在近代结出丰硕的科学果实?李政道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特定的年份——1642年。那一年,伽利略去世,牛顿诞生,而两年之后,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对东西方作一番横向比较,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史实。伽利略受罗马教会的压迫,结局非常之惨,如果说那个时候,罗马教皇的政府力量可以覆盖到全部欧洲,那牛顿生出来也没有什么用,但教皇只是统治了欧洲的中南部地区,其铁腕力量在英


  中国为何没有现代科学?
  李政道本人也许不重“浮名”,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称谓的好奇与追捧。李政道在交大作公开演讲的时候,有1000多个座位的菁菁堂起码挤进了两千人。面对热情的大学生,李政道谈到一个备受关注,且众说纷纭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近现代科学发展史上毫无建树?
  李政道首先强调,中国有科学,只是没有现代科学。为了说明中国在古代的科学成就,他举了两个鲜为人知的例子。在天体物理学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新星,一个是超新星,而这两个天体都是最先在中国发现的。中国人早在公元前13世纪,也就是商朝的时候,就发现了新星;超新星则是在宋代被发现的,当时的科学家发现白天有星亮起来了,“大如鸡蛋”,便每天记录它的高度,差不多记录了一年。


  这样一种敏锐观察和扎实记录,为什么没有在近代结出丰硕的科学果实?李政道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特定的年份——1642年。那一年,伽利略去世,牛顿诞生,而两年之后,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对东西方作一番横向比较,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史实。伽利略受罗马教会的压迫,结局非常之惨,如果说那个时候,罗马教皇的政府力量可以覆盖到全部欧洲,那牛顿生出来也没有什么用,但教皇只是统治了欧洲的中南部地区,其铁腕力量在英国等地无法实施,正因如此,牛顿才得以成长,近代科学才得以发展。相反,那个时候,中国帝王的势力远远超过了罗马教皇,将整个中国都牢牢地掌控在手里。统治力量的保守和强大,造成了中国没有近代科学。其实不仅是中国,回顾古今中外的历史,在一个高度集权且极端保守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总是举步维艰。


  李政道指出,中国错过了经典力学的17世纪,错过了电磁学的18、19世纪,错过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20世纪,绝不能再错过21世纪。而新世纪的物理学发展,与“暗物质”和“暗能量”息息相关。根据人类目前的研究成果,宇宙的总能量中只有5%是已知物质的能量,这些已知物质由电子、质子、中子和极少量的正电子、反质子等构成;剩下未知的95%,其中25%是暗物质,70%是暗能量。什么叫暗物质,什么叫暗能量,目前的物理学家并不知道,只能通过引力场中知道暗物质的存在,而从宇宙膨胀的加速度中判断暗能量的存在。了解暗物质、暗能量,是当代物理学的最大挑战。
  当话题涉及基础物理学的时候,李政道非常投入、滔滔不绝,完全沉浸其中,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已经83岁的老人。事实是,他尽管年事已高,但始终奋战在研究的第一线。他支持“天外有天”的说法,认为宇宙之外可能有很多的宇宙;最近,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核天相连”,也就是说核能也许可以和宇宙中的暗能量相变相连。
  对于宇宙奥秘的关注也没有减弱他对凡世的热爱。张杰校长请他寄语那些有志于从事基础学科的年轻学子,李政道的话似乎有些答非所问:“我们的地球在太阳系是一个不大的行星,我们的太阳在整个银河系4000亿颗恒星当中也好像不是怎么出奇的星,我们整个银河星云和整个宇宙相比,也是非常渺小的。可是因为我们有发扬炎黄文化的祖先,因为400年前望远镜的发明,也因为爱因斯坦在我们小小的地球上生活过,我们这颗黄图蓝水的地球,就比宇宙其他部分有特色,有智慧,有人的道德。”
来源:政道则说得“美”一些。在1986年撰写的《破缺的宇称》一文中,李政道对于他和杨振宁的关系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在写了《破缺的宇称》之后,李政道再也没有公开讨论过杨振宁,包括这次在上海交大的公开演讲。但许多人依然渴望了解他与杨振宁的恩怨。有个学生这样提问:“杨振宁说,未来20年中国将出现诺贝尔奖得主,您对此怎么看?”   李政道沉默了一小会儿,说:“算命我不会。”   不过他还是主动提到了杨振宁的名字,那是在谈到爱因斯坦的时候。李政道说,1952年,他和杨振宁合作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爱因斯坦读了文章后,很感兴趣,派助手霍夫曼找到了他们俩。李政道和杨振宁非常兴奋,应邀来到了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李政道回忆说,爱因斯坦的英语中有相当重的德国口音,语速很慢,那天,他们3人就几个物理问题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爱因斯坦站起来与我握手,并且说,祝你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李政道说,“我记得他的手大,厚而温暖,对我来讲,这实在是一次最难忘的经历,他的祝福让我深深地感动。”   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对爱因斯坦的崇拜不足为奇,相比之下,他对于杜甫的知遇之感就有些出人意料。李政道表示,杜甫的两句诗——“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是他的人生信条。当年他初读到这两句,就十分地感动,觉得杜甫在1000多年前就道出了自己的心声。随着年岁渐长,他越来越喜欢这两句诗的旨趣:所谓“细推”,是指要仔细考察,也就是重视学问本身的研究,至于像诺贝尔奖之类的功名,其实都只是一些浮云而已。   中国为何没有现代科学?  李政道本人也许不重“浮名”,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称谓的好奇与追捧。李政道在交大作公开演讲的时候,有1000多个座位的菁菁堂起码挤进了两千人。面对热情的大学生,李政道谈到一个备受关注,且众说纷纭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近现代科学发展史上毫无建树?   李政道首先强调,中国有科学,只是没有现代科学。为了说明中国在古代的科学成就,他举了两个鲜为人知的例子。在天体物理学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新星,一个是超新星,而这两个天体都是最先在中国发现的。中国人早在公元前13世纪,也就是商朝的时候,就发现了新星;超新星则是在宋代被发现的,当时的科学家发现白天有星亮起来了,“大如鸡蛋”,便每天记录它的高度,差不多记录了一年。   这样一种敏锐观察和扎实记录,为什么没有在近代结出丰硕的科学果实?李政道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特定的年份——1642年。那一年,伽利略去世,牛顿诞生,而两年之后,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对东西方作一番横向比较,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史实。伽利略受罗马教会的压迫,结局非常之惨,如果说那个时候,罗马教皇的政府力量可以覆盖到全部欧洲,那牛顿生出来也没有什么用,但教皇只是统治了欧洲的中南部地区,其铁腕力量在英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 总第3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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