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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好了伤疤忘了疼”

2009-11-18
斯蒂格利茨
“现在人们好了伤疤忘了疼”
文/李卉

已经66 岁的斯蒂格利茨仍然喜欢抨击一切。他说“美国GDP 折合年率增长3.5%,只会给人一种繁荣的错觉”;“我不认为美国已经走出危机。去年,大家过度地陷入衰退的恐慌;而现在,人们好了伤疤忘了疼,被假象误导,又过早地陷入了狂欢。”他主张在全球征收碳排放税,“现在的气候危机比金融危机更甚。而碳排放‘总量控制’模式将影响碳贸易,继续下去将是地球的末日。”

  “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和平奖,你更喜欢哪一个?”面对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个问题不是假设,而是现实。2001 年,58 岁的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7 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斯蒂格利茨则是专家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

  “嗯?”他想了一下,告诉《外滩画报》:“我乐于关注公众事务。”
  很多年前,犹太人斯蒂格利茨就一直被外界视为一个狂放的天才。他曾以24 岁的年龄,创下麻省理工最年轻的博士纪录。1970 年,年仅27 岁的他被耶鲁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如今,已经66 岁的斯蒂格利茨,还是未改当年的“冲”劲。

  本来圆头圆脸,看起来一团和气的他,在谈到国际经济组织时,忽然变得怒不可遏:“G20 大会总是想找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来解决金融问题,,而IMF 里都是些什么人呢?”他很直接,“那些专家学者本来就是催生这次金融危机的源头。”
  “每一次倒霉的都是穷人”,他又咕哝了一遍。这句话,几乎要成为他的口头禅了。

  虽然和“鳄鱼”索罗斯一样,斯蒂格利茨也喜欢抨击一切,但斯蒂格利茨遭来的批判却更猛烈。
  当年,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全球化及其对它的不满》出版时,《经济学人》杂志就不无讽刺地建议:这本书应改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斯蒂格利茨的不满》。《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书评则认为,“这是一本完全令人大失所望的作品,斯蒂格利茨放弃了自己高超的分析技巧,虚构了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狂热征服的卡通故事。”

  一种通行的观点认为,斯蒂格利茨发表惊世之言是因为其隐藏的妒忌心理在作怪,比如他批评的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主管费歇尔,前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这些人的职务恰恰都是他曾经可遇却不可求的。

  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一切来自于斯蒂格利茨对真实世界的关心”。
  上世纪80 年代,三十多岁的斯蒂格利茨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早在那时,斯蒂格利茨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已经成为老师、同学们的共识。等到他58 岁获奖时,人们都认为这其实是一份迟来的荣誉。

  那时,林毅夫正好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有一次,在华盛顿的一个会议上,林毅夫遇见斯蒂格利茨,他忍不住问老师:“怎么还没获得诺贝尔奖?” 斯蒂格利茨戏称,“一个经济学家,只有在他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时,才会获得此奖。”

  去世界银行就任前,林毅夫翻译了前任斯蒂格利茨的论文集(斯蒂格利茨也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编注)。在序言里,林毅夫讲了一个小故事。“我曾经问他,是何种机缘使他放弃了传统的经济学范式?斯蒂格利茨说,他出生在重工业城市加里,总是看到许许多多失业的工人。可是,根据传统的经济学范式所建立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却解释说,那些工人是自愿失业的。”

  在北京朗润园的书斋里,林毅夫写道:“由此,我就知道,斯蒂格利茨有一颗关怀社会的心。”

“我的家庭很喜欢争论政治问题”

  “我总觉得加里有一股迷人的空气。”
  至今,斯蒂格利茨都坚持这么认为。“那里的气息,必定有什么是和天才或者经济学有关的,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就来自加里。”
  萨缪尔森也是斯蒂格利茨的老师,“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推荐信,断言我是加里最好的经济学家。”

  加里,是美国密歇根湖边的一个传统钢铁小镇。1943 年,斯蒂格利茨诞生于此。15 年后,另一位天才——迈克尔·杰克逊也在这里出生了。
  “那里有许多钢铁厂和钢铁工人,”

  在斯蒂格利茨的印象里,“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解雇、公司破产意味着什么?”
  当斯蒂格利茨进入公立学校读书时,他“感觉到种族隔离,融入到了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和同乡迈克尔·杰克逊不同,后者只在歌中高唱“我不想只是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度过我的一生”,斯蒂格利茨选择了“辩论和斗争”。

  1963 年8 月,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领导反对种族主义的和平示威,并发表“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斯蒂格利茨就是那场示威的参与者之一。
  “这些都是我的父母从小就教会我的。”斯蒂格利茨的父母“都是工作狂”,“我父亲95 岁才从保险代理人的岗位上退休;母亲今年80 多岁,仍在从事教育工作。”1997 年前,斯蒂格利茨的父母一直居住在加里。

  “我的家庭很喜欢争论政治问题,而且异常激烈。”他回忆道。在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之前,斯蒂格利茨跟随哥哥选择了阿默斯特大学。“那是一所很小规模的男子大学,只有1000 人。”那时,导师告诉斯蒂格利茨:“在这里,可以比在哈佛大学做得更好。”
  果然,他在阿默斯特找到了自己的所爱。“每年,我们都要辩论,有一年的题目是农业改革。”40 年后,斯蒂格利茨进入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团后,“我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校期间,斯蒂格利茨继承家族热爱政治的传统,获得了学生理事会主席的职位,并在校园内进行了一些变革。“我总觉得,一个人在变革的时代,应该首先展现他自己。”但这些改革招来一些争议,比如,由于主张废除联谊会,校报编辑登报将他从学生会中除名,“那是我第一次尝到个人与新闻媒体对立的后果。”他笑。
  这期间,斯蒂格利茨还发现了“经济学不可抵挡的吸引力”。一开始,斯蒂格利茨的专业是物理学,但他坚持旁听了数学、历史、哲学等课程。到大学三年级,他决定把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并且转学到麻省理工。

  谈到其中的缘由,他说:“经济学可以让我用数学的方法,来探讨重大的社会问题;它也使我能够把历史和写作结合起来,这都是我的兴趣。”“我想要一切,而经济学就是这一切。”

“应该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

  1993 年,年近51岁的斯蒂格利茨抱着“治病救人”的理想跻身政治领域,但耿直的个性,令其无法长袖善舞。无论是出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都因太喜好针砭时弊而郁郁不得志。

  关于从政,他不愿多说。但只要提起他栖身的全美各大校园,慈眉善目的斯蒂格利茨立即就来了精神:“当年的麻省理工学院,就像天堂一样。”
  事实上,刚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斯蒂格利茨身上只有一月的房租费,也没有阿默斯特大学的学位。那时,斯蒂格利茨听到了他的老师宇泽弘文的一个小段子,“当别人问宇泽弘文老师,‘你有学位吗?’他很轻松地回答,‘没有啊?这有什么问题吗?’”

  “宇泽弘文是世界上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如果阿默斯特大学后来没有给我名誉学位,我就能和他一样理直气壮地回答了,那该有多棒。”说到此,斯蒂格利茨几乎是带着孩童般的憧憬。

  但即使是在以自由而闻名的名校任教,斯蒂格利茨还是以不守常规、难以管束而闻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博士曾在《斯蒂格利茨:失败的官员和成功的学者》一文中提到,尽管每所大学都给予其终身教授的职位,但除了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斯蒂格利茨在很多大学任职均不超过5 年:在耶鲁大学近5 年、斯坦福大学约2 年、牛津大学近3 年。

  其中,耶鲁可能是对他束缚最多的学校之一,其和斯蒂格利茨签订的聘用合同,附加条款中居然包括“在课堂上必须穿鞋子;必须开具自己已经租房的证明,因为他经常工作到深夜,然后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故意蹭公家的房间。”

  彻底“弃官从文”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斯蒂格利茨依然不改“大炮”本色。而他的视野,已经从最初的信息经济学,转向到宏观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政策等。
  在与全球100 多个国家的几千名科学家共同发表了《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报告后,斯蒂格利茨给美国、法国以及中国政府,开出了一剂自己的药方。“全球应该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他说, “这几乎是一个最简易有效的方法。比如我们可以制订一个国际协议,根据全球付出的社会代价确定一个税率,然后每个国家根据这个约定的税率征收碳排放税。”

  而对于目前西方各国在碳排放上的规模控制,斯蒂格利茨难改讥讽之调:“西方国家又在假装减排了。”
  “如果我们拥有一千个地球,那我们或许可以继续进行我们所从事的不计后果的实验。如果可能的灾难发生,我们可以迁移到另一个星球上。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种奢侈: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2005年春天,斯蒂格利茨来到中国。在午餐会上,林毅夫再次遇见他,“现在,你已经获得诺贝尔奖了,那么,你提出的理论,是否也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当时的斯蒂格利茨哈哈一笑,没有作答。后来,林毅夫承认,“当然,那只是为了增加会场气氛的一个戏问。”
  如今,4 年过去了,当几个中国大学生围着他,问“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斯蒂格利茨正色道:“你要敢于怀疑自己的老师。”
  “事实上,我至少有4 个老师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B= 外滩画报
S=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气候危机远比全球金融危机更甚”

  B: 你说过,你和另外几个经济学家早就看到这次危机的来临,也警告过它的风险。请问那是什么时候,怎样的情形之下?据说当时反对声相当大,你为什么敢于下这个结论?

  S: 确实如此,但有些时候,即便证明自己正确,也毫无快感可言。对我来说,预测危机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美国经济结构出了问题,出现了房地产泡沫。
  21 世纪初,房产销量和居民收入出现了持续的、严重的背离,中产阶段的收入滞涨,但房地产销量及价格却不断上涨。要知道,美国经济总量的2/3 至3/4 曾经一度来源于房地产。

  不幸的是,政府、商业机构的经济学家及股市的投资者们仍在粉饰太平,不断地对外鼓吹形势大 好。没有警觉的美国人,因房价飙升滋生了超前消费的信心,美国的家庭储蓄率降到大萧条以来的最低点,不是负数就是零。最终泡沫破灭了,危机来了。
  实际上,如果早一点调控,危机可能不会如此大。

  B: 有人认为,美国已经走出危机了,理由是美国GDP 增长了3.5%。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S: 我不认为美国已经走出危机。去年,大家过度地陷入衰退的恐慌;而现在,人们好了伤疤忘了疼,被假象误导,又过早地陷入了狂欢。

  美国GDP 折合年率增长3.5%,只会给人一种繁荣的错觉。而如果没有就业数据的改善来支撑,所谓的经济复苏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 现在美国约1/6 的全职人员找不到工作;明年失业率可能攀升至9.8% 水平。

  有时我和我的学生开玩笑说,实际上由于残疾导致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得到的补贴可能比失业补助还要高。

  我认为,经济强劲复苏的可能性不大。我也没看到任何有建设意义的改革措施出台。除非做出改变,否则美国还将处于危机之中,世界也还将处于危机之中。
  B: 为什么你提出“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征税”?而对于碳排放“总量控制”如此反对?

  S: 是的,就是要征收碳排放税。我说过,现在的气候危机比金融危机更甚。而碳排放“总量控制”模式将影响碳贸易,继续下去将是地球的末日。由于价格变动无法预测,它成就了华尔街和其他交易所的富豪们,但对公众贡献甚少。

《外滩画报》2009-11-12 总第 36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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