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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情结: 传统与现代的殊途同归

2009-07-18
任继愈,季羡林,大师情结
大师情结: 传统与现代的殊途同归
2009-07-18 解放日报05版:观点·手拉手

  ●任老和季老成为了某种文化符号,寄托了人们对当代文人的正向想象。而杰克逊的歌伴随着许多人的成长,所以悼念杰克逊其实是在悼念自己生命流程中曾经非常激情或失落的一面。

  ●我们的时代容易被两种力量感动,一种是像任老和季老那样,始终维持朴素的人文本色,连续着社会传统的恒定。一种是年轻人个性的发挥,不断在扩展人的视野定式。

  ●崇敬他们,更在于他们始终没有背离自己的信念,年轻时的志向一生再也没有改变过。这留给我们一个大问题:你敢不敢做一个少数人?

  ●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 宾: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龚丹韵:昨天任继愈先生追悼会在京举行,明天人们还将送别季羡林先生。但从众多悼念文章中不难看出,多数人其实并没有读过他们的书,对他们的研究很陌生,却毫不妨碍大家怀着满腔感怀泼洒笔墨。这是为什么呢?

  梁永安:我想首先是两位老先生的口碑很好。任老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自己的体系,对当代中国影响非常大。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背景下,庞大的工业机器使得个体的生存显得越发渺小迷茫,所以哲学转而关注个体的生存价值。但是任老一直在坚持研究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关注社会性、公共性的问题,他甚至对中国乡村社会、农民的生存条件产生了兴趣,没有困守在书斋里,而是对社会怀着一份关怀。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一个人在舆论口碑中树立起来的形象。媒体的文化运作总会选择性地把精英人物通俗化。季老的研究领域固然很冷门,但他良好的学风、人品却通过一条条新闻传递给了大众。再加上他还有一些散文被收进教科书,语言风格上,学术语言和生活语言的结合把握得很好,通俗易懂。所以在全方位的信息传播下,让他们成为了某种文化符号,寄托了人们对当代文人的正向想象。

  龚丹韵:此前,流行歌王迈克尔·杰克逊、现代芭蕾舞鼻祖皮娜·鲍什的离世也显现了类似的偶像情结。我们一直常说这是个反传统、反权威的时代,如今看来似乎并非如此?

  梁永安:杰克逊的歌伴随着许多人的成长,所以悼念杰克逊其实是在悼念自己年轻的过往,悼念自己生命流程中曾经非常激情或失落的一面。大家是把自己的某些特质映照在了他的身上。肯定杰克逊,就是把那些不协调作为常态肯定下来,这是对他的宽容,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宽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不是把他当作古典主义里的英雄楷模,而是把他当作真实的人去悼念他。

  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倡导对人的还原,到了当代已经进入新的层面:不只是对人性正面力量的肯定,而且还有对人性中缺陷的包容。过去我们赞扬的英雄,伟大得让人仰视。而杰克逊,人们可以平视,因为这份平视,发自内心地想要贴近他。

  龚丹韵:所以,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反权威,而是人们对权威、英雄的理解已经与过去有所不同了?

  梁永安:是的。后现代大众文化不是真的反权威,只是反感传统的英雄类型,更需要“食人间烟火”的凡人感觉。过去,自己做不到的完美人物是偶像。现在,和自己有相似缺点的人物才是偶像。传统中对英雄的审美情结,像古希腊悲剧那样悲壮。现在,我们对偶像是憧憬和嘲笑的心情兼而有之。偶像身上的自我冲突,让大众和偶像的距离缩短,从而获得了共鸣。

  龚丹韵:尼采呼唤的“超人”精神,在这个喜欢凡人的平民时代,还有没有意义?

  梁永安:“超人”的精神,从当代意义上说,就是倡导人们在自己身上找到精神的动力,找到原创性的东西。哪怕大众喜欢的后现代偶像,他也必须有原创性的创造,只不过不再是以苦行僧的形象来达到目的。当代新的大众文化形态中,这些原创力看起来更多以个性、娱乐的面貌出现,表面上看不出英雄式的悲壮,更像是一个社会、一个凡人的常态。

  后现代文化的重心不在于完善,而在于打破,一步步打破人们思维观念的定式。我们不能用原始时代的眼光看人,现代大众文化中,不断有新的东西冒出来。所以这个时代“不完美”的偶像,往往能给人们打开一种新的感受空间。

  龚丹韵:不少人因此担忧后现代的颠覆性一旦走过头,就是价值观的混乱,难免泥沙俱下。

  梁永安:确实其中存在悖论。有人会以“堕落就是升华”为借口,放纵自己的行为。社会从来不是理想化的,一方面硬规范和传统道德永远会起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从总的历史流变中看得失。

  龚丹韵:剖析了这些后现代的大众文化心理,又怎么解释大家对老先生的怀念之情?

  梁永安:季老的象征意义在于,他和我们的时代并不同步。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爱好新概念、新方法,理论热潮此起彼伏。然而,在别人复杂化的时候,季老仍然在说很朴素的话,他的散文写作带着儒家伦理的味道。当时显得非常独特,现在看又和当下的国学热接续了起来。不管时代流行什么,季老没有跟风乱转,而是始终和传统文化的模式保持连续,这是社会文化中一种恒定性的力量,是在快速变化的生活中,迷茫的人们尤其需要的力量。

  其次,季老表现出中国人生哲学中的淡然之境,没有将自己圣贤化的心态。许多搞学术的中国人,对研究的终极价值究竟在哪里,带着毕生的疑问而不得解,由此产生价值上的焦虑。所以很多学者缺少自我否定的力量,变得特别脆弱,否定自己的观点,仿佛生命受到威胁。而一旦被称为大师立即就有满足感,世俗的肯定显得极其重要。然而季老对人生的体悟比较开阔,他可以真正做到不在意这些,那是在一种文化宽度下,才可能具有的判断和理性。

  龚丹韵:也就是说,我们的时代容易被两种力量感动,一种是像任老和季老那样,始终维持朴素的人文本色,连续着社会传统的恒定。一种是年轻人个性的发挥,不断在扩展人的视野定式。

  梁永安:像任老和季老那一代人,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后,对这个世界保持着从容和淡定,这份态度对社会来说很重要。崇敬他们,更在于他们始终没有背离自己的信念,年轻时的志向一生再也没有改变过。现代高速流动社会中的人,太容易因为眼前利益轻易扭转信念。

  这留给我们一个大问题:你敢不敢做一个少数人?很多人惧怕做少数。季老在德国留学时,孤身一人选修梵文。现在大家奉他为“大师”,一拥而上地崇拜,但其实他原来的位置,却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选择的“少数者道路”。


往事,优雅过重峦

文/王志远 2009-07-18 观点·手拉手

  为什么要在今天写关于任继愈先生的文章呢?因为他去了。我从繁忙和恍惚中猛醒过来,发现三十多年的相处就此永远不再,一推再推的约见将永远成为不可能,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心中隐隐作痛,不禁潸然泪下。

  一个月前,与任先生相约在国家图书馆他的办公室会面。由于许久没有约见,我凭空多了几分期盼,早早地便奔向西郊而去。然而,见我们的是师姐———先生的女儿任远。先生夜间突感不适,已经住院。我们和任远无拘无束地畅谈,追述了许多往事,气氛愉快而轻松。其实,在这轻松而愉快的气氛的外围,忧虑像浓雾一样弥漫着,大家都不愿提及,却心照不宣,那就是先生的健康。

  第二天夜晚,任远给我回了个电话,说任先生为未能如约见我们表示歉意,身不由己。我当然诚惶诚恐,连说只要先生康泰,不见也是高兴。任远还说已经把我的专著《中国佛教表现艺术》转呈了先生,先生自然是高兴,还夸了几句,特别是嘱咐任远,要好好读一读,其中不乏创见。我当然更是受宠若惊。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不是大馆长,也不是老所长,他是我的老师,对我曾经耳提面命的亲近导师。他的夸奖,像年幼时父母给我的糖果一样甘甜。而且我深知先生是轻易不夸人的,从先生门下毕业已经二十四年,虽然此前已经有不少成果,但是作为专著,这是我的第一本,能够得到先生的首肯,使我感到总算报了一点师恩。

  从那一天起,我总盼着先生能好起来,再约见我一次。但是,噩耗传来,竟是永诀。历历往事,荡气回肠。

  三年前,国际儒联举行春节聚会,任先生是照例要光临的。他没有等到会议结束,提前退席,我跟出来送他。先生那天精神很好,兴致勃勃,红光满面,忽然问我:“志远,你知道我多大年纪了?”我至今不明白先生为什么突然问起这句话,当时就更懵懂,认真地想了一秒钟,回答老师:“您好像八十多了吧?”说实话,多少年来常见先生,岁月荏苒,我真是认为先生也就八十多,神情矍铄,身板也还硬朗嘛!先生笑了,他说:“我今年已经九十了。”我不禁唏嘘不已,感叹先生已经超越“不知老之将至”的境界。

  随后,先生讲了一句出乎我意外的话:“你的胡子越来越长,越来越漂亮了。”

  那天回到家中,夜不能寐,给先生写了一封信。其中引用《论语》的话,“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先生的长寿,令我欣喜。但是毕竟已是九秩高龄,我心中还是掠过一丝忧惧。

  信终于没有发出去,我把它留下,也把一丝忧惧埋在心里。后来就更关注先生的一切。

  而那一句关于胡须的话,却是我与先生间的一段公案。先生是无意间的闲谈评判,还是一瞬间想起了往事?我没敢问,却不能忘怀。

  我是1977年那一届的大学生,实际是1978年春季入学。年近三十才上大学,都有些不安分,很快就跃跃欲试,要考研究生。由于得到另一位恩师,当时任内蒙古大学哲学系主任的杜继文教授的指点,我报考了任继愈先生的研究生,而且取得专业课90多分的好成绩。录取之前,我特意从呼市赶回北京,到三里河寓所先生的家中拜谒,手边牵着我的七岁的小儿子。先生看到我的大胡子、小儿子,没有多问什么。据说,第二天一上班,他叫来研究所的黄秘书,把我的名字从录取单上划掉。黄秘书数年后笑着对我说:“任先生看到你年纪轻轻留个大胡子,认为你有颓废倾向。”

  我这个当时并不知道“颓废倾向”的学生,三年后仍然报考了任先生的研究生,终于还是入了先生的门墙。而我手中牵着的小儿子,如今也已经是著名学府的教授。

  或许这是先生心里憋闷了几十年的一件事,终于在他九十高龄的时候,以一句闲适的夸赞,了结了关于胡须的一段公案。

  回想起来,先生对一生中的许多事,似乎都是这样优雅地转过了重峦。先生生前给我们讲起过毛泽东接见他的情景,也讲过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生活。

  我们那一届只有三个同学,因此得到不同于往届几十个学生的待遇———到先生家中去上课,每周一次,实实在在的“入室弟子”。先生很郑重地备了一片小黑板,几支白粉笔,挂在客厅里,那就是我们哥儿几个的课堂。主课是中国哲学史,学习方法是读《资治通鉴》,写读书心得,把文言文翻译成语体文,都是些扎扎实实的功夫活儿。我记得曾写过一篇论王莽的文章,颇得先生好评。去年曾给中央政治局讲课的牟钟鉴先生当时是任先生的助手,给我们改过作业。

  闲暇的时候,我们很好奇,终于听到毛泽东主席如何在半夜两点时还在读任继愈先生的文章,心血来潮,立即通知北大党委,召见任先生。先生是三点半左右进入中南海,来到主席身边,一直谈到清晨。

  毛主席夸赞任先生是“凤毛麟角”,不是虚的,是真看了他的文章。

  “文革”之后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研究宗教的学者已经成长为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老中青算起来也有数百人之多。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先生的晚辈。例如如今最为知名的佛教学者之一,人民大学的方立天教授,已是桃李满天下,其实也是任继愈先生的学生。煌煌若此,遑论其他?先生恩泽,源远流长。

  如今,导师去了,我再也无法到家中向他请教,或许只有幻梦才能使我们重逢。毕业了我还是您的学生,逝去了您依旧是我的导师。

  (作者为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客座教授)


忆恩师季羡林先生 吴永年
2009-07-18朝花·连载·广告

  我原在北大历史系读书,一天总支书记告诉我说:“经系讨论决定,你明天到东语系报到学习印地语……”事后我才知道历史系是为了培养我以后回系从事印度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于是我就成了季羡林先生的学生。

  毕业前夕,季先生正在翻译《罗摩衍那》史诗,他那一叠叠的卡片堆满了值班房那破旧的办公室的桌子,我对他说:“季先生我留下来帮你整理卡片好吗?”季先生非常高兴地对我说:“好啊,那你就留下来吧。”可是,我还是被安排回到上海工作。虽然没有实现我和季先生的约定,但因此我与季先生就有了长达三十多年不间断的往来。我的研究课题《当代印度宗教研究》就是在他的指导下立项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对印度当代宗教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是个空白。印度是个宗教国家,几乎人人笃信宗教,你若想了解印度,首先必须研究印度宗教。然而正如我在书的后记中所写的:“完成一部既全面系统又重点突出的研究当代印度宗教著作,确实存在着不少困难,于是我北上拜访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他给予了我勇气和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初稿完成后,“他不顾自己八十有六的高龄,而且眼睛还患有严重的白内障,用放大镜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还亲自作序,使我又一次感到了师生之间的浓浓深情”。他在序中不但对我的努力作了诸多肯定,还如是写道:“作者吴永年教授是我的学生和朋友,我们相知有年,极多共同语言。我在他新书问世向他表示祝贺之余,乐于为此书写这样一篇短序。”先生又亲自推荐我到印度尼赫鲁大学任长期访问学者,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记得第一次去印度,人生地不熟,我在临行离开北京前拜访先生时,他又亲自写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给当时中国驻印度大使的,并告诉我有事可以请他帮忙;另一封是给谭中先生的,他告诉我谭中是中印友好使者谭云山的儿子,现在在尼赫鲁大学任教,他们父子为了中印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季羡林先生的帮助下,我在印度的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并取得了颇丰的成果。这更使我增强了对印度进一步深入了解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工作期间,由我出面提出,聘请先生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顾问教授。他欣然答应,并且还担任《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主编。于是,我们师生之间的来往更加紧密了,我有问题就到北京请教先生,还时常在先生家中吃饭,我们全家也同先生关系密切,女儿还与季先生成了忘年交的老少朋友,先生为此写了《三个女孩》的散文发表于报纸杂志上。

  在与季羡林先生几十年的交往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先生时刻教育我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又如何做好学问。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人做好了,学问自然能做好;二是实事求是,凡事都应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了才能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三是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研究中印关系,写文做事,既要为中国人民,也要为印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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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要介绍文化发展研究方面,包括中国社会文化、文化遗产、文化科学、科学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大师情结: 传统与现代的殊途同归等。特别关注有关人与生命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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