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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遭遇“亚当·斯密之谜”

2009-11-23
亚当·斯密之谜,价值之谜,价值悖论,斯密问题
亚当.斯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谜

亚当.斯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谜。一个是“价值之谜”,或称“价值悖论”。斯密注意到,水是生活必需品,对人的价值极高,但价格很低;钻石是奢侈品,对人的价值并不高,但价值很高。这种矛盾现象,斯密没有作出解释,称为经济学史上的“价值之谜”。另一个是斯密著作中“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在《国富论》中他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观。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又从同情心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被经济学家称为“斯密之谜”,或“斯密问题”。
亚当斯密价值之谜--主观价值论代替了客观价值论

价值与使用价值,以及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家用主观价值论代替了客观价值论,并用边际效用价值论解开了这个价值之谜。

  边际学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它所包含的社会必需劳动量,而是消费者从消费一种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即消费该商品带来的满足或享受程度。一种商品的价值大小不取决于它有多大用途(使用价值)或所包含的劳动量,而是消费者对它的主观评价。商品的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是增加一单位某种商品消费所增加的效用。

亚当斯密价值悖论--利己与利他的矛盾

  斯密之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但也需要道德与正义。私欲与道德、利己与利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斯密之谜并不是斯密的失误,而是这种矛盾的反映,是斯密思想的深刻之处。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存在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也是这种经济产生许多问题的根源。

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隔阂主要来源

朱超 最后,我还想说,其实我觉得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隔阂主要来源于缺乏相似感。文化的差异有些时候不是能在短时间内弥补的。一般来说外国人对人总是比较中立的态度,愿意和你说话,愿意了解你,但是却不会主动邀请你去参加一些他们的party什么的。当然,或许这是我的英语水平问题吧。我也说不清楚。

经济观察

中国遭遇“亚当·斯密之谜”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秦晓鹰    2009-11-23
湖北荆州三位见义勇为的大学生救人溺亡。“打捞公司”的雇员拉着绑尸绳,摆手与岸上的师生谈价要钱的照片在网上一经公布,引来了社会各界的抨击和谴责。其实,诸如此类见利忘义之事,这些年人们几乎已是天天所见、日日可闻,早已不足为奇。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这类金钱物欲向道德底线的严峻挑战以及由此引来的舆论,恐怕不能再简单地停留在痛心疾首的社会评判上了,人们必须摆脱一般的“道德良心法庭”的尺度,而从更深的层次去探寻矛盾冲突的本源。正是从这个角度,笔者以为:今日中国正在遭遇“亚当·斯密之谜”,正在陷入曾困扰过这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生前所未破解的类似难题之中!
所谓的亚当·斯密之谜,其实是后人概括的,他在生前己经意识到,却又没有破解,或者说只打开了人们对其的思维空间,却没有得出合理解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

“亚当·斯密之谜”有两个。一个是“价值之谜”,或称“价值悖论”。他注意到,有些东西,譬如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对人生存的价值极高,但价格却很低;而另外诸如钻石虽属奢侈品,使用价值并不高,但价格却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对于这个“谜”,后来的现代经济学已经破解,答案就是经济学通常所说的“边际效用”。厘清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与使用价值,以及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的关系,人们便豁然开朗,明白了决定商品价值的是消费者从消费一种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即消费该商品带来的满足或享受程度。一种商品的价值大小不取决于它有多大用途(使用价值)或所包含的劳动量,而是消费者对它的主观评价。商品的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这个谜底的揭示引发了所谓的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言。

而第二个“亚当·斯密之谜”却至今没有得到世所公认的答案,那就是他在其著作中所涉及的人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利己”与“利他”的矛盾现象。

在名著《国富论》中,他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观,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就是那个“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经济的观点。但同时他又在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从道德同情心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由此出发来建立自然秩序,这就是《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秩序。但,人又有同情心,这就要求人要适当抑制自己的利己本性,社会也应该有道德规范,人应该有利他精神。“道德情操”就是指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一书正是论述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社会变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就成了被经济学界称为“亚当·斯密之谜”的悖论。

亚当·斯密认为:人性中既有动物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从前者出发,人是利己的;从后者出发,人是有同情心和利他的。他这样写道:“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他的原始感情一样,并不仅仅为品行高尚的人所独有。”

顺便说一句,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温家宝总理曾在不同场合至少有五次提到了《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利己与利他、物质欲望与道德自守、公平诚信与效率利益等等,这些表现为矛盾与冲突的社会现象,不仅在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而且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当代世界,依旧是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忧虑、烦恼。在中国,越来越尖锐的利益与道德的冲突矛盾也早已成为全社会必须正视与正在探寻其出路的社会难题。可见,亚当·斯密留下这第二个谜,在某种程度上准确地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亚当·斯密之谜”并不是这位先贤的失误,而是他思想的深刻之处。

事实上,亚当·斯密言及私欲与道德、利己与利他,从本质上讲,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属性的反映。人类的这种双重属性是与生俱来的属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犹如阴电阳电不可分隔、正极负极不能分离。否认前者便不存在后者,同样,无视后者社会便永无宁日。消灭货币与商品交换,用黄金打造厕所,否认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道德教化论者的理想;忘记维护社会公德的底线,只迷信金钱那只看不见的手,那只手就成了肮脏之手,人就成了残肢之躯,任何物质进步都变得毫无意义与价值。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任何试图割断经济与道德这种人类社会固有血缘关系的做法,都将招致社会的灾难与大众的苦难。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今天所遭遇的“亚当·斯密之谜”,是中国的不幸又是中国的幸运,因为这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破之题。如果我们能够在和谐社会的总体框架中解决“义”与“利”的纷争与纠缠,能够在追求全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下,使全社会的每个成员懂得:良好的道德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全存在与健康发展的基础。这将是我们对千百年来主张“义利并重”的华夏先哲们的忠实秉承,也将是有出息的中国人给世界带来的最大福音。当然,也是对那些在目迷五色的大千世界中,仍然固持着道义与美德的逝者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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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要介绍文化发展研究方面,包括中国社会文化、文化遗产、文化科学、科学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遭遇“亚当·斯密之谜”等。特别关注有关人与生命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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