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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的理论与实践——公有制为啥干不过私有制

2010-02-21
公有制,私有制
私有制的理论与实践——公有制为啥干不过私有制
辛衡

2010年2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先摆事实后讲道理,我这道理讲得不一定正确,可事实却毋庸置疑铁证如山。

某服装厂的下岗职工合伙开办服装厂,人是原来的人,行业还是原来的行业,效益大增,何也?体制变了(CCTV《当代工人》)。某医院改制,职工积极性空前高涨,除了体制啥也没变,院长还是原来那个院长,而“并非是院长的管理水平提高了《健康报》6994期第2版”。体制一变,积极性就变,诸如此类的报道俯拾皆是,笔者目睹的实际情况比这还要典型。

DB“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要求什么呢,当然是先进的生产关系。

人民公社代表了社会化的大生产,不可谓不先进,可生产力却是封建社会的牛拉犁杖,经过宣传、教育、说服、动员…直到行政命令,硬是给它套上了先进的公有制生产关系,最后还是垮了。明明是先进的东西怎么会垮台呢?问题的“内在本质”是生产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外在表现”就是采用与其对应的生产关系。如果倒过来,重形式而轻内容,犹如劣质产品豪华包装,那就成了俗话所说的“做秀”、“政绩工程”、“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政治术语一般称之为“左倾”。

毛泽东认为小孩子只要穿上大人的衣服,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他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别笑,此乃史实。“伟大导师”不是聪明绝顶吗,咋就偏要这么说呢。因为在左倾者看来,从来都是“人定胜天”,越“左”越是“我想咋地就能咋地”、想代表谁就代表谁。可是他却忘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想代表他人,首先应当征求他人的许可;要想代表先进生产关系,那就得先看看自己的生产力是否真的先进。

庄稼无论收成多少都归奴隶主,奴隶们干活当然不积极。封建地主首创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交完地租剩下的全归农民自己,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力进了一步,这与两千多年之后的小岗村何其相似。新问题是“二地主”既没地又不干活,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充当二道贩子。“二地主”们听见这话一定会恼羞成怒:“你说谁是二地主?你这不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吗!”

稍安勿躁,让人把话说完了您再给我定罪也不迟。

如今土地和国企的主人都是国家。国家作为最大的生产资料占有者,没办法直接管理自己的财产,只好任命、委派大批的中间代理人。代理人的层次越多、数量越大,国家财产的跑冒滴漏也就越严重。齐抓共管谁也不管,集体负责都不负责;能够捞到好处的事情、能够收费的工作,各个部门都争着抢着管;遇到麻烦踢皮球、相互推诿。

各级代理人“二地主”,在公有制身上成了要命的病,病根在于产权没有具体落实到人,代理人的权力跟责任不对称,赚了钱是我指挥英明,赔了钱是你没有领会上级意图。“我作为领导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谓“领导责任”就是“改革嘛,交点学费不可避免”。对13户著名国企进行的审计发现,由于“二地主”不负责任,导致这13户国企的资产流失高达六十多亿,这些损失都是合法的,不包括那些没查出来的非法侵吞(新华网2009.12.30)。道理非常简单,您见过自己给自己买东西要回扣吗,您见过自己给自己办事要好处费吗?只有代理人、二地主们才干得出来。

“全民所有制”是骗人的空话,所有权的具体体现是“处置权”。工人指责厂长为什么白白糟蹋东西,厂长说“这是我的,我愿意,你管不着!”此时外人便无话可说,这就是处置权的威力。农民质问村支书土地为啥贱卖了,别看支书小官不大,连借口都不用找:“你算干啥的,管得着吗?叫警察把你抓起来!” ……举不胜举,这些都是处置权的表现,没有处置权就没有所有权。

为了消灭私有制,所以我们才叫共产党。可是每当我们严厉限制私有制的时候,经济发展就缓慢、老百姓就挨饿,甚至成千上万地饿死。相反,每当放松限制的时候,私有制对生产力就表现出强烈的刺激,促使物质财富飞速增长。与此同时,我们党对私有制的认识也历经了三个阶段:1、坚决彻底消灭光,割资本主义尾巴;2、承认是一种补充,但要加以限制;3、是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鼓励发展。笔者以为这第3阶段的认识仍然不会是最后的认识。

怎么“鼓励发展”,假如让他们与国企享有同样的国民待遇,他们会不会超过公有制?超过了咋整?

头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私营企业在遭受不同程度歧视的情况下,2006年全国GDP当中,公非之比已经达到了37:63(发改委)。也就是说,我国现有财富的一多半是“非公”企业创造的。

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复杂了。凡是能在“公有”里头占到便宜的,尤其是当官的,异口同声地说“公有制决不能失去主体地位!”其实公有制仅仅在自然资源和市场资源方面是“多吃多占”的主体,而在创造财富方面早已不是主体。以笔者之见,私有制创造的财富不会跑到国外去,既然是给我们小康社会创造财富,超过了是好事,被超者应该把“主体地位”让出来。

元素周期表里有一条界线,把元素划分成金属、非金属,这是为了便于研究而人为地划分,实际上没有鸿沟。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线也是如此。试问:一人独占不算公有,两三个人叫合伙,也不算公有,十几个人叫股份,还不算公有,那么到底多少人才算公有呢?反之,“一人独占”就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吗?恐怕不能。因为纯粹的“私有”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1、此人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妻儿老小;2、寿命极长,长到永远不死。恩格斯认为家庭和私有制在人类社会里同时出现,就是为了解决继承问题,既然你没有继承人,那你就得永远不死,否则财产归了别人,还谈什么“私有”?

公与私,都没有纯而又纯的。准确地说,应当是“股份制”的公有化程度比“合伙”高,而“合伙”的私有化程度比“股份制”高。

假如真的到了“世界大同”的那一天,跨国公司的高级形式MC顶多相当于大集体,唯联合国才是全民所有制。回到现实中来,还是应当以私有制为主体。问题的本质不在人数,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发展”指的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发展党政机关、发展皇粮队伍。公有制已经是白白浪费了很多资源,生产效率仍然上不去,徒具公有制的华丽外表。

列宁说:“发达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中的一级,由此向上才是社会主义,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选集》卷三p164)也就是说,不经过资本主义就无法到达社会主义。这并不是说我们还得退回去搞国民党专政,而是说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必须补课,并且要跟私有制生产关系的补课同步进行。

蒋介石不就是私有制吗,咋就倒台了呢?那是因为他搞独裁专政,怨不着私有制的事。“土改”是典型的私有制,可是讲民主,小私有者们抢着参军、送公粮。可惜好景不长,一“反右”(三面红旗)就坏了。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刚刚缓过气来,一“反修”(文化大革命)又坏了。

既然如此,那还不赶快发展私有制,快点呀。

快?事情可没那么简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者都有改革。前者也叫技术革新,比如通讯技术的改革,没人说手机不好。而后者的改革,其本质是社会利益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分配比例发生了改变,一些人的好处增加了、另一些依赖公有制的人好处变少了,这就是改革。如果失去好处的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失也就失了;如果是当官的那麻烦可就大了,他们是否给朱镕基的改革设置“地雷阵”,那要看他们是否真的代表老百姓,不能自称代表就算是代表了。

假如某项改革能够使大家都得到好处,那么这项改革就会立刻实行,决不会研究起来没完。现在一提改革阻力就说是来自旧思想旧习惯,其实最大的阻力就在党政干部而不在工人农民。官员的级别越高,权力越重,得到的好处越多,抵制改革的力量也就越大。消灭战争要拿起武器,同理,消灭私有制首先要发展私有制,推翻剥削首先要利用剥削。弟兄们不管多少,不分家,劳动就缺乏积极性;大锅饭的锅越大,劳动积极性就越低。私有制虽然是剥削的基础,但也是发展生产力的有力武器。“交完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最后这句“自己的”就是私心,私心对生产力的剧烈刺激,力量胜于吗啡,甚至能叫贪官不怕刑罚。各个行政部门为啥一说收费、一说罚款就偷着乐,说起来挺文明,叫什么“部门利益”,其实就是有“来钱道儿”了,“吗啡”起作用了。秦汉以来儒法之争的焦点无非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其实“人之初”只不过是个《生物学》里的小动物,动物本身并无善恶,仅仅是“性本私”而已。自私之心人皆有之,原本并无好坏之分。制度好了,私心起好作用,制度坏了,私心就起坏作用;同样都是私心,前者促进生产力,后者破坏生产力。“斗私批修”对生产力的破坏何止十年!

如果有那么一天,生产力充分发展了、物质极大丰富了,一直富到全社会都使不完用不尽,私有财产也就失去了继承意义,还用得着剥削吗。消灭私有制的不是别人,正是私有制自己。可那毕竟是将来的事,而眼前下岗的、待业的都在热切盼望资本家快来投资,快来雇用自己、剥削自己。

如果资本家只为挣钱,那他一定挣不到钱。因为有人买才是商品,没人买是废品,为了有人买,他就得琢磨人们需要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家也是脑力劳动者。《十六大》的贡献之一就是确立了“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承认了合法的非劳动所得,向“按劳分配”发起了挑战。哪有什么“不劳而获”,关键是看这种“劳”是否合法,以法治国。

由此来看,在分配问题上“资”跟“社”没有区别,更加验证了邓小平的话:只要老百姓生活好了,叫什么主义都行,无论什么主义都得发展生产力,谁不发展谁就得叫人家火烧圆明园。副总理王震的工资是工人的八倍,当他看到英国工人的工资是自己的八倍时,他被“震”了:“我看英国搞得不错,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如果再加上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 可是我们自己歌颂清朝皇帝的电视剧却说:“只要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谁当皇帝都一样。” 相比之下,领导岂不成了没有必要?领导英国的两个政党,一个姓“资”、一个姓“修”,两个都是我党“大批判”的对象,要说这还不够说明问题,那就是郑板桥所说的“难得糊涂”、是中国官场惯用的“揣着明白装糊涂”。可有时候还得装明白,愣说市场经济有什么“社、资”之分,中央党校一直也没能指出这个区别究竟在哪儿。把“物价办公室”升格为“物价局”;还要成立什么“收费办”;土地买卖合法了还不行,还得让土地局再捞一把;捞一把也无可厚非,可总得让人明白这些钱花到哪去啦;…,这些东西外国人都没有,区别可能就在这儿吧。按照马列的经典理论:私有制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开始垂死挣扎,经济危机的周期越来越短。

事实已经证明: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化之间的矛盾不是致命缺点,市场规律完全能够自行调节,况且计划经济也有计划不周之时,世上没有十全十美。我们在经济过热时期,大家干啥都挣钱,重复投资建设、盲目争抢上项目,股票猛涨;到了滑坡时期,货再好也卖不动,大家都萧条,报纸上叫“疲软”,难道姓“社”的也会有危机?可以不承认,但事实抹不掉。资本主义现在的“危机周期”已经短到每天都有破产倒闭,同时也有新的企业成立,每天都有下岗失业,同时也有上岗跳槽,人才市场总是有货,失业率保持相对稳定。其实这正是市场经济已经发育成熟的标志,但前提必须是三权分立、竞选执政,此情此景,王震早已亲眼看到了。

为什么没有竞选执政,市场经济就不能成熟?

笔者在市防疫站干了三十多年的劳动卫生,对厂矿企业略知一二。有两个厂的年产值差不多,姓“公”的那个厂,工人48名、脱产干部正好也是48名,他们自己戏称为“一夫一妻制”;而姓“私”的全厂24名,其中只有一人脱产。前者挂着“市政府重点保护企业”的大牌子,我们单位依照《职业病防治法》对其例行监督检查,每每遭到拒绝,至于此厂在贷款、买地方面享有的特殊照顾,我们只是听说,没有证据。

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到,无论哪个行业(利率极大的、不准私营进入的行业除外),凡是“公”的都干不过“私”的,此事早已公认。可是一说“以私有制为主体”就反感、就恼怒,其原因大致有三:1、浴血奋斗牺牲,胜利到手了还得退回去,心难受;2、马列原理没悟透;3、私营企业不养闲人,五千万皇粮干部何处寄生?前两条是幌子,最后这条才是真的。《社会经纬》栏目《杜如意的不如意》报道:哈尔滨某局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硬给一个私营企业派俩书记,因遭到抵制而引起行政诉讼,说的就是这第3条。

至此,“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为啥总是不能成熟,其原因已经昭然若揭了。关于“剥削”的定义有十多种,尽管各种说法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一些人占有另一些人的劳动成果。老百姓禁不住要问:公有制里有没有剥削?国企的“一夫一妻制”现象、还有国家机关五千多万“皇粮”人员,这些算不算剥削?要说这是合法的,那么只能说它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却偏偏合法的“权力剥削”。剥削要靠资本,资本的种类非常多,土地资本、货币资本、智力资本…。权力也能作为资本入股,叫“干股”,没有血缘的爹叫“干爹”,“干股”太形象了,啥都没有也能坐享其成。“权力剥削”正在悄悄地损害着老百姓的爱党热情,损伤积蓄得越久,越容易爆发“群体性事件”。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私有制是生产力有了发展但又发展不充分的产物。诞生→壮大→消亡,此乃世间所有事物的普遍规律。虽说私有制不可能永远存在,但是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还没等私有制壮大起来就要强迫它提前进入消亡阶段,严重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此,我党已经有了一些认识。

笔者原来以为医疗、教育、住房等等问题都是因为生产力落后而引起的连带问题,只要生产力上去了其它都好办,现在看来制度问题才是主要矛盾。私有制在创造财富方面早就是主体了,如果不在制度上给予相应的主体地位,生产力肯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何谓“应有的”,就是超过他们,叫他们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都想跑到我们社会主义这边来,叫警察去拦也拦不住,这比高唱《社会主义好》管用。否则,任你怎么高喊代表,喊破嗓子也没人信,嘴上信了心里还是不信。

以私有制为主体 = 坚持党的领导,为什么这么说呢?“全国一盘棋”,企业个个都是听话的“棋子儿”,能有活力吗。如果执政党只负责制订政策,省心又省力,其他事情交给政府去做,政府利用政策和法规调控市场,迫使“棋子”们主动去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而私营企业响应市场最快、最积极,活了。这岂止是坚持,简直就是加强了党的领导。

其他问题更不在话下,例如环保,你就给他来个“排污者排的越多,挣的越少,甚至赔血本、赔命”的政策,看看国企敢赔还是私企敢赔!

虽说省心又省力,可是有职才有权,有实职才能有实权,只负责制订政策,就会失去很多“捞好处”的机会。所以直到现在党政还是不愿分开,要不怎么说这“代表”咋看都不像呢。如果我是“一把手”,那我必须坚持党性:“绝不应允许架空党的领导!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十七大》的口号是:“巩固”公有制,“引导”非公有制。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公”的效率要是能比“私”的高,还用得着巩固吗。所谓巩固,就是加大财政投入,把纳税人的钱不断地扔进国企的无底洞。发改委的数字显示,政府的公车消费比全国军费还高,是卫生、教育经费的总和;国企的公车消费虽然不愿公布,百姓却有顺口溜:“工人拼命干,赚了几十万,买个乌龟壳,坐个王八蛋”。

对待私有制的态度,“引导”比起“限制”来,算是一个进步。如果按照邓小平说的“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那么需要“引导”的恰恰是公有制,要降低它的公有化程度、治疗它的“一夫一妻制”、引导它学习私有制的“落实产权增强活力”。

具体治疗方法有以下两条。

其一、 欲任国企法人代表,必须竞标,职代会参与评标,中标者上任。合同期满,由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职代会、审计局组成三方清算小组,将企业资产增值的“那一块”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划分给法人代表。如果亏损了,则对法人代表实行终身赔偿制度——“限制债务人的消费水平和居住范围,没有偿还之前不得易地为官。”彻底避免了“决策我拍板、赔了我不管”。

其二、 单位的钱,不经财会跑不了,要想贪就离不开财会,关键是“一把手”指使会计做假账。所以会计应该仅仅是在单位上班,其工资福利、奖惩、人事调动等等都归审计局,跟单位没有隶属关系了,会计才敢监督。只要“一把手”代表单位对会计行使领导权,那么会计就无法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行使监督权。(法院能否独立审判,也存在着类似的利益制约关系问题。)“制度严密,想贪也贪不着”;“我是优秀党员,叫我贪、我也不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反贪方式,私有制一律使用前者,因为只有前者可靠。凡是公有制单位都应当实行“利益对立”制约机制,别等损失巨大了再去枪毙贪官,换了别人,可能贪的比这还要多,根源不在官员贪而在制度劣。

以上两种治疗方法效果如何,只能靠实践检验。凡属此类治疗方法显然都对“一把手”不利,要想付诸实践,光靠劝说肯定是不行,甚至连说都不让说,“张学良”事件再演也未可知。与其说是西德吞并东德、“资”吞“社”,不如说是东德老百姓主动向西德“投怀送抱”,此乃民心所向。奉劝“一把手”趁草民多数无知,先行试点,权力虽然舒服过瘾,当弃则弃,及至百姓觉悟爆发,悔之晚矣。

发展私有制,用以巩固民主政治的基础;实行民主政治,用以保障私有制的发展。

以下是理想,或者说是猜想、妄想…,咋说都行,反正意思都差不多。共产主义不需要物质私有,所以没有货币,可精神上的成就感还是私有,就叫“精神私有”吧。既然是私有就得有相应的制度,各种各样的劳动,都要比比看,看谁是劳动能手,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还要有记录,私有制的科学管理在原则上仍然起作用,不过对违章者只能通报、不能做财产处罚,因为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钱。首创精神被推崇到极至:张三定律、李四公式…,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是最高奖赏,诺贝尔奖只有证书没有奖金。既然产品已经不再是商品,按需分配是理所当然,但肯定是给在明处,不能自己随便乱拿。奥运冠军没有奖金,但是“冠军争夺战”跟现在一样激烈,要说有区别,那就是竞赛规则更公平、更完善。劳动能手跟冠军一样,都受到尊敬,因为“荣誉感”和“志得意满”的那种感觉是“精神私有制”的基础,是鼓励社会成员共同遵守规则的基础。别做梦了。看看现实吧,我们还是物质私有的“初级阶段”,私有制原本应该正值盛年,因“中国特色”而先天不足、发育迟缓,不得不向后顺延。消灭私有制的任务要想“八字有了一撇”,即便是在正常条件下,最快也得中、高级阶段以后。所以我才敢说“当前阶段应该以私有制为主体”。不愿承认这一点的人肯定是个官,是个占公有制便宜的官。为啥,因为私有制一旦成了宪法主体,肯定要求上层建筑三权分立,到时候不要说占便宜,活都活不起,得不到选票的官——没人供养他。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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