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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群众行为之谜的理论:隐藏的逻辑

2010-11-29
群众行为之谜
揭露群众行为之谜的理论:隐藏的逻辑

作者:[美]马克·布坎南

【内容简介】
揭露群众行为之谜的理论:隐藏的逻辑为什么有些酒吧这个礼拜人潮涌动,下个礼拜却空空荡荡?为什么一本书能在畅销榜单上久居不下?为什么会发生种族暴力事件?为什么邻居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为什么股市会起伏波动?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要像物理学家研究原子一样来研究人类社会,要思考的是模式,而不是人。多少年来,人类做决策的特性把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搞糊涂了,他们依赖一种老式的思维方式,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人是复杂的。现在,理论物理学家马克•布坎南(MarkBuchanan)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正在上演一场“量子革命”。物理学法则开始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有关人或“社会原子”的崭新图象,而且与现实存在的个体自由意志毫不冲突。混乱的原子活动能够组合成精准的热力学,人类的自由个体也同样能组合成可预测的模式。社会物理学家能剖析潮流的变化;能预测企业是成是败;能解释犯罪增多的原因。布坎南在这本开阔眼界的书里提出,了解群体组织的规律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主要挑战。这本书例证丰富,论点尖锐,容易理解,充满了智趣的游戏和刺激的实验,为我们看待人的社会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前言

大多数人都认为,二十世纪70年代早期,纽约、芝加哥和美国其他城市出现的种族隔离现象之所以顽固不化、持续不断,显然是和种族主义颇有关联。那时,黑人只能蜷缩在市中心极度贫穷的角落,而周边富裕的市郊地带则被白人包围。研究发现,在商业领域,在员工的雇用、晋升和劳动报酬方面都普遍存在种族偏见,而房地产行业更是想尽一切办法,试图在黑人居住区和白人居住区之间划清界线。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之间的关联看似无可辩驳。然而即便如此,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汤姆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仍然怀疑,人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并非那么明显但却甚为重要的因素,种族隔离从原则上来说,会不会和种族主义根本毫无关系?

于是,谢林开始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探测自己的想法,道具是一副国际象棋的棋盘和一把硬币。棋盘上的正方形代表房子,硬币则用来代表人--深色硬币代表黑人,浅色硬币代表白人。一开始,他把硬币摆放到棋盘的格子上,深浅硬币随机混合,数量相当,组成了一幅黑白完全融合的社会图象。接着,他开始移动硬币,看看这个社会的组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怎样的变化,同时,这个想法对可能影响人们行动的因素做出简单的假设,然后移动硬币,看看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在第一个试验中,谢林假设每个人都是种族主义者,凡是发现周边的邻居中有一个人是来自"其他"种族的,他们就会搬家。他用这一假定的规则依次考虑每一枚硬币的情况,是该原地不动,还是该移动到附近开阔的格子内。果然,他发现这个社会快速地被分隔了,深浅两色硬币互不相干,分开聚集在一起。不出所料,种族主义的确能造成种族隔离。

然而,种族隔离的现象一定是由种族主义造成的吗?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为了找到答案,谢林设计了第二个试验。这一次,他在真实的人性面前退一步假设,每个人都非常乐意与其他种族的成员做邻居。但是他想,哪怕是在种族问题上非常宽容的人,也会情愿避免让自己成为极少数群体的一分子。白人会有黑人朋友和黑人同事,他们也会乐意住在一个黑人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区里,但同样也不愿意成为那个社区里唯一的白人。这其实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种族歧视"的心态。在这个试验中,谢林假设所有人都会留在原先住的地方,除非他们发现左邻右舍的同一种族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少数的群体,占整个社区的比例,譬如说不到30%。

也许你会觉得,每个人都慢慢地对不同种族之间的完全融合感到心满意足,最初黑白混合的状况就会维持下去。但恰恰相反的是,谢林发现那些硬币再次分离到完全不同的区域,泾渭分明。图1是这个试验的现代电脑图示,显示了一个融合得恰当好处的社会(左图)是如何自然而然地转变为一个分隔的社会(右图),尽管在此之前没有哪个人有过隔离的想法。

荒谬的是,人们不愿住在极少数群体中的单纯想法,最终却把融合的群体完全破坏了。谢林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小论文中宣布了一个怪诞的结论--即便种族主义明天就能消失得无影无踪,某些类似物理学定律的东西仍然会使种族之间相互分离,就像油和水永远不会融合一样。

  谢林设计的种族隔离的游戏是社会科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显然这个游戏暗示我们,任何考虑种族隔离问题的人,在把这个问题只归咎于种族歧视的态度之前,最好再好好想想,是否存在其他原因。不过,这个游戏还传达出一个更为普遍的讯息。我们一般认为,一个集体或者一个群体的行为,应当非常直接地反映出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的特点。譬如说,如果发生暴动,一群人发了疯似的砸碎商铺的店面,那么我们通常认为,这种现象是暴动成员怒火的发泄,或是导致他们愤怒的原因所致。

  这种解释看似很有道理,然而根据谢林的试验,这种想法实际上是种谬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结果并不一定明显地反映出每个人的欲望和意图,或是习性和态度。如果单凭我们的直觉去解释人类社会是如何运作的,那就完全乱套了。

  不过,谢林的研究还是传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息--洞察人类世界有一个好方法,就是从平常固有的思维模式中跨出来,走一条更简单的途径。不要只把焦点放在人们的个人心理上,而应该把人当作原子或是遵循某种简单规律的分子来看待,并且设法找到引导这些规律的模式。

  谢林暗示,看似复杂的社会事件,背后的起因通常都可能很单纯。我们人类也遵循着某种类似于物理学规律的法则,通过审视这一点,我们就能发现那些隐藏的逻辑。本书探索的正是这一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领域的深刻变革。

  几年前,我还是《自然》(Nature)期刊(一本公认的尖端科学期刊)编辑的时候就发现,有些投稿的论文作者一门心思地在人类世界中找寻某种像物理学规律一样的数学规则。事实上,他们试图按照物理学的思路来研究社会科学。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经过多年的漠视,研究人员终于开始认真地考虑谢林的思维方式了。自此,我称之为"社会物理学"的现代研究工作也开始迅速发展,让我确信现在我们正处于历史性的重要时刻。我们正亲眼目睹一场社会科学的巨大变革,就像物理学的"量子革命"。或许,我们在人类世界发现明确的"规律"之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科学家们已经发现,在人类世界存在着定律般的规律,而且现在也认可了这种规律无论如何都不会与个人自由意志的存在相互抵触;我们可以做自由的个体,结合起来的群体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是可以预测的。这一点就非常像物理学中的现象,虽然原子状态非常混乱,但是到了热力学或行星运动层面却犹如时针般精准。

在从事社会物理学的研究时,现在的研究者和多年以来的物理学家一样,都开始重视电脑这个科学工具的强大力量。有史以来,伟大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在玩令人着迷的"假如游戏"。假如人们极其贪婪和自私的话,社会还能正常运转吗?还是最终会瓦解掉?假如人们不贪婪自私呢?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会总是为他人着想呢,还是只是一味地模仿别人?社会转型是如何因此而改变的呢?

  不幸的是,这些苦思冥想很大一部分仍然停留在徒劳无果的"假如"上,因为,随着百人或千人聚集到一起,因果关系的网络就会不断壮大,连最伟大的人类智慧也被覆没其中,使得人们无法预见结果。如今,科学家已经学会利用计算学来估量他们的智慧,在"虚拟"的社会试验中,按照程序找到那些假设的答案,以此来研究最基本的社会现象。

  在这本书里,我不想假装自己做得尽善尽美,更确切地讲,我的目的只是想阐述一种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思维方式,并举一些例子,尽量把最近社会物理学领域内最令人兴奋的发现呈现给大家。对于我来说,了解群体组织及其演变的规律无疑是我们这个年代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从全球变暖到环境恶化,再到核武器的不断扩散,人类之前从未面临过如此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握群体的社会活动。

  当然,我并不认为,任何社会物理学的伟大发现都能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如果我们真的想为了人类,为了这个世界,开辟一条通向未来的安全大道,我想我们能做的不过是 "摸爬滚打"而已,就像我们过去就是"摸爬滚打"过来的一样。但是,如果能正确地理解掌控世界、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隐形力量,我们"摸爬滚打"的技术会得到大大的提高。
第一章

  要思考的是模式,不是人

  嘲讽要求进步的希望是最愚昧的,是精神贫乏和头脑枯竭后发出的最后声音

  --亨利·路易斯·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

  1992年的夏天,在克罗地亚达尔美逊(Dalmation)沿海城市斯普利特(Split)的一个小型体育馆里,波斯尼亚战争的流亡者向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记者彼得·马斯(Peter Maass)讲述他们亲眼目睹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就在一夜之间,一个作风正派的正常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一位名叫阿旦的农夫说,从毗邻村庄来的赛尔维亚人在他的村子里围捕了35人,撕裂了他们的喉头。"他们就这么被杀了",马斯报道说,"那些杀害他们的赛尔维亚人曾是他们的朋友,曾在去年秋天帮他们一起收割田庄,一起分享年少轻狂和青春的秘密,一起在那些炎炎夏日,到德林纳河(Drina River)里光着身子游泳,夜里和村里那些没规矩的女孩子厮混。然而转眼之间,看似毫无征兆地,他们就变成了杀手。"

  二十世纪90年代的头五年里,无数来自克罗地亚、波斯尼亚以及科索沃的人都像阿旦一样,讲述着邻里间反目成仇,朋友间自相残杀的故事。

  战后,一些官员采访了来自克罗地亚小镇弗科瓦(Vukovar)的一名男子,他回想起那些来自赛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邻居们,说道:"我们过去都是朋友,常常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而,1991年,一片充满仇恨的乌云如有毒气体般笼罩了整个小镇。邻里间的问候,一度不变的亲切和友善,都为了表现某种种族身份和所谓的民族团结--实际上只是一种把"我们"从"他们"中区分开来的方式--而变得粗暴不堪。男人回想说:"昨天他们还是你的好朋友,而今天你就开始需要寻求他们的保护,可他们几乎再也认不出你了,他们再也不敢做你的朋友了。"

  这类事件令人恐怖和困惑的地方在于(唉,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再平常不过了),它们看似毫无缘由,莫明其妙地发生了。某天所有看来稳定不变的东西都突然土崩瓦解了,人们变得面目全非,被迫无奈地做出一些他们之前从未想到过的行为。这就彷佛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突然掌控了,哪怕是那些目标明确、计划周全的人,也无力阻止事态的演变。

  德国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弗纳(Sebastian Haffner)在其著作《反抗希特勒》(Defying Hitler)一书中回忆了,作为纳粹分子的敌人的他,是如何被迫参与纳粹活动的。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当纳粹党,也就是统一着装褐色行头的军人,在街上行军时,只要看到有谁不行礼,他们就鞭打谁。哈弗纳自己的反抗方式通常都是躲开纳粹军。但是,当他和其他学法律的学生被勒令关进教化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也穿上了褐色衣服,加入到相同的行军行列中去了。"抵抗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自杀",哈弗纳如此写道。受压迫者无意中却转变成了压迫者:

  "当我们从村子里走过,道路一旁的人们高举双臂,向旗帜致意,或者有些人迅速从家门口消失了。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后果:我们,也包括我,会把他们痛打一顿。这之间的变化不是一点点,当我们没有跟在他们后面行军的时候,我--毫无疑问还有我们中的其他人--看到那些旗帜都会躲得远远的。而现在我们却变成了对所有旁观者形成暴力威胁的人,表现得绝对盲从。路边的人要么向旗帜致意,要么躲得远远的,因为害怕我们,因为害怕我……"

  是什么让完全普通又正常的人一头扎入集体的疯狂中呢?用"疯狂"来形容那些发生在波斯尼亚、纳粹德国的事是否正确呢?抑或是1994年的卢旺达,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胡图人,民兵中的极端分子在不到100天的日子里杀害了90万个图西人。关于这类事件,我们是应该用人类心理的突发其想来解释呢,还是用人性道德的沦丧来解释?抑或者,会不会存在一个并非那么神秘,但却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原因呢?
1974年,当印度人口达到5亿高峰的时候,印蒂拉·甘地(Indira Gandhi)领导下的政府决定是时候该采取极端措施了。当时卫生部部长说:"我们已经尝试了各种手段,现在我们不得不走最后一步了。"他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男子绝育营",而且根据一项新的法律,有三个孩子并且孩子都还活着的男人必须到这些营地报到,做绝育手术。那些不自愿前去报到的男子将被强行逮捕。作为高压政治的一种手段,警察们可以扣押食物分配卡,医疗证和驾照,他们还在一个村子里威胁一名男子,如果他不接受绝育手术就把他的店铺烧毁,尽管他的妻子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单单在一年之内,就有超过800万人被绝育。

  然而,甘地政府真正目的很快就暴露了,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和社会的自然现象做斗争,压迫那些违抗他们意愿,反对他们习俗和信仰的人。在一场暴力抗议中,甘地政府不得不放弃这项计划,而印度人口增长的势头仍就高攀不下。如今,印度除了靠南边的科拉拉邦(Kerala)之外,全国的人口仍在增长。科拉拉邦是印度社会的一个奇迹,不靠宣传,没有残暴,不用高压政治,科拉拉邦却莫明其妙地达成了印度其他地方没能达到的目标。

  科拉拉邦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依靠种植粮食、茶叶或是像豆蔻和胡椒之类的辣椒为生。典型的科拉拉人拥有的炊具和工具都很少,赚的钱和美国人的平均水平相比少70倍。然而科拉拉人一般都能活到72岁,将近美国的平均寿命77岁左右。而且,当印度其他地方的人口在急剧上升的时候,科拉拉邦的人口数量是稳定的。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科拉拉邦看上去和印度郊区以外的地区没什么两样,不比其他地方富裕,土地也不比其他地方的肥沃,怎么就会如此与众不同呢?

  使科拉拉邦与众不同的一个原因是教育。并非是你们所认为的关于计划生育或是节育的教育,而是教人读书、写字和算术的普遍教育,尤其是教女性。在二十世纪80年代晚期,科拉拉邦政府在志愿者组织的援助下,坚决努力地开展大范围的扫盲运动。数万名识字的志愿者奔赴乡村,尽力为15万不识字的人扫盲,其中三分之二接受教育者是女性。一小队志愿教师们开始教她们学习最基础的知识。一位志愿队长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就在牛棚里,在空旷的院子里上课。"

  三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美国宣布科拉拉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盲的地方。这一杰出的成就似乎对人口增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1999年一位印度计划生育专家所说的,"现在如果人们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就会觉得尴尬,觉得难以启齿,而在七八年前,人们一般是生三个孩子,而且我们当时还觉得那么做挺好,但是现在是两个孩子,而在受高等教育的家庭里,大都只要一个孩子了。"

经济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现在都认为,科拉拉邦对女性的教育是一颗魔力弹,把人口增长这个大气球里的空气都吸附走了,那个气球曾稳稳当当地被传承了数千年之久。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节育计划、计划生育甚至是强行绝育都失败了,然而教育却奏效了。让女性学会读报写日记,让她们学会数超过一百的数,做三位数的乘法,怎么就能造成如此大的差别呢?

  要思考的是模式

  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理解事物的唯一方式是对模式进行思考,而不是对人。无论是理解种族主义突然爆发的原因,女性教育和节育之间的关联,还是理解顽固不化的种族分裂,抑或是一系列其他重要又有趣的社会现象,金融界的也好,政界的也好,时尚界的也罢,都是思考模式,而不是思考人。

  老的思维方式认为,社会之所以复杂的原因是因为人是复杂的。许多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未能用诸如物理学或是化学中的可靠理论来理解人类世界的原因。说到底,原子是简单的,而人不是。我想解释为什么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人们有时的确是复杂的,难以理解的,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所有开车的人都会有这种令人不快的驾驶经历,在公路上开着开着,突然交通就慢慢地停了下来,看似没有任何缘由。你徐徐地向前开了三十分钟,嘴里还咒骂那些你前面的"白痴"们,并且拉长身子想看看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交通的堵塞。然而,没有交通事故发生,没有车辆抛锚,也没有道路维修。不多久,交通又意想不到地再次畅通了,你又能毫无障碍地顺利通行了。

  交通专家称这种现象为"幻影塞车",这就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基本模式,在交通拥挤的公路上随处可见。驾驶员能很快地对周遭发生的情况做出反映,但是当道路变得越来越拥挤,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时,我们的反映能力就再也无法应付了。任何无意中聚集起来的车辆一般都会自动减速,所以簇拥的车子越来越多,车速也越来越慢,交通堵塞自然而然也就发生了。

  在有大游行或是演唱会的时候去公共场所,你会发现某些表象截然不同,但在概念上又极其相似的东西。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人们比肩接踵地在拥挤的人群中挪动步子其实真的和个人意向没多大关系,相反却和模式颇有关联。

  随着人们尽量避免和其他人发生摩擦,一个跟着另一个走,另一个人又跟着其他人走,人们开始自动形成一股人流,连贯有序地运动着。紧靠你左边和右边的人朝着你走的方向动,而再走远一点,他们就朝着其他方向走了。人们随着这些人流走动也不无道理,因为朝着其他方向行动要困难得多。任何人流都能凭借这一点很快吸引到更多的人加入其中,使队伍越来越庞大,随之又能吸引到更多人。模式限制了人们的选择,使人们更可能按照巩固模式的方式来行动,加强模式的能量和影响力。

这些例子说明了,在简单的情况下个人意欲与社会结果之间存在一种令人费解的关系。没有人想让交通堵塞,对于每天在全世界都让道路陷入瘫痪的"幻影塞车",你甚至不能指责是驾驶员的坏行为所导致的。

  同样地,人群中没有人想计划人流运动的开始,或是人们运动的方向。模式在骚动和混乱中自发产生,自行积聚着能量。这就像是没有编舞的舞蹈表演。人流像蛇一样迂回前行,去向何方并不能反映人流中每个个体的实际期望,甚至不能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向。

  2004年,被关押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遭受美国士兵虐待和羞辱的伊拉克囚犯的照片公布于世,美国人倍受震惊。人们觉得难以置信,美国军队不管是男兵还是女兵、全国各个地方还在上高中和大学的普通孩子,居然会参与鞭打和羞辱那些毫无防备的囚犯,而且快乐之情浮于言表。然而,一种似乎有理的解释并不难发现,和这种解释颇有关联的是坏的模式,而不是坏的人。

  三十年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在学校普通学生的身上做实验,把他们关在一个设施像监狱一样的心理学系地下室里,一些人当囚犯,另一些则做狱警。研究者把学生平常的衣服都拿走,发给他们制服,并为他们编号,给狱警发反银太阳镜,并给他们统一取诸如"监狱警官先生"之类的称号。心理学家的目的是扯掉那些学生个性的面具,然后看看在那种情况下事态会如何演变。以下是津巴多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描述:

  "对囚犯的敌意、虐待和凌辱一天比一天厉害。不到36小时,第一个囚犯的情绪就崩溃了,他哭喊、尖叫,失去了理性。我们不得不放了他,接着在那之后的每一天,我们又不得不因为出现情绪的极端反映而释放一个人。原本这项实验计划持续两周的时间,但六天之后我就终止了这次实验,因为情况实在失去了控制。我们选择的那些孩子原先都是健康的正常人,后来都崩溃了。那些原本是和平主义者的孩子后来却做出虐待人的行为,从施暴、行恶和惩罚囚犯中得到快乐。"

  最近津巴多指出,在阿布格莱布发生的事情遵循了同样的模式,这种模式和个人所处情境的关系,要比它和个人的关系大得多。在公布的许多照片中,狱警并没有穿着他们统一的制服,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他们是匿名的,他们做为狱警的人格被"分解"了。他们为囚犯贴上了如"被拘留者"或是"恐怖分子"这样的兽性标签,与别人相比,那些囚犯是低人一等,一文不值的,而且他们误读了自己对囚犯的职责与监督权力。

  虽然这也许不是所有虐待发生的原因,但是这无疑为虐待建立了一定的条件,使虐待的行为得以深根发芽,自然生长。虐待囚犯的狱警越多,他们就越不把囚犯当人看待,越觉得他们就是应该被虐待。

现在再来思考一下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或再想一想仅仅靠教育就让科拉拉邦人口增长得到控制的方法。思考模式,而不只是思考人的话,你会发现这类事件,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事件,就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令人费解了。

  正如我们在之后要详细探讨的,种族仇恨和种族猜忌会自我生长。的确如此,从表面来看,在原始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类合作的基本逻辑有时候甚至会导致,人们仅仅根据表象(如文化、宗教或在其他方面)的不同,盲目地猜忌和怀疑别人,从而为一个群体巩固自身的凝聚力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方式,无论这种凝聚力从外表来看有多邪恶,破坏性有多大。

  正如我们所见,简单的数理分析表明种族中心主义本身就有一股自我驱使的力量,让许多人都难以抵抗。或者再想一想科拉拉的教育,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的国家随着女性接受教育后,出生率也逐渐下降了。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因为教育得以使女性在家庭以外寻求其他的兴趣,比如在工作方面或是在其他地方。但是在科拉拉这一事例中,奇怪的地方就在于这种转变是突然发生的。

  理解这种现象的奥秘也许就在于理解一种能够自我加强、自行巩固的模式。没有人是孤立地生存着的,没有人的行为能不受到别人的影响。当其余每个人都接受了教育之后,当生活变得要依靠教育的时候,那么之前放弃教育还算是个能够理解的决定的话,现在显然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教育本身得以自我持续,并不是因为作为个体的人们有所改变,也不是因为人们的心理,而是因为群体模式的逻辑及巩固这种模式的因素。

  我想,所有人对这样的事都有一种直觉,作为个体的我们,所做的行为如何融入周遭的世界,制造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并反过来影响我们,把我们推向另一个方向,造成了好的或坏的社会结果。我们被拽入社会的洪流中,与此同时,这股洪流的力量也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诱惑力。

  我们协助制造了潮流、青年运动,一窝蜂的疯狂,宗教仪式,爱国主义热情,或是股票市场的恐慌,可之前我们毫无这样的意图。看来,当我们跟从隐藏的社会潮流的力量时,通常很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然而它们却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倾向于把一件事和某些想法联系在一起,而不会想到别的,抑或对我们认为是流行的或是被社会认可的东西造成了影响。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看待这一切,首先我们要对物理学进行仔细的剖析。

  社会原子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物理学家做的许多事,包括至今仍在做的事,都是为了弄明白很多原子在相互作用时会发生什么。根据原子的种类,尤其是它们组合的方式和相互混合的模式,人们会得到不同的物质,如液体、固体、能导电的金属、不能导电的橡胶,或是半导体、超导体、液晶和磁体等等。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部分的性质通常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们的组织,它们组合起来的模式和形式。在原子和分子层面的确没错,说到高于这个层面的东西亦是如此。尽管我们通常都忽视了这一点,但是在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东西的确是起因于模式与组织。


如果走在离北极600英里(相当于965千米)远的挪威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sergen)(属斯瓦尔巴特群岛(Svalbard)的一部分)冰冻的苔原上,你会看到某些看似是古代人类活动的迹象。那里的土壤中嵌有许多石子,在有些地方,石子被小心翼翼地堆成圆形,形状不偏不倚,非常精准,直径大约有6英尺长(相当于1.8米)(见图2)。这种完美的几何图形看似是用细心和耐心制造出来的,但是出自谁之手,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科学家现在知道,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目的,如果说大自然存在某种神秘的活动,那么这种现象就是由模式在大自然力量的作用下自发形成的。正如地球物理学家布拉德·沃纳(Brad Werner)和马克·凯斯勒(Mark Kessler)在几年前证明的那样,主要的驱动力只不过是冰冻和融化的相互循环机制而已。

  原理是这样的。我们假设一开始没有环状石堆,土壤和石头的混合程度也并非绝对统一,只是很偶然的,某些地方的石子多一些,而其他地方的土壤多一些。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在这种地方经常这样),由于土壤含有更多的水分,因此石子比较多的地方比石子少的地方要冰冻得稍快一些。同理可得,土壤较多的地方冰冻得要稍慢一些。冰冻程度的细微失衡就造成了地球物理学家所谓的"冻胀",正是这一股扩张力将土壤往多土的区域推动,将石子往多石地方推动。自然而然地,就彷佛是被魔力驱使一样,一个自然的分类过程把土壤从石子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们推向不同的地方。因此,起初土壤和石子任意的变化模式被加强了,出现了土壤占多数的区域和石子占多数的其他区域。

  这只是原理的一部分--紧接着还有其他事发生。随着石子聚集起来,石堆也越来越高,但是堆得太高的石堆变得不牢固,一些崩塌的石子往下滚,使石堆延伸成逐渐变长的石脊。有时,这些石脊一直延伸,抹完整个石堆,有时,石脊的末端最终又碰到了一起,形成方形或是三角形,接着又演变为圆形,就像(由马克·凯斯勒摄于斯匹次卑尔根岛的)图2所显示的那样。自我组合基本过程的电脑模拟显示,这种扩张力完美地解释了实际模式的规模和布局,其中根本不需要人类的"智慧"或人类活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无数多的结构中,几乎都发现了类似的发挥作用的"自我组织",如使老虎背上或蝴蝶翼上生出条纹的生化原理、大海里的波浪、沙漠中的沙丘,抑或是飓风硕大的气旋模式。这些自我组织的本质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模式,如一圈石子或是水晶中原子的精准分布,生成的方式与局部的具体性质没多大关系,甚或毫无关系。任何对斯匹次卑尔根岛的土壤和石子的研究,都无法解释那些完美无缺的圆形,就像任何对空气分子的研究都无法帮助人们弄明白什么是飓风一样。

要解释清楚这一切,就需要我们从模式、组织和形式的层面出发去考虑问题,而不是思考原子,或是任何一种用显微镜才看得出来的部分。

  那么人呢?显然,或者说应该很明显的是,我们很可能也遵循着同样的群体组织的演变过程。托马斯·谢林对种族分裂的解释就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例子。如果我们把人看作"原子",或是把构成群体世界的基本组成看成是"社会原子"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可以预测,大规模的模式形成,所组成的团体与个体本身的特征无多大关系。

  也许社区、政府机构、市场和社会阶级会成为某种像石脊一样的构造--我们遵循着至今仍未知的社会法则,没有人要求我们这么做,而我们却不可避免地进行着自我组织。社会学家认为,有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有凝聚力,因此它们能更好地组织起来,迎接挑战。管理理论家坚信,有些企业的适应能力比其他企业的更强,更有弹性,这一点虽然与更好的员工有关,但是与"组织"的关系反而更大。

  推崇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一贯喜欢借用市场自我组织的魔力、亚当斯密无形的手,或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瑞奇·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所谓的"自发性秩序",这是一种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这一过程使人们需要的东西得以生产出来,并摆满超市的货架,其中没有任何从上而下的控制或是中央计划。

  尽管人们比原子或石子要复杂许多,但是社会科学的主要工程看上去的确很像物理学,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清楚这一点。首先,你必须明白社会原子的特征,然后了解许多这样的原子在制造群体模式和结果的过程中,互相接触后会发生什么。令人鼓舞的是,这正是一些最令人兴奋的科学工作开始在做的事情。

  反馈机制

  自我组织的本质就是过程A导致过程B,接着B再导致更多的A,A又诱发更多的B,如此不断循环下去,形成一个螺旋形的反馈机制。股票价格的下降致使人们抛售股票,因此又导致股票的价格降得更低。一个人暴动会吸引其他人加入其中。公园里一条若有若无的踪迹诱使有些人走了上去,留在草地上的脚印使那条踪迹更加明显,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人走上去。通常来说,反馈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只有当你考虑到系统中各种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时,你才能发现其中的反馈机制,而不能狭隘得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局部上。

  若干年前,德国物理学家德克·赫尔宾(Dirk Helbing)受到谢林思考方式的启发,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探索"人流"--人们聚集在一起并跟着他人穿过人群的方式--是如何自发形成的。一般来说,步行着的人们在不撞到别人的同时,试着往他们想要去的方向走。但是赫尔宾却发现,这一明显的事实,其结果却并不明显。他用电脑模拟几百人的行动,"人们"沿着一个宽阔的走廊或是人行道朝互相相反的方向(比如左和右)走动。在必要的情况下,这些人会因为避免与他人碰撞,稍微地转变方向,朝另一个方向走。这一模拟实验显示,这一简单的个人行为,结果却很快形成了一条经过自我组织的连贯"人流"。这是为什么呢?


秘密在于,当人们为了避免碰撞改变了方向后,只要发现有人的移动方向和他们的方向是一样的,就不会再往另一个方向走。这样就使相似运动的人们走到一起了。自然而然地,"人流"的队伍--即便是瞬间形成或偶然形成的"人流"--通常都会随着其他人的加入而逐渐壮大,"人流"是人们群体移动的自然结果,是自行组成的结构,没有谁有这样的意图,就像是斯匹次卑尔根岛上的圆形石堆一样。

  当然,自我组织并非总是有益的。在二十世纪80年代早期,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Budapest)的交通管理部门通常都在高峰时段安排几辆公共汽车跑同一条路线,以此来应对拥挤的交通。但是后来他们开始收到乘客的抱怨,说有时一辆公交车要等上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钟,然而有时三辆公交车又在同一时刻全来了。对于公众来说,这显然是由于公车司机的糊涂,或者某些积极的管理政策太反复无常。

  好在城市相关管理部门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的真正源头,也很快找到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在同一条线路上安排三辆或者更多辆公交车的话,尽管隔开相等的时间发车,但相互之间的距离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跟在后面发车的公交车,一般来说,上车的乘客平均会少一些,因为前面那辆车已经接走了一些人。所以第二辆车停站的时间就比第一辆车少。因此,第二辆不可避免地赶上了第一辆,第三辆又赶上了第二辆--最终经过自我组织后,三辆车就排成了一列。

  不过,这样的理解也给我们暗示了一种解决的方案。交通管理部门承认,最终的问题在于安排在同一路线上的公交车不允许互相超车。这就意味着,那些后发车的公交车,永远都不能超过前一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关部门指导司机遵循新的规则:如果他们看到前面有另一辆跑同一路线的公交车停站了,哪怕那辆车不可能把所有等车的人都接走,他们也可以直接超过前一辆车,继续往下开。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公交车的自然扎堆规律,使交通变得更有效率(虽然我确信等车的人看见空空如也的公交车飞驰而过,肯定会感到不满)。

  还有一个事例,也是由赫尔宾及他的同事探究的,研究结果表明,理解群体的自我组织后,对群体行为的管理也变得不同了。赫尔宾把他们的模型用在行人身上,考察人们在慌乱的情况下--比如试图从烟雾呛人的剧院里逃生时--会做出怎样的行为。这个模拟一方面证实了我们在童年时候都学过的知识,也就是别慌乱逃跑,因为冲向出口的人群堆积起来,造成了交通堵塞,而人们行动得稍微慢点的话,就能避免堵塞逃出去。正如赫尔宾所认为的那样,"越慢则越快,欲速则不达"。

但是现在更出乎人们意料的事发生了。一个房间肯定会有一些桌子,那么桌子的大小和摆放的位置会怎样影响到人群的逃生呢?显然,障碍物肯定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然而,和我们的直觉相反的是,这些桌子有时候也会对情况有利。尤其是把一张桌子摆放在距离出口前几十公分的地方,这样可以帮助调整人群,让逃生的人们更有秩序。那张桌子改变了自我组织的模式,使每个人能更快地逃出去。

  了解自我组织的模式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为了人类的利益该如何管理自我组织应该是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我想大多数人也都认为社会学家在开展工作时,用的就是这样的研究方法。然而,让人意外又让人非常不解的是,直到最近,谢林、赫尔宾及其他一些先锋才脱颖而出(对照传统而言),实际上,很少有社会研究者会按照这一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

  一门独特的科学

  也许你会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把时间花在了研究基本的社会现象上,譬如社会各阶级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虽然一个群体或商业公司的成员来来往往,但它们的"文化"仍能延续下去的方法。为了解释这些现象,社会学家会观察人类行为的基本特点--我们有模仿他人并和周围人合群的倾向性,或是我们对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快速的适应能力。群体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由人们的行为造成的,所以要解释群体社会,就应该观察群体社会中的人,观察他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但其实,许多社会学家并不是真的按照这一方法来研究社会的。许多研究者会通过调查来寻找事物之间的"关联"--比如贫穷与犯罪率、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等等。找到了一种联系,他们就说一件事解释了另一件事。为什么靠近市中心的地方犯罪率会那么高?很简单,那是因为市中心区域的穷人多,于是这两件事就被放到一起说。这本身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一种关联的存在,或联系两种事物的模式的存在,的确能暗示发生了某些有趣的事。

  但是,疑问也至此不前了,研究者们不再深入探究人们的行动是如何导致这一模式的,不再仔细考察根本的因果机制。贫穷是怎样改变个人行为的呢?为什么贫穷会导致犯罪呢?这类问题没有被深入地挖掘,彷佛社会学只是应用统计的一个分支一样。

  经济学家在做社会学研究时有另一种方法(如今也是最权威的方法)。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事物的起因、人与人的动机,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导致社会结果的。但是,除此以外,这些研究工作还有一个特质。一些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如二十世纪50年代的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争辩说,理论家不该为了要尽力描述个人行为的真实"图象"而烦恼不已。相反,在构建那些能让他们做出"预言"的理论时,应该寻找那些便于找到的"图象"。例如,最常见的假设就是:人是完全理性的生物;在做决定的时候不可能犯任何错误;在追求自我利益时极度地贪婪。这种假设的方法与另一种假设(即一个群体的特质正好反映了组成这一群体的典型个体的特征)一样,至今仍然使理论家深受其害。
正如我在之后的章节中将更深入探讨的,经济学理论家通常都假设说,一个人的行为从来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行为,这种假设的方法只是为了让他们的数理分析变得更简单,而不是为了寻求精确性和真实性。

  其他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似乎已经举起了永远战败的白旗,忙于为过去的伟大思想家的著作改头换面。现在对于霍布斯(Hobbes)、韦伯(Webber)、涂尔干(Durkheim)或亚当斯密(Smith)无休无止的争论都集中在他们真实想说的是什么,而不是他们说过些什么,别人认为他们说了些什么。面对着现实世界的凌乱细节,那些社会学家更倾向用一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无拘无束地用抽象的理论做依据,完全不顾用现实来检验理论的必要。于是,他们似乎最终走到了一个极度愚蠢的边缘。

  在这一点上,影响力反常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流派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个由客观物体组成的真实世界,我们也不可能理解客观物体的性质。相反,真理是完全武断的,是由社会默许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另一个普遍的论断是,由于我们的思维与交流和语言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文本",于是社会理论变得或多或少和文学批评等同起来。任何人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固定的或真实的意义,意义仅仅取决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在谈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时,将其等同于"理性的崩溃",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诱惑性,而且随意地构建理论,这本质上是让理论创始人摆脱了一种按照逻辑思考的责任。

  在我看来,社会学似乎已经到了一种非常怪异的境地。不过我认为很幸运的是,这几类社会科学正在迅速成为历史的遗物,原因有两点:第一,几十年以来,心理学界涌现了大量杰出的实验性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许许多多的人类行为并不像我们之前被误导而认为得那么复杂,让人难以摸索。如果你愿意相信,"社会原子"通常都遵循着非常简单的规律;第二,科学家们现在明白了,使群体世界变得复杂的并非是个人的复杂性,而是人们走到一起并制造模式的方式,通常这些方式都是出人意料的。

  在求证模式比人更重要的想法时,我们试图清清楚楚地解释纽约股票交易所和其他金融市场的逻辑,看看思维模式是如何自我发展,在没有人事先意图的情况下,集合力量又瓦解力量的。我们还将考察那些令人好奇又几乎是机械性的谣言、潮流以及一窝蜂的狂热,看看它们是如何运转的,并了解我们的群体行为遵循着准确性惊人的数学模式。我们将考察在前南斯拉夫、卢旺达所发生的事,并勾勒出种族中心主义背后隐藏着的逻辑,回到不断演变的历史深处,看看一个群体和另一群体之间永无止尽的战争怎么会在非洲大草原上重新上演,并给我们最根本的社会习性--尤其是我们相互合作或帮助陌生人的能力--刻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把人看作"社会物质"的原子如何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许多种模式会在人类社会重复地发生。譬如,社会阶级的存在模式,财富无情地流动到少数人手中的模式等。如今,研究者越来越发现,理解人类社会就好比理解物理学概念的原子是如何组合到一起,构成了我们知道的所有物质一样(有些物质是粘性的,有些是光滑的,有些能导电,有些不能导电)。钻石发光并不是因为构成钻石的原子是发光的,而是因为那些原子组成了一种特殊的模式。通常来说,部分不是最重要的,而模式才是最重要的,人类社会也不例外。

  这本书有关财富、权力、政治、阶级仇恨和种族分裂,同时也有关风尚、潮流和暴动,解释了为什么群体内会自发产生善与信任,解释了笼罩整个金融市场的沮丧和浮躁的情绪从何而来。总的来说,这本书有关于社会意外--那些不知从哪而来却又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事件和变动--并解释了为什么在察觉这些意外发生的原因时,我们会感到如此无能。

第二章

  "人"的问题

  政治是无论如何总要发生的。

  --汉斯·马格纳斯·安森博格(Hans Magnus Enzenberger)

  1984年,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手头上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开展,而复兴纽约著名的时代广场是他最大的职责所在。当时的时代广场犹如一个人间地狱,破旧不堪,乌烟瘴气,那里的人也肮脏堕落。斯特恩是纽约当地人,也是负责改善城区好几个地方的纽约州立机构--城市开发公司的领导,他对另一个年代的时代广场有一段儿时温暖的记忆。

  他回忆说:"在五十年代早期,时代广场曾是我儿时的快乐。星期六的时候,我父亲会带我从哈莱姆区一路坐公共汽车到那去看电影,一般都是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或吉恩·奥特里(Gene Autry)这样的牛仔影片。然后,我们会到内迪克(Nedick's)吃点东西,吃完东西就到处闲逛,看看那些巨大的招牌。"

  但现在什么都不一样了:"我晚上去时代广场,州警官在我身旁,那里让我感到又恶心有害怕。我们匆匆穿过那些满是娼妓的小旅馆、按摩房、脏兮兮的下等菜馆,还有色情书店、放映X级片的录像厅、窥视秀场,和各种吸毒的人,毒贩、嫖客、妓女、皮条,什么都有--整个一幅大城市下层社会的图景。"

  经过三十年慢慢的腐蚀,这一带把几乎所有"合法"的行当都赶了出去,转而变成了一个犯罪的磁体。单单在1984年一年里,在位于第七和第八大道之间的第四十二大街沿路的一个街区,就有超过2000起犯罪记录在案,这个地方也被称做这个城市"最糟糕的街区",2000多起犯罪中,超过五分之一是暴力强奸和谋杀案件。曾经是城市形象标志的时代广场,现在却标志着文明与无法纪的边界。

  然而,斯特恩和他的团队计划要改变所有的一切。他们想象中的第四十二大街的恢复方案目标投入26个亿,并通过战略性工作来复兴时代广场昔日的光辉形象。他们将建立新的办公大厦、旅馆以及一个覆盖几个街区的大型电脑及服装批发市场。他们还将恢复历史上的旧剧院,尤其是著名的新阿姆斯特丹剧院,并且使肮脏的第四十二大街地铁站焕然一新。这是一个大项目,可惜还没开始实施就夭折了。

  在1984年11月,纽约市评估委员会最终通过这项方案之后,政治争论稀释了一些最大胆的想法。接着在1987年的十月,股市崩盘,仅仅在一天之内巨幅下跌22个百分点。金融市场的打击蔓延到商业地产市场,接着像滚雪球般,席卷律师事务所、广告商和银行--这个项目最大的预期租借方。斯特恩回忆说:"我们之前计划好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是有结果的。"

  所以,斯特恩喜爱的时代广场不得不落入社会的冷漠势力--毒贩、皮条,绝望者、瘾君子和暴力者手中。接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时代广场突然自行恢复了生命的活力。

  1990年,娱乐巨头Viacom签了一份租约,租下了Astor酒店的旧址,位于百老汇大道(Broadway Avenue)1515号。两年后,国际出版商贝塔斯曼和投行摩根斯坦利也在百老汇大道上购置楼房。接着在1993年,华特迪斯尼公司也和市政府达成一致,更新新阿姆斯特丹剧院。迪斯尼公司一参与进来,投资兴趣就如冲天火箭般迅速升高。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奢华酒店和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起来;杜莎夫人蜡像馆也在纽约开了分馆。过去的性服务店和脱衣舞夜总会都消失不见了,犯罪率也降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到了90年代后期,时代广场脱胎换骨,变得更美好了,乌烟瘴气的下流社会景象奇迹般地被玻璃大厦和闪耀的钢铁取代了。

  怎么会这样呢?斯特恩承认,时代广场的成功转变与纽约市的建设政策其实没什么关系。他说:"这和政府打击犯罪,镇压性服务行业,降低税收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关系,尽管只是有选择性地实施这些政策,但最终让市场发挥了自身的作用,把那一块区域又带回正轨上了。"警察采取"零容忍"态度,开始逮捕轻罪案犯,市政府也通过了抵制色情行业的法令。斯特恩表示这些举措直接导致了时代广场那一带的复兴,同时也教会我们"政府在开展经济发展工作的时候,有正确的方法,也有错误的方法"。

  斯特恩的解释似乎言之有理。他亲眼看着时代广场开始转变,而且很可能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把复兴工作做好。然而,我们怎么知道他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甚至有没有可能知道时代广场复兴背后的"真相"呢?也许这个问题看上去问得很多余,因为事情发生的背后一定会有"真相"。但是如果真的存在"真相",那么要发现"真相"则绝非轻而易举。因为,我们对人类世界发生的事有一套解释方法,而科学对非人类世界所发生的现象又有另一套解释方法(通常是寻找模式与自然法则),这两者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就是难点所在。

科学的配方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在他精力最旺盛的几年里都只有一小部分的鼻子,大部分鼻子在1566年被丹麦贵族曼德鲁·帕茨博(Manderup Partsberg)用锐利的刀子砍掉了,事件的起因是他们为了争论谁的数学技能更强。十九岁的时候,布拉赫的鼻梁接了一块金银合金片,直到1601年他去世之前,这块合金片都让他的鼻子看上去没什么异样。

  据说他的死亡是在一场重要的晚宴上,由于为了顾全礼节而憋尿憋得太久致死的,葡萄酒不停下肚,但布拉赫又不能离开餐桌。晚宴结束后,根据一部1654年的传记中写道的,"剧烈的疼痛随之而来,他整整五天不能入眠。之后,他排出了少量的尿液,睡得极不踏实"。十天后,布拉赫就去世了。

  除了悲剧的一面,布拉赫的一生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怪僻。布拉赫的城堡在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汶岛(Hven)上,在那他养的宠物是一头会喝啤酒的驼鹿,这头驼鹿整天跟在主人的屁股后面,主人走到哪,它就跟到哪。然而,布拉赫的生活可一点都不像许多富人那样好逸恶劳。他对科学研究的坚持不懈,树立了一种典范,告诉人们好科学是如何研究的。几十年来,布拉赫日日夜夜都在一个小小的天文观测台里,用他自己手工制作的仪器,记录火星的位置,有时候从地平仪上看出去,火星只是一个微小的略带红色的亮孔。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显微镜的时候--天文学家对星球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多少概念。他们只知道火星在天空中的运动绝对不简单。根据每天同一时刻的记录,火星的位置逐渐从西向东漂移,然而,大概每隔两年,这颗星球的运行轨道有一个短时间的转移,运行速度也慢了下来,会稍微向后运动,或者绕个圈移动(见图3a),之后火星才明显找回感觉继续它的常规运动。

  在布拉赫那个时代,没人能够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然而1601年布拉赫去世后,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对布拉赫记录在笔记本上的数字进行研究。八年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逻辑。开普勒发现,布拉赫笔记本上那些反映火星疯狂徘徊的奇怪数字,其实并非那么怪异。开普勒的数学计算显示,火星和地球都围绕着太阳,在两条简单的椭圆形轨道上运动,而地球则运行在靠近太阳的内侧轨道上。大部分时间,地球不是非常靠近火星的时候,从地球上观察到的火星就是从西向东移动(在图3b中此时地球从位置1向位置3移动)。但是由于地球在轨道上运行的速度比火星快,于是地球又赶上了火星,每隔两年就与火星擦肩而过。当我们经过火星身边的那几个月,火星看上去反而从东向西运动了(在图3b中此时地球从位置4向位置5移动)。开普勒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理解力来观察天空的人--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模式。后来,开普勒的发现启发了牛顿(Isaac Newton),使牛顿为这一明显的规则找到了一个精确的解释--地心引力和行星运动的数学公式。


布拉赫、开普勒和牛顿三人一起向我们展示了科学研究的诀窍--收集数据、明确模式,然后找到一种机制去解释它们。模式显示了规律,告诉我们为什么看似复杂的事物其实并非如此。那些模式背后的自然法则通常都会让我们做出大胆预测。理解了流体动力学的模式之后,现在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就可以用电脑来模拟航行,并对模拟的结果信心十足。

  像波音这样的飞机制造商甚至再也不需要试飞他们的产品。正如几年前一位波音执行官告诉我的,他们只有为了让公众放心才会做飞行试验,因为公众很难相信科学能有这么大的能耐。量子论和相对论得以使物理学家做出准确率惊人的预测。现代对于电子磁感应强度也就是磁矩的预测,精确度相当于劈开人的一根头发,或是十多公里开外射中一枚针头。

  通常而言,科学法则看上去就像配方,给你成分A和成分B,你就能肯定结果是C。氢和氧混合,经过反映之后产生水。一旦你明白了这种法则,你就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加以运用。牛顿的法则解释了火星的运行,解释了一颗通信卫星或一颗彗星的运行轨迹就好比是一个棒球在飞往本垒时做的曲线运动。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时代广场,如果把时代广场的复兴背后的"真相"称为"城市复兴法则"的话,那么显然,用相似的理解方法来解释发生的事就很容易了。或许有一种解释是,90年代早期,政府明智地把条件A和条件B放到一起,然后--根据斯特恩的"城市复兴法则"--结果就是可预计的C:钢筋水泥的高楼、滚滚的财富和明亮的光线。然而,当时没有人能预测这一点。

  我们再考虑一下,除了斯特恩的解释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解释。也许,时代广场的复兴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些主要投资者机缘巧合地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来到了时代广场,接着他们的投资活动吸引了其他人。或许也有人会说时代广场历来沉沉浮浮,兴衰轮回,突然复兴也没什么稀奇。再或许,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循环机制,钟摆摆向一方--物业降价--是钟摆败向另一个方向的开始。

  根据你个人的经历和智慧,上述解释中或许会有你喜欢的。也有可能你会选择一种我没有提到过的解释。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假设的解释都缺乏信服力,因为它们都是事后的解释。没有人预计到时代广场的复兴,同样地,也没有让人信服的理论来预计犯罪率的变化、群体狂热的爆发以及政府意料之外的命运。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下个月甚至明天的股市会发生什么,尽管许多人依靠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的预测而活得心安理得。

  正如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写道的:"科学思维的目的是为了在个性中发现共性,在瞬间中发现永恒。"不幸的是,在人类社会中,发现模式,尤其发现人类事件背后的自然法则,就算不是毫无可能,怎么说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解释常常只停留在无休止的争论和似是而非的叙事上,比如时代广场的例子就是这样。或许有人会说人类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叙事"科学,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联系在一起讲故事。我们讲故事是因为我们喜欢故事,细节详尽、充满戏剧性和意料之外的曲折离奇,此外,也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对人类社会科学法则的理解。

不管怎样,人还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我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说大自然遵循着某种贯穿于自然法则的模式,我们人类难道就不该是这样的吗?一百五十年前,一个名叫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非理性的科学兴盛

  十九世纪中叶,当时20岁的巴克尔(Buckle)--英国海运富商的儿子--是欧洲最好的国际象棋玩家。玩腻了国际象棋后,巴克尔突然放弃了象棋,转而开始专注于世界历史,开始着手写作一本真正研究人类科学的书。也许没有人曾有过如此大的信心,觉得发现人类真正的科学是一件可能的事。

  显然,巴克尔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继开普勒和牛顿之后,科学家们展开了对物理世界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了许多实践性的成果--蒸气机和工业革命。科学的发展看似势不可挡。的确,巴克尔也说科学没有逆转轮,正在不间断不可逆地发展下去。过去原先看似神秘莫测的东西最终都得到了解释,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一点能持续下去:

  "每一代都有一些事证明是有规律可循,是可以预测的,而这些事在上一代人眼里却被认定为是无规律可循,无法预测的。所以不断进步的文明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越发让我们相信秩序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事或某一类事还没有简化成某种规律的话,那么到了现在,我们不应该再宣告说它们无法被简化成某种秩序,而应该让我们过去的经验引导我们去发现这些秩序,并且承认,很有可能我们现在认为无法解释的事,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得到合理的解释。"

  巴克尔指出,在物理学中,那些之前看似"最无规律,最反复无常"的现象后来证明是遵循了普遍的法则。他坚持道:"如果人类事件遭遇了类似的境遇,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相似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之前之所以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理解,原因很简单,因为过去所有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明显不如"诸如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家。

  作为后辈的巴克尔,他的成就远不及自己的宏图大志。在他的著作《英格兰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的两个章节中,他强调说不同国家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对于本国的发展、财富和人民的智力水平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他还下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结论,说欧洲人从天性上来说要比非欧洲人高出一等--欧洲人的体格更好地为征服大自然做好了准备,而非欧洲人则准备好了被大自然征服。巴克尔一定是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或自他那个时代起,没有人能证明这样的"法则"。

差不多同一时期,法国哲学家(如今被人们称为社会学之父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巴克尔的热情遥相呼应。他强调说:"人类社会的事件一定遵循着科学法则,如果我们能弄明白这种法则,那么精神上的邪恶就可以清除干净了。"孔德确信人类社会最终会进入发展三阶段中的第三阶段。在"神学"阶段,人们用超自然的神奇力量来解释世界;在后来的"形而上学"阶段,人们开始能模模糊糊地搞懂一些原因。而孔德相信,文明最终会进入"积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会看到控制世界真正的科学法则。在物理学取得巨大成就的牛顿,以及其他天才或其他一连串的天才将很快为人类的科学做出贡献--树立一座永久的科学大厦,能取代所有以往哲学上的华而不实。

  空洞的哲学没有成为现实,这是不用说的事实。从约翰·斯图亚特·弥尔(John Stuart Mill)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再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有这些智者都努力说服人们在人类社会能找到"法则般"的模式,可最后那些努力都是徒劳无果的。近代,探索人类真正科学的梦想转向了经济学理论。在之后的一章中,我将更仔细地探讨经济学理论,并指出其缺陷,在这里先指出这一点:虽然我们的图书馆被无数用深奥的数学术语写出的"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压得喘不过气,但要真正理解物理学、化学抑或生物学教科书中的高深莫测,我们仍然缺乏这种能力。用科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耐做出精准的预测。

  举例来说,几年前,经济咨询机构伦敦经济学院对包括财政部,国家研究院和伦敦商学院在内的,超过30多个英国顶级经济预测组织的预测结果做出评估,得出的结论如下:

  "有个古老的笑话是说,有多少经济学家,就有多少对未来经济的见解。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同一时期,经济预测者说的或多或少都是同一件事,意见的一致性让人吃惊。预测的差异,相对于预言和事实之间的差异,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他们说的几乎总是错误的,大家所达成共识的预言,却没能预计到过去七年来任何一项经济上最重要的发展--80年代消费支出高峰的影响力和回弹力,9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深度和持久度,抑或是1991年持续大幅度的通货紧缩。"

  研究者对于经济发展的法则、犯罪的规律或文化是发展模式等,提出的想法数也数不清,然而没有一种想法像物理学的法则那样经得起仔细的审查。人类社会的科学仍然还在等待它的开普勒和牛顿。但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让人的科学变得那么难,比其他科学都难得多呢?也许是因为人类社会存在某些本质上完全不同又独一无二东西,使得发现群体社会的"法则"变得不可能。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也表示,出于某种原因,人类社会的"法则"实在是太过复杂了。

事件与争议

  首先,要说明一个事实: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往往会不经意地发生一些小插曲,使得诸如灾难、战争、竞选这样的重大事件,根本毫无缘由地改变了事态发展的方向。这一点虽然令人气恼,但也实在不可避免。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哈雷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对于这类问题有个著名的叫法--"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Cleopatra's Nose)。罗马历史上,凯撒大帝死后,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迷恋上了埃及女王克莉奥帕特拉。为了取悦埃及女王,安东尼率领船队英勇参战,最终却在希腊的亚克兴角(Actium)一役中,败在了奥克塔维厄斯(Octavius)的手下。引起那场战争的原因,以及导致战争后果的原因,所有合理的解释都与克莉奥帕特拉的美貌脱不了关系。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有一回提到一件同样让人恼火又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偶然"事件:1920年,希腊皇帝被一只宠物猴咬了一口后死了。随后,发生了一连串后续事件,使得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兵戎相见。丘吉尔评论道:"100万人当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都被这只猴子一口咬死了。"

  如果说连最小的细节都能不断地侵入一系列较大的人类事件,加速事态的发展,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对任何事都能了如指掌呢?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时代广场的复兴?如果迪斯尼没有参与投资,或许其他人也只会置身事外。所以说,可能是唯一一个CEO--迪斯尼的迈克尔·埃斯纳(Michael Eisner)--的高瞻远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很有可能,他的决定来源于某个财政顾问的只言片语,抑或是因为在报纸上发现了某些信息。倘若1987年10月苏联卢布没有崩溃的话,很有可能股市就不会崩盘,斯特恩的复兴计划也能得以落实。如果这些计划没能产生希望的结果,那么今天的时代广场或许仍然是1984年落魄的样子。所以,要解释时代广场的复兴,就要追溯到苏联的财政状况。

  科学的法则暗示了,无论发生怎样的情况,某种模式都能加以解释,并教会我们事物运作的方式。但如果微小的细节什么事都能破坏,并掌握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些法则是否存在实在令人怀疑。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这样的问题表明,一连串的人类事件真的就像某人说过的那样,"一桩接着一桩,该死的没完没了"。

  另外,还存在一个问题。像时代广场复兴这样的事件,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到,十个人会按照各自不同的观点找到十种事件的起因。市政官员在讲述复兴始末的时候,会挑选一些事情作为重点讲,但是这些事件在某个住在那一带的当铺老板、警察,或是某个诗人看来,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导致事件结果的因素无穷无尽,也没有人能很有把握地说,什么因素是真正重要的,什么因素不重要。

问题就在于事实太多,要做个实验找出哪些事实重要,哪些不重要又实在太困难,所以面对我们的就是各种互相抵触的解释,这样根本不能解决争议。打开任何日报的社论版面,可怕的结果随处可见,"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时事评论员努力挖掘各自需要的事实,用反唇相讥的方式来解释同样的事件。

  在哲学领域,哲学家自称能解释人类文明的进程,对于这一点,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很久以前主张说,有太多的哲学家都是先决定要相信什么,之后才开始搜寻理由。我们对人类事件的描述存在一个"客观性"的问题,所有人都赞同事件的一种描述。

  另外,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角度,这一角度在卡尔看来,是历来特别突出的问题。世界的细节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们挑选细节,并把细节串成线索的能力却是有限的。思考历史,就不得不在细节中做选择,但是这一过程会带来偏见。正如卡尔所说的,对历史事件做怎样的记录,正反映了书写那段历史的人的选择倾向:

  "当我阅读现代版的中世纪历史时,发现中世纪的人们都非常关心宗教,我就纳闷我们现代人怎么会知道呢,那是不是真的呢。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中世纪历史,几乎都经过了几代编年史家的筛选,而那些编年史家曾经都是宗教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士,因此,他们认为宗教是极其重要的,记录了与宗教相关的所有事情,其他的就轻描淡写了。"

  每个写新闻的人和每个读新闻的人都知道,叙事者的好恶、兴趣以及性格特点都能影响他或她讲的故事。一些当代的"后现代派"理论家甚至把这种想法推到了极致,认为根本不可能辨别出一个"最正确"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和其他故事一样合理。事实上,根本没有"真相"可供我们描述。

  然而,之前对于人类科学落后的解释,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比如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都不得不处理诸多类似的问题,而他们却做得很好。生物学家已经学会处理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的问题--或者说是"偶然性"的问题,这些偶然时不时地影响着整个生物世界。进化的精髓在于偶然性。从遗传学角度来看,每一代人中都存在那些由于基因的突变和重组演化而来的新个体。因此,每一个生物在细节中都带有很久以前偶然的痕迹,无论是肉眼能看见的外表,还是肉眼看不见的内在分子。

  不过,生物学家已经理解了整个过程,偶然变化加上自然选择再加上时间的累积,产生有秩序的形态,比如许多生物体中表现出的基本躯干计划(basic body plan),偶然性并不妨碍预测的准确性。此外,生物学家还解决了客观性的问题。所有人都认为恐龙是在大约6500万年前灭绝的,许多因素都可能发挥了作用--温度的变化、大气层中氧气的含量和缩小的食物供应链等等。
研究人员无法回到过去做实验验证,但他们还是能够把种种迹象拼凑成证据,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一颗小行星撞击墨西哥湾,这也是恐龙灭绝最可能的原因。这一解释或许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就算这个解释错了,也会有一个证据更充足、理由更好的解释加以取代。

  所以说,我们仍然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理解人类社会会如此困难,原因不是导致"偶然性"的意外事故,也不是因为不可能做实验验证。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

  人是"不知好歹的两足生物"

  人们通常还会用最后一个论点--人,来说明用物理学研究人类科学是不可能的。作为人类,我们是复杂多变的--有时深思熟虑,有时感情用事,有时慷慨大度,有时居心不良,有时又冲动武断,喜欢妄想,容易犯错。任何关于人类性格和行为的理论,顶多不过是对现实情况粗略的勾勒,就像中世纪粗野的世界地图,充满了幻想、未知和混乱。所以难怪你在十个人的餐桌上、五十个人的办公室里,抑或是千万人的国家里,找到的不过只是呼啦圈和豆宝宝(译者注:90年代后期风靡美国的绒制玩偶),还有像流行病般蔓延的自杀风潮,和无休无止又荒谬可笑的政治诡计;腐败、阴谋、仇恨和战争随处可见。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我们所知道的宇宙生物中,人类是最复杂的一个物种。

  然而更糟糕的是,由于每个人的基因不同,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所以每个个体之间又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人类科学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接近无限复杂的个体,而是许多个这样的个体,并且每一个个体都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副本。奥地利伟大的物理学家沃尔夫冈·包利(Wolfgang Pauli)承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比物理学复杂得多。

  包利指出:"在物理学中,我们可以假定每个电子都是一样的,而社会学家则无法享受这一方便。"如果每个氢原子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并且这些历史给它们的行为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那么物理学又该何去何从呢?如果我们必须了解一个原子的情绪和思想方才能解释其行为,那么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但是可以很放心地说,物理学基本不可能那么先进。也许物理学和化学可以说是"艰难的科学",然而由于人类的复杂性和个体的差异性,人类科学和"硬科学"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还牵涉到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如果说我们对自由意志的感觉不是一种错觉,人们真的可以随心所愿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要在人类世界找到确实的法则看来是不可能了,因此也没有了预测的必要。

  十九世纪,费奥多·陀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坚持认为,就算真能成功找到人类世界的法则,并以此建构出一个完美的世界,生性倔强的人类还是会反抗这种法则。人是"不知好歹的两足生物",就算他的生活已经建设得很好了,他也会出于发泄而大搞破坏。人总是会做一些让世界变得无法预测的事情,甚至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人类世界的不确定性。

人类的倔强是一回事,但自由意志也用一种更明显的方式在从中捣鬼,妨碍着预测。四十五年前,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主张,由于自由意志赋予我们一种能力,让我们得以去做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去创造、去发明、去学习--所以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排除一切对人类未来世界的预测。

  人类知识的增长显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比如原子弹、电话机和英特网。有一点波普尔也的确说对了,我们无法预计知识如何增长,因为去学习就意味着要发现新事物和意想不到的事物。我们现在能预计到的未来,其实名不副实。那么,如果知识的变化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而我们又无法预见那些变化,那么历史必然是难以预测的。正如波普尔所说的,"相信历史的宿命就是纯粹的迷信,用科学的或其他理性的手段来预计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不等于我们就要否定在人类社会找寻模式的一切努力,波普尔也没想到这么远,但的确清楚地表明了可能牵涉到的困难。把人看作社会原子,尽我们所能构建一个人类社会的"物理学"很可能困难重重,因为"社会原子"比宇宙中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要错综复杂。

  最终的障碍

  说到这,我们应该清楚,人类社会之所以错综复杂,是因为人是复杂的。我们似乎可以为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构建理论--无论是细菌菌落和洋流,还是半导体和超新星,但是说到人,我们的知识就出现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我们听着故事,按照几个粗略的模型,来理解人的行为,以及团体、市场、城市及政府的运作方式,但这些都无法达到科学法则的层面,也不可能对未来做出精准的预测。

  这一结论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人类不知不觉活在了大自然的"外面",或者至少是置身于科学的自然之外,我们和世上的其他生物不一样。这种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在基督教的哲学体系中尤其如此。

  基督教的神话中,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与自然世界的其他生物完全不同。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人们(至少身为基督徒的你)不应该奢望科学也能适用于人类。

  当然,现代科学却一针见血地表达了相反的观点,而且自开普勒时代之后更是如此:我们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没什么两样,我们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遵循着同样的自然法则。我们的DNA和田野里老鼠的DNA大部分是相同的,我们基本的遗传机制其实就是细菌的基因机制,看来,细菌一定是我们在进化上的远方亲戚。

  我们获悉得越多,我们就越支持哥白尼学说:人类是融入于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界的中心。我们首先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后来我们又知道,太阳系没什么特别,我们的银河系也一样,只是无穷宇宙中的一员而已。我们也知道,从生物学角度而言我们并不特殊。我们懂得越多,就越发现其他动物身上也有人的影子,越发现它们其实也很聪明--乌鸦会制造工具,猩猩也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应该想到,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是自然的而不是特殊的。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论述道的,有可能我们对人类世界的许多困惑,不是因为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是分离的,而是因为我们误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隔阂。我们对于自己还无法做到足够的客观。

  除了存在客观的困难之外,我们还声称自己无能力或者不愿意去理解为什么非常简单的行为在经过许多人的互动重复发生之后,会带来极其丰富又出人意料的结果。当你快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能让你信服的是,如果我们改正那些思维的错误;如果我们能学会在人类社会中寻找模式,就像我们在自然界中寻找规律一样;如果我们试图把它们解释为人们普遍行为的自然群体结果,那么在构建人类社会的科学过程中,我们就能够取得巨大的进步。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如今的社会科学正开始着手一项几个世纪前物理学就已经开始在研究的工程--了解群体模式的根源。

  科学的最佳销售员通常把物理学当作专门研究弦理论和宇宙起源的学问--这当然没错,然而四分之三的物理学家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比如水晶、超导体、超流体、磁体、塑料和橡胶。这一领域称为"聚合物理学",探索一个具有无穷无尽可能性的世界,而中心则围绕着自我组织与模式。

  把相同的原子,按照新的方式放到一起,你就能得到新的物质,比如电脑屏幕上能显示数字的液晶,导电的塑料电线等。物理学的这一分支一般都能产生实用的成果,如创造出整个新工业的新设备,但是这一类物理学远不只是技术而已,基本上,它们探索了我们宇宙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形式和组织。

  当然,如果没有对个体原子和分子的性质了如指掌,物理学家对聚合物理学的理解就不会取得任何的进展。至少,你必须知道一点有关建构单元的知识,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例外。因此,在之后的几个章节中,我们将开始探讨"社会原子"(social atom),探讨作为个体的人及其自我行为的方式,另外还包括人们在与他人互动时会有怎样的表现。

  过去二十年来,心理学家对人类行为和人类决策的理解,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深刻。现代科学正描绘出了一幅更清晰的社会原子图,在探索这幅图象的时候,我们也将更系统地看清楚,社会原子如何走到了一起,制造潮流,产生社会阶级,造成群众运动,和包括合作及人类语言在内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我们将看到在纽约时代广场发生的事,很可能与市场驱动力没多大关系,反而和一种加速各种社会演变的群体行为模式颇有关联,这一模式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同样也存在于动物王国。

  当然,在社会学和物理学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异。氢原子就是氢原子,放到桌上是氢原子,在恒星上也是氢原子,放到一杯水里还是氢原子。物理原子总是能维持不变,而社会原子则截然不同。

  人类会自我变化,自我调节,会关注特殊的组织并做出一定的回应。那些批评社会物理学理念的伟大哲学家说得一点没错,我们的确是自主做决策,也的确没有人能以完美的数学精确度来预计人类的行为。但是,如果说社会学现象无论如何都比物理学现象丰富多彩的话,那么不管怎么看,两者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一样的。作为社会原子的我们,和物理原子一样也遵循着各种模式。
第三章

  思维的本能

  思想与文化的历史……是所有伟大的自由思想不断变化的模式,那些思想不可避免地钻进了令人窒息的桎梏,自我毁灭就此开始了。

  --以撒亚·柏林(Isaiah Berlin)

  2000年6月10日,伦敦新千禧桥(Millennium Bridge)对公众开放的那一天,数千人涌向这座钢筋结构的行人大桥,一睹一百多年来伦敦市区首座横跨泰晤士河的大桥风采。人们扶老携幼,年轻的上班族、成群结对的青少年,都上桥享受着初夏温润的空气,显然无人有意惹是生非。然而不知不觉中,差点酿成一场大灾难。

  当天午后1点左右,当时桥上大约有200人,一名警察发现大桥看上去有点左右摇晃,就像发生了轻级地震一样。可事实上,根本没有地震发生。现在我们知道,人们按照平常的步子走路会使大桥轻微地振动。大桥一振,接着又会以奇特的方式反作用于人身上。而人们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调整了自己的步伐,随着大桥摇摆的频率走路。不幸的是,这么一来大桥摇摆得更厉害了。大桥摇摆的幅度越大,人们调节步伐的频率就越快,调节步伐的频率越快,大桥就越是晃得厉害。到最后,桥身两边摇摆的幅度达到了好几英寸(译者注:1英寸等于2.54厘米)。

  好在最后,市政当局控制了场面,在崩塌之前关闭了大桥,避免了一场灾祸。这其中,都是因为反馈机制(feedback)在发生作用。

  群体社会就和千禧桥的来回摆动一样,与反馈机制、自我组织及各种模式的关系甚为密切,其中,模式提供了进一步自我演变的条件。

  二十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个人电脑的用户可以在许多操作系统中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当然现在你仍然可以自由挑选,不过自微软崛起之后,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你也开始选用Windows系统。因为许多新的电脑都已经安装了这个系统,所以这是个方便又简单的选择。使用得越多,下次就越容易做出同样的选择,就好比跟着千禧桥摇晃的频率调整步伐,或是90年代晚期疯狂购买网络股票一样。当时全球的专家分析说股价很可能高估了20%到30%,但是随着投资者不断地买进,股价仍旧持续攀升,进而促使其他人跟着买进,所以,那些投资者都是被反馈机制牵着鼻子走。


那么,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能对社会的反馈机制免疫吗?几乎不能。二十世纪70年代晚期,澳大利亚物理学家罗伯特·梅(Robert May)做了一个实验,研究掠食动物与猎物(比如狐狸与兔子)之间族群数量的消长关系,并对其中简单的方程式进行研究。

  出人意料的是,罗伯特发现,哪怕所牵涉到的只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因素,结果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看上去毫无规律可循。在此之前,物理学家普遍认为,复杂的结果必定反映了同样复杂的原因。而罗伯特的例子(表明了数学上的混乱现象)恰恰相反却表明,许多复杂的事物或许没有看上去那么复杂。物理学家到处都能看到混乱的现象,譬如天气阴晴不定,股市变化无常,人的心脏也会混乱地搏动,他们每年都要发表无数的相关论文。然而,因为当时"混乱"本身就是一个"热点",发表有关混乱的论文轻而易举,因此那一种学术上的兴奋不过是一股热潮而已,"混乱"使这些研究工作变成了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如今我们发现混乱在很多现象中都很重要,但几乎不再像曾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改变世界的理论。在那股热潮中体现的,一半是科学,一半是社会的反馈机制。

  不过,很有可能人类社会的反馈机制,与其他任何领域的反馈机制相比,具有更强大的力量,而且最终具有破坏性。要探讨人类的科学,显然应该先弄明白人类怎么做决策、怎么对周遭的环境做出反馈。

  两百多年前,人类科学的探究工程有了不错的起点,当时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人们通常都会追求自我利益,这主要是由于人类具有从自然界脱颖而出的本领,也就是我们思考和推理的能力。

  半个世纪以前的战后时期,经济学家学会如何围绕亚当·斯密的理念,建立一个生动形象的数学框架,并把理性作为所有人类行为的向导,甚至,他们还发现了一种方法来证明人类社会在某些方面的数学定理。由于数学的深奥难懂,假设人的理性到了完美境界的经济学,已经被认为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典范,并以这一假设引领着科学潮流。

  然而,回顾经济学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感觉到,当经济学家把几乎所有注意力都聚焦在推理和计算能力上的时候,也正是他们陷入智慧的桎梏的时候。他们试图把所有的人类行为都简化为理性的行为,就好像试图把所有事物都简化为混乱的物理学家一样,努力把所有事物都塞进一个概念的空盒子里,然后开始表演起智慧和数学的特技,但这么做并没有成功。

  根据科学的普通标准,即用来衡量那些解释真实世界的理论是否站得住脚,经得起检验的标准,大多数的经济学理论无论数学计算有多复杂深奥,最后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幸好,一些无畏的思想家现在已经开始让经济学慢慢起死回生。至关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们开始为人类个体描绘出一张更加真实的图象,不像理性的计算机,也不像经济学家一直以来所主张的,而是一个真实的生物,有着完全不同又更为复杂的"思维本能"。

经济的思维方式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经济学"这个词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或是电视上有个唠唠叨叨的声音不停地讨论着消费者信心指数。但是在经济学家眼里,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们怎样做决策的科学--为什么决定买保时捷而不买福特,为什么决定辞职,为什么决定成家。

  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是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这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特有的本领。我们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做本能的奴隶,而是利用我们的理性,来权衡所有行为的潜在成本与效益。如果三家银行的利率不一样,你一定会去利率最高的那一家存钱,除非另一家银行提供免费账户,或是其他更吸引人的好处。

  在经济学的理论里,经济学家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表亲。高尔顿是十九世纪英国统计学家和发明家(他曾经发明一种带有铰链盖的高帽子,可以给人的头部散热),他一生都在搜集数据,做各种测量和计算,甚至还做实验检验人类祈祷有没有用(他的结论认为没有用),并且做了一张非常详尽的表,罗列了一个欧洲人去"荒蛮"国家旅行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如果你要做片木筏,应该选择哪一种木材才好?翻看下高尔顿1872年的一本书--《旅行的艺术》(Art of Travel)就知道了,在这本书中,高尔顿已经计算出了许多种木材的"浮力",如桤木、岑木、榉木、榆木、杉木、松木、橡木、杨木和柳木等。

  撇开这些成就不谈,最重要的是,高尔顿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一个试图用大脑思考的力量来面对一切挑战的"理性"人。过去的半个世纪,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所有人基本上都和高尔顿没什么两样。

  举个例子,二十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认为,罪犯未必就是那些与社会格格不入,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发现犯法才是他们最佳的选择,于是决定犯罪。一个没有推销能力的人也许会觉得,与其踏踏实实找份工作,不如去偷车或抢劫年迈的妇女。根据贝克尔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犯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企业经营,惩罚和刑期都是可能成本的一部分。

  另外,贝克尔几十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后来让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论文,进一步指出他的"理性选择"理论几乎适用所有的人类行为。贝克尔说,人们在做任何事之前,都已经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人们选择跳槽、结婚或是离异,是因为如果不那么做的话,他们得到的结果只会更糟糕。

  为什么人要抚育孩子,把大把的时间和金钱投资在孩子身上?你可能会认为,是因为出于爱,出于情感和繁衍后代的需要,但是贝克尔的理论则暗示了,为人父母实际上是在对未来做明智的投资,指望将来能从他们的孩子那获得更多的回报。他总结说:"只要那些投资的回报率比银行的存款利率高,父母生养孩子,就能间接防老。"


基于贝克尔所谓的"经济的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理论进一步设想,人们不仅努力做出理性的决定,而且还有无限的智慧,确保在做决定时不会犯错。有个典型的例子,现代经济学中有个核心概念,也就是所谓的"生命周期储蓄理论"(Life Cycle Theory of Savings)。假如40岁的你一年挣6万美元,你会花多少,又会存多少?

  回答这一类问题,对于研究人们出于长远考虑会存多少,每年会花费多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在建立的大部分模型中都假定,每个人都利用绝对理性的方式,也就是先算出未来每一年的收入,再进行繁复的计算--或许需要一台电脑才算得清楚--来确定他们今年应该存多少,有生之年平均下来才有多少可以用。

  这一模型不仅假设了所有人都是理性的,而且假设了人的理性程度都是完美的,都要经过精准和详尽的计算才会做出决定。这就是标准经济学。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被人们所接受的经济学理论,其基础是建立在人是绝对理性的假设之上的。理性是人类行为可预测性的前提,并把这种可预测性建设成了系统性科学研究的一个'候选人'"。这一观点似乎暗示了,假如没有了始终不变地对人类理性的假设,那么连一门关于人类的科学都不存在了。

  这么看待人类世界或许有点狭隘。就我个人而言,我就经常会犯错,会有愚蠢的想法,会故意拖沓,也会冲动行事。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你也应该是这样的。普通人常常会出于愤怒,出于爱恨做出情绪化的行为,考虑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计算。

  我们在本章中将会看到,其实有许多迹象都表明,没有一个人完全符合经济学理论中理想化的理性人。而且,现在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也不认为人们会按照理性的方式采取行动。即便如此,对人类理性的假设仍然是现代经济学思想的中心,关于这一现象或许有两个理由能解释。

  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表示,经济学家始终这么热衷于人是理性的这一观点,理由其实很简单--没有理性视角,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人类行为是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但是,如果我们假定每个人都是绝对理性的,那么每个人就是一模一样的了。更何况,要预测在任何不同的情况下人们会做出怎样的行为,所牵涉到的问题比数学问题还要复杂,不仅仅是逻辑的推理过程而已。

  阿克塞尔罗德指出:"在我看来,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之所以成为主流,并不是因为学者们认为这个方法是符合现实的,相反,正是这一方法不切实际的地方破坏了它作为一种建议基础的价值。其实,理性选择假设的真正优势在于,它使推理成为了可能。"假设人是绝对理性的,能使我们单凭逻辑建构理论,而不用再煞费苦心地进行观察。
 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绝对理性的第二个理由,其实不一定是出于科学本身和科学研究的困难,而是因为经济学家本身也是人,也会受到社会反馈机制的作用。经济学家也和普通人一样,有孩子,有房子,有事业。如果说,所有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的人,都使用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那么自然而然地,人们就会从那些角度出发去评价某人的研究质量。

  1970年到1990年这二十年里,经济学家所建立的模式中,人变得越来越理性。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回忆说:"经济学这一领域的审美观变成了这样:如果A模式中的人比B模式中的人更精明,那么A模式就优于B模式。"如果假设人是绝对理性,可以使你的工作得到更高的评价,那又何乐不为呢?

  有些经济学家承认,这一因素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论文。几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个人而言,也许依赖"理性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即便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理念是错误的。但毕竟这个理论还是占据主流的地位,与其攻击它,不如赞同它,这样才有利于经济学家的职业发展。

  你可以说它是国王的新衣,也可以说它是纸房子,不管怎样,理性的经济学可能再也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了,事实上也已经站不住脚了。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到最后黔驴技穷地争辩说,经济学不应该是研究现实世界的,而应该定义为是一门研究进行互动的、绝对理性的人的科学。这一态度让我想起了一位英国贵族女士曾经这样评价某个伯肯黑德(Berkenhead)的君主:"他聪明绝顶,可有时聪明过头了"。

  幸好有些经济学家勇敢地站了出来,选择研究那些能真正适用于现实世界的理论。他们的研究工作已经证明了,把理性选择本身当作一种社会现象,要比把它当作一种理论来得有趣,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三点事实:第一,有时我们就是不理性的,不管我们有多努力地想做到理性;第二,即使我们能做到理性,但大部分的人并不是理性的;第三,理性或不理性都不要紧,因为我们还能利用其他方法来做决定,而且做出的决定也不差,甚至更好。

  一个猜数游戏

  1987年的某一天,《金融时报》上出现了一则奇怪的竞猜广告,邀请银行家和商人参加一个数字竞猜比赛,参与者必须在0到100之间选择一个整数寄回去。谁猜的数字最接近所有数字之和的平均数的三分之二,谁就是赢家。如果猜中数字的人不止一个,那么就以随机抽签的方式选出唯一一个赢家,奖品是一套协和航空从伦敦到纽约头等舱的往返机票,价值超过一万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你也参加了竞猜的话,你会怎么选择数字呢?根据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你会理性地选择一个数字,可是,怎么选才是理性的呢?

  你显然不知道其他人会选择哪个数字,这样一来,想要理性也有点困难。所以,你可能一开始会做一个大概的猜测:也许人们选择的数字在0到100整个范围之间随机变化,这样的话,平均数大约是50,所以33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33接近50的三分之二。你满怀期待地寄去了这个数字,接着又来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其他人都和你想的一样,情况又会怎样呢?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其他人也会选择一个33左右的数字,所以平均数就不是50,而是33左右,那么33的三分之二就是22。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寄回去,或者按照这一思路再仔细想一想。如果其他人又和你想的一样,那么平均数就是22了,所以最佳的猜测实际上在15左右。

  以此类推下去,你想得越多,数字就会变得越小,而真正的疑问也来了,你究竟该停在哪个数字上?继续按照这一逻辑推理,你会开始怀疑每个人都会选择一个非常小的数字,甚至可能就是0。而实际上,0这个数字也是一个符合数学逻辑的答案,因为0的三分之二还是0,每个人都选择0的话,那么每个人都猜对了。理性的经济学家会选择0,但是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会这么选吗?

  结果是,的确还有其他人选择了0,但是并不多。这个奇怪的猜数游戏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泰勒设计的,当他把寄来的数字列成表格的时候,他发现,有少数一部分人真的选择了0,而很多人选的都是33和22--逻辑思维停在了第一步或第二步。最后的统计结果,平均数是18.9,赢家选择的是13。

  泰勒设计这个猜数游戏主要是为了说明,理性的经济学家头脑中的人的行为方式与现实生活明显不符。认为人们应该选择数字0的想法来自于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博弈论"(game theory),它讨论的是理性的人在竞争性的环境中,怎样能有最佳的行为表现。

  二十世纪50年代,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近来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故事主人公的原型--证明了,一个理性的人在得知其竞争对手也都是理性的情况下,很多时候他总是能找到一个"最佳"策略加以运用。所以,在泰勒的猜数游戏中,最佳的策略就是选择0。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那么他们都会选择同样的数字,而0是唯一一个等于平均数三分之二的数字。

  但问题是,理性的经济学家来参与这个竞猜的话,就一定会输。事实上那么猜既不理性也不聪明,不过只是天真烂漫而已,尤其是他们把人的行为想得太简单了。一个经济学家能够尽量让自己变得理性,但是他却无法控制其他人和他一样理性。

这个竞猜游戏不是一个纯粹的数学问题,因为最佳数字是根据所有人选择的实际数字而定的,而谁也不知道人们会出于多么疯狂的理由来选择那些数字。结果,这个竞猜游戏和理性一族的博弈论扯不上一点关系,但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和这个游戏相似的实际情况,仅仅依靠推理和逻辑是根本应付不了的。

  举个例子,早晨开车去上班,为了避免交通堵塞,你会想要选一条别人不会走的路。但是,其他人也会这么想。结果你的想法就变成,许多人都在尝试做一些大多数人不会做的事,但理性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无法猜透别人的心思。再想想股票买卖,因为牵涉到大笔的资金,所以你想理性地采取行动应该总能赢利吧。

  其实不然。经济学中有个古老的论点,认为股票的价格必定反映了其公平合理的价值,因为投资者是理性的,他们会买进那些价值低估的股票,使股价上涨,或者会卖出那些价值高估的股票,直到股价跌落为止。理性的投资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以轻松挣到钱。

  不过,事情没这么简单。假设某些聪明人发现个别股票的价格非常低,为了轻松获利,他们或许会理性地买进持仓,想着等股价涨到应有价值的时候,再卖出赚上一笔。但是,就像泰勒的猜数游戏中理性的经济学家一样,他们对股票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但是却把人想得太简单了。因为还存在着非理性的投资者,他们完全得不到咨讯,也没有好的理由要持有这只股票,觉得自己会输钱的他们就继续抛售,使得股价跌得更低。无论这看起来有多可笑多恼人,他们还是会这么做。

  所以,在股票市场中一个绝对理性的投资者也会赔本。因为股市的运作是建立在人们的信念上的,而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信念和想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力求做到理性,反而就太奇怪了。

  如果认为克利夫兰的气温可以影响股市的人足够多,那么这个城市的温度真的就能影响股市,所以作为一个明智的投资者,则最好在买卖股票之前,先查询下克利夫兰的天气情况,哪怕这听起来是多么"不理性"。说穿了,理性只是一个某些时候可以使用的工具而已,甚至这个工具只能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或许还会有人希望能保全理性选择的理论,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继续探索下去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甚至有时候,在做出一个符合逻辑的决定之前,连孩子都会做的计算,我们大多数人反而不会了。所以看来,出错是我们人类甩不掉的遗传基因。

  出错是一种本能

  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球拍加一个球,一共是1.10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那么球是多少钱?这个问题显然不需要很复杂的计算,难度就和小学生每天功课要演算的题目差不多。但在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谢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让普林斯顿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来解答这个问题时,给了学生们足够的时间算出答案,结果呢,50%普林斯顿的学生和56%密歇根的学生都答错了。他们的答案是:球拍1美元,球0.1美元或10美分;而正确的答案是:球拍1.05美元,球0.05美元或5美分。
几乎每个人第一次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脱口而出10美分的答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答案感觉上就像是正确的。乍一看,1.10美元的总价可以简单地分成1美元和0.1美元,粗算一下,两个量也正好相差1。所以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10美分的答案就好像是个"自然"的反映--人们下意识地努力作答,但是要答对还需要更大的努力。而用不同的问法来问这个问题,似乎就没那么难了。如果我说,球拍和球一共1.10美元,球拍是1.05美元,球多少钱?这次你的本能就不会出错了。

  对于这个实验,"理性选择"显然无法解释,同样也无法解释过去十年来,心理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所做的上百个实验。如果你想找到合理的解释,那么必须得另辟蹊径。而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两个系统"的观点,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途径。

  卡尼曼认为在人类大脑这套装置中有两个系统,其中只有一个系统是理性的。这个理性的系统能够有意识地根据逻辑处理信息,工作起来很慢,一步接着一步,而且只有依靠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全神贯注才能运作。

  但是,在这个计算的大脑之下,还有另一个"本能"的大脑,它运作起来快速,自动,很难掌控。我们本能的大脑看到了1.10,于是就把这个数字分成了1和0.1,它一把抓住了重要的细节,很快地给出了答案,做事风格利落迅速,不需要任何"理性"的分析。

  卡尼曼,还有其他人开始逐渐把理性的幻觉从经济学中拆离。1970到1980这十年中,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共同合作,研究在许多简单的情况下,思维的本能是如何对信息的接收和使用产生影响的,并了解道聪明人如何渐渐偏离了经济学家的理性理念。他们发现如何"框定"一个问题,或如何呈现一种情况,会对人们的处理方式产生戏剧性的影响。例如,告诉病人手术的成功率有90%,和告诉病人手术有10%的可能会失败,这两种告知方式会使病人做出不同的决定,前者更有可能使病人接受手术。同样地,对相同的金额进行不同的描述,价值也会变得不一样。假设你要买的CD是15美元,店员说再走两分钟到另一家店里,这张CD只卖10美元,你可以节省5美元。很多人都会努力省下这5美元,但是研究表明,如果同样的人要买的是一件125美元的皮夹克时,他们就不介意省不省这5块钱。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两种情况下的5块钱都是一样的,然而本能的大脑却并不同意,它认为一种情况中的5块钱,比另一情况中的5块钱更值钱。

  显然这种想法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典型的人就是这样,要是你把实际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生硬地给它们套上一件满是灰尘的数据外套,那么情况就更糟了。如今,对艾滋病病毒HIV的抗体检测准确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某人身上携带HIV病毒,那么从他的化验报告中就能体现出来,检测的准确率是99.9%。如果某人没有HIV病毒,那么化验结果的准确率更高达99.99%。

现在,让我们到美国大街上随便找个人来为其做HIV抗体检测,只要他不是静脉吸毒者,不是男同性恋,或不属于其他患爱滋病的高危人群就行。如果化验的结果呈阳性,那么这个人就真的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吗?准确的几率又是多少呢?问这些问题的人看似好像丢了大脑,问得多余,这个人携带HIV病毒几乎是肯定的了。这么想对吗?错。正确的答案是,化验准确的几率只有50%。

  如果你的答案错了,不要沮丧,因为这个问题德国马普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的心理学家歌德·吉戈仁泽(Gerd Gigerenzer)问了好几百人,从学生到数学家,再从数学家到经验丰富的医师,结果却发现,大约95%的大学生和40%的医师都答错了,尽管后者经历过特别的训练,但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仍然出错了。所以,问题就出在我们的思维本能。

  其实,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的思维已经被本能的大脑掌控了,使得你没发现,我还没给你足够的信息能让你做出正确的答案。要做出理性的判断,你就要知道一开始我们从大街上"随便"找来的这个人,本来就不太可能是HIV病毒的携带者,因为只要不属于高危人群--男同性恋、静脉吸毒者等,10000个美国人里只有1个人会感染HIV病毒。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患有HIV病毒的概率和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而没有HIV病毒的人抗体检测却呈阳性的概率也是万分之一。所以,呈阳性的结果,对错的可能性各占一半。如果这么说你还是不清楚,那么很有可能是因为可能性这个问题迷糊了人的大脑。那么现在,我们用实际的人数来思考这个问题。想象一下,有10000个肯定不属于高危人群的人到医院做HIV的抗体检测,根据我们之前所说的,普通人,也就是非高危人群,带有HIV病毒的概率是万分之一,那么前来做检测的那10000人里,可能就有一个人真的感染了HIV病毒。由于抗体检测的准确率很高,所以几乎所有人的检测结果都是正确的(9999个人的检测结果呈阴性,1个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但又因为抗体检测不是绝对完美的--10000次检测中会发生1次错误,所以这些人中有某个人的检测结果也会呈阳性(抗体检测呈假阳性的几率,要比呈假阴性的几率大得多)。最后总结下来,10000个人里面,我们大概能发现一个真阳性和一个假阳性,所以阳性结果的准确率只有50%。

  总而言之,不是我们失去了理性,而是我们惯常的思维背离了理性。许多经济学家喜欢把这种背离称作为"反常状态",彷佛它们是对理性观念的背弃,莫明其妙,叫人费解。但是进一步思考,也许我们思维的本能其实一点也不反常,或许在人类历史上还具有非凡的意义。

现代人的头,石器时代的脑

  理性选择这一理论的问题在于,把人的大脑看成了一台全能电脑--一套任由主人输入工作任务的超强设备。但是,人脑不是全能电脑,虽然和其他东西相比,它的确能更轻松地做好一些事(比如能在50公尺开外就从背影认出自己的朋友),但是要让它计算223乘以57是多少,恐怕就要费一番周折。

  再想想人的心脏,就像一个精致的泵,把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动脉和静脉中,但这个泵不是全能的,如果用它来抽取车里的汽油,就肯定不行。心脏是由进化过程为了某种特定的功能设计而来的,我们的人脑也是这样。

  给人脑作个更好的比喻,应该是一台现在正陈列于伦敦科学博物馆内的奇特机器。高约一米八的木制结构支撑起一连串大小不同的钢轮,连接轮子的一根金属轴一直延伸到正下方一面可旋转的鼓上,一支机械笔能在鼓上做下标记。如果你扳动这台机器的手柄,所有的轮子都会旋转起来,鼓也跟着转动,于是机械笔就开始画出曲线,虽然画得不是很整齐,但时高时低的曲线基本上也很有规律。如果你看看机器下方的说明,你会发现,这台设备是由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汤姆逊(William Thomson)在十九世纪末发明的,并一直用到了1950年左右。这台机器的功能是预测趋势的发展。大小不同的轮子受到太阳、月亮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变化,而整套机械装置把所有的变化因素组合在一起,计算整个发展趋势。

  然而,这台机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功能。它不是一台电脑,因为它无法进行编程。所以说,用它来比喻我们的人脑更好一些。我们人脑就像这台机器一样,是为了特定的目的,专门设计出来的一套设备,用来完成特定的任务。

  人类的大脑是经过了几百万年进化的产物,在其构造和功能里包涵着演变的历史痕迹。大脑进化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数学问题,不是为了驾驶车辆,不是为了判断风险的金融投资,当然也不是为了一眼望穿复杂的数据森林。

  大脑进化,其实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祖先在另一个世界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个世界与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要理解什么是社会原子,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这一事实。在99%的人类历史中,我们的祖先都住在一个小型的游牧群体中,打猎和采集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正如约翰·图比(John Tooby)所说的,"他们整整一辈子都在露营旅行",并依靠采集植物或猎狩动物维持生命。经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会逐渐给人类的大脑带来利好的变化,使大脑能帮助我们的祖先解决最紧迫的日常生存问题--打猎、寻伴、抚育后代,辨别谁能信任,谁是危险分子。


你不会期望汤姆逊的机器擅长做飞机航行的计算,因为它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设计出来的。人类的大脑在面对现代世界时,也存在一个类似的问题,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生存环境相比,我们更能适应祖先的生存环境,我们还没来得及适应现在的环境,所以导致出现了一些奇异的状况。我们的祖先害怕蛇是因为他们知道,在浓密的非洲热带雨林中,蛇是一种巨大的危险。

  时至今日,像蜘蛛和蛇这样的动物仍然会让很多人感到害怕,但却很少有谁会对电插座和开车产生巨大的恐惧,而一般来说,电插座和开车的潜在危险要比蛇和蜘蛛大得多。我们的大脑是为了特殊目的进行信息处理的机器,为我们提供了思维的本能,用以适应祖先的世界,就像图比所说的,"人类本能的思维做起推论来,就像蜘蛛织网一样,轻而易举,毫不费力,浑然天成"。

  另外,人类还有一种特别的习惯性行为,即"规避损失"。理性的思维认为,人们有多想得到10美元,就有多不想损失10美元(在衡量同样价值大小的收获和损失时,应该有同等程度的好恶情绪),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举个例子来说,英国的一档电视智力竞赛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中,参赛者要回答一系列的选择题,答对了就能继续答下去,一直到答错为止。每答对一题,参赛者的潜在奖金就翻一倍,但要是答错了损失则更大。几年前,加拿大贝尔法斯特女皇大学(Queen's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加索尔·拉诺(Gauthier Lanot)及其同事分析了515位参赛者的表现,结果发现,其中只有三个人一路冲关到底,赢得了100万英镑的奖金,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在赢钱的时候退出了,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放手一搏,可惜最后答错被淘汰出局。

  研究人员的分析表明,要是参赛者们能更大胆地放手一博,那么原本会有更多人能赢得那100万,参赛人员赢得奖金的总数也会更大。一般说来,一个理性的人会比一个现实的人赢得更多,因为现实的人特别想规避巨大的损失。而有趣的是,还有研究者在实验室里的灵长类动物身上,也发现了类似于"规避损失"的行为倾向。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劳瑞·桑托斯(Laurie Santos)和经济学家基思·陈(Keith Chen)把僧帽猴作为实验对象,通过操纵实验的细节,为它们设计了两种有关于葡萄的"赌局",一是潜在收获(肯定能得到一个葡萄,但有一半机会能得到另一个葡萄),二是潜在损失(肯定能得到两个葡萄,但有一半可能会失去其中一个葡萄)。尽管这两种赌局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相较于后者来说,僧帽猴更喜欢前者,因为前者被佯装成了一个会赢的赌局,而对后者的描述则暗示着很可能会输。人类与灵长类动物之间非理性程度的相似性,正暗示了一个进化的深层起源。
所以,当我们讨论人类行为与决策过程时,理性并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也不该感到惊讶。我们有意识的大脑无法看见本能的大脑的行为,控制仅仅是一种错觉而已。

  或许德国心理学家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在二十世纪80年代做的一项颇受争议的著名实验,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让人沮丧的想法。利贝特和同事用电极来监测,人在采取简单行动和做决策(譬如按按钮)时,大脑皮层的活动情况是怎样的。实验里在一段固定的时间间隔内,志愿测试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按动按钮,并让他们在感觉到有按按钮冲动的时刻做下记录。

  研究者发现,测试者在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并决定那么做之后,大约花了五分之一秒(两百毫秒)的时间实际按下了按钮。而真正让人感到讶异的是,根据电极的记录显示,大脑皮层的活动比按按钮这个动作快了半秒(五百毫秒),也就是说,大脑皮层的活动比我们的意识(有冲动想要按按钮)还要快三百毫秒。这样看来,实验的结果完全颠覆了我们原来的想法--有意识的大脑先做出决定,接着发布指令,最后身体才做出反应,挪动手臂和手指。而利贝特的实验却暗示了,测试者的大脑皮层先开始运作之后,才有了决定按按钮的意识。至少在这个实验中,有意识的大脑并不是行为的掌控者,满脑子都只是错觉而已。

  因此,我们真的应该认真对待卡尼曼的"两个系统"的观念。当我们第一次面临某种新状况时,我们的本能系统发出了即时反应。那一刻,我们成为了现代世界的原始人,变成了僧帽猴,用祖先传承给我们的大脑工具来面对现时的情况。

  只有过后,我们的第二个大脑系统才姗姗来迟,此时我们又变成了弗朗西斯·高尔顿,心里没底地亮出了理性大牌。再想想普林斯顿和密歇根大学的那些学生,在试图确定球和球拍的价格时,出于思维的本能,他们迅速有效地一眼发现了模式,眨眼的功夫就知道如何把1.10分解成大小正确的量。有一半的人仅仅经过本能的思考就给出了答案,还有一半的人,用第二个大脑系统成功地控制了本能思维,所以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绝对的理性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而人不是。问题根源在于把人看作了理性的高级计算器,可我们是人类漫长演化史上的一部分,穿着现代的衣服过着原始人的生活,身上背了个笨拙的计算器,本能地来思考问题。

  不断进化的人

  直到最近,人们还普遍认为经济学(在此我指的是传统与"超理性"的经济学)是我们理解人类社会正确的框架。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包括经济学本身的研究者现在已经意识到,他们正活在一个集体的梦幻中。十年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卡亚玛(Francis Fukayama)就曾写道,在理性选择的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百分之八十是正确的"。如今看来更像是,百分之八十是错误的,光看看那些由于专注于理性行为而暴露的问题--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中探讨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说到底,这本书要写的,不是如何拆毁一个理论,而是如何建立一个更适用于人类社会的理论。要达到这个目标,出发点就是要更好地描述人类社会的原子。

  做个粗略的总结,我们可以说卡尼曼的"两个系统"与两个基本的原则相一致,这两个原则解释了许多人类的行为,至少它们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原则一,我们不是理性的计算器,而是狡猾的赌徒。直觉、情绪、猜疑,它们都是从哪来的?来自大脑深处锁着的原始人,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和感受,与我们有意识的大脑完全不同。我们今天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我们祖先的行为已经被硬套上了一整套简单的规则,告诉他们如何做决策才会有好的结果。虽然这些好的结果足以让他们生存下来,但是却和理性的计算没什么关系。而我们现在也是这么回事。弗朗西斯·高尔顿的理性精神似乎只占据了一小部分人的心智,其他人更像是被原始的精神支配了,迅速又粗蛮地做出判断,没什么时间去管细枝末节。

  原则二,我们是有适应能力的机会主义者。虽然理性的思维并不如过去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但也不是完全不重要,因为我们的部分大脑的确是依靠推理和逻辑来帮助我们的本能系统,并避免让我们陷入困难。即便如此,真正使我们有意识的那部分大脑力量强大的并不是逻辑思维,而是一种适应能力--根据规则、思想或信念采取行动,然后根据结果来调节自己的适应能力。

  要理性地思考问题本身通常意味着,要在思想上走一条反复实践的道路,从初步的猜测,迈向一系列更有进展的答案。这正是我们人类智慧的真正秘密,即我们会按照简单的规则行动,并根据情况进行调节和吸取经验教训。不知道怎么做不用担心,因为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你就会学到一些东西,甚至连理性也是一个经验性的过程。

  在后面几个章节中,我会适时地点明这些粗略的规则,根据不同的情况需求让它们凸显出来。它们画出了一幅有关人类行为的图象,令人满意的是,这幅图象没有背离现实的人类社会,而且为我们开始了解社会物理学提供了一个基础。要大胆探索社会物理学的世界,也许我们要从金融市场开始,因为人们通常都觉得传统经济学在金融市场的地位是最坚不可摧的。


第四章

  适应性强的社会原子

  人们面临复杂的或不明确的情况会如何进行推理?现代心理学认为,作为人类的我们,逻辑推理的水平很一般,而且也不常用;但我们发现模式、确认模式、比对模式的能力却异常好,这些行为显然受益于进化过程。于是,面对复杂情境的我们,开始搜寻各种模式。

  --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

  1992年12月,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前董事会副主席约翰·马里卫泽(John Meriwether)准备组织一个全明星阵容的团队,进入金融市场大展拳脚。30年的职业生涯中,马里卫泽是个出了名的证券交易高手,也是个非凡的金融工程师。事实证明,他还很擅长用人。马里卫泽大胆聘请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迈伦·修斯(Myron Scholes)和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凭借他们新颖超群的数学理论,能使分析家为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计算出正确的价格。所谓金融衍生品其实就是一份契约,打个比方来说,这份契约给了契约主人一个权力,能让主人在第二年以当前的价格买到某个股票。这种契约可以买卖,就像买卖股票一样简单。但是,一个契约值多少钱呢?这个问题就比较难办了。

  理想的情况下,股票的价值应该合理地反映了一个公司赢利的潜力,和配发股息的希望。然而,一份权力契约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标的股票的价格,而且还与权力到期前的这一年中,人们对股票价值涨跌的期许有关。不过莫顿和修斯(与另一位已故经济学家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一起)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减少不确定性,并使交易者明确地知道期权中的股票最有可能的价值是多少。

  曾有人说,这一绝妙的理论"之于交易和投资,就如阿波罗宇宙计划之于月球探险"一样重要,并且它直接引发了80年代金融衍生品的爆发。所以,当马里卫泽把这些大牌和其他一些华尔街奇召集起来,成立一个新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LTCM)时,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的目标是逮住全球市场暂时"无效率"大好机会,来获取几乎零风险的利润。

  一开始招揽投资者时,马里卫泽并没遇到多大困难,起初1994和1995这两年里,LTCM的净投资回报率超过了40%。接下来的几年,情况越来越好,到了1997年的11月,LTCM能够回报给投资者的超额资本将近21亿美元。1998年初,LTCM把投资组合增加到了1300亿美元。

  对于市场分析家来说,这看上去就好像LTCM发现了从市场抽钱的秘诀,而且没有任何损失的风险。但是后来,大事不妙。1998年12月,市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动荡,部分原因是由于俄罗斯拖欠债务,导致LTCM的价值损失了90%。由于此项基金筹借的资金超过了1250亿美元,所以大笔的亏损波及了全球经济。为了避免金融市场更大范围的崩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组合了36亿美金,协助纾困。

  那么,究竟哪里出问题了呢?哲学家、史学家抑或是其他人,在仔细思考原因性质和因果联系的时候,喜欢把原因分为"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如果某人夜里开车冲下了桥,掉入山谷,那么造成死亡的直接原因或许是车子撞击谷底,导致司机也粉身碎骨。但是如果司机有酒后驾车的习惯,那么根本原因可能要归咎于这个坏习惯,一场致命的车祸肯定是逃不过了,具体怎么发生,细节就由命运之神来选择填补了。
LTCM这个事例中,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俄罗斯反常的财政困难,之前没有一个人能预计到。LTCM内部的人把这场金融灾难比作百年一遇的怪异风暴,摧毁了他们完美无缺的蓝图计划和管理诀窍。

  可是根本原因在哪呢?对于所有数学专家而言讽刺的是,LTCM的失败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大约30年前数学家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各种类型的金融市场,从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到德国的DAX指数,都对"意料之外"的大幅波动丝毫没有抵抗能力。就算没有俄罗斯的财政危机,LTCM迟早还是会因为其他原因而失败。所以在金融市场中,怪异风暴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奇怪。要了解事件的原因,就要掌握我们人类最显著的特征中,学习能力与适应能力的集体意义。

  什么是"肥尾现象"?

  假设今天的油价是每桶64美元,那么一个月后,油价会变成多少呢?看到这个问题,也许你考虑的是国际政治局势,或是乌克兰主要输油管的情况。但是你不可能知道确切的价格会是多少,这是一个统计学上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传统方法,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人提出来了。

  法国物理学家路易斯·巴谢利耶(Louis Bachelier)在一篇名为《投机理论》(Theory of Speculation)的博士论文中假设,如果记录一支股票的价格在许多个时间间隔(比如一天,一个月)中的变化情况,那么你会发现这些价格都落在了一条"铃型曲线"(bell curve)上,就像在高中数学中的抛物线一样(见图4)。价格变化有一个平均值,位于铃型曲线的顶点,也是变化值最常出现的地方。然后,曲线向顶点两侧快速下降,说明无论是上涨还是下降,巨大的价格变化都不常见。从IQ测试到骰子游戏,很多事都符合铃型曲线,甚至数学家还把铃型曲线称为"常态"分布,因为它看似就像大自然的运作方式。

  图4: number 数字,the normal distribution 常态分布,average 平均值

  巴谢利耶的想法很明显--金融市场的变数和其他事物一样也符合铃型曲线。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了他的观点,同时还进一步挖掘了这一观点的内在逻辑。正如我们在上一章里谈到的,如果说人们或多或少都是理性的话,那么一般来说股票的价格就不应该大起大落,脱离它们的实际价值。

  这种说法暗示,如果股票的价格发生了变化,那么原因肯定是"新的讯息"打击了这个市场,比如,企业主要管理层发生了变动,或者,又发现了一块新的油田等等。你无法事先预计到这些讯息,所以,当许多新讯息聚集到一起,不同类的新讯息又来源于不同渠道,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时,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是符合铃型曲线的惊人变化。
综上所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价格应该是任意波动的,而且上下浮动的幅度很小。如果某些事件或是研究对象符合铃型曲线,那么你很少会碰到与平均值相去甚远数值。就拿人的体重来说, 45公斤是常见的人体体重,偶尔你也会碰到几个90公斤重的大胖子,但是没有人的体重会达到135公斤。根据铃型曲线显示,石油、粮食、汽车或是其他东西的价格变化的幅度都不大,一般是0.5%或者1%,而一天之内10%到20%的大幅波动是不可能的。

  由于在巴谢利耶铃型曲线图中,股价是随机跳动的,颇像真实的股市情况,所以他的理论看似也很有道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把这一理论放到真实的金融市场上,对照数据一一进行检验,直到1963年,在IBM研究所工作的另一个法国人,数学家比诺·曼德布洛特(Benoit Mandelbrot)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曼德布洛特对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棉花价格的浮动情况做了研究,他记录了数日或数周的价格差异,看看价格变化的频率是怎样的,然后根据数据画出图形。他发现了一个很像铃型曲线的模式,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曲线的"尾巴"在降至0的过程中比铃型曲线更缓慢(见图5)。从技术上来说,数学家把曼德布洛特发现的这种模式称为"幂次法则"(power law)。当时幂次法则的重要意义在于,由于曲线的下降速度非常慢,因此使得人们并不难预测到事件的极端变化,而依靠"常态"的数据分析却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四十年后,我们知道了石油、猪肉或股票的价格都是这样变化的。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股票价格中,也能找到同样的模式,抑或是在著名的标普500指数中、其他地方(如日本和德国)的股票市场上也不例外,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亦是如此。迹象是相当明显的--在所有市场中,事件的极端变化要比根据常态数据推测出来的发生频率更平常。

  图5 number 数字,normal 常态分布,power law幂次法则,average 平均值

  经济学或金融学的任何理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方式都无法令人信服。有个大众的想法认为,价格的大多数剧烈波动,也许仅仅是因为受到了"外来刺激",譬如扰乱秩序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或是重大企业或政府的丑闻事件。没错,这些事件显然可以震撼市场,也必定会使价格大幅度波动,但是,这种笼统的解释似乎无法刷清所有疑点,因为还有许多价格的大幅波动,背后却没有任何大型事件发生。

  1991年,一群经济学家对二战以来美国50个单日价格波动情况做了研究调查,结果发现,其中有许多个价格波动发生的当日,并没有什么大新闻。

所以,"肥尾现象"的谜团仍旧没有得到解答,这也使经济学家陷入更尴尬的境地,毕竟不是市场的话,经济学家还能拿什么来解释呢?这个谜团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莫顿、修斯以及LTCM基金的其他金融奇才也试图预测,他们会不会因为市场的巨幅动荡受到沉重的打击,并且利用"普遍性"数据--一个经济学家理性信念的产物,来预测这些不确定的事情。根据铃型曲线对市场动荡的预计,股票价值单日降幅达到10%,应该只有每500年才会发生一次。然而,现实的数据却给出了一个更可靠的预测:每五年就会发生一次,这一频率对于LTCM来说太快了,使得他们无法利用交易战略侥幸过关,继续生存下去。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肥尾现象"的谜团呢?正如我在上一章中表明的观点,社会原子主要的行为特点就是,根据简单的法则采取行动,同时以快速的适应能力来获取利益。这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当许多人聚集到一起时,这种适应能力会导致的后果,就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了。所以,似乎用这一见解来看市场就足以能阐明曼德布洛特发现的神秘现象。

  今晚去不去El Farol酒吧?

  1992年夏,爱尔兰音乐家格里·卡蒂(Gerry Carty)每周四晚上都在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的El Farol酒吧演出。当时,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刚到跨学科科研中心的新圣达菲学院任职,圣达菲学院正好和El Farol 酒吧在同一条街上,加上阿瑟又很喜欢这家酒吧,也喜欢那里的音乐,所以就经常到酒吧坐坐,在那度过愉快的夜晚。不过同时,他也碰到了一个怪问题。

  酒吧的人不是很拥挤的那几个晚上,阿瑟在那玩得很开心,但是其他时候,酒吧实在太过拥挤,座无虚席之外,闷热和噪音令他十分难受,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不幸的是,每周的出席人数出入很大,没有明显的模式可循,所以决定去或决定不去似乎成了阿瑟每周必须做的一道选择题。他很想去,但是只有在他认为大部分其他人都不会去的晚上才去。后来他发现,其他喜欢那家酒吧的人都面临了和他一样的难题,每个人都试图做大多数其他人不会做的事,这种情况颇像理查德·泰勒的猜数竞赛。这两个问题都把理性引擎的齿轮熔化了。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仍然还是会做出决定,他们把手探入进化生物学提供的计策锦囊中,试图摸到个法子帮他们做出决策,不管这种决策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阿瑟很快发现自己也在思考一个思维过程。那个装满思考诀窍的锦囊中究竟藏了什么?人们又能从中得到怎样的结果?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又怎么来解释酒吧的现象呢?

不妨把El Farol酒吧的顾客光顾率看作一种自然现象,并假设你必须找出某个理论来加以解释,那么你会怎么做呢?首先,你需要寻找某种方式来模拟人们做决策时的情形。客人在选择酒吧人不是太多的那些时候哪一天能去酒吧时,他们会考虑哪些信息?此外,你还必须考虑到,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大同小异,不同的人会根据不同的原则来做决定。思量片刻后,或许你会对那些把理性当作宗教来信仰的经济学理论家深表同情,但至少,相信人是理性的信念使得把人理论化变成了可能。如果说人都是非理性的,那么人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把一场音乐会搞得人声嘈杂,混乱不堪--看似没什么理论能预测到他们出格的行为。但是阿瑟忽然灵机一动,在重重障碍后面发现了一条新路。

  机遇巧合,阿瑟曾经读到一篇60年代旧报纸上的文章,作者是胡里安·费尔德曼(Julian Feldman)。费尔德曼认为,人们做大部分的决定时,并不太依靠逻辑判断,反而较多地利用简单的规则,并通过反复的尝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特别是当人们试图在世界中辨别模式,并利用这些模式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2005至06赛季的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杯快结束的时候,华盛顿红皮队(Washington Redskins)获得了五连胜,一路冲到了总决赛。看看当时的报纸你会发现,对于某些评论员而言,这种模式意味着这支球队正"如日中天",而且很可能在决赛中有良好的表现。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五连胜反而给球队带来了情绪上的压力,强弩之末的红皮队最终会不堪一击。这两种理论都采用了"拭目可待"的模式,并以此来预测未来。

  阿瑟根据费尔德曼的思路,把这一套理论放到El Farol酒吧的问题上进行推想:如果酒吧上周这个时候人很多,那么人们就会觉得本周这个时候人也会很多;而其他人的想法可能恰恰相反--如果上个礼拜有很多人去,那么很可能这个礼拜他们就选择躲得远远的,好让酒吧里的人数更合理一些。人们根据最近几周或连续几周酒吧的顾客人数来预测未来,可想而知这样的理论是无穷无尽的。

  不过,这种被逼无奈的行为"理论"(或者说"假设")还有第二个要素:人不是不懂变通的白痴,如果连续四周发现酒吧的人数多到比肩接踵的程度,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抛弃去酒吧的念头。费尔德曼认为,一般人的头脑在同一时刻会出现许多种假设,接着再根据当下最合理的假设来做出决定。这一点显然与我们的日常经历相吻合。

  进行任何任务(譬如建书架、找工作)最好的方法之一通常就是先开始着手做起来,尽管你对于开展任务的最佳方法还没有清楚的概念。你先尝试做某些事情,然后学到经验有所收获,并开始学着去调节适应。正如雅各布·布朗诺斯基(Jacob Bronowski)曾经说过的,"要掌握这个世界,只能靠行动,不能靠思索"。根据这一思路,阿瑟用另一个观点取代了理性的理念,即人们根据简单的理论行事,一边在尝试的同时,一边去适应这个世界。
为了找到这种以简单规则为基础的适应性行为会带来怎样的结果,阿瑟求助于计算机的帮助,首先制定了一个长长的表格,罗列了所有可能的理论,如下所示:

  1. 去酒吧的人数与上周一样多

  2. 如果上周去酒吧的人不多,那么本周去酒吧的人就会很多(反之亦然)

  3. 只有在连续三周人不多的情况下,本周来酒吧的人才会很多

  4. 去酒吧的人与四周前一样多

  当然,类似这样的假设可能还有很多。为了给El Farol酒吧建立模式,阿瑟任意假设有100个人会去酒吧,接着他随机选取10种假设给每个人,然后利用电脑程序,追踪最近几周内每人每一种假设所预测的结果如何,也就是看看对酒吧顾客人数的预测是否准确,然后选择最好的决策来决定是否去酒吧。

  换言之,计算机的模型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会在脑海中保留好几个念头,然后实施那个看似最好的想法。在这个事例中,"最好的"想法就意味着,能让人们在酒吧不拥挤的晚上去那坐坐,而在拥挤的时候留在家里。关于拥挤程度的定义,阿瑟设置了60人的限制。

  上一章节中,我们谈到一种想法,即人类不是理性的机器人,而是规则的适应者,而阿瑟的酒吧模式则为这一想法付诸实践开辟了一条粗略的道路,但是这一模型却真实得惊人。在电脑模拟中,阿瑟发现,去酒吧的人数很快徘徊于60人左右。但是,去酒吧的人数没有一次是正好60人,而且每周人数变化的幅度都不一样(见图6)。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

  在这个模型中,人们都把自己当作少数群体的一分子,在大多数人选择呆在家里的时候就去酒吧,反过来也一样。现在,我们假设酒吧顾客的人数变化中存在某种模式,那么有一部分人会根据这种模式采取行动,并一如既往地要把自己归入少数群体中。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因为其他人发现了这一模式之后,也会逐渐做出调整,去适应这一模式,最后也加入到了少数群体中。随着其他人都发现了模式,这个少数群体就逐渐壮大成一个多数群体,然后这个群体中的所有人,都开始觉得不适应。这样一来,在这一群体中自我演变的模式,就自然而然地扰乱了人们的行为,最终使一些人从这个群体中退了出去--这的确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

  图6:attendance 人数, week 周

  那么金融市场,特别是那些出乎意料又不断发生的市场波动,会不会也和这种模式有所关联呢?或者有没有可能,缺乏明显的"外部刺激"的事件大变动也与此有关?

   不切实际也有效力?

  伟大的物理学家尤因·魏格纳(Eugene Wigner)在1960年写的论文中推测说,在自然科学的数学界,有一种他称之为"不切实际的效力"。魏格纳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高中时代曾是好友的两人几年后再次碰面,一起谈论他们各自的工作。其中一人是人口变化趋势的统计员,他把近来的工作展示给他的朋友看,朋友很快就产生了疑惑,指着一个公式中的pi符号问道:"这个符合是什么意思?"统计员解释说:"pi代表圆周与直径的比例。"朋友大笑:"这也太扯了。人口能和圆周搭上边吗?!"

没错,圆周的几何学怎么可能和人口统计学有关呢?就我所知,没有人真正地解释过这一问题。同样奇怪的地方恐怕还在于,由一个问题启发而来的数学模型,很快又能适用于其他看似完全不同的问题。阿瑟的酒吧模型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许多投资股票的人都被认为是"读表专家"--他们观察以往价格变动的图表,试图发现某种模式,帮助他们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向。他们的行为颇像阿瑟酒吧模式中的顾客,只不过,读表专家寻找的是价格的波动模式,而不是去酒吧人数的变化模式。价格可涨可跌,酒吧可挤可空,投资者可以选择购买或出售股票,就像人们可以选择去酒吧或呆家里一样。由于这种相似性,El Farol酒吧的模式就可以转变为一个股票市场的模式,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关键--价格。

  任何市场都有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即价格的涨跌是由不平衡的供求关系造成的。如果想买股票的人比想卖股票的人多,那么股价应该就会上涨,反之股价则下降。90年代末期,阿瑟和其他几位同事(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布莱克·勒布朗(Blake Lebaron)和物理学家理查德·帕默(Richard Palmer))用这一理念把酒吧模式转变成了一个适用于金融市场的模式,这一模式虽然非常简单,但适应性却很强。

  在这个虚幻的金融市场中,人们就像El Farol酒吧的顾客一样,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跟踪各种各样的理论,从中选择一个看上去最好的,来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股票。通过对以往价格的考察,每一个理论都预测了未来价格的走势。为了完成这一模式,阿瑟和同事们假设,如果等着买股票的人比卖股票的人多,那么不管什么时候价格都会上涨,如果买股票的人比卖股票的人少,那么不管什么时候价格都会下跌。整个逻辑非常简单:过往价格的模式影响了投资者当下的决定,那些决定使得买家和卖家的人数产生了不平衡,从而引发了新的价格波动,制造了一连串的因果效应。

  为了测试这一理念的现实意义,阿瑟与其他专家建立了另一个电脑模型。虽然这一模型很简单,但结果却让人非常吃惊。在他们虚拟的市场中,价格的涨跌毫无规律,有时还发生非常剧烈和突然的变化。其实所有的起因都是由于市场中有适应能力的参与者,在相互互动时产生了内部动力。这一模拟市场有赢家也有输家,资金有聚有散,市场本身就具有了某种情绪。

  用定性的话来说,这个市场看上去很真实,而且不受到任何外来刺激的影响(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单单从定性分析来看,这个模型就已经相当成功了,因为它的落脚点是很真实的人类个体行为,虽然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了。不仅如此,阿瑟和他的同事按照曼德布洛特的方式进行数据分析,看看在模拟的市场中,价格波动具有哪些数学特点。他们改变了人们假设的类型,改变了他们在做决定时所查看价格记录的历史时间,另外还更改了模型中的一些细节。经过上百次的模拟,研究人员发现,以上因素中没有一个能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模型没有经过任何特别的调试,却非常自然地,总是表现出剧烈波动的"肥尾"倾向,就和现实的市场一样。

所以看来,理性无法解释的问题、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谜团,终于在适应性行为和自我组合中找到了合理的解释。阿瑟不必解决所有高深的技术问题,也不需要发明新的数学公式,实际上,他的模型是相当粗糙的,但是却成功了。成功的关键是因为做对了一件事--它舍弃了绝对的理性观念,用看似更真实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取而代之。于是,那些"肥尾现象"就和北极冻原上的石堆一样,是自然形成的。

  这个市场中的大起大落,不能用外来刺激加以解释,也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在人类"反常"的行为面前,找不到一眼就能看出的起因。相反,市场之所以发生剧烈动荡--这是所有市场普遍具有的特性--是因为,市场中的参与者,也就是社会原子,在进行互动时,自行组合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微妙的模式。要弄明白为什么一个群体很大,而另一个群体很小,就要对所有交易者脑中的理论或假设,这种复杂的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看看一个交易者的行为是如何影响了价格的变化,从而改变(不改变)他人的行为。

  自从阿瑟及其同事早期的示范之后,许多人对这个模式进一步进行研究,而且似乎正在把市场理论带入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变得更真实,更准确了。这一成功说明,好的科学思考方式有一个要点。五十三年前,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主张说,研究者不该根据对人类行为的准确设想来建构他们的理论,相反,如果研究的是不正确的假设,那么他们理解群体社会的能力就会提高。他认为:

  "真正重要的、具有意义的假设,是那些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的描述性"设想"。总的来说,理论越有意义,设想就越不切实际。理由很简单,如果一个假设能以少"解释"多,那么这个假设就是重要的,也就是说,要从复杂无序中,从有待解释的现象背后的细枝末节中,提炼出共有的、重要的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有效的假设。因此重要的是,在一个假设中,对设想的描述一定是错误的。"

  对我来说,弗里德曼如此捍卫经济学中的理性设想,有对也有错。所有的科学都是在简化真实世界的基础上展开研究的,这肯定是没错的。我们之所以了解行星的运动,是因为我们把行星看作完美的球体,或是某个把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到一个点上的物体,在通常情况下都忽略了其他元素,如形状的歪曲、大气中盘旋的气体等等。我们忽视大部分的细节,这么做并无大碍,因为我们的模型的确已经总结出了最重要的细节,也就是星体的质量分布情况,这决定了行星在重力场中如何运行,如何对其他星体施加重力。行星运动模型中的设想,的确在"描述上"是错误的,但是这种假设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从这个设想的核心出发,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

所以,毫无疑问,人类的科学也应该建立在简化个体,简化动因的基础上。但是,在简化的过程中,不一定对人类行为的要点就能抓对,从不重要的细节中也能简化出个体,勾勒出一幅错误的图象。这也就是弗里德曼论点的错误所在,也是"理性"经济学站不住脚的地方。

  理性设想不仅没有把人类的行为描述完整,而且还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它预先假定人类是不会学习的;是不会做出假设并一一加以试验的;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实际上,这种理性设想排除了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人类行为。人类行为在根本上具有适应性,这一点从概念上来说,就和理性的观点一样简单,但是前者是符合实际的,尤其符合人们在做决定时,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市场机制这一事实。

  现代思想之所以和长久以来传统的理念背道而驰,是因为市场之所以如此难以捉摸不是由于人类个体的复杂性,而是许多人组合起来后形成了微妙的秩序,任何市场都是这样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原因在于模式,不在于人。对于那些经济学领域内保守的传统人士而言,这一点或许很难消化,他们很难接受这种新的理念,但正是由于这些理念的成功,最近牛津大学才会挑选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尼尔·约翰逊(Neil Johnson)来担任计算金融系的主任,而没有选择其他经济学或是金融学的老教授。约翰逊及其他一些物理学家证明了这种理念的可行性,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能够预测金融市场的未来。

  预见未来

  在商业和金融业的媒体看来,最能吸引人们眼球的莫过于对市场的预测:谁赢谁输;谁是热点,谁受冷遇;哪个股票肯定能赚钱,哪个肯定亏得很惨。总会有一个"头头"根据自己对市场走向的观点,来引导媒体的注意力。甚至有时许多经验性的研究已经表明,预测金融市场的方案中,除了那些暂时性的,或是碰运气的方案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成功的。一般来说,学术性的研究会支持已故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John Kenneth)表述的观点:经济系统之所以存活了下来,"不是因为那些预测经济未来的人工作做得有多杰出,而是因为他们专心致志地犯错,而且坚持不懈"。

  当然也有可能的是,经济系统,尤其是市场,本来就是不可预测的。或许也有可能,科学还没有发达到能让预测成为可能的水平。尼尔·约翰逊电脑中显示的一连串数字,就暗示了后一种解释。那些数字反映了美元和日元汇率的升降,在每个新的价格出现之前,电脑就会预测汇率在最后显示的那个值上,会上升还是下降。大多数时候,预测的结果都是正确的。秘诀何在?在于对市场物理学的深刻认识,约翰逊把这种理解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能侦测出别人看不见的模式。

约翰逊的技巧是在90年代晚期,物理学家张翼成(Yi-Cheng Zhang)和达弥恩·夏利(Damien Challet)杰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时,这两位物理学家都在瑞士弗里堡大学任职。他们在阿瑟的酒吧模式的基础上,尽量地简化细节,做出了一个少数群体游戏(Minority Game)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有一群人,每人每一轮必须在数字0和1之间做一个选择,目的就是要成为少数人群中的一分子,也就是选择大多数人不会选的数字。这个游戏基本上和阿瑟的酒吧模型一样,只不过逻辑上更简单。玩这个少数群体游戏的人在做选择之前,先查看了近来选择结果的记录,看看每一轮是选0的人多,还是选1的人多,然后根据这个历史记录来进行预测,并以此引导他们的行为。这个简化的模型价值在于,张冀成和夏利不仅能用电脑来研究游戏中人们的行为,而且还能用纸和笔加以分析。最后,他们揭示了一个美丽的意料之外。

  研究结果显示,在少数群体游戏(或酒吧模型,抑或是根据这种模型建立起来的任何的适应性市场模型)中,根据参与人数的不同,运作方式也大不相同。第一种情况:参与的人数不多,那么玩游戏的策略也是有限的,不足以囊括所有可能的模式。如果有某种模式能把过去的结果和未来结果联系起来,那么参与者都会设法去了解这个有意义的模式,并加以利用。但是如果,某个特定的模式属于这个群体的"盲点",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参与者在他的策略库中能找到这样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就没有人能利用。因此,这种模式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永远也不会消失。相反,第二种情况:如果参与游戏的人足够多,那么他们的策略就能囊括所有可能性。参与者会注意到能产生结果的任何模式,并立即加以运用。在第一种情况下,群体结果(如市场上价格的波动)就遵循着可预期的模式。而第二种情况中,所有可预期的模式都稀释成了不可预期的模式,而且对象是随机性的。令人惊奇的是,夏利和张冀成表示,从一种模式转变成另一种模式的过程,很像物理学上的"相变"(phase transition)概念,譬如固态的冰融化成了液态的水。

  这种模式的转变也许看上去有点深奥难懂,但是,要想解释为什么真实的市场如此难以预测,为什么又有这么多人仍然不断地尝试,答案就和这种模式的转变颇有关系。仔细想一想。我们假设市场上的参与者不够多,那么把所有参与者的策略加起来,也不足以涵盖所有的可能性。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某种残留下来的"可预测性",这种可预测性自然而然地,会诱使其他人参与进来。如果参与者真的能够不劳而获,那么更多的人都会出于同样的理由加入市场。但是每加入一个新的参与者,就带来了新的策略,越来越多的策略于是有效地"吃掉"了一部分残留下来的"可预测性"。人们会不断地参与进来,直到可预测性完全消失为止,于是这个市场就变得完全不可预测了。到了这个时候,有些人当然就再也无法获利,于是决定离开这个市场,同时也带走了他们的策略,这样一来,一点点的可预测性又一次冒出来了。根据这一观点,市场应该在可预测性和不可预测性的边缘地带徘徊。所以,有限的预测是可能的,但同时也是困难的。
我们很难肯定地说,以上描述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市场。但是不可否认,这个想法的确很精致,也很有吸引力,看似相当正确,以至于1998年当约翰逊第一次听到这个想法的时候,一个激动人心的想法闯进了他的脑海。如果市场的确有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至少有时候是这样的),那么它就应该能被人们发现。尽管张冀成和夏利的模拟游戏明显比任何真实的市场都要简单得多,但是这个游戏却捕捉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驱动市场的动因其实是投资者策略的生态体系(ecology)。而且,这个游戏自然的内在结构,肯定比大多数投资者用来预测市场的数学模式更丰富、更复杂。所以约翰逊推理说,或许这就是最完美的工具--或者至少就目前来看是所适用的工具中最完美的--能鉴别出市场行为背后是否真的存在有限的可预测性。他和牛津大学的同事协力合作,很快把这种想法变成了实用的技术,而且还很管用。

  为了使少数群体的模型(或是根据这一模型建立起来的虚拟的市场)能顺利运作,研究人员在一开始给参与者几套不同的"理论",这些所谓的理论就是参与者脑海中用来预测未来的可能性。约翰逊和同事们在仔细挑选初始策略的时候,适当地对市场进行"调试",使市场能再生一些特定的模式,来引导价格的波动,比方说是最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的变化。他们希望经过调试之后,模型参与者脑中理论的生态系统,能和现实生活中投资者想法的生态系统大致相符。正是这个生态系统的精细结构驱动着市场的走向,因此他们推测,进一步对这个模型进行实验,说不定就能预测现实市场的走向。

  这个模型不仅仅来源于直觉,更重要的是,它能做出正确的预测。经过几次测试之后,约翰逊和同事们发现,他们的模型能够在一开始就察觉到,某些时刻的市场比其他时刻的市场具有更多的可预测性。在这些时刻,参与者策略的数量有效地被减少了,原因不是因为有人退出市场,就是因为许多参与者开始使用同样的策略。约翰逊把这些时刻称为"可预测性的区间"。电脑不仅能识别这些区间,而且能够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最近的一次示范中,约翰逊团队利用美元兑日元汇率的一组数据,在4000个连续的价格变化中,不仅识别出了大约90个可预测性的区间,而且还预测了这些区间内的价格走向,而结果只错了一次。当然,要是这种成功变成了一种常规的程序,那么后果就可能会有点诡异。因为这么一来,许多投资者无疑都会采用这种方法,市场本身的特性和整个体系也就被改变了,也许这种模型的预测能力也遭到了损坏,而且还有一种可能,那些预测会自我实现,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模式预测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会上涨5%,而且这个预测立即变为了现实,那么投资者都会装备上这个知识,趋之若鹜地涌向股市,为了获取利润而大买股票,结果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可能又是一个5%。

回归现实

  本章我们专门研究了金融市场,这显然只是人类社会相当狭小的一个领域,但是以此作为出发点也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已经用数学方式对这一领域内的人类群体行为做了仔细的检查。而且,或许在人类社会的各领域中,这一领域是需要我们做出最理智的行为,做到最周密的考虑的领域,也是经济学理论的传统观点发挥作用的最好地方。然而,在这个狭窄的系统中,四十年来的"肥尾现象"之谜急需一个解答。为什么所有类型的市场内在的本质都是无拘无束的?答案很明显,我们现在知道关键不在于研究个体的复杂性,也不是人们缜密的思维或是奇怪的习惯,而在于研究行为的简单性。根据之前的事例我们已经发现,回归到简单的规则提高了我们的理解力。让LTCM失败的"肥尾现象"不再是一个谜,最近有关国际银行和风险评估的业务,都会把这个现象纳入思考的范围。

  在适应能力很强的参与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场模型也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这个工具不仅能用来预测市场,而且能预计到市场在反常的状态下会发生什么。利用这些工具企业能节省大量的资金。

  举个例子,几年前,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的执行官打算改变上市股票的最小价格变量,也就是基本价格增量,从原先的分数单位变成十进制单位,他们希望这么做,能让市场更容易发现股票的准确价格,交易者也会更准确地传达他们的市场观点。改动之后的结果能使买卖之间的差价缩小(这样,交易者就更愿意买卖股票)于是交易所就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和公司。

  显然,这个策略听上去是个好主意,但是交易所在实施这个计划前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先做一番调查研究。他们根据少数群体游戏,或约翰逊的市场模型,发展了一个交易所模型,其中的参与者和前两个模型中的人一样。不过有个重点是,这些参与者能够根据他们发现的市场走向或模式,及时地调整和改变他们的策略,甚至发展新的策略。

  一旦这个模型运作得像真实的市场一样时(即用一种精确的数学方式,重现价格波动),那么交易所就可以用这个模型来做各种实验。出人意外的是,他们发现最小价格变量缩小到某个点时,买卖的差价实际上会增大而不是缩小。于是,参与者就知道如何利用一些投机技巧,迅速地为自己获得利润,但是他们这么做的同时,市场的整体效益就受到了损害。最小价格变量越小,这些投机策略的风险就越小,创造的利润则越大,但是最终却损害了纳斯达克所期望的利益。不过好在他们在现实给予惨痛教训之前,就发现了这一模式。当交易所实施原先的计划,在2001年把最小价格变量从1/16缩小到1/100时,他们已经能预期到这一负面效果,并采取措施予以抵抗。

以上这些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用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人类的行为。我们简化了人类社会,并对其运作方式做出了假设。我们保留了那些看似有用的想法,抛弃那些无用的。这种适应性,也许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本领。

  比如,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人会用理性的思维来学习如何说话,如何沟通,也不可能仅仅依靠一些特殊的语言"器官"来习得这些技巧,尽管这些"器官"匿身于我们的大脑,给予我们"天生"的本领。语言学家越了解语言本身,越了解人类运用语言的方式,就越发现,这些基本的技能其实是人类适应过程的产物。

  举例来说,我们一般认为两个正在对话的人,说话时会有自己固定的语言,和不变的说话风格。但恰恰相反,过去约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在对话进行的过程中,根据对话双方的你来我往,人们说话的模式、用词及发音方式都有了细微的变化,甚至在单单一个对话中就出现了所有这些变化。所以,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就和任何市场中人们的想法与信念的生态体系的演变过程一样,而这一切(或许不可避免地)都是因为人类有适应能力。

  再重复一遍,要正确地理解事物,我们必须学习思考模式,而不是思考人。的确如此,在巴黎的索尼实验室里,计算机科学家卢克·思蒂尔斯(Luc Steels)已经证明,即使是极其愚蠢的机器人也能通过自我调整,从抓挠动作开始,学习发明并学会共有的语言。他们起初任意命名环境中出现的任何物体(类似于阿瑟酒吧模型中的随机策略)。他们试探性地说出这些新名词,看看结果如何,然后保留了那些能成功沟通的词,忘记了那些不能沟通的。于是,经过一个重复比较的简单过程,一个一个地学习,这些机器人就能迅速地建立一套共有的语言,其中共有的不仅仅是词语,而且连语法结构也是共通的。

  人类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是作为社会原子的我们,除了适应性的思维方式之外,还有其他本事。如果我们只是把社会原子看成一种绝对孤立的状态,独自面对问题,独自考虑适应能力,独自进行理性的计算,那么到此为止也许就够了。

  但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作为人类的我们,和世界上的其他物种相比,更能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我们要进一步思索,社会原子是如何互动的?如何组成了群体?如何用行动来影响其他成员?

  首先有一点我们要清楚,当两个社会原子或更多的社会原子聚到一起时,或者没有相遇,但却通过某种方式能获得别人的知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产生模仿行为。所以,我们除了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之外,还是天生的模仿者。
第五章

  盲目从众的社会原子

  一般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喜欢通过学习和自省来构建自己的观点,然而却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的邻居在想什么,接着盲目从众。

  --马克·吐温(Mark Twain)

  据维吉尼亚州《罗诺克时报》(Roanoke Times)的报道,1933年至1934年的冬天,在维吉尼亚的南部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件。十二月一个安静的夜晚,罗诺克地区有一位赫弗曼太太看到一个神秘人潜伏在自家的农场里,没多久她闻到了一股汽油味。半小时后,她的丈夫也闻到了这股味道,然后报了警。警方来到赫弗曼家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然而,神秘人和汽油味的消息就此传开了。五天之后,住在邻近村庄里的霍尔夫妇,从教堂回到家后也闻到了一股恶心的气味,不知什么东西灼伤了他们的眼睛。一个邻居告诉警方,她看见有个男人往霍尔家的窗子里照手电筒。两周后,周边豪维尔斯村庄的莫尔太太听见院子里有个低沉的男人声音,之后也闻到了一股汽油味。罗诺克时报当时用一个大标题警示住在那一带的居民,似乎有一个疯子正威胁着他们的人身安全。

  几个月后,维吉尼亚的汽油袭击事件越传越神秘。罗诺克地区和周边的居民,家家门户紧闭。人们在周围到处搜寻陌生人的身影,尤其是那些满身尘土的人,他们还拿着枪坐在自家的门廊上。

  有一次,一个男人闻到汽油味后,急忙从家里跑了出来,然后朝四个正在往树林走的人开了一枪。到了这个时候,警方也开始疑惑了,因为在所有这二三十起的汽油袭击事件中,进行调查的警官没有发现任何物证,比如汽油罐和浸湿的抹布之类的,什么都没有。他们只发现一辆排气管破损的闲置汽车,冒着煤油烟的炉子,和一个蒸发着挥发性化学物质的电暖器。1934年2月14日,《罗诺克时报》发布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罗诺克没有汽油怪",之后就再也没发生任何汽油袭击事件。

  最后警方总结说,这整个事件的始末就是"神经过度紧张"的产物,另外,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看法像播种子那样,植入到他人的脑中。

  我们都知道许多谣言传着传着,就变成了"既定事实",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真相在里头。如今的人们当然也不比30年代的人好到哪去,还是很容易受到影响。2005年8月,在卡特里娜飓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之后,一些令人恐怖的报道像恶作剧一样从新奥尔良传出。谣传说一帮游荡的匪徒专门袭击无助的游客,杀人,强奸,无恶不作。

  当时,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有些人在博客中把此台写成Faux News,意为假新闻的意思)发布了一则"警告"警示人们,盗窃、强奸、劫车和暴乱到处猖獗,还有小孩在Superdome体育场被猥亵。但是数周后,记者和警官还在为找到这些所谓的案件受害者而愁眉不展。一名警方负责人后来指出:"我们没有正式地报道说,这些谋杀事件已经记录在案。"不出意外的话,这些故事无非是谣传而已。


谣言以及群体恐慌事件说明,人们普遍都有模仿他人行为的倾向。想一下50年代呼啦圈风潮,90年代对豆宝宝的狂热,以及如今的身体穿孔热就知道,这种一窝蜂的盲从是非理性的。

  在十七世纪30年代的郁金香热时期,一个荷兰人买下单单一只郁金香球茎的钱,就可以买下1000磅乳酪、两吨黄油、四吨啤酒、十二头羊、八头猪、四头公牛和其他包括银杯子在内的价值连城的东西。现在很少有人会说,这个荷兰人的行为是人类独立的智慧应该引以为荣的事。

  另外,关于人类的模仿能力,还有一个更骇人的例子。2005年10月,巴黎以及法国其他地方被暴乱吞噬。当月27日,两个无辜的青少年柏纳·图拉和耶德·贝纳,在巴黎市郊逃离警方的追捕时,藏匿于一个变电站后面,结果不幸触电身亡。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一股市民暴力的热潮席卷了巴黎和法国其他城市--里昂(Lyon)、第戎(Dijon)和埃弗勒(Evreux),几乎有3000人都因此而被捕。这就好像社会点了一把燎原之火,随风延烧到其他地方,又点燃新的火苗。一个参与暴乱的15岁男孩,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对那种奇怪的"精神传染病"总结说,一开始那两个男孩的死,给暴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可现在事情完全不同了,"放把火烧车,变成了一种乐趣。"

  为何人类对群体的狂热行为如此没有抵抗能力呢?在前一章中,我们讨论了社会原子遵循的第一条规则,就是我们对于如何辨别模式、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具有很高超的技能。我们和世界互动,并从中学习。但是,我们同样也会学习别人,或者说试着学习别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家庭,有朋友圈,有同事,有邻居;而电视、报纸和网络又充斥着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和观点。

  和真空中的原子不同的是,我们人类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地植根在一条厚厚的社会绒毯上,就和浓缩液体中的原子一样,不推挤别人的话,几乎是动弹不得了。我们这种社会"植根性"影响了我们的穿着和饮食,影响了我们的工作、观念和想法。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我们相信什么,为什么会相信,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我们和他人的互动关系。

  本章的内容,我们将探索社会原子的另一面,也就是当两个或更多个社会原子碰到一起时,会有怎样的行为习惯。也许除了我们的适应能力之外,没有什么比模仿能力更突出的了。初生的婴儿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学着模仿父母的脸部表情。罗马人非常清楚人的模仿倾向,他们聘请职业哀悼人在重要的葬礼上哀号。所以,我们生来就有模仿的本能,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是有意识地模仿别人,因为模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策略(往往也是我们唯一的策略),能让我们利用别人已知的东西。但是,因为别人并不一定通晓一切,所以模仿往往也会造成奇怪的失真,让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不过最终科学家发现,模仿带来的意外影响并不一定是神秘莫测的;模仿往往会产生一些像时钟般有规律的模式。


眼见为实

  1952年,一批志愿者来到了费城附近的斯沃斯莫尔大学(Swarthmore College)的实验室里,参加一项有关于人的知觉的研究。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他拿着两张大卡片,一张上面画有一条垂直线,另一张上面有三条相似的线。他让志愿者看完两张卡片后,说出三条相似的线条中,哪一条线和垂直线一样长。阿希把其中的两条线画得长短不一,长度的巨大差异足以让一个小孩给出正确的答案。但是,阿希在做这个实验时,还给志愿者设下了一个圈套。

  其中,有些"志愿者"根本不是真正的志愿者,而是配合阿希进行实验的人。阿希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是为了让这些假冒的志愿者,在真正的实验对象说出答案之前,先大声地说出他们自己的"答案"。有时,阿希让他的同谋说出的答案全都是错误的,看看这么做是否会影响到真正的实验对象。实验的结果,叫人吃惊。单独进行测试的时候,真正的实验对象没有一个人说错。他们能轻易地辨别出同样长度的线条,但是当他们听到其他人说出了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时候,即便他们知道是错误的,但往往还是会就跟随大多数人,也说出了错误的答案。他们犹豫不决,尴尬地笑了笑,揉了揉眼睛,斜视卡片,然后跟随大流,抛弃了自己真实的知觉。仅仅是其他人说的话就足以迫使独立思考的人看见--或者至少口头上说他们看见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我们通常会发现,人们有"从众"的倾向。在阿希的实验中,有些人跟从别人的选择是因为缺乏自信,看到很多人和自己的选择相异时,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结果都令人担忧:"我们发现,我们社会中的从众倾向非常强烈,以至于那些有理智、有良心的年轻人也愿意颠倒是非黑白,这一点十分令人担忧。这其中牵涉到教育方式的问题,以及引导我们行为的价值观的问题。"

  在麦卡锡时代,在那个缺乏理智思考的、共产主义政治迫害的时代,阿希担忧教育和价值观的问题也不无道理。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从众的行为倾向,其实应该到生物学中寻找更深层的原因。

  两年前,一组研究人员在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ery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戈里·伯恩斯(Gregory Burns)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展了阿希的实验模型,设计了类似的情境,并用核磁共振成像术(MRI)来监测实验对象的大脑活动。他们让实验志愿者看两个明显不同的三维形状,然后让他们说出这两个物体是否不同,或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物体。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对思维做调整,并且转动物体看不同的角度。仿照阿希的实验,伯恩斯和同事们也在他们的实验中,安排了一些"演员"假扮志愿者,并时不时地让他们故意说出错误的答案。测试者在独立思考的时候,总是能说对答案。而当有"演员"介入时,测试者十次中有四次掉入了伯恩斯设计的陷阱,为了大部分人的想法抛弃了自己的观点。

然而,当测试者的想法与群体意见不相符时,MRI显示的监测结果则更有意思。伯恩斯原本认为,如果测试者是有意识地下决定,然后又决定跟从群体意见的话,那么应该能看到,前脑(一般参与计划和问题解决的大脑区域)会出现大量的大脑活动。但是,伯恩斯和同事们却没有在MRI的结果中发现这样的活动。相反,当人们跟随大流,违背自己的观点时,大脑活动在右脑顶内沟(掌控空间意识与知觉的大脑区域)处最为活跃。这表明,测试者在深思熟虑后,不仅决定从众,而且真的连看法都不同了。别人的说法,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视觉。正如研究人员所说的,"这种群体模式改变了个人对世界的知觉"。另外,伯恩斯与同事们还发现,当人们成功地抵御住群体的压力时,大脑活动主要出现在与情感相关的区域,彷佛他们本能地感觉到,违抗群体观念会带来危险。

  这些实验表明,模仿行为的根源,在某些情况下其实是非常古老的,看似就像是一种自动的、无意识的、本能的行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生理天性。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深层"模仿,因为它具有深层的精神根源,反映了我们人类演变的历史。但是,还有一种更肤浅的模仿行为或许更具影响力,因为它建立在我们有意识的策略之上,就像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所说的,"人之于低等动物的优势之一就在于,人是世界上最有模仿能力的生物"。我们是很好的适应者,而我们最常适应的对象就是别人。

  企鹅思维

  企鹅每天都面对着一个难题。大海里的鱼类,为企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使企鹅族群得以存活下来。但是在冰冻的海平面之下,除了有鱼之外,有时还潜伏着死亡的威胁,也就是黑虎鲸(killer whale)。所以企鹅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只有在它们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会下水捕鱼。

  这样一来,事情就很难说了。如果冰下潜伏着一头黑虎鲸,那么在陆上的企鹅不会知道黑虎鲸藏在哪里。想要找到杀手隐匿的地方,唯一的方法就是潜入水中,或者在陆上一直等着,等某个粗心大意的企鹅等累了,不耐烦地一头扎进水里。所以,企鹅在每天一开始的时候,会玩一个等待的游戏,就像黑虎鲸躲在水下"守冰待鹅"一样。它们一般会在一边站上好几个小时,直到最后某个绝望的企鹅义无反顾地铤而走险,这个时候,冒险的结果不是饱餐一顿,就是"鹅入鲸口",血染海水。如果是后者,那么每个企鹅都继续站着,原地不动;如果是前者,那么每个企鹅都纷纷下水,寻觅食物(有些企鹅为了让觅食行动进行得更顺利些,有时还会不客气地推搡下同伴)。

我们通常都觉得,生活中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做决定。但其实,有一点我们很像企鹅。当我们缺乏足够的信息时,我们一边观望别人,一边随便收集什么信息,拼拼凑凑。例如,很少有人会选择一家空荡荡的饭店吃饭,而不去另一家门庭若市的饭店。因为我们会猜想,去那家饭店吃饭的人肯定是为了某个理由而去的;银行要开新的分行,会选择其他银行开分行的地方;商业分析家也知道,小公司一般都会仿照大公司的作法。譬如,英特尔公司的领导层投资某种制作电脑芯片的新技术,那么一些小公司也会跟着照做,他们猜测,英特尔依靠丰富的资源,很可能知道这么做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所以,模仿可以是一种合理的策略,能够给个人和群体提供帮助,是一种生物学家所说的社会习得(social learning)的形式--通过与他人互动来学习,而不是靠独自一人学习。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模仿他人能让我们变得更精明。我们模仿的本能根深蒂固,所以当你看到二十个人都望向天空时,你很难做到不抬头望。但是,社会模仿纵然有搜集信息的好处,还是经常会把人们带离正轨。

  2002年10月,华盛顿特区有个神秘杀手,到处开枪杀人。10月3日,杀手在十五个小时内,开了五次枪,射杀了一个正在除草的园艺工人、一个正在加油的出租车司机和一个坐在公园长凳上看书的女人。警方收到通报说,两次犯案现场都看到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所以警方设置了路障,搜查了每一辆同种颜色的面包车和箱式货车。报纸、电视和广播不断地重复报道白色面包车,后来很快,每个人都"知道"了杀手开的是什么样的车。整整两个星期,案子的进展都停留在白色面包车上。

  但是后来,在一次很偶然的情况下,警方检查了一辆蓝色雪弗莱轿车的牌照,发现车主的名字正在疑犯名单之列。出人意外的是,也非常尴尬的是,警方发现在几次枪杀案件中,这辆车就停在离他们近在咫尺的地方,但警方每一次都错过了,原因主要是因为这辆车不是白色的。在公布蓝色雪弗莱轿车的几小时里,按照警惕的市民提供的线索,警察终于在通往马里兰公路的休息区,逮捕了41岁的约翰·阿伦·穆罕默德和17岁的约翰·里·马尔弗。

  问题显而易见。模仿并非每一次都能产生新的信息,而只会放大一些不知是真是假的微小信息,误导人们的判断。1995年,两位管理学理论作家迈克尔·崔西(Michael Treacy)和弗瑞德·威斯玛(Fred Wiersema)出版了一本名为《市场领导者原则》(The Discipline of the Market Leaders)的书。他们自己掏钱买下了五万本,特别是去那些销量能决定《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书店买。尽管这本书的观点非常平庸,但是却打入了畅销书的榜单。而且,榜上有名就足以带来更多的销量,销量越多,这本书在榜单上就呆得越久。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如此意料之外的事情之所以会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人们会彼此影响。我们跟随一种社会本能,或者为了寻求策略而盲目地跟风,因为我们总以为别人比我们懂得更多。在某些情况下,他人的行为甚至会迫使我们加入其中,模仿显然变成了最佳的策略。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模仿使得我们很难找出因果之间的联系,因为一部分人的行为很快就能改变许多人,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学很难从"叙事"升华到更深层次的、似法则般的解释的原因之一。当然,模仿并非真正地切断了因果之间的联系,只不过看似如此而已。如果我们把焦点聚集到模式上,而不是人本身的话,那么就不难对模仿的运作模式有更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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