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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物学视野下的文化进化

2011-08-31
社会生物学,文化进化,社会生物学视野下的文化进化
社会生物学视野下的文化进化 —— 郭菁

摘要

  文化进化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迄今为止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文章以文化进化问题为核心,通过对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分析,试图探索文化的进化机制以及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揭露群众行为之谜的理论:隐藏的逻辑
复杂社会的兴盛和衰落
霍金:哲学已死
秦晖: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
现代文明注定灭亡
分析称个人社交网络信息对商家价值惊人

  引言简单介绍了社会生物学文化进化理论产生的背景,分析了社会生物学理论的主要成就和缺陷,并提出了文章将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目的。

  第一部分分析文化人类学文化进化理论的局限性和社会生物学理论提出的意义。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进化理论,包括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和20世纪的新进化论,它主要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文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生物因素对文化发展的影响,隐含着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物学家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文化现象,强调生物因素的作用,弥补了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不足,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部分主要阐释社会生物学的文化进化理论。社会生物学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早期理论主要是运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人类社会及文化,旨在强调遗传基因是一切有机体行为的最终依据。由于过强的生物决定论带来许多问题,社会生物学家修改补充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试图通过研究人类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把握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在20世纪末,以布莱克摩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meme--基因共同进化" 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观点。他们引入meme作为文化进化过程中的复制单位,认为meme和基因一样,都遵循着以遗传、变异和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规则,基因指导着生物的进化,meme指导着文化的进化,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是相互独立的两个过程。

  第三部分从正反两方面评析社会生物学理论。社会生物学理论利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文化现象,深入分析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相互作用机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理论含有生物决定论倾向,即使后期的meme理论把文化进化从生物进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调了文化的自主性,但是还不很成熟,面临着许多目前不能解决的难题。

  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社会生物学理论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有益补充,它们是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如果能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将社会生物学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理论结合起来,或许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进化图景。

关键词:

文化进化  生物进化  进化规则系统

一、文化人类学文化进化理论的局限与社会生物学产生的意义

(一)文化人类学者的文化进化理论及其局限

 1.19世纪后半叶的古典进化论及其局限

  古典进化论或称“单线进化论”(Lineal evolutionism)是19世纪中后期文化人类学进化学派的主要理论,它探求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解释当时世界各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差异悬殊的原因。为了与20世纪30年代以后形成的新进化论学派相区别,持这一理论的学者被称为“古典进化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泰勒、摩尔根等。这些学者在具体问题上的观点虽不尽一致,但都认为人类心理上的一致性使得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各方面均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步过程。泰勒认为“人类文化受演化发展的特定法则所支配”1,这个特定法则就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过程。为了描述文化演化的路程,古典进化论者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 ——比较法和“残余”分析法。比较架构的价值在于使人类学者通过比较信仰、行为和器物等的类似之处来归纳人类制度背后的一般思想过程和意义。对残存的分析,使人类学家能够深入发掘各种习惯已丧失的意义,“超越蒙昧、野蛮和文明的差异,重新认知各种习惯间的相似关系,而且能充分地认识蒙昧、野蛮人的社会习惯行为和宗教信仰的合理性。”2

  19世纪后半叶的古典进化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内容:第一,“心理一致说”(Theory of psychic unity)。人类心理一致,系指人类有相同的心智,人类思想中一些基本的东西,是全人类共有的。“既然人类的心理是一致的,那么,这种心理的一致性也将规定一切心理的派生物,使之也具有一致性;文化既然是被人创造了的,那么它也被规定为‘齐一’的或一致的。”3人的心理的发展都有一个由非理性向理性、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类心理的不断完善、智能的不断提高是人类文化进化的动力。第二,“线性发展说”(Theory of linear development)。由于人类的本质是一致的,因而文化发展也具有共同的法则,各民族均沿着一条完全相同或相似的路线自动演进。发展和进化是必然的,但不可能跨越或跳跃其中某一个阶段,也不可能由前一阶段倒退到后一个阶段。第三,“独立发明说”(Theory of independent invention)。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是由简到繁、独自发展而来的,各民族、各地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现象不是传播的结果,而是“独立发明”的。第四,“ 逐步进化说”(Gradual progressivism)。进化论者认为,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虽然都沿着一条路线进化,但在时间上并不一致,有些民族发展较快,有些民族发展较慢,但它们都会一步一步地前进。可以看到,19世纪的进化论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确立了文化的概念,开创了对文化的科学研究,使人们对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获得了更深的认识,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古典进化理论也存在着不少缺陷和不足:第一,片面强调单线进化,认为世界所有民族都遵循同一路线向前发展,不能跨越。事实上,由于传播和涵化,许多原始民族都跨越若干个发展阶段。第二,忽略或不重视文化传播的作用,忽视对文化的功能、结构和象征的研究。第三,把制度假设成为个人为达到自身的目的,有意识、有目标地设计的产物,将个人理性当作是调节制度形式的原则,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一种用主观的观点来追溯文化发展的倾向,从而加入一种外来的形貌来“重新思考”某种制度。第四,仅仅强调理性的作用,忽视了情绪与习惯等非理性因素在文化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第五,不加分析地认为各个民族的原始习俗都是原始时代的残余,事实上,有些民族的习俗是受其他民族的影响而形成的。第六,有些学者据以立论的资料不可靠,结论与事实不符。如摩尔根的“蒙昧低级阶段‘以果实为食物’的观点,就与事实相违背”4。

  基于古典进化理论的这些缺陷,许多学者批判并拒斥该理论。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Boas, F.)便严厉批判了这种认为所有社会都是经过相同阶段而发展的单线进化论。他认为,古典进化论所拟定的进化序列是无效的。古典进化论者以技术为尺度把西方文化列为最高,但如果把排列的尺度由技术的复杂性改为亲属关系的复杂性,许多所谓的原始民族将会排在很高的位置,西方社会就会被放在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这就是说,排列标准是相对的,文化并没有高低之分。在博厄斯的影响下,20世纪前期,美国人类学中出现了一种反进化主义的思潮,人类学家开始重视个性特色的记述,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反对寻找进化规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怀特、斯图尔德等学者的倡导,进化论才在文化人类学中重新复苏。

  2.20世纪的新进化论及其局限

 (1)20世纪的新进化论

  ①怀特的普遍进化论

  怀特在仔细研究了19世纪进化论者的经典著作之后,认为泰勒、摩尔根等学者的理论并没有错。在他看来,人类文化是进步的,问题在于要寻求一个衡量文化的普遍标准,即用某种客观的、科学的尺度来比较文化发展程度和安排文化秩序。怀特认为,划分文化进化阶段的唯一最佳标准就是能量。“文化发展程度,是由每人消耗能量数以及使能量产生作用的技术工具的效能决定的。”5用公式表示为:E*T→C, E代表每人每年消耗的能量数,T代表能量消耗过程中所使用工具的质量或效能,C代表文化发展的程度。“当每人每年消耗能量的数量逐渐增加时,或者,使能量产生作用的工具效能不断提高时,文化逐渐发展。”6以能量为尺度,他把文化进化划分为四个主要的阶段:“〈1〉人类只依靠身体能量而生存的阶段;〈2〉通过栽培作物和饲养家畜,人们能够获得光合作用后的太阳能,并开始能够将其储存起来的阶段;〈3〉通过动力革命,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地下资源作为新的能源加以利用的阶段;〈4〉在不远的将来,核能不是作为战争工具,而是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方便的阶段。”7其中第一到第三阶段分别与无阶级的平等的原始制度、新旧大陆的古代文明、近代产业文明相对应。

  怀特使用“文化”一词时,其所指并不是特定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而是指作为全体人类集合经验的普遍文化。他把文化看作是由技术系统、社会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系统组成的整体,其中技术系统是首要的,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意识形态系统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着社会系统。三个亚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怀特认为,文化是由各种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自律性系统,具有自身的进化法则,如果把文化还原为生物、心理等现象是不科学的,文化应由文化自身来说明。

  可以说,怀特的进化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美国人类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他的学说有点过于停留在一般性的论述上,比较关注的是人类的整体文化,而忽视了对地方性文化的研究。与怀特不同,新进化学派的后期代表斯图尔德,更为关注各种民族和地区的个别文化。为示区别,他把怀特的进化论称为“普遍进化论”,把他自己的理论称为“多线进化论”。

  ②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

  斯图尔德并不试图去寻找文化发展的普遍法则,而是致力于探索文化变迁中意义重大的跨文化规律。他认为多线进化论最优先的课题是:研究相距遥远的两个地区的文化出现相似变化的原因。他的基本假设是:“相同的原因将产生相似的结果,不管其文化设置可能存在着时间、空间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8。在斯图尔德看来,虽然文化沿着种种不同的路线进化而来,每一个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但是如果两个文化处于相同的环境背景之中,就会在基本的文化方面发展出一连串的相关变化。例如,斯图尔德在对新大陆和旧大陆的文明进行比较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地区和时代有差异,但是仍可看到贯穿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类似性,两个地区的这种类似性,源于生态学条件的彼此相似以及这种生态学条件中开发技术的类似。”9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两个地区生态环境的类似导致了技术发展的类似,技术发展的类似又导致了文化的类似。因为斯图尔德重视生态环境,强调文化与生态的关系,所以,他的文化进化理论也被称作“文化生态进化论”。

  怀特和斯图尔德为捍卫各自的观点进行了多年的论争,但是,事实上,由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理论出发进行的各种具体研究,大多很容易运用怀特的能量理论重新加以阐释。斯图尔德和怀特他们都最为重视文化的技术和经济侧面,他们的理论在实质上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后来,以马歇尔•赛林斯(Marshall Sahlins)和塞维斯(Service. E. R.)为代表的第二代新进化论者便试图把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和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统一起来。他们认为,这两种进化论并不对立和矛盾,不过是分别阐释了文化进化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怀特讲的是一般进化,斯图尔德讲的是特殊进化。

  ③塞维斯和塞林斯的文化进化观

  塞维斯和塞林斯把文化进化分为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两类。他们认为进化朝向两个方向运动。“一方面通过适应性变异导致多元发展:即从旧种类分化出新的种类。另一方面,进化产生进步:高一等的种类生成并超过低等种类。”10前一方面是特殊进化,相当于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描述的是文化在适应其环境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化的趋势。他们认为,文化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都是通过适应变化而产生多样性。如果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形态便不断地从旧的形态中发展出来,它们采取的是环境所要求的形态。从特殊进化的观点来看,进步就是相对的,即相对于周围环境而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不同的文化时,不能说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进化。例如,爱斯基摩人的文化非常适应北极特有的环境,贝都因游牧民族的文化则非常适应西南亚干燥地带的环境,如果说爱斯基摩人的文化比贝都因游牧民族的文化更为进化是没有意义的。后一方面是一般进化,相当于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在这种情况下,对特定环境的适应就不再作为基准,而是需设定某种绝对的指标,将各种文化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排列起来。塞维斯和赛林斯认为,只要标准客观,就可以将文化从低到高排列。“这种标准应避免牵扯到个人的价值判断,如高尚的道德、复杂的宗教等等,而应该按照经济的生产量、能量的使用、控制自然技术能力的高低大小、制度的完备性等客观标准,如此就可以有效地衡量全世界的文化。”11怀特根据能量资源的种类及其使用量将人类文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塞维斯则根据社会组织复杂化程度的增加这一绝对基准将各种文化区分为五个阶段。

 (2)20世纪新进化论的局限

  我们看到,塞林斯和塞维斯的现代进化理论与19世纪的进化理论相比,已经更为成熟。塞林斯和塞维斯克服了19世纪古典进化论者的局限,综合运用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主义以及迪尔凯姆和莫斯等人的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他们通过提出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的概念从理论上整理了文化进化论的论点,使文化中的“进化” 的观念基本确立下来,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20世纪的新进化论也并不是没有问题,我们认为主要存在着两点局限:

  第一,它忽视了生物因素对文化发展的影响。虽然怀特、塞维斯等文化人类学者也在探索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进化在时序意义上是生物进化的外延,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存在着相似的一面,而且在功能上是同源的。但是,他们反对用生物学因素解释文化现象。在他们看来,文化是独立的体系,具有自身的特定法则,应该独立研究。如怀特认为,“文化的解释是而且必须是文化学的”,12“人类的生物因素同文化进程的解释问题是无关的。文化进程必须从文化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生物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加以阐述。”13但是我们知道,人类毕竟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遗传进化影响着文化发展的能力,而且某些文化现象是可以用生物因素加以解释的。如果像怀特等文化人类学者那样,或者把生物因素降至最低,或者完全忽视生物条件对人类文化的制约,就不免有一些片面。

  第二,怀特的文化进化理论隐含着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在他看来,“是文化决定人类的行为,而不是人类控制着文化。”14怀特并不认为生物与文化在个人的构成上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他认为文化是人类行动的决定因素,他曾这样写道:“文化对人类的生物机体具有强有力而高于一切的影响,将他们种种神经的、解剖的、感官的、腺体的、肌肉的等等差异淹没至不重要的地步。”15可见,怀特虽未排除生物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但已将生物因素减至最小。不但如此,他还否认在生物与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对自主的第三体系,拒斥人类具有相对自主的人格体系,认为“个人并不具有一自由或独立的意志。”16可以说,这些观点都是可质疑的。

(二)社会生物学的产生及其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兴起了一门新的科学——社会生物学。这门学科的主要创始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 (Edward Osborne Wilson)。威尔逊把社会生物学定义为对一切动物的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认为社会生物学的目标是从生物进化的时间尺度和整个生物界的范围来把握动物行为的独特的生物学基础。就人类而言,社会生物学的任务就是从进化意义上科学地解释人类行为的起源与进化的生物学机制。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不仅人类一些简单的社会行为,甚至人类的一些所谓‘高等’的社会行为,都有其生物特型的基础”17,他们还试图用生物学原理来说明人类的社会组织、人类之间的物质交换、劳动分工、人类的交流、游戏、仪式、宗教、伦理、美学和部落凝聚等文化现象,从生物学的角度更加全面地解释了文化人类学等社会人文学科所面对的问题,并且给出了全新的解释。

  威尔逊认为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对理解人类的状况多少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它们却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因为社会科学家没有“将人类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物理实在性结合到他们的叙事中”18,忽视了科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发现。在威尔逊看来,文化人类学是远离自然科学的,他反对“文化人类学家,即继承了博厄斯传统的人类学家,将文化看成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现象,与人类的遗传历史没有什么关系。”19在他看来,“社会科学根据丰富的数据,也理清并分类了一些社会现象。他们发现了一些预料之外的公共行为,并且成功地探索出历史与文化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可以成功地分析从社会到思维和大脑的各种层次现象的因果解释系统。社会科学由于无法做到这点,所以缺乏可以真正称作科学的理论。”20威尔逊认为,社会科学要想取得真正的进步,就必须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

  我们赞同威尔逊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该真正契合起来。但是,我们也同时注意到,威尔逊所提倡的契合,主要体现在利用生物学来解释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其他特征,其实质是通过生物学来综合其他学科,如他在那部长篇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中明确表示:他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企图将社会生物学归纳为进化生物学,尤其是现代群体生物学的一个分支”21。并更进一步指出:“过去四十年中,分类学和生态学由于被综合进新达尔文进化论——即通常所说的现代综合进化论——而全然改观。在这个理论中,各种现象都按其适应意义加以评价,并与群体遗传学的基本原理相联系。也许说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是有待于包括到现代综合进化论中去的生物学的一些最新分支是并不过分的。而社会生物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将这些学科纳入现代综合进化论的方式,重建社会科学的基础。”22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并不能完全赞同,“把综合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说‘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是有待于包括到现代综合进化论中去的生物学的一些最新分支’还是有些过分了。”23但是,这并不是说从生物学一些最普遍的规律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是毫无意义的,人类毕竟是自然界的产物,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历程中生存和繁衍下来,其特征(包括文化及社会行为特征)必然具有某种适应意义。在我们看来,社会科学适当地借鉴生物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是有益的,社会生物学家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从支配自然界的某些最一般规律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强调生物因素对文化发展以及人类行为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文化人类学者仅仅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文化的不足,其理论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文化的进化机制,以及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下面我们将详细阐释社会生物学的文化进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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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黄应贵、郑美能编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2.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3.刘敏中:《文化学学•文化学及文化观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4.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5.怀特:《文化科学》,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2页。

6.怀特:《文化科学》,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3页。

7.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6页。

8.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施惟达、胡华生译,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9.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8页。

10.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韩建军、商戈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11页。

11.杨善民、韩锋著:《文化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12.怀特:《文化科学》,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5页。

13.怀特:《文化科学》,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14.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黄应贵、郑美能编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15.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黄应贵、郑美能编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7页。

16.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黄应贵、郑美能编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9页。

17.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契合》,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0页。

18.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契合》,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61页。

19.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契合》,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64页。

20.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契合》,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69页。

21.Wilson, E. O., Sociobiology (The Abridged Edition), The 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achusetts, 1980, pp. 4.

22.Wilson, E. O., Sociobiology (The Abridged Edition), The 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achusetts, 1980, pp. 4.

23.卢启文:《现代综合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第74页。

二、社会生物学文化进化理论阐释

(一)社会生物学的前期理论

  在社会生物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学者们主要是运用社会生物学的某些一般性原理来解释、说明人类的行为。这个一般性原理是:动物的进化不仅是结构的进化,而且也包括行为方面的进化,一切进化过程的主角都是复制基因,生物机体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有机体的个体仅仅是基因的运载工具,是在最小可能的生化扰动范围内保存和传播基因的那种精巧装置的组成部分。”1换言之,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是从低等的动物行为演化而来的,进化的机理就是基因的自然选择。虽然他们也意识到人类的社会行为深刻地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但是在基因和文化的两极之间,社会生物学家与其说注重两者的相互作用,不如说更倾向于遗传力量的先决作用。

  我们以社会生物学对人类利他行为的研究为例,分析它的前期理论。社会生物学家认为,利他行为进化的原因在于自私基因的进化稳定策略。具体而言,他们认为人类的利他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条件”的利他行为,这种行为发生在近亲亲属之间,它不受社会奖惩所激励,利他冲动是非理性的,施与者不图回报,也没有做出任何不自觉的举动期待回报。另一类是“有条件”的利他行为,这类利他行为是有目的的,利他者帮助别人只是期望自己将来能得到回报。“无条件”的利他行为通过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不断进化。亲缘选择理论是威廉. 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于1963年提出的,他认为“利他行为通常发生在具有亲缘关系即直系家庭成员中,利他者只为自己亲属提供帮助或做出牺牲,因为受惠者与施惠者具有一部分相同的基因,牺牲自己是为了在世代中增加牺牲者的基因遗传份额。这种近亲利他行为有利于自然选择保存这些相同的基因并使其得以进化。”2社会生物学家用亲缘关系指数来表示两个亲属之间具有的共同基因的概率。从理论上来讲,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为1/2,兄弟姐妹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同样为1/2,同卵孪生兄弟(或姐妹)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为1,祖父母与孙子、孙女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为1/4,亲缘关系越远具有相同基因的概率就越小。近亲之间的利他行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近亲具有相同基因的比例大。亲缘选择理论有助于解释近亲个体之间利他行为的进化。为了说明非近亲个体之间的利他行为,也就是“有条件”的利他行为,社会生物学家提出了互惠利他理论。这种理论的提出,得益于博弈论工具尤其是囚徒困境分析方法。囚徒困境博弈源自关于两个合伙犯罪者的故事。假设有两个合伙犯罪的罪犯(囚犯A和囚犯B)被抓入监牢,他们被隔离开来审讯,并被分别告知:如果他们两个人在审判过程中均保持沉默而绝不供认自己所犯罪行的事实,官方则会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判他们重罪,他们都会因为较小的罪刑而只被判处3年的监禁;如果他们其中一方背叛同伙将他们的犯罪事实招认出来,那么,供认犯罪事实的一方将因为有功而获得自由,另一方则被判处10年的监禁;如果两个人都招认了犯罪事实,则会被判处5年的监禁。也就是说,可能出现四种结果:

  结果一:囚犯A和囚犯B都合作(保持沉默),官方判处他们3年的监禁

  结果二:囚犯A和囚犯B都背叛(招供事实),官方判处他们5年的监禁

  结果三:囚犯A合作(保持沉默),囚犯B背叛(招供事实),囚犯A被判处10年的监禁,囚犯B获得自由

  结果四:囚犯A背叛(招供事实),囚犯B合作(保持沉默),囚犯A获得自由,囚犯B被判处10年的监禁

  如下图所示:

  第一个数字表示的是囚犯A的刑期,第二个数字表示的是囚犯B的刑期
  囚犯B
合作 背叛
囚犯A 合作 3,3 10,0
背叛 0,10 5,5

(注:囚徒困境有两个条件决定:⑴指令条件:对手合作自己背叛结果最好,对手背叛自己合作结果最差,双方合作比双方背叛结果要好。⑵反剥削条件:对双方合作的奖励比对背叛的诱惑和对傻瓜的欺骗的平均效果好)

  那么,这两个人将如何行为呢?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他的最佳选择总是背叛。为什么呢?以囚犯A为例分析,囚犯A作为一个理性而自私的人,他会在心里这样考虑:如果我的同伙囚犯B“沉默”,那么对于我最有利的是“招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免受惩罚而逃之夭夭;如果囚犯B“招供”,那么对于我最有利的行为仍是“招供”,虽然我会因此遭到互相背叛的惩罚,但是如果我保持沉默,就会付出更为悲惨的代价。结论是,无论囚犯B怎样做,我的最佳选择总是背叛。同理,对于囚犯B,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结果是他们都会背叛,尽管他们都明白,如果两人合作会比两人都背叛的结果要好。在这种单局性的囚徒困境博弈中,虽然相互合作比相互背叛好,但对于每一个博弈者而言,通过背叛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说,行为自私的有机体应当比利他主义者做得更好。但是当博弈次数增加时,情况发生改变,人们都要对其他人可能的行为方式做出评估,并希望彼此能在相互合作的行为中获得益处,在这种情况下,自私策略不再是最佳策略,合作就可以进化出来。不像单局博弈只有两种可能的策略,合作或背叛。叠演博弈提供了足够的策略领域,如全合作策略、全背叛策略、交替策略(随机地选择合作或背叛,但采取合作和背叛的机会各占一半的次数)、一报还一报策略(第一次采取合作行为,然后采取对方上一次的做法),两报还一报策略(第一次合作,然后如果对方连续两次背叛它就背叛一次,在其他情况下都采取合作)等等。但是是否存在一个最好的策略呢?1979年,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 (Robert Axelrod)设计了一个竞赛,征集最佳的解决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一报还一报策略获得了成功,该策略首先采取合作,如果别的竞争对手也采取合作,那么双方就继续合作,并都能够在竞赛中取得好的成绩;相反,如果别的对手采取欺诈行为,那么一报还一报策略也将以牙还牙报复,这样既能够战胜对手又不至于因为受骗而受到太大的损失。除非一报还一报策略在一开始就遇见巨大数量的背叛性策略,否则,它就会逐步传播出来,并获得支配地位。这就是“进化意义上的稳定策略”。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的“有条件”的利他行为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化而来的,但是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合作行为作为进化过程的起点,罗伯特.特里弗斯 (Robert Trivers)认为亲缘选择提供了这样的起点。另外还必须具有察觉骗子的辨别机制,他们认为,我们所拥有的各种感觉,如感激、同情、信任、义愤、罪疚感、复仇感等就是进化过程赋予我们的分辨能力,而且我们的道德观念、法律体系等都可以被追溯到互惠利他的进化史。

  社会生物学关于利他行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但是他们把人类的利他行为仅仅局限于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两方面,认为仁慈、合作等利他行为只不过是自私基因的一种表现,忽视了文化进化对利他行为的影响。虽然社会生物学家并不否认文化进化的存在和作用,并且承认人类的进化是沿着遗传的二元路径——文化路径和生物学路径进行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基因给文化套上了缰绳,“文化进化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最终还是会被纳入生物自然选择的路径”3,文化是在基因允许的有限范围内适度发展,“遗传的决定作用,使得文化进化进一步演进的路径变得狭窄”4。也就是说,文化进化存在着一个极限,一旦逾越了这一极限,生物进化便会把文化进化重新拉回去。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社会生物学家否认文化进化的自主性,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基因决定论的观点。正是因此,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招致了许多学者的反对,并在国外引起了两次大的争论。威尔逊本人逐渐意识到了过强的生物决定论带来的问题,于是在80年代,他与查理斯.鲁姆斯登(Charles Lumsden)等学者合作,连续出版了若干部著作,修改补充了原来的许多观点。其中《基因、精神和文化》与《普罗米修斯之火:对人类精神起源的沉思》这两本书尤其重要,在书中他们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观点,强调了人类发展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力图探明基因和文化两者的相互关系。

(二)社会生物学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观

  在后期,社会生物学的中心议题已经转变为探寻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的关系问题了。为了说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性质和特点,威尔逊设想出两种实际并不存在的物种:一种是艾地龙人(eidylon),他们全部的思想和行为都预先在大脑中被设计安排好了,他们用来综合句子的单词都是先天固定的。尽管艾地龙人在教授和学习文化的每个细节,但这一切都是由遗传上预先决定的,这是一种纯粹的遗传传递模式。另一种是赞尼德林人(xenidrin),这个物种具有真正的白板式大脑,其精神完全是他们历史的产物,所有的文化可能性都向赞尼德林人敞开了大门。赞尼德林人的基因仅仅指导着他们身体和大脑的构造,但并不指导他们的行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化传递模式。那么,人类是更接近艾地龙人还是更接近赞尼德林人呢?威尔逊认为,人类的文化传递模式介乎两者之间,是“基因 ——文化”传递。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制约和指导;另一方面,文化发明的压力又影响着基因的生存。在他看来,“基因和文化由一条具有伸缩性而又不可断掉的纽带连结在一起。随着文化的汹涌向前——通过来自外部的发明、新思想和新人工产品的引入——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制约和指导。与此同时,文化发明的压力,也影响着基因的生存,最终改变着遗传纽带的强度和扭力。”5那么,是什么起着遗传纽带的作用呢?威尔逊认为,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epigenetic rules)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紧密联结起来。

  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是理解“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的关键。社会生物学家认为基因用特殊的规则武装了人类的精神,使得人类的大脑不同于赞尼德林人白板式的大脑,人类的文化发展要受到基因的制约。“人类的基因影响着人类精神的形成方式——接受哪些刺激,忽略哪些刺激,如何处理信息,最容易唤起的回忆种类,最易于激起的情绪反应,诸如此类的精神活动方式。造成这种效应的那些过程,称之为预成规则。这些规则植根于人类生物学的特殊性之中,并且影响着文化的形成之路。”6预成规则主要在两个层次上作用,“初级的预成规则是一种自动的过程,它的作用是自始至终过滤和编码感觉器官获得的刺激,并感受来自大脑的刺激。在整个过程中,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受到以前经验的影响。次级预成规则对大量信息的整合进行调节。”7它通过选择部分感觉、记忆和多彩的情感,导致内心选取一定的文化基因(meme)而舍弃另一些文化基因(meme),这一过程可以表示为:基因→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文化。(“meme”意指文化的基本单位,此概念最早由英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威尔逊继承了道金斯的观点,认为“meme”就是语义记忆中的节点,与大脑的活动相关联。“meme”在国内有译为谜米、拟子、文化基因的,本文认为译为文化基因比较合适,但鉴于尚无统一译法,所以仍然沿用“meme”原文)。

  例如,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人类色彩词汇的创造就受到人类基因的限制。他们认为自然界并不存在我们所看到的色彩形式,可见光只是一些连续变化的波长,并不含有固定的色彩。人类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视觉,只是因为视网膜中具有感光能力的视锥细胞和大脑中与之相联系的神经细胞的作用。一开始,光能被分别含有蓝色、绿色和红色三种感光色素的视锥细胞所吸收,这三种视锥色素的化学成分是氨基酸,形状是一种卷曲的链,受X染色体上DNA的控制,这种基因发生突变就会引起色盲。随后,由光能激发的分子反应转换成电信号传送到视网膜中心细胞形成的光神经。在这里,光波经过重新组合使信号分布在两个轴。大脑把一个轴解释为绿色到红色,将另一个轴解释为蓝色到黄色。一个视网膜中心细胞可能输入红色视锥就激活,输入绿色就抑制。输入了多少电信号,就等于告诉大脑视网膜接受了多少红色或绿色。这些由众多视锥和中介中心细胞收集到的大量信息要通过视交叉神经,传送到丘脑中的侧膝核,最后才到达大脑背侧的初级视觉皮层中的细胞中。在几毫秒之内,视觉信息便很快传至大脑的不同部位,大脑如何做出反应依赖于输入的其他信息以及所储存的一些信息。这就是说,人类对颜色的感觉是遗传进化而来的,正是因为人类的感觉系统和大脑将连续变化的波长分解为相互独立的色谱,人类才创造了有关色彩的文化。色彩术语并不是随机形成的,从进行简单色彩分类的社会到对色彩进行复杂分类的社会,基本的色彩术语按照一种原则,以层系的方式组合:

  只有两种基本色彩术语的语言区分出黑色和白色

  只有三种色彩术语的语言有了黑色、白色、红色的词

  只有四种色彩术语的语言有了黑色、白色、红色和绿色或黄色的词

  只有五种色彩术语的语言有了黑色、白色、红色、绿色和黄色的词

  只有六种色彩术语的语言有了黑色、白色、红色、绿色、黄色和蓝色的词

  只有七种色彩术语的语言有了黑色、白色、红色、绿色、黄色、蓝色和褐色的词

  只有八种色彩术语的语言有了黑色、白色、红色、绿色、黄色、蓝色、褐色和紫色的词

  只有九种色彩术语的语言有了黑色、白色、红色、绿色、黄色、蓝色、褐色、紫色和粉色的词

  只有十种色彩术语的语言有了黑色、白色、红色、绿色、黄色、蓝色、褐色、紫色、粉色和橙色的词

  只有十一种色彩术语的语言有了黑色、白色、红色、绿色、黄色、蓝色、褐色、紫色、粉色、橙色和灰色的词8

  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基因决定了我们以一定的方式来看不同的波长,并把世界分解成不同的单位,将这些单位标上不同的词,我们便得到了按照一定的规则累积起来的十一种基本色彩单位。换言之,色彩命名并不是完全任意和相对的,它反映了我们的眼睛和视觉系统的进化结果,正是这个进化结果使得我们有效地利用周围世界的各种信息。

  文化也通过预成规则对基因施加影响。人类的精神发育大大复杂于艾地龙人的遗传定式,要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某些预成规则——就是说某些精神发育的方式,或者说最易于精神发育的途径——会使得个人适应于文化的选择。遗传了这些预成规则的人要比那些缺乏或是略微具备这些规则的人生存得更好,也能繁衍更多的后代。这样,许多世代之后,更为成功的预成规则就会伴随着指令这种规则的基因,在群体中传播开来。文化环境作为一种进化上的选择压力,通过对行为和心灵的选择,从群体水平上选择和改变着基因,这一过程可以表示为:基因←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文化。

  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获得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完整图景:

   ⑴基因限定了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每个人携带的基因不同,指导其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也不同。

   ⑵初级预成规则调节感觉的接收和心理发育,次级预成规则推进和疏通文化的获得。

   ⑶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决策和发明,文化不断地被更新和创造。

   ⑷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某些人具备的预成规则要使他们比那些缺乏或是略微具备这些规则的人生存和繁殖得更好。

   ⑸许多代之后,成功的预成规则就会伴随着指令这种规则的基因,在群体中传播开来。

  可以说,与前期的理论相比,社会生物学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强调文化对基因的反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但是此理论仍旧把文化进化放在从属的地位上,认为生物进化始终主导和支配着文化进化。为了克服生物决定论的局限,在20世纪末,以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meme——基因共同进化”理论,他们把meme看作是和基因相等价的复制因子,认为基因指导着生物的进化,meme指导着文化的进化,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是相互独立的两个过程。

(三)社会生物学的“meme——基因共同进化”观

 1.meme范畴的来源及其涵义

   meme这个词最初源自英国著名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著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其含义是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9为了读上去与gene一词相似,道金斯去掉希腊字根mimeme(原意是模仿的意思)的词头mi,把它变为meme,这样的改变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跟英文的“记忆”(memory)一词有关,或是联想到法文的“同样”或“自己”(meme)一词。”10在道金斯提出meme概念之后不久,许多学者如苏珊.布莱克摩尔,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ie),阿伦.林治(Aaron Lynch)便秉承道金斯的观点,积极撰文阐明meme的含义和规律,并尝试建立文化进化的meme理论。著名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也很赞同meme的观点,他在《意识的阐释》、《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中应用meme理论阐释心灵进化的机制。现今meme一词已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收录到《牛津英语词典》中。根据《牛津英语词典》,meme被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11

  根据道金斯等学者对meme的定义,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meme的涵义:meme是复制因子;模仿是meme的主要传递方式。

  道金斯认为,“任何一个事物要构成一种复制因子必须具备遗传、变异和选择三个特征。”12meme 具备这三个特征吗?在道金斯看来,meme完全具备这三个特征。meme具有遗传性——meme传播的过程就是meme遗传的过程。如某种宗教信仰传播时,宗教信仰作为meme,不断地在信仰者身上遗传;meme具有变异性——meme的传递过程并非都是完善的,如人们在转述一个事件时,或许会添加一些细节,或许会删减一些内容;meme具有选择性——meme的传播能力是不同的,某些meme更易于被传递,另一些meme则从来得不到传播。如我们学唱歌曲时经常会发现,有些歌曲比较容易记忆,并能很快传播,有些歌曲则很少被传唱。meme具有遗传、变异和选择这三个特征,它是一种复制因子。

  在提出“meme是一种复制因子”的观点之后,道金斯还进一步阐释了 meme传递的机制。他认为模仿是meme传递的主要方式。以“思想meme”为例,当一个人听到或读到某个好的想法后,他把这个想法传给他的朋友,接着他的朋友又把这个想法传递给其他的人,这个过程就是模仿,通过模仿,想法从一个人的脑中传到另一个人的脑中,并不断地被复制传递。不仅是“思想 meme”,其他类型的meme也是通过模仿这一方式传递自身的。

 2.meme理论的核心内涵

 (1)进化的规则系统与文化进化

  以复制因子为核心,meme理论家把文化的传播看作是meme复制和选择的结果,“有关文化进化的meme理论,其全部要点就在于将meme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复制因子。这就意味着,是meme的选择在驱动着观念的进化,而观念的进化必须有利于meme的自我复制,而不是有利于基因的自我复制。这是将 meme理论与先前有关文化进化的理论区别开来的一个巨大的差异。”13meme理论反对基因决定论的观点,它以进化的规则系统为框架,试图把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都包容于同一个形式的选择理论之中。其实,早在meme理论形成之前,美国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有机进化以及文化进化之所以彼此类似,“是因为它们都是演化的系统,而对于所有的演化系统而言,都存在着复制单元的盲目变异和对其中某些变异的选择性保持以及对另一些变异的选择性淘汰。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对于文化积累的这种类比,并不是从有机进化本身推演而来的,而是从进化的一般模式推演而来的。”14从这个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进化强调的是复制因子的选择过程,如下图所示:

进化是复制因子的遗传、变异和选择的过程


复制因子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 复制因子meme的遗传、变异和选择
↓ ↓
生物进化 相互作用
———→
←——— 文化进化

  进化的规则系统作为一般规律是与运行于其上的物质基础相脱离的。同一规则系统可以在不同的物质材料上运行,当规则系统运行于其上的物质材料为生物体时,基因作为复制因子推动着生物进化过程;当规则系统运行于文化心理领域时,meme作为新的复制因子驱动着文化的进化。还需说明的是,进化的规则系统是没有目的的,秩序并不是外在力量驱使的结果,其进步性也不是指向某一目标物,而完全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这种创造性的产生依赖于复制因子的自我复制能力以及盲目的自然选择作用。无论是文化世界的多样性还是生物世界的多样性都是复制因子被选择的结果,超越于meme进化和基因进化之上的进化系统为两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解释框架。

  (2)文化的进化是以复制因子meme的利益为准则驱动的过程

  如果进化过程是从复制因子相互竞争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复制因子便成为“最终的受益者”。在meme理论家看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文化进化看作是人类利益趋向的结果,meme作为一种复制因子的根本就在于它们“绝不可能是以有利于物种、有利于个体、有利于基因,或有利于任何其它事物的方式而存在并起作用,它们的一切活动的根本原则就是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15。这并不是说meme具有意向,meme理论家认为进化过程是盲目的,meme只是漫无目的地进行着自我复制,说“为了meme的利益”只是一种便捷的表达,只是为了表示文化的进化是meme选择的过程:有些meme被淘汰了,有些meme保存下来,进化的秩序显现出来。那么哪些meme能够存留呢?meme理论家认为主要决定于两点因素:〈1〉与人类模仿的限度有关。由于meme复制自身的机制是通过人类的模仿能力实现的,那么人类便充当了meme的选择环境:人类的感知系统使得某些meme显得比另一些meme更加突出;注意的机制又使得某些meme更易于进入有限的信息加工系统;记忆的内部机制决定了某些meme更易于被记住,另一些meme则永远被淘汰。〈2〉 meme自身的特性也决定了meme的选择。meme理论家认为可以用三个指标——保真度、多产性、长寿性来衡量,只有在这三个方面表现值较高的meme 才是成功的复制因子。另外如果meme相互结合成meme复合体时其传播的能力也将远远大于meme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换言之,meme和环境共同决定了选择过程,正是在这一层面上,meme理论家把文化进化理解为是以meme的利益为准则进行的过程。

  (3)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是相互作用的过程

  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复杂的,meme理论家认为自从meme诞生之后,人类的进化就始终伴随着两者的相互作用,如人类大脑容量的增加,语言的进化以及利他行为的产生都是meme和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meme理论家认为meme和基因的相互作用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基因—基因相互作用,基因—meme相互作用,meme—meme相互作用。基因—基因相互作用是全部生物学的基础和研究对象,基因—meme相互作用是其核心内容,meme— meme相互作用构成了当今社会生活的实质内容。具体来讲,“基因与基因之间可以发生竞争关系、互利关系,或因互惠互利而发生合作关系(所有这些关系的形成,都不是出于某种预见或意愿,而取决于它们被拷贝的成功与否)。”16基因和meme的关系相对比较复杂一些,粗略地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基因驱动meme进化的情况,另一类是meme驱动基因进化的情况。在基因处于支配地位驱动meme进化的情况下,人们的一切行为方式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生物因素的影响;在meme处于支配地位驱动基因进化的情况下,一切进化则倾向于对meme有利而不是对基因有利。meme和meme的相互作用类似于基因和基因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各种不同程度的竞争和合作。

  3.meme理论的具体阐释

  (1)meme理论的宗教进化观

  道金斯认为meme和基因一样,并不是彼此孤立地存在着,它们会以适当的方式相互组合成meme复合体。以天主教为例,它包含着如下一些meme: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观念;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获得新生,现在(而且永远)能够听到我们的祈祷;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只要虔诚地忏悔,就能够拯救罪孽深重的灵魂;不遵守上帝教诲的人将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如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等。这些meme有着共同的特点,它们能够在人们内心深处引起强烈的情感冲动和各种奇异的体验,他们还为人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着神秘的解释,而且它们先在人们心目中引起各种恐惧感,然后又提供一种承诺来降低或消除这种恐惧感。正是因为这些共同特征,各种各样的宗教meme结合在一起,它们利用各种策略鼓励人们信仰宗教,从而像病毒一样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感染”着人群,传播着自己,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meme复合体——宗教文化。

  (2)meme理论的伦理进化观

  在人类文化中,伦理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着,宗教典礼、社会规范中都体现着不同的伦理道德。由于伦理涉及利他主义和个人主义,我们便以利他主义研究为例,探讨meme理论的伦理进化观。

   meme理论家认为利他行为一般是指“那些不利于执行该行为的行为主体本身而有利于其他生物的行为”。17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行使利他行为,那么就意味着他为了别人的利益在时间、精力、资源等方面有所付出。布莱克摩尔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相互合作行为,人类普遍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和正义感,人类都是利他主义者。我们知道,早期社会生物学家曾从自私基因的角度把利他行为解释为亲缘选择和互惠合作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理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人类社会存在着大量的“纯粹”的利他行为,这些行为往往发生在非亲缘关系的人们之间,而且行为执行者并没有期待着某种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用上述两种理论来解释显然是不行的。meme理论家认为应该从meme的角度分析利他行为,在他们看来,利他行为最初起源于一些遗传基因,一旦利他行为产生之后,便通过两种途径传播自身:它既可以通过meme的方式传播也可以在meme的驱动下通过基因的方式传播。

   meme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一个人是利他主义的,那么他就会受到别人的喜爱,别人也愿意和他在一起,并愿意模仿他,他便成为一个meme源,能够将他所拥有的meme(既包括利他主义meme本身,也包括其他类型的meme)传播开来;利他主义者具有生存的优越性,是最好的婚配对象,他通过遗传的途径把其所带有的基因(既包括利他基因,也包括其他基因)传递下去。如下图所示:

  我们看到,meme理论存在着四条基本假设:第一条假定也是最根本的假定:人们普遍地倾向于对他们所喜爱的人加以拷贝,喜欢会导致模仿。第二条假定:利他行为使得执行利他行为的人更为受人喜爱。由这两个假定出发,可以得出推论:人们倾向于模仿利他行为的执行者。需要补充说明的是,meme理论不仅假定利他主义者因为受人喜爱而被人模仿,它认为人们模仿利他主义者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第三条假设:对利他主义者的模仿构成一种交互意义上的回报。这是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的,其中有一个交互性原则在起作用。所谓交互性原则是指人们对于自己所接受的任何善意都感到有一种加以回报的义务。如果对于自己所接受的善意不回报的话,便会产生一种负债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们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由于不断地实践交互利他行为产生的一种心理效应。meme理论家认为,人们接受了利他行为施予者的善意,会感觉有一种回报的义务,其中一种回报的方式便是接受利他主义者的meme。也就是说,由于交互意义上的一种回报,人们拷贝利他主义者。第四条假定:人们倾向于与利他主义者婚配。也正是因此,利他基因才有更多的机会得以遗传。

  (3)meme理论的科学进化观

  meme理论家认为,各种科学假设是各种不同的meme,“科学的发展可以被看成是不同的理论假设之间相互竞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假设得以生存下来,而另一些假设则被淘汰。”18他们认为已经有许多理论都试图从这样的视角解释科学的进化过程,如世界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猜测证伪理论。布莱克摩尔认为,波普尔虽然没有利用复制因子的概念,但其理论却暗含着复制因子相互竞争的观点。她还认为,在“三个世界” 理论中,波普尔也利用了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在波普尔看来,“第一世界是包括物理实体和物理状态的物理世界,简称世界1。第二世界是精神的或心理的世界,包括意识状态、心理素质、主观经验等,简称世界2。第三世界是思想内容的世界、客观知识世界,简称世界3”。19波普尔认为世界3虽然是由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的,“一旦理论存在了,它们便开始获得它们自身的生命”20,它的内容可以通过一种下行的因果关系对其他两个世界产生影响。例如,科学问题、假设以及理论等可以通过世界2进入世界1。那么,观念是如何改变物理世界的呢?布莱克摩尔认为波普尔已经涉及到了模仿的作用。如在解释艺术观念的传播时,波普尔说,“通过创造一件新的艺术作品,一个雕塑家可以对其他雕塑家产生鼓励作用,促使他们模仿他的作品或是创造出类似的作品来”。21即某一雕塑家头脑中的观念(世界3)可以通过影响其他雕塑家的经验 (世界2)导致新的雕塑作品(世界3)的问世。在meme理论家看来,“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在科学中还是在艺术中——都是选择性模仿。情绪、感觉、理智的斗争、主观经验等,所有这些都是复杂的meme系统之不同组成部分,它们决定着某些行为被人模仿,而另一些行为则否。正是因为模仿才使得观念在模仿者身上又一次构成模仿对象,从而使得观念‘获得了它们自身的生命’。”22通过这种方式,meme理论为科学观念的进化机制提供了说明。

  (4)meme理论的语言进化观

   meme理论认为语言的进化是“meme——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进化经过以下几个过程:

  首先,语言产生的原因在于传播meme。meme理论认为解答语言起源之谜的关键在于理解语言的功能。在meme理论家看来,语言的获得需要付出相当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代价,不能仅仅从基因利益的角度来说明。他们认为,语言的功能在于增强meme的多产性、保真度和长寿性,在于促进meme的传播:声音可以远距离传播,并且不受面对面交流信息的限制,与身体姿势、手势语等信号手段相比,能够产生更多的复制品,传播更多的信息;语言的数字化(即以离散的单词构成)又保证和加强了拷贝的保真度;语言还通过将各个声音的意义加以组织结构化,并利用书写技术的发明增强了长寿性;此外语法的产生也是提高meme复制品多产性和长寿性的新途径。总而言之,语言增强了meme的多产性、保真度和长寿性。在meme理论家看来,正是因为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meme,才最终被自然选择所青睐。

  其次,语言进化的动力是meme的自然选择。meme理论家认为,语言数字化、结构化等过程并不是某种有意识的预见或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结果,完全是meme选择的作用。因为一旦语词产生出来,竞争便相伴而生,只有在保真度、多产性和长寿性三个指标上表现值都很高的语词,才是最成功的语言被选择下来。语言这一复杂的系统正是在这种盲目的选择压力下不断进化出来的。

  最后,meme选择使得基因向有利于发展语言的方向进化。meme理论家认为,人们都倾向于模仿那些拥有最好语言的人,这些拥有最好语言的人具有更强的生存优越性,拥有更多的机会把他们善于拷贝声音(语词)的大脑和发音器官结构方面的特征传递给下一代。通过这种方式,大脑以及发音器官向着越来越善于发出声音的方向发展。meme的选择改变了基因的选择环境,meme使基因朝向有利于提高它们自身的方向进化。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meme——基因共同进化”理论是对“基因 ——文化协同进化”理论的大胆突破,它引入meme作为文化进化过程中的复制单位,把文化进化从生物进化中独立出来,强调了文化的自主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假设能否成立还是有疑问的,也许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会给予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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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新的综合》,阳河清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2.刘鹤玲:《生命与工具》,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2年,第43~44页。

3.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人性》,方展画、周丹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4.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人性》,方展画、周丹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5.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查理斯.拉姆斯登:《普罗米修斯之火:对人类精神起源的沉思》,李昆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83页。

6.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查理斯.拉姆斯登:《普罗米修斯之火:对人类精神起源的沉思》,李昆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27页。

7.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契合》,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14~215页。

8.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契合》,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31页。

9.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0.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张岱云、王兵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

11.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

12.Robert Aurger, Darwinizing Culture: the status of memetics as a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0, pp. 25.

13.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14.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15.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3页。

16.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

17.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5页。

18.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49页。

19.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曾聪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5页。

20.Popper, K. R. and Eccles, J. C., The Self and its Brain: An Argument for Interactionism, Springer, Berlin, 1977, pp. 40.

21.Popper, K. R. and Eccles, J. C., The Self and its Brain: An Argument for Interactionism, Springer, Berlin, 1977, pp. 39.

22.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三、社会生物学文化进化理论模式评价

  由于文化现象的复杂,以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始终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建立一种统一的理论。社会科学相对自然科学还不很成熟,其理论比较含糊且更具争议性。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期望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化、操作化和结构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生物学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深入研究人类文化现象,对于说明社会科学的许多课题,对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人的科学”,是很有意义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综合的时机还不很成熟,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构想和推理是弥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鸿沟的一个积极尝试。我们很赞赏社会生物学家的勇气,他们“为我们做出了一次通过自然科学解释原本不属于自然科学的一些问题的尝试,从而为解决长久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其实最重要的并不在于社会生物学家为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他们提出了多少问题。那么,应该如何看待社会生物学理论呢?我们认为应该从两方面一分为二地评价社会生物学理论。

(一)社会生物学理论的积极意义

 1.社会生物学理论的理论价值

  社会生物学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和生物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相互联系,并试图通过研究人类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把握基因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生物学家把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这两个过程通过精神发育连接起来,试图确切描述从基因到精神发育规则到文化再回到基因的进化过程,在探索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在人的发展和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方面,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有利于我们竖立更为科学的统一的世界观,进一步打破物质和意识,以及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或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

 2.社会生物学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生物学在力图用现代科学在生命领域的全部知识去探讨人类文化这一最错综复杂的现象时,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是颇具特色的。社会生物学家应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范式,从生物学出发,运用各种自然科学方法(如建构数学模型、计算机模拟、观察试验等)研究文化现象,他们主张“把理论建构彻底付诸经验,反对直觉和无从证明的抽象思辨”,2并主张把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同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自然和社会作为整体来把握,试图架设一座由自然科学通往社会科学的桥梁,填补这两大文化领域之间的鸿沟,既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潮流和特征,也符合现实对人类文明提出的要求。“它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借鉴、渗透上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其独到之处还不在于方法的简单转移,而在于首先着眼于两门知识内在统一性的探究和揭示。”3

 3.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实践意义

  社会生物学理论是达尔文进化论和现代生物科学发展的产物。社会生物学家不仅综合了各门学科如群体进化论、现代遗传学和动物生态学等的理论研究成果,而且能够运用各种方法探索基因、行为和文化三种因素相互关联和制约的具体机制,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对人类的社会行为、道德准则、宗教观念、美学爱好、生活方式等等做出解释。他们积累的大量经验材料和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化这一复杂现象、进一步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进一步理解人类的自然本质以及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4.社会生物学理论的认识论意义

  社会生物学理论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在当今时代,虽然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飞速发展,但是人类自身控制能力却变得相对迟滞,这一巨大反差往往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紧张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发展面临的种种挑战就已经表明,人类越是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对自身行为的自觉就越是显得重要和紧迫。威尔逊及其同事们建立的社会生物学,正是在人类盲目性造成的种种危机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命运,而人类自身却深深沉迷于工业文明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应运而生的。他们对人类所面临的残酷现实报以热情和负责的关注,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行为依据进行理性的研究和反思,从进化论的视角强调了人的局限的一面,提倡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对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局限

 1.社会生物学前期理论的局限

  首先,社会生物学的前期理论都有不同程度的生物决定论倾向。大多数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的文化与心理气质都处于基因的强烈控制之下,遗传规定了文化演变的特定方向。虽然社会生物学家承认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是两个平行进化的过程,但是他们更强调生物进化先于文化而产生,认为文化不是写在一张白纸上,而是写在已经被基因勾画出某些轮廓的纸上。在他们看来,人类文化的发展已经由过去的生物进化奠定基础,并非是随心所欲,凭空而来的。遗传虽然并未规定文化表现的一切细节,却预先规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的进化归根结底取决于遗传过程。在研究人类行为时,早期的社会生物学家也倾向于强调生物因素的作用,认为主要是生物遗传而不是社会环境决定了人的行为,忽视了文化的作用。在他们看来,遗传因素规定了人类历史的可以预见的轨迹,尽管文化可以修改遗传禀性的表现形式,但不能改变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律,不能更改历史的可预见轨迹的主导方向。可以说,在生物决定论问题上,社会生物学家没有考虑到在实际中很难分清到底是遗传还是环境塑造了人的行为,要知道我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本能的制约,但也通过教育的力量来削弱这些本能的影响。如果不能理清遗传和环境各自的作用,就不能完全将性状归结为遗传。此外,威尔逊所列举的许多行为大多可以根据后天的习得而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如果将那些行为仅仅归咎于生物学的天性,是对人类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否定。尽管达尔文主义或科学的进化论在解释生物界的现象和变化规律方面可能是比较合理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套用那些理论同样可以解决人类的多数社会行为。

  其次,类比是我们理解事物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早期社会生物学家的错误不在于运用了这种手段,而在于运用不当。无可否认,人与灵长目动物在进化上“同源”,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经过自然选择后进化的产物,人类社会的许多特征是可以用动物的进化规律和遗传规律说明的,但是,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所评论的,承认人类社会行为的生物基础是一回事,但是假定一切社会行为都由某种遗传基因决定则是另一回事,尽管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究竟是根源于共同的基因,还是源于其他的原因并未得到证明。若没法证明哪些行为是由基因控制的,就不能说明动物的行为可以自动地推广到人类。虽然我们赞同社会生物学家从广义上去理解社会行为,承认他们强调研究行为的适应内涵的合理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提倡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应超越特殊物种而着重于由其结构所发挥的功能上,但是我们并不极端地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能以基因进化为依据做出说明。

  最后,早期社会生物学家不是要借助生物学知识来检验社会学研究,而是试图从生物学规律推出社会学规律。他们用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术语来阐释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并认为社会学和其他人文科学都应纳入生物学的范围,试图以生物学为基础重建整个社会科学,从而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伟大综合。我们认为,社会科学有其独立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适当地借鉴社会生物学的思想观点和科学模型将是有所裨益的,但是并不能把生物学当作是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以及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基础,社会科学不能完全“生物化”。无可否认的是,威尔逊在寻找知识统一的途径方面做出了大胆而有意义的尝试,但是新的综合的基础并未具备,综合本身还存在着特殊困难。我们知道,随着层次的增加,要素的数量、种类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复杂性程度也必然增加。即使威尔逊的综合是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基础上,“他所依据的要素顶多还只是建立在原子活动水平上,如果进入了量子水平,统一性的联系可能会更加明显;毕竟他主要依据的处理复杂性的方法来自于对人为构建的复杂系统的研究,这种方法本身还有待于经验知识的检验。再者,威尔逊所涉及的一些领域,如行为、思维、梦幻等,其本身还有待于通过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却匆忙地进行了综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草率。”4

 2.社会生物学后期理论的局限

  社会生物学的后期理论已不像前期理论那样具有明显的生物决定论倾向。尤其是“meme——基因共同进化”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提升了文化的自主性,使文化进化从生物进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能够以meme为基础,建立一门文化科学吗?meme理论能够成为文化进化的新范式吗?我们认为,还不能匆忙地下结论。meme理论还不很成熟,面临着许多目前不能解决的难题:

  首先,不能确定meme的存在。meme只是作为和基因相类比的概念提出的,正如道金斯所说,他提出meme概念的本义在于削减基因的独断性。目前许多科学家只要谈及进化,都要从基因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经常试图在人类文明的种种特性中找到一种所谓的‘生物的优势’”5,把文化进化很自然地看作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为了打破这种“以基因作为绝对标准”的思维定势,道金斯指出基因并不独特,它只不过是一种复制因子而已,并且不是唯一的复制因子,在文化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复制因子——meme。道金斯的本义虽好,但是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meme毕竟是一个构想的概念,只是在理论上可行的,至于其是否像基因那样真实存在,仍旧是不能从科学上加以经验证明的。虽然meme理论家假定meme存在于人类大脑之中,但是能否通过科学仪器观察到meme的物质组成仍旧是meme理论成立与否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这依赖于大脑科学的发展,也许我们还不能这么快就对meme理论失望,因为我们也是先提出基因的概念,然后才确定其组成结构的。我们只有期待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为其理论的价值提供新的证据。

  其次,不能确定meme的单位。其实这个问题多少与上个问题有些类似。由于我们不能明确meme的物质组成,我们便同样不能确定meme的单位。更令人困扰的是,它们总是以混杂的形式储存传播的。我们不能明确究竟是一个单词、一个句子、一个信仰、一段旋律还是一个动作是一个meme。以meme理论家常举的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为例,究竟是前四个音符构成了一个meme呢?还是整个《第五交响曲》构成了一个meme?目前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meme的单位究竟是什么呢?能够像meme理论家认为的那样,单位大小的不确定性并不会影响meme理论的发展,只要被复制的东西(无论大小)就都是meme呢?我们认为,meme理论的任务仍旧是需要在人脑中找到meme的实体定位,即把抽象的meme概念转化成可检验的物质实体。

  最后,不能确定meme储存和传递的机制。meme理论家认为,meme 是储存在大脑之中的信息,问题是,大脑对于人类还是一个“黑箱”。在meme理论家看来,meme作为一种信息,是通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拷贝而不断传播的,模仿是meme传递的主要机制。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模仿的机理,我们不能确定个体之间的相似性是由于模仿产生的,还是其他的学习机制造成的。由于 meme的储存和传递机制直接与大脑的记忆原理相关,我们最终还是要把希望寄托于脑科学的研究。

  总之,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发展前景取决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认为,即使文化复制因子存在,也应该谨慎地在生物进化规律和文化进化规律之间进行类比,不能简单地将生物进化规律类推于文化领域,因为任何规律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如果超出了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应用于所有的领域,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科学迷信。在我们看来,自然规律是与社会规律不同的。自然规律可以独立于人的活动发挥作用,社会规律不仅实现于而且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离开了人的活动,社会规律不复存在。文化进化规律是社会规律,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我们不主张从人的活动之外把规律输入文化领域,反对把复制因子的自然选择规律看作是抽象的预成的规律凌驾于人的活动之上。在我们看来,人类是自身的主人,并不是自然选择自我实现的工具。我们并不赞同社会生物学家的一些观点:把人类看作是复制因子复制自身的机器,认为“我们的各种观念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它们的存在也不是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的”。6我们认为,只要有自由意志,就不能仅仅以复制因子的自然选择理论解释文化现象,应该从我们自身出发而不是从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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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契合》,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9页。

2.张博树:《从“基因决定论”到“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观——人类社会生物学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第130页。

3.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新的综合》,阳河清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4.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契合》,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9页。

5.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张岱云、王兵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

6.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结束语

  通过对社会生物学理论的评析,我们认为,社会生物学理论强调了生物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克服了文化人类学者的局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社会生物学理论也存在着许多不足,虽然社会生物学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不断地完善他们的理论,如后来的“meme——基因协同进化”理论克服了早期基因决定论的局限,但是社会生物学理论仍旧是不完善的,还面临着许多难题。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文化这一复杂现象呢?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社会生物学理论恰恰是对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进化理论的有益补充。这两种理论是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演化现象进行分析的,社会生物学理论从复制因子自然选择的角度探索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相互作用机制,文化人类学从能量的角度研究文化的演化模式。我们认为,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或许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进化图景:

生物进化

预成规则
———→
←———

文化进化

↓ 技术 ∣

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交换 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


技术系统→社会系统→意识形态系统

  在我们看来,生物进化的动力是复制因子的自然选择,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推动着生物的进化。文化进化的动力是能量的获取和利用。人类对更多能量形式的发现以及对能量利用手段的改进,推动着文化逐步发展和进步。也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开发更多的能源,另一种是提高工具的使用效率)推动文化的发展。我们认为技术系统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能量交换的中介,它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基础。随着技术系统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系统、意识形态系统随之不断发展,文化系统便不断向前进化。需要明确的是,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并不是彼此不相关的两个进化过程。我们赞同社会生物学家的观点,认为生物进化通过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影响和制约着文化的进化过程。但是,文化进化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着生物进化的呢?我们认为文化进化通过技术的中介影响着生物进化。在我们看来,文化选择的结果是使那些技术好的人获得了更强的生存优势,并拥有更多的机会把他们所携带的基因遗传下去,通过这种方式,文化选择改变了基因的选择环境,使得我们人类朝向有利于发展技术能力的方向进化。总之,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不仅相互独立,而且相互制约,两者共同决定着人类的进化过程。

  我们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会更深入透彻地探讨文化这一复杂现象,并最终能够科学地解释文化的进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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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三年时光,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感激之情涌动心间。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北师大百年积淀的学术氛围为我创造了很好的学习环境,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的各位老师给了我很多关怀与教诲,他们丰富的学识,认真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庆幸自己遇到了这些好老师,在此,向各位老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李建会副教授。三年来,老师在学习上的谆谆教导,时刻激励着我奋发向上,我的每一点进步无不凝聚着老师的大量心血。李老师工作繁忙,可是他在百忙之中仍然抽出时间来给我修改论文,从写作主题、资料搜集到思路整理等许多方面,都给我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指导性的建议,在我论文写作困难时,他还给了我耐心细致的指导。真心感谢李老师三年来的培养,在他的指导下,我有了更积极的学习研究态度,我将终身受益。

  同时,我非常感谢王德胜教授、刘孝廷教授、刘哓力教授、董春雨副教授。王德胜老师拥有渊博的学识和不凡的气度,他为人正直、治学严谨,不仅教会了我如何做学问,还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无论在生活、学习还是思想上,他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刘孝廷老师在我论文开题和论文写作期间,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他交给我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给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刘老师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深深让我感动。刘晓力老师严谨的学风和敬业的态度深深让我钦佩,无论在专业课上还是在各种学术讨论会上,她独到的讲解、精辟的分析令我受益匪浅。董春雨老师让我了解了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各种知识并加深了对这门专业的热爱,在他的教导下,我看了许多著名哲学家的著作,使我感受到科学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博大精深。

  感谢同专业的姐妹们,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参加讲座,亲切交流各种问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你们同行的日子,将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

  感谢同一个教研室的师兄弟妹们,在这三年里,他们给予过我各种无私的帮助,尤其在我遇到困难时,他们不仅给我提出真挚的意见,而且尽自己的所能热情地帮助我渡过难关,他们的友情实实在在地温暖着我的生活。

  感谢同宿舍的朋友们,她们为我创建了一个宽松、自由、友爱的居住环境,她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宽容善良的品质深深感染着我,使我在这三年里不断成长。

  感谢帮助过我的同学朋友们,他们真挚的友情是我这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财富。

  感谢我的父母,二十几年来,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无私地奉献着他们所有的爱,我在内心深深地感激他们!

  感谢所有关心我、帮助我的师长、同学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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