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 代 发 展

中央民大学生党员“三个代表”实践服务团赴长阳、恩施调查报告 ---cicala

用数字生物验证达尔文理论

  “解释眼睛”是对演化理论的经典挑战,也是一个自达尔文时代以来在很多场合曾被回答过的挑战,即小变化的逐渐积累导致形成一个显然很复杂的器官。
  验证达尔文进化论的另一个办法是采用数字生物,即可自行复制、突变和演化的电脑程序。在Avida软件平台(http://dllab.caltech.edu/avida/)上运行的数字生物种群常常演化出进行复杂逻辑运算的能力,这些逻辑运算要求协调地执行很多基因组指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那些首次出现时是有害的突变在复杂特征的演化过程中也会起铺路石的作用。

关于利他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

  关于人类利他主义本质的研究工作在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中引起极大兴趣。解释这一现象的多数理论(如基本的博弈理论或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都认为,只有当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或制裁行动使得人类无法不合作时,人类才进行合作。
  但是,从德国波恩大学一组玩“真德国马克”游戏的学生获得的新的实验证据,向这种流行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该游戏表明,如果制裁是由于自私或贪婪的话,那么它对利他主义合作将具有强烈的负面影响。被认为公正的制裁对利他主义没有影响。

青春期的起源研究

  多数动物从童年直接进入成年,只有人类有青春期。青春期被看作是人类文化的形成以及通过学习获得知识的关键时期。人类学家对于追寻人类青春期的起源很感兴趣。青春期这一时间点的位置有可能被看作是我们所说的“人性”的首次萌发。出乎意料的是,在化石记录中有一个指示器可帮助科学家进行这种研究。这个指示器就是牙齿的发育。穴居人和人类具有“现代的”牙齿发育轨迹,而类人猿、 australopecines和很早的人科动物(habilis和rudolfensis)具有迅速进入成年的牙齿发育特征。
  最令人吃惊的是,能够直立行走的“直立人”虽然能够熟练地制造工具,虽然发现了火,但却是直接从童年进入成年的。

人类学在中国化的求索中迈向世界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博士 王建民
  早在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在中国刚刚作为一个学科诞生时。一些学者就不满足于对西方人类学的简单移植,以不同的角度提出发展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的设想。蔡元培先生在创建中国人类学的过程中,就提出发展本土人类学的设想,并且派遣学者赴各地进行调查,试图建立中国的学科体系。

  这种想法又被一些处于学术前沿的人类学家发展为人类学中国化的主张。所谓“人类学中国化”,首先是在西方人类学学术思想介绍和引进到中国来的前提下进行的,是把本来非中、国的东西中国化,或者说变成本土的东西。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哲学与文化为前提的,正是外来哲学与文化传入中国,才带来中国化的问题。因此,当中国学者将西方学术理论体系及其研究方法引入后,了解和认识的是西方的东西,研究中使用的是西方的话语系统。在最初的介绍阶段,人们满足于接受不同于原有话语系统的新鲜说法。由于部分人对传统的不满心态,在近代以来的印刷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甚至会出现一种对新话语的崇拜。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人类学中国化的提出也同样与这种观念有相承的关系。这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相一致的。因为人类学本身是一门重视田野工作、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比较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来说,中国化的呼声就更强烈,学者们对此问题思考更多。中国化的意见和看法也更多样化。

  从人类学中国化主张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个国人类学家们对于学术发展认识不断深化的演进。由简单的采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材料起步,发展到综合西方各派学说和方法构成中国人类学,再到汇合中国化运动的潮流,提出更有系统的中国化主张。人类学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学术界由中体西用一晚清国粹派一全盘西化论一中国本位文化论一中国化运动,从文化引进一文化反思一东方文化复兴思潮的发展轨迹在人类学界的表现。

  在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对于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也面临着是全盘接受,不加分析地应用,还是用分析的态度,综合的方法加以吸收采纳的抉择。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概括来看,建设中国人类学体系或者实现人类学中国化可以说有四种设想。第一种意见 主张利用外国人类学的方法,择其善者,根据中国实际,综合而成中国化的人类学。在理论 上必须对国外学科理论进行全面的研究和综合的汲取,再根据中国的现实加以检验与修改,由 是取得思想上的独立。第二种观点试图以经过比较择出的某—学派的国外人类学理论为张 本实现人类学中国化,但更强调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和事实结合,使西方。学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再加上有了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实现彻底 的中国化。第三种设想主张吸收国外人类学理论合理之处,但因为国情不同。中国所需要的 人类学和欧美殖民地式的人类学应当有本质的区别。应建立一种中国人类学,在观点、方法 和内容上都与西方人类学有别,成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人类学。中国的人类学固然不能放弃 人类所共同的一面,但尤应注重中国人独有的一面。要修正地应闻人类学,将一些人类学原 则在中国加以应用,以求适合中国的待殊情况。第四种看法则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在人类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要有自己的理论,既区别于欧美,又区别于苏联,发展中国式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一些中国学者批判西方人类学,分析中国人类学的特点,没有因袭国外学者的一般见解, 并提出自我理解的建设中国人类学的道路。这种意见正是中国学者力求摆脱西方学术理论和 方法的束缚的结果。但批评者认为,人们对于印刷资本主义和学术霸权主义的反抗勇气固然 可嘉,有些人却令人遗憾地忘记了学科的科学性或规范性。任何学术都有其来源,当代中国 的许多学科实在是由西方引进的,西方人积累了数个或十数个世纪的知识,才形成和发展了 这些学科。其中也不乏中国人的贡献。同时,学术概念和理论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意义,有学 科的一般规范。既然你是国际学术界的一员,你愿意加入国际学术讨论,就必须在概念上能 够互通,并按照通行的规范来进行对话。所谓中国化应当在这个前提之下提出。

  人类学中国化的主张在不同时代思潮的带动下,同时也在几代中国人类学家的传承中不 断得到深化。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说,有部分人对本土化流于一般的望文生义,将本土化与世 界化对立起来,以为一讲本土化,就是重起炉灶,自立一套。从此可以与洋鬼子对着干,他说黑的,我偏说白的,以此彰显中国气派。这种情况或较多的出现在认识混乱的讨论初期阶 段,不论是30年代,还是80年代;或多出于那些初涉人类学学术讨论作者之口。随着讨论 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学术界同仁注意到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对于中国化有了更深层次的 思考。80年代台湾的人类学中国化、90年代中国大陆和香港学人对本土化的认识与50多年 之前尽管有许多的相似性,但决非历史的简单重复。

  人类学中国化是中国人类学从对于西方学术理论的简单引进和接受照搬,向全面地分析 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并将理论精华用于中国实际的进步。个国化的系统意见多数恰恰是那些 曾经系统地学习过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学者提出的,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甚至还是西方人类 学学术领袖的得意弟子,较为系统地掌握了学科理论和方法。因而,他们提出的人类学中国 化是在掌握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摆脱西方学术之争,将理论用于经过广泛调查了解的 中国各民族文化实际的产物,是在对西方理论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思考的结果。这种结合 已经不完全是纯的舶来品,不是单纯地把西方的理论用适当的中国传统概念加以解释,不是 仅仅专注于西方理论的系统介绍,不是繁琐地罗列中国的事实,而是企图用西方的研究理论 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文化,并进一步解释其中的特殊现象。他们不满足于引进和介绍 而是力图以本土资料进行研究,乃至于用中国文化提炼出的概念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在中国 发展人类学,并对世界人类学做出贡献。

  人类学中国化问题上的研究和实践活动,既包括20世纪前半期的讨论与实践,也有台湾 和香港学者的贡献,更需要重视大陆学者的最新研究和学术活动趋势。人类学中国化的历史 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思索和宝贵的经验,对于建设现代中国人类学,特别是面向2l世纪的中 国人类学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学者与人类医药文化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翁乃群
  兴起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医学人类学是当代人类学中最活跃、最兴旺的分支学科之一。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体质人类学对进化、适应、比较解剖学和人种等的探讨。在后来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者所写的许多民族志中也记录有被研究的族群中在对生、老、病、死的信仰以及基于这些信仰出现的巫术、魔术、习俗行为和医药等。譬如,著名的英国医生兼人类学家里弗斯就曾发表过题为《医药,魔术和宗教》(1924)一书。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人类学家也曾和心理学家以及精神病学家共同探讨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生物因素对人的性格以及精神健康的影响。二战以后,由于国际社会对推进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而在实施过程中在“异”社会文化环境中工作的公共卫生工作者发现健康与疾病不仅仅是生物学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人类学家也就因此被卷入到这—事业中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医学人类学从应用角度被逐渐兴起。

  由于该学科在美国创始初期的五、六十年代带有较强的应用性色彩,对社会理论研究注意不够,即投身该学科的人类学者多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共卫生事业在第三世界的发展,而置身于当时在包括结构主义学家、符号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民族语言学家等的人类学界正热烈展开的对文化研究的再思考的潮流之外,使该学科在人类学科中处于二等分支学科的地位。从事该学科工作的人类学家也常为会被当着医学人类学者而感到难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学科毕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19;7年有学者搜集了当时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的美国人类学者的名单共只有49人,但到90年代初美国医学人类学会的成员则超过了1700人。更值得指出的是当今医学和精神病学人类学家们所关心和研究的社会理论问题正是人类学界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使他们的地位在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变得突出起来。对文化和表现(repre sentation)的讨论日益变成对病的表现的分析,从关于大众医学知识的讨论变为对诸如爱滋病等疾病的社会表现的分析。各种医学机构变成了研究分析权力(power)和统治(dimination)的关键场所。女权主义者也利用医学现象探索妇女躯体、分娩与繁衍的社会性别表现。以及这些关系对劳动分工的变化。如果说自然科学与历史主义的争论,即对所有知识都是产生于一定历史背景之下的观点的争论一直是本世纪的哲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中心问题,那末,医学人类学则是人类学中提出和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分支学科。

  从医学人类学开始兴起到现在的近四十年的历史中,该分支学科在人类学科的位置终于从边缘走到了中心。该学科从以应用为主到以社会文化理论研究为主兼顾应用研究。从以“异”社会文化的医药现象及其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到对西方医学知识及其医疗制度的反思,即对医学知识的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欧美中心主义的批判。从把非西方社会对疾病与健康的认识以及非西方社会的医药知识、制度与行为视为基于非理性的文化“信 ”,而把西方医学视为基于理性的,全凭观察与实验的生物学(自然科学)的“知识”,到认为西方医学的发展也是与社会文化及其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我国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类学仍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学科,而医学人类学更是如此。殊不知我国的医疗制度、中医、中西医结合等一直是或曾经是西方医学人类学所非常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翻一翻六、七十年代的医学人类学的著作或刊物,就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探讨 中国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的文章。当时的美国人类学的影视资料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这是与医学人类学初创时期主要参与推进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相联系的。当时举世公认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是在缺医少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为成功的经验,联合国卫生组织还把这一经验作为典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力推广。相比之下,当时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这一制度的研究显得有些不以为然,正可谓是身在庐山不识其庐山真面目。记得l990年一位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在与笔者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对这一曾经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业有过巨大影响的医疗制度于80年代初在其创造国的迅速垮台大表 其困惑和惋惜。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变化正好说明一种医疗制度在社会的建立与发展是与该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解放以后,我国政府对中医的认可,即在国家的医疗制度中赋予中医和西医一样的合法地位,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是政府的选择,更是社会文化的选择。这一医疗制度的选择不仅体现在软件上,也体现在硬件上。从医务人员的管理制度上,到医疗机构设施上中医与西医都基本一样。即中医医务人员的级别职称、工资待遇与西医的无区别。在大多数城市里政府不仅设有西医医院,也设有41医医院。全国几个主要城市里不仅设有西医学院,也设有中医学院。更值得指出的是,在政府中西医相结合的倡导下,西医医院中也设有中医门诊和病房,西医医生也采用中医药物,而中医医院里中医医生也采用西医的诊断设备与方法。西医学院里开有中医基础知识和理论的课程,而中医学院中也设有生物、化学、生理等课程。就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中西医结合的现象也随处可见。从老百姓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言谈话语,到他们的日常饮食,从普遍人家中藏有的医学常识书籍到他们药箱里备用的药品,无不表现有这一现象。中医与西医所赖于产生与发展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前者是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产生的西方哲学思想基础上的生物学研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后者则是在几千年来汉族文化的哲学宇宙观基础上的医药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竟然能够在实践层次上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实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一奇迹只能从社会文化来解释,这正是医学人类学可以而且应该探讨的问题。

  西方的医学人类学界对我国的中医以及中西医结合的问题一直是非常关注的,涉及这方面问题的论文也有不少。但在我国自己的人类学界至今未见有人涉及。虽然在我国中西医已 结合在一起,但两种医学的诊治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两种医务人员与病人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对这些不同的比较研究也是非常欠缺的。我国人类学对中医学包含的丰富的汉族社会文化观念以及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是不足的。对中西医医学知识是如何在我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被再创造和再生产,其中包括中西医工作人员是如何在医学院和医院里被“医学化”,以及两种 “医学化”的不同都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在我国的传统医学中,除了中医以外还有藏医和蒙医等。对这些传统医学进行调查研究,对其中所包含的符号和文化意义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在我国农村或城市的医疗保健制度正在改革过程中,全国也在继续大力推动计划生育和儿童保健工作,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老年保健与疾病问题也日益突出。再有,在中医学以及中西医实践中也充分表现有社会性别问题。对上述改革和问题开展医学人类学研究,记录其过程,分析上述问题中的社会文化因素,都将有利于推动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反过来,这些研究成果也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积极的作用。

女书

  女书是中南民族学院一个调查组1982年在湖南江永县发现的,这一发现当时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女书文字共有2000多个字符,能运用于日常生活,多为女性1司相互诉苦所用,且一般只传两代人。
  中南民族学院女书研究专家谢志民教授忧虑的是,女书传人如今仅存93岁的杨焕谊一入,女书传承出现危机;女书原件已被国外专家高价购走,相关资料流失。
  谢教授说,女书究竟产生于何时,女书与汉字楷书是什么关。系,女书是一般性的文字还是秘密文字等,都有待于研究。为此他建议有关部门为健在的女书传人录音录像,加强女书作品保扩等,以免原始资料流失国外。 (原载《深圳特区报》)

广告是人类学研究的表情

无处不在的广告就象我们周围一张张的脸,你能够看出他的表情吗

◇广告的价值更多的体现在人文选择上。它首先表现的是概念的思考。它是深入浅出的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的表情的而“性情系统”研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广告的功能是销售,对象是人。广告的情势刺激是制造消费。一部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消费史。广告是最直接迅速查阅一个时代的索引和工具书。

◇广告更多的承继了现象学、符号学、谱系学和存在、结构主义等的人类学思想的营养。广告往往是将某种视觉效应,带进可以观察接受的存在之中。

◇文化具有后天习得性。而这一后天习得的文化因子,会特有的“性情系统”,对社会文化、环境事物的认同接受。这也是广告策划研究中的关注。

◇广告是商业行为的产物。制造的是消费(时尚的、高值的消费)。产生出的更多的是奢华和虚俗。只有当广告的公益性大于商业性的时候,公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才日见希望。现在,广告如果能够借助道德结构和传统结构的关系,处理产品主题,就是一个不小的进步。顺应人的自觉意识,引导人的非自觉意识,去行为。也只有这样人们的表情才更加丰富、健康。

《金翼》……《银翅》

  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学者往往要参考一本叫做The Golden Wing(《金翼》)的书。该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曾以英文版首次面世。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曾被人类学家费斯赞誉为“如竹叶一般,它简朴的形式下却隐藏着高度的艺术”。然而1936、1937年《金翼》诞生前的最后两次田野调查,距今已逾半个世纪,其间经历了社会沧桑与人事迁移,黄村及其所在县镇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人类学如何提供新的乡土民族志并发现进一步的解释性理论和方法论呢?多年后林的学生重访“金翼”黄村,写下了这本《银翅》.

  《银翅》一书中汇聚了中国福建某地方社会数十年的沧桑变化、人事更替和文化传承,并由作者酿出新意。全书融人类学随笔、民族志、访谈、史料与田野分析、实证与直觉观察于一炉,提供的写作系统与方法论旨在阐明中西文化撰述的同一性与差异。由于包容广泛、文笔流利,也很适合随便翻翻。

  《银翅》 庄孔韶(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32开  551页  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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