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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拒绝哈佛——闲话学校崇拜

  作者:饶毅 原始出处: 新语丝 (删节版发表于《南方周末》2004年5月13日)
  [前言:站长:这个文章与人类学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之所以推荐给大家。一是我做为站长收到了一些人类学以外的朋友的对人类学的批评,也引起了我自己的思虑反思。人类学的意义价值究竟是什么?基点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新的时期、社会环境下如何来界定人类学的发展方向]
  这是我近年写专业外文字以来感到比较难写的一篇文章,不仅因为写它有点命题的起因,而且猜想不论是出于已经形成的社会思维惯性,还是出于对社会现象不同的解读,许多人会有和本文相左的意见。为了给正在求索的后来学子及其家长们在选择成长道路时提供一个视角、或者至少是一个参考意见,我还是敲出了这篇文章,并且干脆给文章拟了一个足以称为耸人听闻的题目。
  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

  对于有些学校、或者有些人来说,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过的学校在教学实质上和其它学校并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就是学校的名字和外界对学校的一般看法。这样,如果学生没有自己的发展,毕业后总想靠所读学校名誉来过日子,和书装了一个封面好像差别不是很大。
  有许多中国学生和家长,很重视大学在社会上的一般“名气”,而且学生常常很在意大学排名。有人喜欢一辈子以自己上过的大学来定位自己和他人,而许多家长也以子女所上的大学来作为衡量家长自己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这些现象,不仅在中国比较普遍,在留学海外的华裔里也不少见。有些海外的华裔好象说提倡子女自由选择,但是一说到子女上什么学校时,仍然流露出对学校的过分重视。于是乎,任何人成长与其所受的教育场所有关,但教育场所不能决定其一生,这个本来浅显的道理,好像在华裔社会里不容易畅销,至少周光召先生觉得有些中国学生和家长追求读中国或美国名牌大学追求得太辛苦了,建议我依自己的经历,写点文字和这样的青年学生及其家长聊聊。这个题目他给了我已近两年,我开了个头后怕写不好就拖下来了,最近在北京听说周光召先生在其他场合谈起这事,感到于心不安,回美后抓紧时间写完。
  我先得说明我不认为自己成功了(而且我不觉得成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另外在我看来,任何人将自己作为成功的典范来谈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本身难以避免被归为愚蠢。不过,不成功不能阻碍我聊学校对人起到的影响(和没有起到的影响)。何况因为我读过的多个中美学校之间外观差异比较大,要聊这方面,不完全是外行。我从1978年到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读大学,然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过两年研究生(没有毕业),85年到美国就读于旧金山的加州大学(UCSF),博士后期间在哈佛大学,1994年迄今一直任教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简而言之,在中国,我没有上过最有名的学校,而在美国,我却没有去过不是一流的学校。因为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学校的人,我可以不犹豫地验证常识:每个人的能力不能以其曾经就读的学校来判断。
  为方便我举例, 可以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大陆留美的人员当中看到:做出重要而有创造性研究的王晓东,在大陆念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在美国是得州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社会一般观念里,他上的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学校,但是他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四川大学电子系毕业的王有勤到美国读电子学研究生以后不久却转学到霍普金斯大学读听觉电生理的研究生,博士后在UCSF,以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他领导的实验室成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听觉皮层实验室,他有能力和兴趣从电子转向神经生物,和他在中国大学训练大概没有关系,而是他自己对科学的兴趣和判断。生物化学家傅新元的研究能力,我想既和他的南京师范学院大学教育无关,也和耶鲁大学没有太大关系,他在西奈山医学院就开始做出很突出的工作,以后离开耶鲁相信他也会有好的研究。做出聪明老鼠的神经生物学家钱卓,设计的实验也特别聪明,他的成长不仅华东师范大学不起关键作用,就是和他目前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关系也不是很大关系,我相信他转到波士顿大学去以后,还会有漂亮的(可能更漂亮的)研究工作。
  我绝对不是说中国名牌大学没有优秀毕业生。我自己的朋友里自然也有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骆利群,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毕业生,美国Brandeis大学的研究生,UCSF的博士后,他近年在斯坦福的研究工作很杰出。因为家庭关系,我听他父母讲过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我觉得他专业成就是他自己能力所决定,和科大少年班或者Brandeis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有在许多学校都可以得到的一定环境,骆利群都能凭自己的天才和努力而有好的成长,因为他主要是自己决定自己。北大、清华当然有好的毕业生,生命科学里,现在科罗拉多大学的韩珉、耶鲁大学的邓兴旺、普林斯顿大学的施一公分别在发育生物学、植物生物学、结构生物学有很出色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北大、清华的大学训练造就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起作用。二十多年前北大、清华生物系对科学有深刻理解的老师很少,也就难以要求他们对韩珉、邓兴旺这样的学生有特殊的教育。据我所知,北大有些毕业生在离开母校多年而可以客观地审视母校时,也觉得学校没有真正给学生极大不同于中国其它学校的教育。当然这也和专业、时间有关系,有些专业的学生在有些时候确实只有在北大清华才能碰到杰出的教授。就生命科学领域来说,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没有、恐怕就是很少。二十年前,中国生命科学里科学研究杰出的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里面以教书的为主。对科学没有深刻体会的人教书的效果,可以被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学生靠自学而超过。现在各个学科有多少变化,也是需要问于专业人士,不是靠学校名称可以断定。北大有没有特殊的科学精神?从我能看到的情况来说,迄今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假说能成立。
  就是在美国,哈佛也不是都是好学生。在我直接接触过的多个学校的学生中,第二笨的学生和最懒散的学生都是我在哈佛看到的学生,当然我直接接触的学生人数有限,不具有统计规律。在中国和华裔社会里,常常有人很关心某人毕业的学校,甚至因为学校而影响到人的关系。在美国,特别是在学术精英群体里,对个人在专长上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其曾就读学校的注意。美国特别好的学校对中国各个学校的了解,如果没有中国人在旁边提醒,常常搞不清楚。就是听说了,也难有感性认识。这就好比中国学校不知道印度学校好坏一样,再有印度人解释,中国人自己难以有强烈印象。
  在我们华盛顿大学研究生录取委员会上,大家重视学生具体表现,我们取的美国学生有名牌大学的也有名字都难记清楚的学校。中国申请者里面,几年前我们曾拒绝中国名牌大学的一位,虽然她所有(在校和美国标准考试)的分数都很高, 却说不出为什么对研究感兴趣。美国和加拿大学生里面也是一样。反过来, 美、加学生中也有我们学校录取后,却拒绝我们而去名气比我们差很多的学校的事例,但是他是奔某个非常出色的教授和他的研究领域而去的,我们觉得这样的学生作出了合理的决定,而不会因为我们的神经科学在全美通常认为是最好的几个之一,而觉得那样拒绝我们的学生搞错了。
  有些华裔家长拼命要求子女进某些特定大学,以便其后能进好的医学院或者研究生院,在我看来也是过度操心。这些医学院和研究生院并不是按照一般华裔家长的标准来招生的。华裔家长压学生上某个或者某种大学的做法,实际上既不利于学生自然成长,也不一定有利于达到家长自认为好的目标。我在哈佛碰到过华裔大学生,有的对家长怨声载道,上大学以后对家长有逆反行为,家长自以为对学生的好心反而阻碍他们发展。
  大学教育不难超越

  人的专业能力和大学的社会声誉脱钩的原因有多个。大学教育比较基础,除了特殊情况,常常不能直接影响学生的关键发展。比如在很大范围内,许多大学的老师教学比教科书好不了多少也差不了多少,那么学生自学书籍就很容易消除教学的差别。能把课程教得很不一般的大学老师就很少:在中国少是因为没有很多大学老师有真正深刻的学术认识,在美国少是因为研究做得好的人很不重视教学。一个学校如果教学深广度不能超过标准教科书很多,其教育优势就可以被学生自我发展所超越。
  中国大学里,有极少数老师是真有水平的,如果他们对学生有个人辅导,有可能造成和其它学校的重要差别。不过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面本身很少,有些有名的老师名不副实,有这样的人辅导还不如没有,有些老师名副其实,但是没有时间和兴趣对学生个别辅导。所以,大学期间如果学生自己有能力加上努力,是不难超越学校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在二十年前,许多大学老师都不读研究文献的,如果学生自己能读,而且读出门道来,很容易在理论方面超过大学的和有些研究生的老师。
  对于研究科学的人来说,大学教育不如研究生教育重要。研究生是直接引入研究前沿,而且是个体化教育、对人的影响比大学的大班教育要大得多,且留下的记录在学术界可以有意义。所以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生教育的关联要远大于和大学教育的关联。
  虽然我不觉得中国学生一定要上哪几个大学,但是我觉得中国学生在选择研究生教育时,要十分慎重选择研究机构和老师。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同样一个学生来说,去有些学校和老师那里读研究生,几乎是学术自杀。以我近十年介入中国的经历和参与中国高校教授评审时的观察,中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还需要很多的进步才能赶上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总体来说,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但是注意,这也是总体而言,有些专业最好的不在上海,比如结构生物学最好的在北京的生物物理研究所。有些专业、或者有个别的老师在高校也许可以提供比科学院要好的研究生教育。
  我觉得目前更普遍的情况是:许多学校和老师不配带学生、耽误了学生的培养、没有使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我对研究生教育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我要是直接写出哪些学校多数研究生导师都应该下岗,不仅可能得罪太多人,而且如果统称某个学校,总会冤枉一些老师(模仿一个笑话:如果要高校的研究生老师排成一队,隔一个要下岗一个的话,一定有漏网的,如果要都下岗,一定有冤枉的)。
  所以,大学生在报考研究生以前,多问真正懂、而且有公心的老师和同学,来帮助自己避免跟不称职的老师做研究生。不能因为大学普遍鼓励大学生上本校研究生就被其中某些便利所诱惑。在咨询时,明确知道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可以客观评价研究生的名单,要靠自己根据专业咨询。而且, 并不能保证自己学校的老师会客观告诉学生应该到哪里读研究生:有些大学老师本身就不懂,有些懂了却出于私心不告诉学生。最近中国有个机构向大学老师发问卷评估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水平,虽然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总体被评为第一,其学术声誉却被评为第四,在北大、清华、复旦后面,学生转来给我看,我想,这反映的不是上海生科院的教育水平,而是中国参加评审的大学教授有多差:要么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学术声誉,而用的是大街上路人的标准;要么他们对科学院过去几年的变化毫无察觉,不知道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在国际上发表了多少和什么样的论文;要么他们知道而不客观地评价。过去4年,全国大学里面在生命科学作出的重要研究和国际上发表的重要论文总和,有可能不能超过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一个所,更不太可能超过包含有多个研究所的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如果大学生咨询的是搞不清楚这样情况的大学老师,那么也就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中国也在变化

  有些家长和学生以为如果今后到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找工作,它们都很重视应聘人员曾经就学的学校一般名声。实际上,这也是过时的老皇历了。至少在我所熟悉的中国几个最好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它们在聘任教授时,重视的也是科学研究能力(包括已有记录和潜力),而学校名声已经不重要。聘任者的大学教育情况,几乎不在考虑范围。因为在科学院、北大、清华、复旦、科大和中国其它主要机构,这些年都希望学术进步,所以它们对要聘任的人都看重研究,看的是发表论文的质量,有些学校在碰到看不懂论文质量的时候,就看重刊发其论文的杂志名称,照样不看重应聘者所毕业的大学。我相信其它一些学科也是同样情况。所以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过分看重大学名声,对于将来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是那么明智。
  当然,如果教育质量确实有显著的差别,那选择大学是重要的。我们说书的封面不那么重要,并不否定书的内容的重要性。比如现在耶鲁大学的遗传学家许田,大学在复旦大学,那里的遗传学教育当时比中国一般学校是要好很多,对于他以后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复旦毕业的学生很多,很少能成为许田那样优秀的遗传学家,即使有一定外界条件,也不能代替个人自身素质和勤奋努力。
  对于目前中国大学教学质量,我没有能力逐个评价,要求教于了解具体情况的其他人。我猜想大多数学校的大学教育差别还是有限。就是复旦以前的遗传学教学优势,据许田和复旦的金力说目前也急待改进。
  中国近年出现的一些优秀生命科学家,也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成就在中国很突出,而不是靠他们的大学学历。北京的王志新和饶子和,都是工农兵学员,在生物物理不同领域做出了好的研究。现在中国科学院的陈竺,文革期间没有读过大学,读的是医专,以后在上海二医和法国读研究生。他和陈赛娟在上海二医领导的实验室,不仅90年代研究在中国突出,我最近评审中接触过中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几乎全体生命科学的教授情况,我觉得,陈竺和陈赛娟90年代在上海二医的工作就是拿到现在也比多数大学教授的研究要好。陈竺在美国没有长期待过,可是他的英文比许多在美国待过的华人还好。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裴钢,大学在沈阳药学院,研究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他90年代中期回国后, 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中国生命科学界在国际杂志发表的文章最多的。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张旭,大学在第四军医大学,研究生在瑞典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99年到科学院后,在受体转运方面有新发现,2003年中国第一次请国际专家逐个全面严格高水平地评审时, 张旭是真正受国际专家肯定的。(我得说明一下,以前中国媒体常说谁被国际专家肯定,有时是真的,多数时候要么是没有的事情要么是别人顺口随便说的。对张旭的评价,是专门将他的研究材料寄给多个专家以后、又有专家到中国答辩后特意评审作出大段评论和结论。)上海还有一位人类遗传学家孔祥银,没有研究生学位,却发现了两个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有两篇《自然 遗传》的论文,是成就和学历比最高的。
  所以,对于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来说,以为大学名声对今后在中国发展重要,也是要看在什么行,不然的话,盲目奔向某大学的名声,就是今后在中国工作,或许已经失效了。
  对题目的说明

  主要意思写完后,好像得解释一下题目。我两次放弃过哈佛大学,但是都不是什么英勇举动。对我的专业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哈佛,而是UCSF。不过到中文环境,常有人提起我去过哈佛做博士后而不提UCSF的研究生。其实我是拒绝哈佛才去UCSF做研究生的,对我来说, 特别是二十年前我喜欢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结合,哈佛能给的研究生训练不如UCSF。所以我是选了专业上更好的学校,只是没有依中国社会的一般想当然的错觉而已。博后我去哈佛是因为我想去特定教授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博后结束后,我放弃哈佛医学院眼科系的教职而到华盛顿大学。这一个决定,不仅专业发展上对我好,还包括对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说,最合适的环境不同。哈佛大学对于助理教授有特殊的压力,在那里升终身教授理论上标准特别高:“全美这个领域第一”(哈佛的人实际上靠掌握“领域”的大小来变通提升的难易,要不然,哈佛的终身教授岂不是个个都要得诺贝尔奖,而实际哈佛终身教授有许多不是某个公认领域第一)。在那里做助理教授把握不好很容易急功近利的赶快到好杂志上发论文,而不能潜心研究。而且因为哈佛升终身教授人数有限,造成年轻教授之间容易“别苗头” 、不合作、甚至有人际关系紧张的情况(我曾经看过两年轻人一开始就在后面互相妒忌、攻击)。这在一般美国学校很少出现,所以对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来说,并不一定选在哈佛做助理教授。虽然华裔对哈佛的特殊喜好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哈佛并不是在所有专业全美第一。结果是,华裔放弃哈佛的不多,但是我的非华裔同事和朋友中有好几个放弃哈佛的。所以,放弃哈佛既不勇敢,也不新鲜。
  就我自己的大学教育来说,虽然我当时很不愿意,曾经准备下年再考没成。但从长远来说,上江西医学院对我不一定不好,我不用特别看重学校的考试分数,我也不太在乎时兴什么,自己有许多时间发展兴趣。要是学校造成一个时兴的东西,年轻时我也不能保证自己有能力抵抗周围的环境,也许浪费更多时间。如果在其它学校有太大的竞争压力或者乱赶时髦时,说不定被挫伤热情或者被误入歧途。我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象我一样到没有名气的学校,也许只是重复塞翁失马的精神安慰。
  一个人不仅受毕业的学校影响有限,就是在学校工作的,影响也是有限。伯克利加州大学名气不可谓不大,可是目前没有一个生物的诺贝尔奖,西南医学中心不可谓普通意义的名牌大学,可是它在生物医学却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工作,而且目前有好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那里工作,其学术环境比绝大多数学校要好,象王晓东那样多次拒绝伯克利加州大学,也是有道理的。另外,对于有些人来说,环境很重要,而对于另外的人,或者在有些时候,环境的影响却有限。
  在中国上大学不过是一次阶段性考试的结果。一个人的动态变化在某次考试时反映不能保证全面,不出现波折才是奇怪。象1977年1978年的高考,因为多数省份录取率不过3%,一个题目的对错就可以产生表观百分比上很大的差别,上什么学校等于是由没有统计差别的分数所决定。何况,能不能依靠中学水平和大学低年级教学为主的老师出的考题,来反映学生的能力,本身就是问题。我相信,中国有些学科的天才,在高考和各种竞赛里面是难以反映出来的,甚至可能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说明,既然看人不可过分看曾经就读的学校,自然也包括反对专门歧视名校出身的事情。专门折磨北大、清华毕业生的人,我也曾经当面指出他们这样好像是有毛病。所以,以毕业学校来断定人的能力,或者矫枉过正专门讨厌好学校的学生和毕业生,这两个倾向都是对学校名称盲目崇拜的后遗症。
  在华人交流场合,我被问到关于大学的时候不少。以后再有人问我,我就折磨他来看这篇作文。
  

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同等重要

  作者:方舟子 出处: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那么一个人的性格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对性格的形成是遗传因素还是环境因素更重要?这是千百年来哲学家、科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而采取哪种立场,有时与个人的体验有关。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他的同事起初都是环境决定论者,直到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才意识到遗传因素的重要性。许多父母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的一位朋友、一个有两个儿子的母亲曾对我说,她很奇怪两岁的小弟弟和四岁的哥哥性格差别那么大,比如弟弟这么小就知道了撒谎,而哥哥却一直那么老实。既然都是在同一个家庭由同一对父母养育的,发育、生长环境类似,那么很自然的,人们就会把这种明显的性格差异归因于先天的因素。
  这种直觉未必正确。实际上,两个小孩的发育、生长环境已有了很大不同。在生育第二个孩子时,父母已不像生育第一个孩子那样没有经验,而且,第二个孩子的生长环境多了一个哥哥或姐姐。后出生的孩子倾向于比头胎更健康,比如较不容易患过敏症。这些环境、身体差异都可能对性格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心理学家舒洛威(Frank Shulloway)花了20年时间研究出生顺序与人格差异的关系。他的分析表明,头生者与后生者相比,其思想更正统一些。那些挑战传统教条的思想家、科学家大部份是后生者。在800位杰出科学家中,60%的后生者支持过革命性的学说,而只有40%的头生者如此。或者说,后生者更倾向于反叛。后生者比头生者更喜欢从事危险性的体育活动,比如橄榄球、跳伞、拳击。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出生顺序与人格差异的其他相关性。例如,古典音乐的作曲家,更多的是头生或单生。男同性恋者中,头生者比例较低。
  显然,比较兄弟姐妹难以区分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孪生子是更合适的研究对象。我们对人格遗传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孪生子的研究。孪生子分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两种。异卵孪生子是两个(或更多个)卵分别被两个(或更多个)精子受精产生的不同受精卵分别发育而来的,虽然他们在同一时间位于同一子宫,他们的遗传相似程度与同一对父母在不同时间生下的两个孩子是一样的,平均为50%。同卵孪生子则不同,是由同一个受精卵分离成两部份后发育而来的,因此他们具有相同的遗传物质,其遗传相似程度可以认为是100%。导致受精卵分离产生孪生子的原因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这种分离可以发生于受精卵发育早期的不同阶段,发生得越晚,孪生子越相似。如果分离发生于受精后的三、四天或更早,孪生子有不同的胎盘。如果分离发生于受精四天以后,则卵生子通常共享一个胎盘(大约70%的同卵孪生子属于这种情形)。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分离会在受精后十天才发生,这时候孪生子的身体无法完全分开,会成为连体孪生子。这三类同卵孪生子在遗传上都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发育过程会导致某些差别,例如,有不同胎盘的同卵孪生子会长得略微不同。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的发育并不是一个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的过程,而受到许多随机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具有相同的基因组、在相同的环境下发育的两个受精卵,也不可能发育出完全相同的两个胎儿。特别是神经系统的发育,更受到随机因素的影响。在胚胎和胎儿发育过程中,新形成的神经突触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机地长出,与周围的神经元或肌肉细胞连接。那些未能形成连接的神经元将死亡,那些形成连接的神经元则保留下来,该连接基本上会终身不变。因此,同卵孪生子即使刚刚生下来,其身体构造也已有了差异,特别是神经连接会有所不同,因而能导致其人格发育的不同。
  有两种方法可以用于研究孪生子性格中的遗传因素。一种是比较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的异同。如果某种行为特征在同卵孪生子之间的相似程度并不比异卵孪生子高,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特征的遗传程度很弱。反之,如果同卵孪生子在某种行为特征的相似程度高于异卵孪生子,那么它就很可能是受到遗传影响的。另一种方法是比较出生后不久就被分开在不同家庭抚养的同卵孪生子和在同一个家庭抚养的同卵孪生子。这个办法的依据是认为在不同家庭抚养的孪生子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因此其相似性就可认为是由于有相同的基因。这个依据并不完全可靠,因为孪生子在被分开抚养之前,至少已有九个月的时间是处于相同的环境中的(母亲的子宫),而且在不同的家庭抚育,并不等于其生长环境就完全不同,其中完全有可能有很相同的环境因素。
  我们都听说过,在看来非常不同的家庭中长大的同卵孪生子往往有许多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在大众报刊上我们已读到了太多的这种故事。许多被大肆宣扬的惊人的相似(例如与名字相同的人结婚)无疑是巧合。这些故事即使是真的,也已经过了精心的挑选才被报导出来,他们代表的只是极端的情况。那些不太相似甚至很不相似的同卵孪生子因为其故事无趣,而被忽视了。而事实上,还存在另一种极端,即极其不相似的同卵孪生子。例如美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暹罗连体兄弟”,不仅同卵,而且连体,从他们诞生之时起,就一刻也没有分离过,基因和环境都完全相同,然而他们的性格却绝然相反,一个暴躁,一个平静;一个思维敏捷但兴趣狭窄,一个反应迟钝但兴趣广泛;一个是酒徒,一个则是赌徒。要利用孪生子研究遗传对性格的影响,并不能依据极端的个案,而必须对大量的孪生子做调查、统计。在世界上,已有多项这种调查,其中最大的一项是美国明尼苏答大学托马斯·保查德(Thomas Bouchard)负责的,他们共研究了8000多对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包括130多对在不同的家庭长大的同卵孪生子。他们之所以能找到这么多被分开抚育的同卵孪生子,得益于美国历史上一个悲惨的时期: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迫使许多贫苦家庭把刚出生的孪生子分开送人抚养。以后很可能再难以有这样的研究机会。
  研究者对孪生子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面试,以了解其生活环境,对社会、宗教、哲学问题的看法,并用一系列心理测试判断其职业兴趣、思维能力和性格倾向。在对孪生子进行面试和测试时,总是同时然而分开地进行的,以避免他们有意无意地交换信息。从1990年开始,明尼苏答研究小组发表了几篇论文报告他们的研究结果。这项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决定人的个体差异有多少是由基因决定的,又有多少是由环境决定的(至于随机的因素无法研究,只好忽略)。环境可以分为两种:共享环境和非共享环境。比如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两个小孩,他们有共同的父母和其他亲属,这是其共享环境,但是他们可能上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同学和朋友,这是其非共享环境。用公式表示,即是个体差异等于基因、共享环境和非共享环境之和。
  明尼苏答小组研究了孪生子在生理、智力、性格等方面的异同,这里我们只关心性格的情况。现代心理学一般用五种量度综合评价一个人的性格:友好程度(“讨人喜欢、和蔼、友好”对“爱争论、有攻击性、不友好”)、严谨程度(“有条理、负责任、可信赖”对“粗心、易冲动、不可信赖”)、外向程度(“果断、外向、活泼”对“畏缩、内向、冷淡”)、神经质程度(“不焦急、稳定、自信”对“焦急、不稳定、不自信”)、开通程度(“有想象力、喜欢新奇、有创造性”对“目光短浅、避免风险、爱模仿”)。心理学家通过问卷和询问研究对象及其亲属,而按这五种量度对研究对象的性格加以评判。两个人的相似程度则以0和1之间的一个数字表示:0表示两个人没有一点相似之处,1表示两个人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进行测试,也不可能总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相似性大多会在0.9和1之间。而即使是随机抽取的完全无关的两个人,也不可能一点也不相似,但其相似程度很少超过0.05-0.1。因此在样本足够大时,0和1实际上是不能得到的。
  根据明尼苏答小组的研究结果,如所预料的,同卵孪生子的性格相似程度明显大于异卵孪生子。一起长大的同卵孪生子的五种性格量度的相关性平均为0.46,分开长大的同卵孪生子,这一数字为0.45。这说明同卵孪生子的性格相关程度,与他们是否在相同还是不同的环境长大无关。分开长大的异卵孪生子的性格相关程度平均为0.26,大约是同卵孪生子的一半,这与他们的遗传相似程度是同卵孪生子的一半相符。从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得到的相关性可以用于计算遗传差异与性格差异的相关性。平均来说,大约50%的性格差异是由于遗传差异导致的,或者说,遗传因素对性格的影响大约占了一半。遗传学家把这个数字称为遗传率。如果性状差异是完全由遗传差异引起的,遗传率为1,如果性状差异与遗传差异毫无关系,遗传率为0。其他的类似研究的结果,所得到的性格遗传率,一般在0.2-0.5之间。
  为什么类似的研究却会得到不太一致的结果呢?我们必须注意到,遗传率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如果环境条件未能使遗传差异的影响充份体现出来,那么所得到的遗传率就会偏低。例如,让老鼠在单调的环境下长大,然后用迷宫做测试,会发现它们的记忆能力都很差;而如果让老鼠在复杂的、富有刺激性的环境(比如有很多玩具)下长大,会发现它们的记忆能力都很好。在这两种环境下,不同遗传品系的老鼠的表现没有差异,我们会认为只有环境因素才决定老鼠的记忆能力。但是如果让老鼠在中等复杂程度的环境下长大,这时不同遗传品系的老鼠的记忆能力就出现了差异,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发现遗传差异对记忆能力也有影响,才会得到一个比较恰当的遗传率。然而,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同一个遗传品系的老鼠,那么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是无法发现遗传差异的影响的,由此也可知,当研究对象的遗传差异较小时,遗传率会偏小。举个极端的例子。人人都会直立行走,那些不能行走的情形一般是由于环境因素(例如截肢)导致的,如果我们研究直立行走的遗传率,会发现它是零。但是遗传因素并非对直立行走没有影响,事实上它才是其决定因素,直立行走乃是人类最主要的遗传特征之一。可见,在研究遗传率时,会受到许多不明因素的影响,而遗传率小,并不都意味着遗传因素的影响不重要。
  我们只能极其简单化地说,遗传因素对性格的影响占了大约一半。至于剩下的一半,我们归于环境因素的影响。前面提到,环境因素可分为共享和非共享两种。那么哪一种更为重要?那些分开长大的同卵孪生子表现出来的性格差异,我们可以归于他们不同的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说,非共享的环境对性格形成也有重大影响。而共享的环境呢?如果也对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的话,一起长大的同卵孪生子的性格相似程度应该显著高于分开长大的同卵孪生子。但是我们看到的却并非如此,一起长大的同卵孪生子与分开长大的同卵孪生子并无显著差异。多项研究都表明,共同的家庭环境对小孩的性格发育只有轻微的影响。在处于模仿阶段的婴幼儿时期,家庭环境还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到了青春期以及长大离家之后,这种影响就几乎完全消失了。那些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性格相似,看来主要是由于基因相似导致的,而不是共同的家庭环境导致的。而他们的性格不同之处,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导致的。
  但是人并不是被动地进入一个环境接受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环境是我们自己创造、选择的。在这个过程中,遗传因素并不能排除,它可能影响我们交什么样的朋友,喜欢或讨厌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而所有这些环境因素又都可能影响了我们的性格。遗传因素不同的人,即使在相同的环境中,也可能选择不同的事物,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从而创造出一个不同的环境。同样,遗传因素相同的人(例如同卵孪生子)在不同的环境中,也可能选择相同的事物,以相同的方式对待。分开长大的同卵孪生子,可能在相同的遗传因素的影响下而选择相同的书籍阅读,交类似的朋友,找类似的工作,而这些相同的环境,又反过来增强了其性格的相似性。把同卵孪生子的性格相似完全归于基因的直接作用,是过于简单化的。
  基因与环境的交互影响也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没有合适的环境,基因的作用表现不出来。另一方面,基因也影响了我们对环境的反应。我们对环境的反应可以分成三个步骤:通过感官从环境中感受刺激,在中枢神经系统对信息进行处理,然后做出反应。遗传差异对这三个步骤的每一步都可能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了我们对环境的感受和反应。
  简单地说,我们可以说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对性格的影响大约同等重要。两个人的遗传差异越大,环境越不同,性格差异也就会越大。而两个人的性格相似主要是由于相似的遗传因素引起的,共享环境的影响很小。但是我们必须记住,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实际上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而是混杂在一起、交互发生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分影响性格的因素有多少属于遗传的影响,有多少属于环境的影响,是不可能的。遗传、环境,以及经常被忽视的随机因素,都对人性有重要的影响,这大概是我们对人性是天然还是使然这个千古难题所能做出的最好回答。
  这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比较务实的作法形成对比,后者允许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用人类胚胎进行研究,包括进行用于治疗目的的克隆研究。Markl教授认为,德国公民的自由正在受到“在道义上被误导的多数人的狂热胁迫”的威胁。

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路径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
  “不管社会是不是在转型,纯象牙塔的研究是需要的。当然,也需要新知的传播”
  去年我到香港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为写一本书。我现在关心的焦点跟孙立平教授不同。他一直关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有点混乱的社会怎样走向一个相对比较规范的社会。我在探讨一个问题:香港这么一个高度繁华,而且法律基础比较完备、社会结构非常稳定的社会,为什么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变得不稳定,社会经济问题一大堆?
  香港有一位政治学教授,是香港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从来不热衷于在公共媒体上露面,我们经常读到他非常好的论文,但是很少在媒体上听到他的声音。我曾经请他在凤凰卫视就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发表讲话,他很客气地谢绝了,并说,他一直不太感兴趣在媒体上露面。前一阶段,教授频频在香港报纸、电视露面,他谈到新实施的高官问责制对公务员队伍的冲击问题,也谈到了香港社会怎么重新建立基本的社会凝聚力问题。显然,他是阅听人,不再是专业圈内的人士,而是最广大的公众。香港这五年多的社会经济、人气变化,出现很大的麻烦。很多香港人士认为,香港出现了很严重的社会分化或者叫社会分裂。香港特区政府有一个中央政治组,建议成立一个课题组,专门研究怎样保持或者维护必要的社会凝聚力,这个课题组组长就是这位教授。他们走了很多国家,进行了很多专业圈内的探讨,有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以后,这位教授现在亲自在电视上发表谈话,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这个过程很有意思,跟我们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新媒体问题有很大关联。这么一位专业的政治学家,他可能习惯用的思维方式或者表达方式是纯学术的,发表见解的主要阅听人是专业人士。而现在,知识分子的另一重要责任之所在,他一定深切地感受到了。他要为一个正在痛苦转型的社会向公众表达自己的见解。他在香港媒体上用一种新的语言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众,他的新语言使他可以以政治学家之尊与香港各界人士进行交流,他的话,公众能够听得懂,公众的想法,他也能够充分理解。他的学术研究心得,正是通过媒体与公众发生了联系。我们这个社会现在也是处于非常急速的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关起门来在象牙塔里做研究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克服一些诱惑,关起门来两三年,就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学问家。不管社会是不是在转型,这种纯象牙塔的研究是需要的。当然,也需要新知的传播。
  我总在劝媒体的朋友,做记者/编辑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成为最权威的记者或者评论家。我想记者的职业可以使他很容易跟某一个领域中的相关人士进行有价值的思想交流。这样做下去的话,不出几年这个记者/编辑就可以成为某一个领域,比如说反垄断领域或某一个产业领域或某一个文化领域里面的权威人士。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条路。另外一条路,从象牙塔里面走出一部分学者,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传播真正有价值的新知。香港这位教授为什么现在才站出来,在电视台、报纸上,用非常平和、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就是为了在另一层次上实现知识分子的价值,这就是公共价值。香港现在思想比较动荡,但没有什么明确的路轨,最后只剩下两点共识:第一点就是所有人都认为香港社会现在处于积极转型期,这是没有疑问的;第二点共识,所有人认为香港社会面临很大的经济社会困难。就到此为止了,香港现在是一个没有进一步共识的社会,也就比较难走出现在的困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专业知识分子要善于利用公共媒体,来表达自己对前面两个共识的超越或者展示一种更深的思考。这是一种很值得关注的现象,也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体在今后的日子肩负什么样的责任,提供了很重要的启示。<经济观察报社>

关于干细胞研究伦理问题的争论

  德国马谱学会会长Hubert Markl教授在《自然》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全世界目前关于人类性质、权利和义务问题的争论没有任何地方比德国更激烈了。德国和梵蒂冈一起在从道义上反对干细胞研究和器官移植前遗传诊断的行动中站在最前列。

  这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比较务实的作法形成对比,后者允许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用人类胚胎进行研究,包括进行用于治疗目的的克隆研究。Markl教授认为,德国公民的自由正在受到“在道义上被误导的多数人的狂热胁迫”的威胁。

用数字化生物演义适者生存原理

    数字化生物实质上是遵守突变和自然选择原理的计算机程序,可用于研究演化的基本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学家所做的这样一个实验,为达尔文关于具有高复制率的基因型适于存活的概念(即“适者生存”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例如,实验表明,一个具有非常高的复制率(是对方的12倍)的数字化生物竞争不过复制较慢的生物。

    成功的生物占据较低的适应峰,但却位于适应表面的平坦区。用概率论中的说法就是,这些生物缺乏适应性的弱点被它们从其突变邻居处得到的支持远远补偿了。

自然选择导致物种形成的实例

    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的关键是自然选择,过去很少有人证实自然选择会在自然界中引起生殖孤立,从而导致物种形成。《自然》杂志就报道了这样一个例子。

    研究发现,两个Heliconius蝴蝶种,在其身体颜色模仿捕食者不爱吃的种的颜色的过程中形成强烈的分异;与这种对生态条件的适应性响应平行的是,交配选择又导致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种的形成:H. melopmene和H. cydno species。

◇道德行为的冲撞过程

◇遗传学的应用中社会的和道义的关系 DAVID DICKSON

  • 中国的遗传学专家已经认识到了这条艰难的道路,如果他们希望在国际研究机构里增加他们的作用,他们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遗传学的应用中与面对他们的西方同事相关联的社会的和道义的关系。需要认识的经验就是去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国际遗传学会议上关于1994年颁布的中国妇幼保健法的有关条款的争论。它们包括一些非中国的遗传学专家批评中国为了过分的优生目标而提倡采用采用遗传筛选,进行有计划的流产,从而减少智力疾病的发病率。
  • 许多热烈讨论的内容在中国的议会得到了细致的讨论,并且这项法律也得到了中国当局的阐明和修改。(参见Nature 394, 711; 1998)但是争论的一个遗留问题已经成为了一种路线意识,一些外国遗传学家威胁说,如果不采取行动,将中止与中国研究者的合作。
  • 北京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主任杨焕明说,“这部法律已经成为了国际合作的障碍。一些外国同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我们和你一起工作,是否研究的成果将用于实现这部法律?’”杨焕明自己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倡导者,他提倡中国的遗传学专家需要提高经济的、法律的和社会问题的意识(ELSI)。他说,“在中国对临床遗传学家的ELSI教育还远远没有开始。它是一个长期的项目,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开始。”
  • 在去年人类基因组宣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采用的支持下,保证这些项目在一些国家中,例如在中国被作为遗传实践活动的中心的需求已经成为了一种关键的推动力。杨焕明热切地希望看见这个宣言所包含的原则能够贯彻到中国的实践中去。
  •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主任陈竺十分同意杨焕明的观点,他强调指出中国在基因组研究方面的努力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所能得到的国际合作的水平。陈竺说,“事实上,我们欢迎来自西方的同事的批评和建议,如果我们感觉到任何一件事是我们不应该作的,那么都将会发生改变。”

◇颜晓东----讲自己认为的上海和北京的不同与相同。

◇生于山东省兖州市,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习,又来到了北京外经贸部工作。

  ○1975年生于山东省兖州市。兖州有水名泗河,就是孔老夫子春天洗澡的那条河。儿时我也常去,当沾了不少圣人气。现在上游下游都建了造纸厂,河水就拒人于百米之外了。兰亭尚能留下书圣流觞的小溪,兖州就怎么不能容下至圣先师沐浴的大河呢?
  ○1993年我高中毕业,到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习。上海是我遭遇的第一个大城市。我是来自大农村的。冲击是巨大的。我在上海的四年又是其三年大变样的阶段,上海的发达和繁荣让我目瞪口呆。
  ○我很喜欢上海,可惜上海人不很喜欢外地人。我曾经在公共汽车上和一老妇争论。她认为我,外地人,是造成上海公共汽车拥挤的主要原因。我就质问她,那么,江和朱不也是外地人吗?如果你象指责我一样对待他们,你无非是排外,我仍然佩服你;如果你不肯或不敢,我鄙视你,因为这就是势利。一时全车无话。算是抱了回粗大腿。
  ○从上海来到了北京。 曾经写过篇文章讲自己认为的上海和北京的不同。其实不同很多,相同也很多。北京大度些,上海小气些;北京雍容些,上海紧凑些;北京舒展些,上海内收些;北京传统些,上海现代些。但是,北京和上海都是大城市,特大城市。都有大城市通有的特点,如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生活压力大,ironically,小市民气(小城市或农村的是不配有小市民气的)。   ○我不是很喜欢北京。在来北京工作前我到过两次北京。第一次到故宫是大年初五。金銮殿前只有我一个人。北风怒吼。体会到了那个“故”字。

◇斑竹的题外话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一直在人本和文化之间游荡。什么是人的共性?与文化环境的关系是如何发生的?我曾经持续的对大学一个班级的同学在上海的生活进行观察。同时我也注意其他材料的收集。我对自己研究的结果很失望。我们不应该简单的说一个地方的人的好与坏。其实很多时候只不过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生活在其中。我们都不能免俗。

有时候最简单的往往是最好的,你说呢!真的很失望!为什要谈论这么严肃的话题呢!

◇科学家发现掌管脑部生成“超大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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