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人类学的英文名称是"Visual Anthropology"，此术语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1985年，当时的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埃森*巴列克西教授（Asen Balikci）将这个术语介绍到中国来，1988年，于晓刚等在《云南社会科学》发表《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影视人类学这一术语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刊物上。

　　　影视人类学的定义："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庄孔韶《文化与性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影视人类学的载体：照片、电影胶片、录像磁带、数字照相（录像）机-电脑构成的多媒体表现系统。

　　　影视人类学的作品一般称为人类学片。人类学片的定义："人类学片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影视学的表现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形象化表述。"（张江华、李德君等编著《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人类学片分两种，一种是人类学的成片，这是经过了人类学家剪辑后的成品，另一种是人类学的素材片，这是人类学成片的来源。就两种人类学片的重要性来说，人类学家更加偏爱的是人类学素材片：它们是典型的历久弥新的东西，越久越珍贵，因为它带有原始资料的性质。

　　　人类学片的本质是另外一种民族志的形式。相对于文本这种靠人类学家的观察和写作来完成的民族志类型来说，人类学片的优点恰恰在于弥补了文本民族志的不足，即文本需要读者借助想象来还原人类学的田野场景，而人类学片则直接显示了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环境。

　　　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历史（部分资料采自《人类学通论》草稿第二十二章《影视人类学》）

1898年，哈登（Alfred Cort Haddon）在托雷斯海峡拍摄了当地土著的社会生活。
1901年，斯宾塞（Baldwin Spencer）在澳大利亚拍摄了袋鼠舞和祭雨的仪式。
1904年和1907年，伯奇（Rudolf Poch）分别在新几内亚和西南非拍片。
1908-1910年，汉堡南海考察队在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拍摄了土风舞等内容。
1912年，格斯顿.梅里斯（Gaston Melies）在塔西提和新西兰拍片。
1918年，马丁和奥萨.詹森（Martin and osa Johnson）在西太平洋所罗门岛和新赫布里群岛拍摄了影视短片。

　　　以上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拍摄活动和拍摄作品被视为影视人类学实践和作品的萌芽。

　　　1922年6月1日，弗来贺提（Robert Flaherty）拍摄的反映爱斯基摩人的影片《北方的那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在纽约的首映获得极大成功。《北方的那努克》被认为是早期人类学片的经典之作，并被认为是人类学电影的诞生之作。后来，分别在1926年和1934年，弗来贺提还发行了有关萨摩亚群岛的《莫亚那--黄金时代的浪漫曲》（Moana-A Romance of the Golden Age）和有关爱尔兰西海岸线外的阿兰群岛的《阿兰的男子汉》（Man of Aran）两部人类学影片。

　　　尽管弗来贺提的《北方的那努克》是人类学电影的诞生之作，但是，弗来贺提并不是一个人类学家，他的拍摄并不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的，他的拍摄思想最多只能算是带有一种朴素的人类学思想的拍摄，而真正由人类学家操作，自觉融入人类学的思想和方法的拍摄工作开创于20世纪30年代的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米德（Margaret Mead），1936-1939年，当他们在巴厘岛上作文化与性格的研究的时候拍摄了两万多英尺的胶片，并剪辑成六部片子，他们认为，电影可以实现文字调查报告不能表现的东西，电影的运用可以成为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便携式16毫米电影摄影机和同期音设备的使用，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类学电影：由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Jean Rouch）和社会学家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一起制作的《夏日纪事》（Chronicle of a Summer）。该电影的重用意义在于体现了新的拍摄思路，即共享的人类学拍摄思想。（详述见"影视人类学拍摄思想的转变"一文）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类学片。如，1958年由劳伦斯*马歇尔（John Marshall）拍摄发行的《猎人》（The Hunters），描写的是布须曼人的狩猎生活。1968年由罗伯特*加德纳拍摄发行的《死鸟》（Dead Birds），该片用鸟的死亡隐喻人的死亡，描写的是新几内亚的达尼人部落间的战争与宗教仪式的场面。1974年由罗伯特*加德纳拍摄发行的《努尔人》（The Nuer），该片展示了努尔人一些具体的生活场景，为学生了解努尔人提供了生动的形象，因此被广泛利用在人类学的教学中，但是，该片并不太符合人类学的要求。

　　　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历史（部分资料来源于《影视人类学概论》张江华、李德君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大陆部分

1927-1935年，斯文*赫定考察团拍摄了许多电影胶片，例如，1927年7月，考察团在内蒙古白灵庙一带拍摄的买达尔圣节庙会活动的底片长达1100米。
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受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遣，前往湘西苗族地区调查，使用了电影摄像机，1934年，凌纯声和勇士衡在云南作民族考察的时候，再一次使用了照相机和电影摄像机。
1937年，在杨成志的领导下，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联合对海南岛黎族、苗族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调查过程中也拍摄了人类学片。
40年代，没有人类学拍摄的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6年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这期间，有的民族学家提出利用电影来记录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的建议，得到中央的支持。
1957年，少数民族记录片的拍摄工作正式开始。
1958年，拍摄完成《佤族》、《黎族》、《凉山彝族》三部人类学片。当时，这些片子被称为"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后来又加了"社会历史"四个字，成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此后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期。
1959年，拍摄完成《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
1960年，拍摄完成《独龙族》、《景颇族》、《西藏农奴制》、《新疆夏合勒克乡农奴制》、《苦聪人》。
1962年，开始拍摄《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
1963年，拍摄完成《大瑶山瑶族》、《鄂伦春族》。
1964年，拍摄完成《赫哲族的渔猎生活》。
1965年，拍摄完成《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
1966年，拍摄完成《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
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许多民族的人类学片的拍摄计划未能实现。

80年代以来，人类学片和带有人类学性质的影片的拍摄在三个系统中进行，一是民族研究部门、民族高等院校的人类学片的拍摄，一是影视系统的人类学片拍摄，一是音像公司的人类学片拍摄。 民族研究部门、民族高等院校的人类学片的拍摄工作首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该所在1979年成立电影组，后成为影视人类学研究室。
到1997年，该研究室已经在全国8省区拍摄了有关民族文化的人类学片系列40多部，如苗族系列、黎族系列等。
从1983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开始进行人类学片的拍摄，例如10集的《柯尔克孜族》，
1985年的《白裤瑶》，庄孔韶教授的《端午节》等。另外，云南社会科学院、贵州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也有不少的人类学片问世。

　　　影视系统的人类学片拍摄首推中央电视台，自80年代以来，该台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拍摄和播出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纪录片，例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等。此外，全国还有许多地方电视台也拍摄了不少记录片。广西民族电影制片厂从1984-1990年与研究机构合作拍摄了《白族》、《迪庆藏族》、《泸沽湖畔的母系亲族》、《阿佤山纪行》等30部片子。

　　　参加人类学片拍摄的音像公司首推广州东亚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和福建东宇影视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先后制作了80多部以民族为题材的片子，如《普吉和他的情人们》、《走进独龙江--独龙族的生存状态》、《山洞里的村庄》等；云南影视广告艺术公司先后完成《中国苗族》和《中国瑶族》系列；中国民族音像出版社摄制了57集的《中华民族》。

　　　虽然被冠以人类学片的名称，但是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说，影视系统和音像公司拍摄的许多片子并不可以称为人类学片，这是应当注意的。

　　　自80年代开始，大陆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界也展开了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工作，这主要集中在探讨影视人类学的性质、拍摄原则、人类学调查与拍摄的关系等方面，同时，大陆的影视人类学也有了一些与国际上交流的重要机会，如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影视人类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

　　　台湾部分在1945年日本占领台湾以前，有一位叫乌居龙藏的日本学者利用照相机拍摄了许多反映台湾民族（当时被日本人叫做"原住民"）情况的照片。

　　　20世纪70-80年代，胡台丽教授是台湾影视人类学家的代表。她与李道明先生拍摄的《兰屿观点》，反映了胡台丽教授"本位视觉"（用拍摄对象的眼光观察本民族的文化）的人类学思想，对台湾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此后，"兰屿观点"成为在台湾广泛流传的一种拍摄观点。 1970-1972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影视人类学教授盖瑞*西曼教授在台湾拍摄了"十二年宇宙更新祭典"系列，记录了70年代在台湾埔里乡村汉族的传统文化。 80年代，美国的卜道在受聘为"国立台湾大学"的人类学系教师后，带领学生拍摄了赛夏族的朝拜矮灵的祭祀活动。 1984年，胡台丽教授拍摄了记录排湾族"五年祭"的人类学片。 1997年，胡台丽教授拍摄《穿过婆家村》，记录了台湾乡村社会的变迁。

　　　在90年代，还有以王慰慈女士、李道明以及井迎兆、李泳泉等为代表的一批人类学片的拍摄者和研究者，致力于推广影视人类学和纪录片的事业。

　　　影视人类学拍摄思想的转变在人类学片拍摄的早期，出于建立一种科学学科的努力和思想，强调人类学片拍摄的客观和真实，并用客观和真实这种标准来要求评价人类学片的拍摄工作，例如，人们评价《北方的纳努克》，就会指出这个人类学片存在的人为和虚假的方面。客观和真实引申出来的一个要求就是人类学家在拍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种客观、超然或客位的态度来反映被拍摄对象，并避免在人类学片中带入拍摄者的情感和偏见或避免影响被拍摄者。在20实际60年代以前，西方的人类学界，在影视人类学领域，人们就是持这种思想来指导人类学片的拍摄的。

　　　在影视人类学介绍到中国之初，中国的人类学家在进行影视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时，也继承了这种要求真实和客观的思想，强调人类学片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受人类学在民族志上的反思的影响，在20实际60年代，人类学片的拍摄思想开始从真实、客观、科学转向了"分享"。"分享"的思想是一种反馈式的人类学思想，它允许人类学者在影片中反映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互动，允许人类学片反映拍摄者的情感，允许被拍摄者在拍摄结束后的积极参与。在1960年，这种"分享的人类学"思想由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Jean Rouch）在影视人类学领域实践，这一年，他与社会学家埃德加*莫林合作拍摄了《夏日纪事》（Chronicle of a Summer）。在《夏日纪事》中，第一部分是记录拍摄者走到摄影机前，参与拍摄对象的讨论和提问的场景，在获得素材后，拍摄者将素材回放给被拍摄者，并将他们对素材的批评、对素材取舍的讨论意见拍摄下来，作为《夏日纪事》的第二部分而存在，从而完成了整部片子的制作。让*鲁什这种"分享"的尝试，"其重要意义在于他超越了认定'真实'的单向把握和超越了认定主位-客位的简单沟通思想，肯定了人类学家以影视手段对文化建构的作用以及表现了人类学家、摄影师共同对人性、伦理、价值、政治、权力的关注。"（庄孔韶《文化与性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从60年代开始到现在，这种"分享"的拍摄思想在人类学界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影视人类学家 卡尔*海德，见《民族志电影的历史及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的第一部分。 人类学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