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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评说诸葛亮 



  武侯祠对联 评价诸葛亮,武侯祠对联,诸葛武侯祠名胜古迹对联
  上联:梁父吟成高士志下联:出师表见老臣心
  对联简介:灵川武侯祠,在广西灵川县漓江畔的甘棠镇,是祭祀诸葛亮的祠庙,殿中有诸葛亮塑像,建于明代,现已不存。梁父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粱父吟》。”出师表:诸葛亮于建兴五年和六年(公元226、227年)两次北伐出征前给皇帝的表文,称前后《出师表》

  上联: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 下联:仰流风于遗象万古清高
  对联简介:(遗象?遗迹?)灵川武侯祠。成大事:指诸葛亮一生辅佐刘备中兴汉室,建立蜀汉;小心:细心,周详;一生谨慎:世有“诸葛一生惟谨慎”的赞语;仰流风:仰,仰望,流风,流传、风化,此指作者所仰望的诸葛亮塑像而想到的武侯流传下来的品格与风采 / 成都:冯玉祥题武侯祠过厅   

  上联:丹心一片安炎鼎 下联:浩气千秋壮属疆
  对联简介:勉县武侯祠,在陕西勉县新城西,前屏雷峰,后环汉水,为祀诸葛亮而建。炎鼎:即蜀汉政权,汉自称以火德王,故亦称炎汉,鼎本为一种烹饪器,相传夏禹收九州之金铸戊九鼎,遂以鼎为传国的重器,后因称重建都或建立王朝为定鼎;属疆:国土   
上联:运帷幄之筹谋小心谨慎 下联:本圣贤之学问一德始终
  对联简介:勉县武侯祠。运帷幄句:《史记·高祖本纪》“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于房。”帷幄,古时军队里用的帐幕

  上联:扶汉心坚惟谨慎方能担当事业 下联:伏龙誉早必深潜而后腾入云霄
  对联简介:勉县武侯祠。谨慎:《三国志·诸葛亮传》“(亮上疏曰)先帝知臣谨慎”;伏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上联:振衣千仞岗看大江东去拾秋色西来无端风景正愁人茫茫河山故国可为新亭莫泣
  下联:凭栏一杯酒问黄鹤何之呼卧龙不起自古英雄造时势悠悠天地匹夫有责健者其谁
  对联简介:奉节武侯祠,在四川奉节东卧龙山上,祀三国蜀丞相武乡侯诸葛亮。振衣句:晋左思《咏史》诗其五“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振衣,抖衣去尘;大江东去: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新亭:亭名,在今江苏省江宁县南,《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黄鹤何之:之,至,去,唐崔颢《黄鹤楼》诗“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卧龙:诸葛亮;悠悠句:清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
     
    数字妙联悼孔明
    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称帝后,任蜀汉丞相,后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当政期间励精图治,推行屯田政策,改善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他曾五次出兵伐魏,意图中原,未能如愿。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死于五丈原(今陕西省勉县境内)军中。
  诸葛亮死后,后人为了缅怀他的功绩,曾在他居住过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武侯祠堂,以示追念。自西晋以来,历代的文人墨客络绎不绝来此凭吊,留下了一副副脍炙人口的名楹佳联。在这些楹联中有一些对联巧妙地将数字嵌入其中,别出心裁,独具匠心。
  位于河南南阳市的卧龙岗相传是诸葛亮当年躬耕之地,这里景色幽雅,建筑别致。武侯祠内有这样一副对联:“收二川,摆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设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按金土木爻之卦,水面偏能用火攻。”从这副楹联中不难看出,上联嵌入了数字一至十,下联嵌入了“五方”和“五行”,对诸葛孔明的一生作出了高度概括。
  四川成都市南郊的武侯祠,是西晋末年十六国李雄为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而建的。祠内古柏苍郁,殿宇雄伟,这里也有一副对联,是赞颂诸葛亮在蜀川的功德的:“一生惟谨慎,七擒南渡,六出北征,何期五丈崩摧,九伐志能尊教受;十倍荷褒荣,八阵名成,两川福被,所合四方精锐,三分功定属元勋。”此外,“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这副对联仅用了短短的十个字,赞颂了诸葛亮才高睿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功绩。所谓“两表”是指诸葛亮入川后为蜀汉大业所作的前、后两个《出师表》;还“一对”是指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时所作的《隆中对》,在文中诸葛亮有“三分天下”的精辟分析。
  陕西省勉县定军山有“武乡侯”诸葛亮的陵墓,当年诸葛亮出川伐魏病死五丈原后就埋葬于此,这里的武侯祠有这样一副对联,可谓对诸葛亮一生盖棺论定了。该联曰:“义胆忠肝,六经以来二表;托孤寄命,三代而后一人。 (摘自《大众科技报》作者:吴学安)
    我看诸葛亮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岛津义和 转贴自:一统三国历史文化社区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末年,南阳人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留给后人了“智慧”、“节操高尚“的光辉形象,是东亚地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故事和脍炙人口的名言。这里,就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谈一下自己的管窥之见。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亡于蜀汉后主建立十二年(公元234年),享年54岁。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诸葛亮是年27岁,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提出鼎足三分,联孙抗曹,进而统一天下之路,即著名的“隆中对”:
    “自董卓造逆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 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含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里引用“隆中对”,主要为本文作证。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诸葛亮为什么会为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原本“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据查资料,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之襄阳后,叔父去世后,与公元197年至公元207年,已经隐居十年了。已是毫无出仕之心了,徐庶走马荐诸葛时,诸葛亮闻言,做色道“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呼”,因刘备“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随许先帝以驰骋”。可见,诸葛亮原本不愿入仕,因被刘备三顾赤诚感动而出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三回请,两行泪,一张嘴,赚的诸葛把命赔”。
    刘备一个势单力薄的寒族人士,先后投靠公孙赞、陶谦、袁绍、曹操、刘表,居无定所,到处流浪,惶惶如丧家之犬,自得到诸葛亮后,依靠红宝书“隆中对”的政策,方才建国。查三国史料,蜀汉在当时三国之中,面积最小,国力最弱,地薄民少。蜀汉地处荒蛮,只有四川平原和江汉平因是粮仓,可资国力。蜀汉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蜀汉要想统一天下,必须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可见,诸葛亮的计划是两路兵马,克复中原。
    依照诸葛亮的计划第一步占有益州、荆州,进而建国。然后蜀汉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可惜这一计划被关羽的大意失荆州打破,由此,诸葛亮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刘备夺取刘璋的益州没有夺取韩中,却东出与东吴争江南三郡,与孙权发生矛盾,后又头脑发热,令关羽北伐,结果关羽守土,贪而弃义,刚愎自用,小看东吴,又逞匹夫之勇,终于败走麦城。使刘备为一时之意气而与孙权交恶。失去荆州,失去与东吴的联盟关系。与东吴交恶,就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之地;失去荆州,就失去了一个粮仓,失去东线力克中原之途。结果,兵疲民乏,元气大伤,蜀汉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实力。
    诸葛亮这时当退归桑,梓颐养终年。然,刘备白帝城临终托孤,可怜汪汪,又提出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明知刘禅师昏庸浑恶之徒,假惺惺的先提出来,赚的诸葛亮尽忠。结果,诸葛亮听后,寒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呼”,刘禅昏弱无能,以当世的情况,只能是退守川中,以求自保,但诸葛亮即以答应刘备一定要统一中原,就只好不断的北伐、北伐。
    诸葛亮深知“补缀天地,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然感先帝知遇之恩,托孤之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深知自己往后刘禅必亡国,自己在一日就尽一日的忠,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况且,与其坐以待毙,不若拼死一搏,或有一线生机。只好蚕食魏境,可起到挑起事端,瓦解敌人阵线的作用。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表现在临终杀魏延上。有的人说,魏延又大才,诸葛亮杀之无理,莫须有。我觉得诸葛亮是宁可错杀,也不漏杀。魏延又大才不假,但是他太有大志,诸葛亮死后必然会威胁到昏庸的刘禅的统治地位,为刘禅好,诸葛亮只好借口杀了魏延完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人人都说关羽是古今中外“义”的化身,我看诸葛亮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义”的化身,诸葛孔明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我眼中的诸葛亮——由孔明的“三哭”谈起   
    作者:杨芳
    公元220年,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山清水秀的竹林间,茅舍内,一位中年男子头戴纶巾,手握羽扇,身在茅舍,心系天下,看兴亡成败,胸中尽万点河山,道:“人和者,得天下也。”于是三顾茅庐的佳话造就了一代伟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诸葛孔明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建蜀国,兴汉业,历经图治,呕心沥血。以其智,以其情,以其义,展现了一代蜀相伟大的胸襟气魄,令天下人为之敬仰,让我醉,让我痴,令我狂。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有通天彻地的才干,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呼风唤雨。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草船借箭,三气周渔,借东风赤壁之战。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前摆空城。威镇八方,“真乃神人也。”他调兵遣将,知人善用。赤壁之战中,明知关羽乃情义深重,知恩必报者,亦派其扼守要道,结果华容道上关羽顾念旧恩,宁舍己而放走了劲敌曹操。有人道,此乃孔明之过也,错失良机。然却不尽然。看,当主公刘备急切地加以阻止时,:“云常乃性情中人,必放曹操,贤相怎可让其扼守要道?”孔明听罢,仰声长叹曰:“此乃天意,天不灭曹。若魏国亡,东吴势必崛起,此乃一劲敌,又占地利只势,蜀国必难与其相抗衡,势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我等趁此良机,兴农业,固粮仓,养精蓄锐,方可破敌。而云常经此一战,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计也!”由此看来,放走曹操绝非偶然,亦非孔明之败笔,实乃形势所逼,无奈之举也。
    再如用魏延。其时三足鼎立,蜀国力量较为弱小,诸葛亮苦撑危局,自然注重网罗人才。蜀中名将除关张赵马黄外,还有一位就是魏延。诸葛亮在对其的使用上可谓煞费苦心。魏延也算能够 骁勇善战,屡建功勋。但此人头后有“反骨”,不够忠诚,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会谋反,但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此人不可不用,尤其在关张赵马黄等人凋零之后。况且你如不用,就有可能为敌所用。诸葛亮一边用他,一边又防范着他 。待到诸葛亮操劳过度,病危之际,密令魏延断后。当夜魏延忽作一梦,梦见头上长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谋反,果应孔明之言。还是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锦囊妙计,才有马岱砍下魏延首级之举。知道其有谋反之心,还要用之,如走钢丝一般,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惧怕之心还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杀之,又让将士们寒心。只有在其身边埋下伏兵,待其反时一举杀之,一般而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势下,如何变通的取得最佳之效,实乃大智慧也。
    鲁迅在评价诸葛亮时认为他太神而近乎于“妖”。对前人的评价,我不能深入领会。在我看来,即为“妖”,那意味着贬义。我以为不然,尽管诸葛亮的才智近乎神话,但称其为“妖”不免过于尖酸刻薄,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情义的人。
    街亭之战中,马谡争先,一再狂言不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岂知马谡怎肯听王平之言,这是再度失察。结果失去战机,失去所的之地,失去了将得的胜利,失去了锐气,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业,失去了政治家、军事家所应有的明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乃孔明人生的一大败笔。这当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过,却也不尽其然。看,马谡请兵时,孔明虽有疑虑,但因素对其有好感,抹不开面子,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后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这一哭,一挥手之间,深深的自责,贻误战机,用人不当,也害了马谡,累及其全家,可见其“情”之深。对马谡家属的安置照顾,又可见其“义”之重。孔明二哭,当参军蒋琬求情时,孔明流涕而答曰:“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这一哭,又交织着多少情感。马谡将斩,虽心中不忍,奈执法严明,为不得不斩而哭,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街亭失守,战局不能扭转,兴汉渺茫,于是悲从中来,怎不流涕?马谡斩毕,孔明又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这一哭,多少悲愤涌上心头,眼前曾经的茅林溪水;沙场点秋兵;与先帝纵马与广袤的田天地之间,谈古论今 往事历历在目。思旧恩,悔自己不听先帝之言,枉费先帝一片苦心。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兴汉大业,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个“情”字。
    说孔明不“明”,我认为只有一点。先帝白帝城托孤之时曾说:“幼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万不得已之时,丞相可取而代之,兴我汉室。”然尽管先帝如此之说,孔明决不违“情”犯上,依旧忠心耿耿,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怎可“情义”二字所能尽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后世有评诸葛亮云:
    三顾频繁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表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代诸葛武侯,其情,苍天可表;其义,大地为之动容;其智慧,千百流传;其忠诚,为后世人所景仰,可谓:一缕清魂天上逝,留得清白在人间!
    
    我看诸葛亮   
    作者:张文祥
    诸葛亮北伐历来争议较大,至目前为止,无论学者还是广大业余爱好者,其主流看法是持赞赏态度的。但目前,网络上有些有新意的朋友提出种种看法,主要归纳有两点:一、将蜀汉的国力拖垮;二、诸葛亮拥兵自重。
    MQ不才,讲几点个人看法
    首先说说第二种看法——诸葛亮拥兵自重的问题。我认为这话对一半。诸葛亮本来就拥兵(掌握天下兵权,不是现代说的“拥军拥属”),他不但拥兵而且拥权,但我认为说到“自重”,则肯定不是,无论从诸葛亮为人及实际历史看,诸葛亮并没有割裂政权,称霸一方。
    谈到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持上述观点的朋友可能把姜维的账记到了诸葛亮的身上,因为有朋友写帖子时常会这么说“姜维九伐中原,把蜀汉国力彻底拖垮,其实他只是走诸葛亮的老路而已,蜀汉灭亡的原因从诸葛亮时就已经开始了。” 对此,我的观点是不同意这种类似的说法。因为判断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否被拖垮,要看几个硬指标,比如:1.政府或内阁(并非政权)是否垮台;2.经济是否崩溃;3.老百姓生活水平是否低下;4.国家是否分裂。于此对应,落实到古代社会,就是1.内阁被罢黜;2.财政支不敷出;3.哀鸿遍野、饿殍满地;4.农民起义,政权分割。用这些指标衡量诸葛亮治下,显然都不是。理由如下:
    1. 诸葛亮至死未遭弹劾下台,其内阁主要成员蒋琬、费祎、董允等皆延续掌权,延续诸葛旧制;军队方面,姜维、廖化、董厥等依然是蜀汉军队主要指挥官。政治清明,没有出现忠臣在外避祸,小人当朝的局面。在与奸佞代表黄皓的斗争中,董相依然占据明显上风,不是姜相后时的朝政。
    2. “四英相”时期,蜀汉财政没有出现支不敷出的记载,依然能维持国家运行。
    3. “四英相”中如蒋相、费相治下,老百姓还没有面有菜色。刘备章武年间的人口统计与刘禅投降时的造册人口大体相当。
    4. 农民起义还没有记载。
    由此可见,诸葛亮北伐(至少到姜维前期)并没有对蜀汉国力产生严重削弱。不能将姜维后期的混乱政治局面追究到诸葛亮头上。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兵退基本上是因为粮草后继不上而退,其中二伐围城不过二十来天就主动撤围,说明诸葛亮的军事行动是以后方实际支持力为主的,一旦后勤补给出现问题,诸葛亮便主动撤兵,他有全盘经济考虑在内,不会不计后果,一味追加军费开支,这与姜维的北伐有质量上的不同,姜维基本上是穷兵黩武,兵败乃归。
    我认为诸葛亮的北伐是为蜀汉在争取国际地位(三国鼎峙及部分少数民族政权)做斗争,是以国际舞台中的政治、外交上的得分为一定目标的军事行动。
    诸葛亮恢复汉朝的口号其实不具备任何影响力,汉朝末年的天下大乱使中原老百姓对这个腐朽王朝恨之入骨。曹魏从文帝曹丕起开始削弱王室,扶植大地主,使地主阶级拥护其政权。老百姓也期盼安宁,对他们而言,诸葛亮并非什么正义之师,曹魏也不是什么贼逆,双方都是从汉朝这一合法政权消亡后分裂出来的对峙政权,所以无所谓正义与邪恶。谁最后一统天下使百姓休养生息,谁就会被百姓拥戴并接受的政权。因此诸葛亮北伐并不是正义的,当然也不是邪恶的。
    众所周知,蜀汉是三国中最弱小的政权,除蜀中平原外,大部分疆土没有开发,十分贫瘠落后,因此曹魏和孙吴都想吞并它然后两国一较高下。蜀汉若想从三流国家中跃起,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必须扩大其国际影响力,于是加强与二流国家孙吴的联盟便是其确保二弱抗一强的国际局势,赢得一席之地的基本国策。
    在与东吴的外交中,诸葛亮必须保证盟友东吴没有二心,协力抗曹。因此他必须拿出“振奋友邦、威慑敌庭”的姿态,所以要威武自强,以攻图存。如果示弱,则必是弱肉强食的第一牺牲品。因此蜀汉尽管弱小,但没有出现“弱国无外交”的局面。
    另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诸葛亮北伐是与曹魏争夺大中亚区域的影响力。
    在曹魏设立西域长史府的形势下,蜀汉作为汉的继承国(其实历史上蜀汉就叫汉),在争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必须先发制人,从中亚获得利益,补充国力与中原王朝一战。因此从这个战略方向考虑,诸葛亮也必须北伐,这也就是诸葛亮、姜维争夺陇上,切断曹魏陇右与中原之联系的原因。
    五伐时,诸葛亮西上五丈原,司马懿料定诸葛亮出五丈原而率先占据渭水东岸地形,手下将校欢欣鼓舞时,惟独郭淮明查孔明之心,认为诸葛亮此举有真实的远大意图,汉军是谋图北上而非东进,在五丈原以西的陈仓、天水、祁山等地,推进其作战基地,因此汉军必攻北原(今陕西眉县北、渭水北岸)。郭淮对司马懿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三国志·卷二十六》)。请大家注意这句话中,郭淮明确指出诸葛亮切断陇道,分裂曹魏治下之“民、夷”的战略意图,诸葛亮就是要让西域都户府一带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当地汉人脱离曹魏而附庸蜀汉,以此动摇曹魏在西方利益。后来双方确实在北原发生了激战。结果先期陈兵北原的郭淮军击败了抢夺北原的蜀汉先头部队,而诸葛亮也箭退司马懿一万骑兵(详见《水经注》载诸葛亮上武功事),双方形成了战略相持。不久,诸葛亮辞世,雄才大略却不得其时的他饮恨渭水,从此蜀汉再无翻盘机会。司马懿也由衷感叹其“天下奇才”。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诸葛亮空城计的合理性
    单纯视为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的赌博,未免太小看空城计的合理性。
    事先的安排与事后的变化不多考虑,断章取义仅凭焚香弹琴的从容悠情,以管窥天或坐井观天,见识有如瞎人摸象,难以得见全貌。从《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前后文仔细端详,把时间背景及细节过程娓娓道来,方可探知究竟,事实胜于雄辩,而不是猜想可能,或是感觉应该如何。
    诸葛亮在得知街亭及列柳城尽失时,正着手安排北伐军撤兵事宜:所以一开始就安排关兴及张苞各引精兵三千人投往武功山,又令张翼先遣剑阁以备妥归路,再命马岱及姜维殿后准备埋伏,最后移民天水、南安及安定等三郡官吏军民皆入汉中。而诸葛亮亲率五千兵马运粮,这些分拨安排,正是打算撒兵的序列开始。
    可惜总有人错认为诸葛亮只用一座空城打算对抗司马懿,或是讹言成毫无准备之下被迫迎战,事实上诸葛亮在事前的分拨安排,却鲜少人知。事前已有埋伏,才敢布局示疑,这与事前没有准备,赌运气冒险一博的情形迥然不同。老是往司马懿「养敌自保」,或是诸葛亮「冒汗走险」等方面猜测,不如仔细落实事件的「前因后果」,还比较具体根据而不沦于幻想迷惑。
    从火烧新野及博望用水开始,屡被吓得惨败的魏军官兵,在其心目中,诸葛亮是个善用诱兵的奇兵专家。而且魏军亦向来善用诱兵,从早年的濮阳之役诱取吕布,以及官渡之战诱斩文丑等,魏军早知贪饵受诱的下场──壮烈牺牲地重创负伤。诸葛亮高举北伐大旗,集结大军来袭,不管是移动三郡居民或是节度蜀兵诸将的行动,都不会是小活动而不为人所知,纵使司马懿不知蜀兵虚实,也能知悉蜀兵曾有大规模的移动。但是司马懿等魏军在西城跟前所看到的蜀军,却无任何大规规重兵,这些蜀军怎会消失不见呢?移防的蜀军人在何方呢?会不会是埋伏准备袭击呢?是不是诸葛亮打算用少人的诱兵引导魏军入城受死,以诸葛亮为蜀军的最高领导,谁敢掉以轻心看扁?
    司马懿再冒失也要盘算诸葛亮的麾下大将,像关兴、张苞、马岱及魏延等蜀兵诸将,是不是全都聚集在西城等死,还是隐匿在旁,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或是研判蜀兵诸将悉数逃亡,仅剩诸葛亮一人落单,眼中没有蜀兵诸将存在,除非司马懿得意豪赌,自认逮到没有护卫兵团的集团主帅,这若不是运气太好,就是诸葛亮设下陷阱,以诱兵请君入瓮。    司马懿原本不信哨兵报情,亲自探敌求证后,于是采取谨慎的措施。先行后退,再缓徐图:若有埋伏,则顺势引退;若无埋伏,则再兴战事。从司马懿不久又重回西城,盘问当地居民有关蜀军虚实,便可得知司马懿的确有卷土重来的军事行动,并非像有人所说的「魏兵一路吓回长安」。先退一步,保持安全距离,再另谋主意,而非惊吓大逃。
    后来就在武功山的小路,关兴及张苞杀声盈谷,更兼魏军心疑,岂敢久停。曹真本想贪功追杀,不意却半途中伏,被诸葛亮事前所分拨安排的姜维及马岱拦截,不得不引兵鼠窜而还。司马懿若不早退,差点就落得曹真的下场。随着司马懿撤兵暂退,诸葛亮趁机撤回汉中。事先有「分拨安排」,事后有「埋伏交战」,遂使诸葛亮以风声鹤唳的静肃,巧设空城疑计而圈套司马懿。
    正史在裴注引有郭冲三事,谈论诸葛亮空城计。
    裴松之已经就空城计的发生时间、地理位置、攻守形势及礼节尊卑不分等加以驳斥,所以郭冲所言并非事实。光是司马懿人仍为荆州都督(就是周瑜一辈当不到的职位),人在宛城,没空北上街亭与诸葛亮对阵,时空已经不符。  郭冲说司马懿带兵二十万,诸葛亮仅留蜀兵万人,其它余军则交给魏延,司马懿以二十比一的优势,根本不用惧怕。而《三国演义》却说魏军仅有十五万,诸葛亮自身有兵二千五百名,另二千五百名蜀兵暂出,而关兴及张苞各领三千,这里已有一万一千名,还有张翼、姜维及马岱各军未计,若再把街亭战场的王平、魏延、高翔、申耽及申仪等残军计入,还有赵云及邓芝的箕谷疑军合并计算,恐怕兵少的人不是蜀兵。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当初诸葛亮率领大兵三十余万,蜀兵北伐军当初还能惊动魏明帝亲征,军队的规模及实力仍不容小觑。
    按《汉晋春秋》诸葛亮自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也就是蜀兵多于魏兵,而非魏兵多于蜀兵。若是司马懿大军以众凌寡,又何需在意区区万名蜀兵呢?事实上诸葛亮也不是仅带万人就敢北伐,连南征南蛮都不只动用万人,北伐又怎只用万人。司马懿的对象不仅是诸葛亮的直属本队,更应考虑全体北伐大军。 人数再多并非不怕陷阱,战国时长平之役,赵卒虽以四十余万人之众,仍落入秦军包围而挨饿,最后还被迫投降坑杀。汉中一带的山岳地形,满布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及天隙等险要,以石穴丛林等障碍,最怕身陷死地而无逃生余地。山林还不利于魏军骑兵的奔驰,山谷中的关隘其中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险要,兵卒虽多,忽略地形的限制,岂不大意。
    诸葛亮已有大军,兼有地利,司马懿如郭冲所称,虽有二十万,但仍未必占尽上风。而且郭冲最大的失误,就是忽略蜀兵诸将的存在,司马懿屈指可算出北伐诸将的所在,面对只剩诸葛亮一人的军队,除非司马懿目中无人,看不见魏延、高翔、赵云及王平等蜀将。否则司马懿则应推敲这些蜀兵诸将是否正埋伏有以待之,诸葛亮在后来善用诱兵斩杀张合及王双等人,更证明魏兵冒进的下场,自食轻敌的恶果,恐将遭身死败亡之途。
    诸葛亮的空城计,最早不是出现于明清以后的《三国演义》,反而出现于来自于正史陈寿所著《三国志》的附注(郭冲三事),而且后者还比前者不合理。这很讽刺,来自正史的附注不可信,反而虚构的演义面面俱到。
    从魏延之死谈诸葛亮   
    作者:墨滴入溪
    魏延该不该死?人各有其看法,也不必强求一律。从罗老笔下故事的完整性及合理性来讲,魏延该死。其责任自身要负八、九成。《三国志》里则把前因后果写的更让人信服。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依稀可见诸葛亮的身影。
    公元234年秋,垂危之际的诸葛亮自知难以活着回到汉中,预托死后的军事。决定由杨仪暂时指挥全军撤退,而由魏延断后。在这里诸葛亮已经预见到了魏延可能不服从命令,其措施就是尽可能减小因此而造成的损失。至於魏延后来,擅自提前回师并将栈道烧断,几乎置杨仪的蜀军主力于死地,还公然指挥部队进攻杨仪,导致失败被斩,这不是事前所能预见到的,诸葛亮不是神。总之此种内耗,对蜀国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当时诸葛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防患于未然?
    没有必要往前翻的太多。诸葛亮自比管仲,对历史当然不糊涂,更应清楚汉朝的典故。刘邦论建国时说过:我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的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所以取得天下。萧何跟刘邦起事,张良是贵族,就不用再说了,只有韩信例外。其先不过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后为执戟郎,就是到了高祖手下也才混个治粟都尉而已,没办法只好开溜。等到萧何月下追韩信,刘邦被逼无奈拜其为帅时,发现一个最要命的问题,韩信没有任何资格、威望可以服众!甭提将官,连士兵都不认识他是谁,谈何指挥部队打仗?高祖不愧为开国之君,自有其办法。沐浴、斋戒、筑拜将坛,登台拜帅!将威望、权力一并交到韩信手上。以汉王的身份压服全军。才有了西汉二百余年的天下。
    要眼见为实?公元223年刘备白帝城托孤。不论是真心也好,假意也罢,有一点是不容质疑的,那就是不能把蜀给魏、吴,哪怕今后天下不姓刘!因夷陵战败,蜀国危如鹅卵,再经不起任何的损失。避免内耗,团结一致更显得重要了,刘备深知这点。此时的诸葛亮是丞相,已有相当的资历和威信了,足以服众。但刘备还是不放心,当众吩咐诸葛亮: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并写诏书告其子: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坦诚,使蜀汉的群臣百姓上下一心。让诸葛亮全力对外,无后顾之忧
    诸葛亮再怎么也学会了吧。把大权交给何人,诸葛亮心中已有人选。蒋琬是其遗命中指定的治国继承人,但诸葛亮也清楚蒋琬是萧何式的人物。而统军打仗需要的是韩信。杨仪、魏延自身的不足,担当不了这个大任。诸葛亮临死让杨仪指挥全军撤退只是个权宜之计。姜维 才是其所选,故诸葛亮以其才学,倾囊相教。姜维此时身为护军,有一定的资本、声威,就看诸葛亮用什么方式提拔了。若象高祖、先帝一样扶其上马,并送上一程的话,魏延纵使不服气的话,那种内耗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要小的多。等到姜维北伐中原的时候,若有魏延等辅佐的话,就不会孤掌难鸣了。而诸葛亮明知却不为,到底是因为什么?来不及了?怕不是这么回事吧。连司马懿与蜀使谈天仅凭食少事烦一句话都猜出诸葛亮活不长,孔明岂能想不到。
    是因诸葛亮的地位所决定的。皇帝是后主刘禅,天下不是诸葛家的!诸葛亮深知军权的重要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诸葛亮摄一国之政,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武候以坦荡胸怀,立了一代君臣师表。但不能保证别人也如此。姜维后来也做的不差,足见诸葛亮有相当的眼力。但诸葛亮不能代行君事,登台拜帅,把一国之事托与他人。这是蜀国之主刘禅应该做的事情,但刘禅没做!刘禅是一个宽厚之主,却不是个明君。祖上做的、父亲教的,是一样没学会。今天我们只看见了手摇羽扇神采飞扬的诸葛亮,而那时的孔明得处处谨慎,日日思虑。 诸葛亮不是完人,更不是神。周公式的流言可以让其粉身碎骨!诸葛亮以其诚、公,对得起刘备,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他的家人与朋友僚属,也对得起他自己,无愧于生平的抱负。 当一回事后专家,在所有情况都已知下,叩心自问,你能比诸葛亮做的更好,把蜀军平安送回家?
    不见高山,不显平地。诸葛亮可以不是军事家、不是政治家。但就凭其鞠其躬,尽其瘁,出师未捷而身先死,就可名垂华夏。风雨沧桑洗历史,诸葛武候做个正直、智慧、善良的人,终有后人来凭吊。
    诸葛亮为何六出岐山
    作者:张智杰
    诸葛亮骚扰敌人以消耗敌人的战略思想——诸葛亮为何六出岐山
    诸葛亮北伐曹魏之战,是由弱者主动向强者发动的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有争议的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有人认为是妄动干戈;有人觉得是“穷兵黩武”,还有人觉得是自取灭亡。我觉得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诸葛亮北伐并非是妄动干戈,而是待机北伐。如第一次北伐(公元228年春)之机是:魏文帝曹丕病死,曹睿继位后大兴宫殿,百姓有怨言,且司马懿被贬家中;226年 8 月吴国攻打江夏,后又攻打襄阳; 孟达暗中欲起兵投靠蜀国。第二次(公元228年冬)北伐的背景是魏中诈降计,曹休出兵伐吴大败,曹魏大军南下,后防空虚。第三次北伐之机(公元229年春)是:二次北伐刚结束又立刻发动攻击,可收奇袭之效 。正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第四次北伐(公元231年)的背景是:230年曹真大军伐蜀,因大雨等因素折回;同年孙权派兵攻打合肥。第五次北伐(公元234年)之机是233年吴国攻打合肥新城,234年5月孙权应蜀国之约,发兵分三路攻魏。可见,诸葛亮北伐不是乘敌内患(如第一次北伐),就是乘敌无备(如第三次北伐);不是乘敌兵力东下,关中空虚之机(如第二、第四次北伐),就是因与吴国联合出兵、互为犄角之时(如第五次北伐)。更何况,在诸葛亮的指挥下,蜀军山战能力胜过魏军,在山区正面对决胜算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司马懿一直躲在城塞里不肯出战的原因之一)。因此,妄动干戈纯属无稽之谈。
    其次,诸葛亮北伐并非是“穷兵黩武”,而是得到群众的拥护。诸葛亮为谋求统一而进行北伐,符合当时群众的愿望,因此即使连年用兵,北伐没有成功,但百姓仍然信任他、支持他,并没有要他下台。更难能可贵的是,诸葛亮在北伐的同时,善于治国,能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使得蜀国国内井然,出现了“田畴僻,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局面,蜀国人口也从章武元年90万人增加到蜀国灭亡时的94万人(要不是姜维九进中原损失太大,可能会超过百万)。可见,诸葛亮五次北伐、六出岐山是“穷兵黩武”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第三、诸葛亮北伐并非是自取灭亡之道,而是一种扰敌之术,体现了诸葛亮骚扰敌人以消耗敌人的战略思想。
    当时三国之中,蜀国最弱,魏国最强。以弱抗强,失败是正常的,灭亡也是符合常理的。然而,必然之中蕴含着偶然,历史上以弱胜强的例子比比皆是,它们的基本战略大多是先慢慢消耗敌人的实力,等到对方疲惫,露出致命破绽,再一举消灭对方,近如曹操在官渡之战、陆逊在夷陵之役,远似春秋时代吴国孙武伐楚之举。当时,吴国虽然小于楚国,但孙武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扰敌战术不时侵扰楚国边境,使楚国军队疲于奔命,边疆骚动不安;军力、国力损耗严重,最后顺利攻入国都,要不是秦国出兵解救,早就灭亡了。孙吴能够伐楚,诸葛亮为何不能北伐呢?
    所以,诸葛亮北伐骚扰魏国以消耗其军力、国力是完全符合弱国战胜强国的规律,是一种积极的措施。当然,蜀国当时的总兵力只有30万,而魏兵边疆的驻守部队就达20多万,显然派少数兵力进行骚扰是无法震动魏都洛阳的。所以,诸葛亮必须虚张声势,派大军正面出击。蜀国出动大军北伐虽然也会消耗不少物资,但相对来讲,魏国的损失更大。因为诸葛亮有主动优势,准备也比较充分;而曹魏匆忙应战,军资后勤难以妥善,必定会形成浪费;而且诸葛亮善于把战场搬到魏国的领土上,常用魏国的物资、人员去打击魏国。诸葛亮每次北伐大多相隔不久,蜀汉经过一段时间建设准备,尚足以承受;而魏国烦不胜扰、疲于奔命;甚至因不堪其扰,在公元230年主动伐蜀﹝但因大雨等因素无功而返)。可见诸葛亮扰敌战术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诸葛亮北伐不仅是积极的,而且还比较成功:一是通过北伐,表明了汉室正统继承者的立场,既振作了民心士气,又巩固了吴蜀联盟,共同骚扰魏国;还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三国分立,延缓蜀汉灭亡的目的。二是渐渐蚕食对方,创造了有利局势。诸葛亮五次北伐,以蚕食的方法与魏国争夺凉州,不但夺取了土地和资源,更重要得是在当地建立了蜀汉军队的威望,获取了当地人民的心,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当地至今流传着“死诸葛吓跑活仲达”的说法。三是诸葛亮北伐失利往往只是粮草不继所致,不仅不能算败,还取得局部胜利:一出岐山期间, 赵子龙力斩西凉勇将韩德父子五人,智取安定、天水和南安三郡,远近州郡望风而降;还大败曹真与郭淮(魏兵败走十余里,魏将死者极多),大破西羌兵,威震曹魏。后因错用马谡,街亭失守,粮草难继而退;退敌之计竟然是“空城计”,全军而退。二出岐山虽然受阻于郝昭的陈仓,却大败曹真;退兵之时,计斩王双。三出岐山期间,袭取陈仓,破张郃,夺散关,取阴平、武都,大败司马懿,“所得器械、马匹,不计其数”。(后因张苞病死,诸葛亮生病而主动退兵);四出岐山期间,劫寨破曹真,斗阵败仲达,“魏兵十伤六七”。后因司马懿的离间之计被迫撤退,但是退兵增灶,退得神不知鬼不觉,让司马懿也找不到机会。五出岐山期间,大败孙礼,杀得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大胜之际,李严谎报军情,诸葛亮率师回朝;退兵的时候仍然轻松了结了张郃。六出岐山后,差点就成功了,当时火烧上方谷,要不是老天下雨,诸葛亮劲敌司马懿父子早就化为灰烬(因诸葛亮病卒而班师);后来诸葛亮人都已经死了,还骇退了司马懿,顺便算计了谋反的魏延。可见,诸葛亮六出岐山,除第一、二次因败而退外(前者街亭失守,后者陈仓未得),其余四次均在大获全胜后全军而退。四是诸葛亮在北伐期间还为战胜曹魏创造了基本条件:他通过武器装备的技术革新,部分弥补了兵力不足这个劣势。如制作了一弩十发的连弩,使其成为极具威力的远射武器,积极运用火炮,发挥火炮的威力(平南中之乱、火烧上方谷)。他还认真研究后勤保障,部分弥补了粮草不继之虑,如不仅通过收割魏境麦田等措施,就地筹粮,以缩短运输线,保证供给;还发明木牛流马,不仅节省了人力,还提高军粮保证率;并在汉中黄沙和前线敌境屯田,建立粮仓,以利长久之战。若非诸葛亮病死,此法之效恐怕不可估量。
    第四、诸葛亮北伐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是因为他感激放备三顾之恩和白帝托孤之情,又深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前出师表》)之使命。二是因为当时“天下三分,魏国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而已”(《三国志·刘晔传》裴注引《傅子》),当时,魏国的土地四倍于蜀,人口五倍于蜀;蜀汉只据有益州一隅,人口不到百万,而且“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和平竞争只能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以攻为守(“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不如伐之?”《后出师表》)。三是夷陵战后不久,蜀国人才凋零,后继乏人,出现了“蜀中 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危险局面。诸葛亮看到了这个潜在的危险性,故他在《后出师表》中说:“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兰、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又说:“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时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矣”;而曹魏地处中原,人才层出不穷,前赴后继,无断层之忧,如司马懿机权干略,不在诸葛亮之下;郭淮、司马司、司马昭、钟会、邓艾等,其才略均不亚于蜀汉末期蜀汉的灵魂姜维(这也许就是诸葛亮“六出岐山”的最大苦衷吧)。四是因为要树立威望,凝聚蜀汉人心。 若不北伐,人们的正统思想将逐渐淡化为零,凝聚力、向心力也将变得更弱。
    第五、诸葛亮北伐并非没有取得成功的可能。中国古代战争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战略格局的改变往往在于某个重要战役的胜败,如前秦与东晋淝水之战。当时秦王符坚先后灭掉前燕、代、前梁等割据国,统一了黄河流域;又于公元373年攻占了东晋的梁(今陕西汉中)、益(今四川成都)二州,将势力扩展到长江和汉水上游,大有一统天下之势。公元383年8月,符坚亲率大军90万南下灭晋,结果大败而归;北方暂时统一的局面也随之解体。袁曹官度之战也是如此,当时,袁绍拥兵数十万,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幽、冀、青、并等州郡,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曹操虽然占领了黄河以南的衮、豫、徐等州郡,并把汉献帝接到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但曹操只有数万兵马,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易攻难守,且后方很不巩固,荆州的刘表、江东的孙策、南阳的张绣仍与曹操为敌。总体作战形势利袁而不利曹。然而,官渡一战,袁军大败,袁、曹共同割据北方的局面彻底改变,曹操因而迅速统一了北方。赤壁之战更不用说了,战前,曹操统一天下似乎成为定势;战后,三国分立了几十年。可见,胜败乃兵家常事,而战略格局的改变往往就决定于某些“常事”之中。因此,灭魏虽然困难重重,但以诸葛亮之足智多谋,灭魏也并非不可能。
    总之,诸葛亮“六出岐山,北伐中原”不是所谓的妄动干戈,也不是“穷兵黩武”,更不是自取灭亡,而是他隆中对战略思想遭到致命性打击后的一种无奈而正确的选择,符合弱国战胜强国的规律。这种骚扰敌人以消耗敌人的战略思想不仅是积极的,还是一种很有效、较成功的战略。当然,他的这种战略思想并非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成功的,如姜维九进中原就无法胜利。原因有四,一是姜维原是魏国人,在蜀国没有绝对的权威,败则大家攻击,胜则遭到怀疑;二是姜维没有诸葛亮足智多谋,诸葛亮是把战场移到对方领土上打,而且大多是取得局部胜利而归;三是姜维所遇到的对手非常强。首先是司马昭兄弟;接着便是邓艾和钟会。因此,北伐以扰敌的战略思想由诸葛亮来实施是成功的,而由姜维来实施则无法达到目的。
    诸葛亮的用人   
    作者:真·服部半藏
    我个人认为诸葛亮在看才方面,择才方面,用才方面比刘备差的很远,他观人,用人之术并不高明,从对马谡的任用(最有希望的反攻)到对魏延和杨仪的搭配(牺牲了蜀汉的一员大将),姜维的选拔和任用(诸葛亮没有为他营造一个好的政治环境)等都可以看出。几次决定蜀汉命运大问题上的用人,调配上都有明显的失误。
    但是我认为诸葛亮在人才这个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细心培养人才,他在养才方面确实有超人的一面,可是为什么在刘备时期费,蒋,董并不突出,我认为是当时蜀汉正是人才济济的时候,文有法正,诸葛亮,武有关,张,魏延。所以没有特别让他们突现,而在法正的早死,和彝陵战后,蜀汉的精锐损失很大后。这个局势出现,诸葛亮就从刘备遗留的人才中选拔他认为可以委以重任的人才,所以诸葛亮刻意培养费,蒋,董他们。我仔细看诸葛兄的文章,在这个阶段,诸葛亮并没有发现新的可以重用的人才。为什么哪?我认为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诸葛亮为了政治的需要,对蜀中人才的选拔上有意控制,压抑蜀中的势力。对荆州人才要刻意培养。以平衡和抵消彝陵战后,在政权上的不平衡的力量。这个我在诸葛亮择人之难中写明了。二是,诸葛亮在择才上面,面临的压力很大,他的责任太重(刘备的托孤,蜀汉的兴亡,汉室的中兴),所以总希望把所有问题往自己的身上揽,所以在择人方面慎之又慎,生怕最出差错,导致危险的局面。不过当时的蜀汉的确处于风雨摇动的时期,一个不慎就有可能造成内乱。这样的态度也可以理解。
    呵呵,总之诸葛亮的看人,择人,用人的方法,我上面说了,由于大环境,就是彝陵战后,蜀汉动荡的时期,内忧外患,他用老人,培养人才,谨慎选才,并无过错。但是当蜀汉安定后,诸葛亮依然这样选人才,这就是他的失误。(虽然诸葛亮弥补的很快,马上就选了一个姜维,可惜太少了)我认为用人要根据当时的形,势,情来用,刘备和曹操在乱世的情况下看人,择人,用人都超越了汉的用人之法,所以可以成功。而诸葛亮在内忧外患的时候权衡用人也是对的。但形势不同,而不同就要更改用人之法。一味的因循守旧,就会导致国家的衰落。
    
    评价诸葛亮诸葛亮的政治主张   
    作者:赵顺平[选摘]
    诸葛亮是我国两千年封建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这个观点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首先,我想谈谈自己对诸葛亮的政治主张的看法。这方面有人认为诸葛亮是“外法内儒”,因为他是在“用法的目的实现儒”;好象马乡兄认为诸葛亮是“外法内儒”,或者说是“法儒结合”。我个人是同意马乡兄的看法的,不过还想补充一点,我们看诸葛亮的政治主张的时候,应该明白封建社会中士人的思想,常常会因为所要处理的问题不同而发生变化。诸葛亮认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体现了他在自身修养上所持的道家思想,这一点对于蜀国其他官员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忠于汉室,要求统一,这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这是和道家完全不同的;他教后主“申、韩、管子”,自己又以法制国,显然在这方面信奉的是法家思想。可以说,诸葛亮将几种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蜀国进行了治理,也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作为诸葛亮政治上一大亮点的平南及其后制定的南中政策。基本上来说,后人都是表示钦佩与赞赏的,这些看法主要来源于三句话。一、诸葛亮平南采用的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①的方法;二、诸葛亮平南之后采取的管理方法是“不留兵,不运粮”;三、南中人民感服蜀汉政权的恩威,“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南中人民是否真的“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呢?平南之后,南中人民的反抗有记载很多,规模最大的就是建兴十一年,耆率刘胄的反抗了。都是在平南之后,诸葛亮卒之前发生的南中之乱。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平南之后,南中人民的反抗是接二连三的,而且蜀汉政府对于这种反抗的方法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武力镇压。而“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闻而善之。”表明,诸葛亮是支持此一方式的,考虑到其在蜀汉的领导地位,应该说此一方式的制定者就是诸葛亮本人。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平南之后发生反乱的参与者,全部都是少数民族。可以了解的是,诸葛亮对南中汉人大姓采取的是扶持政策,对于当地的少数民族,则采取愚弄、剥削和武力镇压的方法。
    须知南中少数民族的人民,在诸葛亮南征以前是没有税赋负担的。谯周言道“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偪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其中的“兵势偪之”、“ 供出官赋”、“取以给兵”已经把蜀汉的南中政策讲的非常清楚了。而这种政策带来的后果就是南中人民“以为愁怨”,已经是“患国之人”了。
    我们看蜀汉之南中政策的时候,要知道的是无论诸葛亮个人如何英明睿智,他都不可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阶级所加诸于自身的局限性。一个人物的历史形象和文化形象两者可以并存,而且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遗产,但是千万不能将这二者混为一谈。
    
    正确评价诸葛亮   
    作者:桂江一中 206班 陈婕君
    诸葛亮被《三国演义》大为美化后,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智的化身。但最近,批评诸葛亮的人越来越多,说他“不足以言智”。对词,我觉得应该对诸葛亮作出正确的评价。 虽说诸葛亮用兵如神,但他毕竟不是神,因此他当然有缺点,而最主要的缺点是出在人事问题上。尤其是他对魏延的看法。魏延向刘备投降,诸葛亮居然根据骨相说他久后必反,这多么荒唐。虽然孔明未能杀死魏延,却对魏延抱有成见,认为他不忠不义。然而魏延是否如此呢?其实不然。虽然魏延不断被孔明排斥,却仍中心地效劳与蜀国,屡建奇功:斩王双,战张颌等都足以证明魏延是个不可忽视的人才。孔明最错的是在毫无根据之下,留下锦囊杀死了魏延。诸葛亮在人事上的失误还有让马谡守街亭,导致第一次北伐中原失败、关羽守荆州的失误,从某种意义上是诸葛亮一手造成的。在识人方面,刘备明显比孔明胜一筹.
    当然,诸葛亮也是有许多优点的。刘备三顾茅庐后,说“如鱼得水”。这说明诸葛亮的确是个奇才。诸葛亮能严守军事机密,攻其不备。而且他办事很具有深谋远虑。诸葛亮让刘琦守江夏,其实是为了实施自己的战略思想。因为诸葛亮知道,新野小城,终不能长驻。他让刘琦守江夏,其目的不但要救刘琦,而且为后来躲避曹军奠定了退守的路。还有在安排刘备去东吴招亲时,孔明留下的三个锦囊,使刘备平安回到了荆州。还有一点,也是诸葛亮最妙的战斗策略:让关羽于华容道放走曹操。为什么说他妙呢?杀掉曹操不是很好吗?其实不然。假如在华容道上杀了曹操,孙权就回趁机占领北方,孙权势力大了,刘备就没有了安身之地,更别谈什么三国鼎立,复兴汉室了。因此孔明一方面让关羽放走曹操,落个人情,另一个方面就是让曹操抑制孙权,这说明孔明真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再者,诸葛亮不打无准备之战,他知己知彼,能巧妙对对方心理及天气季节的情况作出不同的计策,如“骂死王司徒”、“破西羌兵”、“巧借东风”等。
    有些人言孔明不具有将略之才,那么试问一下,孔明没有军事才能,如果助刘备入川,如何北伐中原?还有甚者居然批评《出师表》是垃圾。首先《出师表》中文字慷慨激昂,激励后辈子孙,其次它反映了当时蜀中人们的思想,假如说它是封建时期的垃圾,这只能说现在与当时时代不同,人们的思想也不同,因此我们要评价事物时,主要考虑的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期望。诸葛亮当时提出北伐中原,与人们统一中国的思想相符合,因此孔明的行动深受人们表扬。因此,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要从不同角度正确分析,不能就一些错误而全面否决他在当时的领导才能。曹操不是曾经大败于赤壁,大败于汉中吗?但人们还是认为他是乱世之英杰。那人们也不能为孔明的一点错误而说他不足以言智。
    总其上述,诸葛亮的政治才能无以伦比,军事才能也有很高造诣,不过还是比其政治才能略逊一筹。因此陈寿评价诸葛亮“治戎为长,将略为短”是即正确又谨慎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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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治国思想溯源

诸葛亮的思想与理想主义的儒家学说,与虚无主义的黄老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精于治国,疏于治道;长于理智,短于理性,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功利性,为实用主义的典范,是对齐文化体系的继承和发扬。在此,特从地理学、心理学的角度,理清诸葛亮与齐文化的关系,对诸葛亮治国思想的渊源,做一浅显的探讨,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诸葛亮祖籍汉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省沂南县砖埠乡),阳都古为东夷之地,周武王“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分封诸侯一百七十余国,阳都处于齐、鲁、莒之间,国名无考,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弱肉强食,阳都属莒,公元前431年,楚国在吞并了费、郊之后,一举灭莒,对齐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前412—前386年,齐国连续发动了夺取鲁地、向南拓展的战争,以抗衡楚国,《续山东考古录》中考证:这时的“沂州府之莒州、沂水、日照、费县之南境, 皆入齐境。”已出土的齐国货币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如1957年临沂兰山区水田村出土的37枚齐刀币,1978年临沂城内原地区粮食局门外出土的齐刀币11枚,1989年3月兰山区大城后村出土的齐刀币2100枚等等,表明齐国的势力已到达钙河以北,南涑河以东的广大区域,阳都当属齐国无误。从此被纳入了齐国的版图。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思想学术界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时代,长期的封建分疆,造成了地域上的割裂,形成了文化上的差异,使各地文化具有了自己的传统,齐文化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定型于齐国稷下,依据齐国开国君主姜尚;“囚其俗,简其礼”的建国方针,兼收并举,造就了其开放型的特点。“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土治之不贯,此其所长也。” 《汉书.艺文志》。 公元前284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燕联合韩、赵、魏、秦、楚,以乐毅为主帅,大举伐齐,攻占齐国除“莒”、“即墨”之外的七十余城。齐国的思想文化中心被迫东迁,莒地有聿成为了保存齐文化的最后堡垒。

前221年秦灭六国,设天下为三十六郡, “莒”地(包括阳都、诸城一带)属琅琊郡。秦始皇为了实施“书同文,丰同轨”的统一政策,加强思想言论的控制,于前213年“焚书坑儒”,这对民间文化无疑是一场劫难。但秦始皇只是要消灭文化差异,并非要消灭学术,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明确指出:“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夫政斯焚书之意,但愚民自智,非欲自愚。”齐地的博士见于史书的就有淳于越、卢敖等人;加之秦王朝的短命,焚书之令贯彻的很不彻底,许多民间的诗、书、百家语被藏匿了起来,如孔子壁中书;还有一点,莒地一带地处边捶,统治相对薄弱,如卢敖得罪了秦始皇,隐居在琅琊郡的诸县故山,秦始皇就没有寻找到。上述一切都加大了齐文化存留的机会,使之文化传流不至于断绝。

前202年刘邦灭楚兴汉,在行政区划上实行州、郡、县和诸侯国并存的制度,以战国齐楚分界为边界,以南分封其弟刘交为楚国,以北分封其长子刘肥为齐国,阳都为齐国领地。不久,汉惠帝取消了焚书令,各种文化潮流按照它固有的传统,重新滋延开来,这从临沂地区出土的汉初榆荚半两中可以看出,楚地出土的以中穿、较厚、隐起模糊的大篆字体为主,齐地出土的以广穿,薄片,小篆字体为主,应当与齐楚两诸侯国的不同文化有关。

前164年,汉孝文帝将齐国一分为七,在原战国莒地新设城阳国,阳都为城阳国所辖。西汉实行郡国制,郡直接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控制,而诸侯国的王位则是世袭的。诸侯王全权负责本国的税收、防务,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具有很大的自主性、随意性。
汉武帝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对齐文化的冲击并不是太大,这是因为汉武帝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方式,“废黜百家”主要是针对乱国政“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独尊儒术”只是表现在选官取士方面,这项政策的提倡者董仲舒本身就是齐文化的传人,而郡国对这一政策的执行,在力度上是有差别的。1972年长沙马土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竹简,与1974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入土时间同在“废黜百家”之后,却代表了齐楚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反映了地域文化上的差别。

王莽篡汉,宣告了儒家理想主义的失败。公元17——18年,“莒”地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二次围莒不下,转向中原,临沂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免遭了战争的涂炭,公元32年,汉光武帝刘秀平定了城阳国的“新朝,割据政权,将城阳国并入琅琊郡,至汉终了。这一时期,学术界出现了大范围的对儒家思想的反思,思想文化政策进一步宽松,齐文化以它原有的姿态,继续发挥着它的影响和作用。


所谓齐文化,是指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民的独特生活方式和对生活的理解,而我们现在只能从现有的文献、遗迹、文物等方面进行把握,1974年4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先秦古籍及古佚书竹简5000余枚,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曹氏阴阳》等,其中《守法守令十三篇》为文献汇编,收集了《管子》、《墨子》、《尉缭子》等人的著作片断。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内容集中再现了齐文化的特征。

一是管晏的传统。管仲、晏婴均为齐国重臣,其思想对齐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二是兵家的传统。《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虽曾在吴国做官,却是土生土长的齐国人;《孙膑兵法》的作者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齐国的大臣,研究兵法当为家传;《尉缭子》的作者,李学勤先生考证:“或说也是齐人。” 《六韬》又称《太公兵法》,李学勤先生认为:“可能也出于齐人。”三是齐化了的儒墨传统。《守法守令十三篇》中的《守法》近似于墨子的《备城门》及《号令》等篇,是齐人依据《墨子》进行的一种再创造,就如齐人公羊高诠释的《春秋》一样。四是阴阳五行传统,如《曹氏阴阳》。银雀山汉墓竹简代表了战国到汉初齐文化的传统,反映着齐文化在西汉前半期的面貌。

生于齐地,长于齐文化圈的诸葛亮先祖,不能不受这种“场”的作用。
关于诸葛亮的身世,应劭《风俗通》、韦曜《吴书》中介绍:“秦未有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以为氏焉。”“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
诸县为秦博士卢敖隐居之地,诸葛亮先祖封侯之时,距秦灭亡不过二十余年,一为一县之长,一为大学问家,两人不可能不交往。卢敖又称卢生,所治当为齐学,诸葛亮家族不会舍近求远,不求其传授文化。诸葛侯子孙后由诸县迁徙阳都,郡国相邻,两地相距不足一百公里,而阳都距银雀山汉墓又不到三十公里,这也旁证了诸葛家族所习的当为齐文化。

汉宣帝之时,诸葛亮先祖诸葛丰以文才出仕,范蔚宗《后汉书》载:“诸葛丰,字少季,琅琊人也。以明经为文学,名特立刚直。”汉代选拔优秀人才有三种名目,那就是明法、明经、道德。明经不能狭义的理解为通晓儒家的五经六艺。《通考.选举考》记载了西汉末的一次明经选拔,其中说:“孝平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这样诸葛丰以齐学为明经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在诸葛丰的作为中,也不难看出齐文化的烙印,他刺举无所避,冒死上谏,无疑是受晏子“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街伞”的影响。
战国降至两汉,为了经邦国,干利禄,家人一人习经,遂传子孙,成为世学的屡见不鲜。诸葛家族传习齐学,居住环境稳定,未受大的动荡的波及,应该是承传有序,后继有人。韦曜《吴书》记载:诸葛亮的哥哥“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也反证了诸葛亮的家学与国学是不一样的。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自出生至十八岁,是人的思想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诸葛亮南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十五岁,一说是在十三岁。无论如何,诸葛亮思想性格骨架的形成都是在阳都,从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中,可以看出其对齐文化的深深眷恋。
诸葛亮自幼受齐文化的薰陶,而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家乡的先贤管仲、晏婴,以至于诸葛亮自己经常以管、晏自比,这在《诸葛亮文集》中比较明显的反映了出来。《国语.齐语》记载鲍叔牙评价管仲说:“治国家不失其柄,”我不如他;诸葛亮《杂言》中则说:“吾心有称,不能为人作轻重。”鲍叔牙说管仲:“执桴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我不如他。诸葛亮《与先帝论刘巴》则说:“若提桴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 当与人之议耳。”
《史记,管晏列传》评说晏婴:“既相齐,食不重妾不衣帛。”诸葛亮《又与李严书》中说:“今蓄财无余,妄无副服。”对晏婴的“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诸葛亮更是融会贯通,他的《街亭自贬疏》、《与群下教》等篇就反映了这个主题。
诸葛亮长于乱世之秋,受任危难之际,以天下为己任,戎马一生。其治国思想的基本线索就是管晏的“富国强兵,争霸中原。”
在治国方略上,他充分的汲取了齐文化的传统营养,兼收并举,为我所用。

[一]审时度势,以权济变
兵家对诸葛亮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以至于《将苑》一书,被南宋认为“考五十篇内之文,大都窃取利、子之书而附以迁陋之言。”诸葛亮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思想家,他面对复杂的局势,每天都要应付处理,没有时间遣词造句,关键得足他把握住了兵家的灵魂。那就是:审时度势,以权济变。
对于“时”与“势”,《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中都有论述,诸葛亮深刻的了解:“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所以,他把“知己知彼”,“因势而动”作为了毕生的工作方法。如《隆中对》中,对天下三分形式的正确分析,奠定了蜀国立国的基础;《绝盟好议》,“应权通变,弘思远益。”团结了盟友,解除了东顾之忧,为北伐争取了时间,赢得了回旋余地;《答法正书》,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失为上策。
对“权”的运用,诸葛亮的作风与《六韬》里的“慎谋,用财”是一脉相成的。“诸葛一生惟谨慎,”他十分注重运筹,多次强调:“计谋与密”,“思近虑远”。至于用财,他与《六韬》里讲的“农不失时,” “薄赋敛”的思想完全吻合。

[二]忠信爱民,节俭力行
管晏学说“以人为本,”亲忠为上,提倡节俭力行。管子认为:“夫霸主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晏婴说:“诚于爱民,果于行善,天下怀其德,而归其义。”诸葛亮身有体会,一生“约已爱民”,面对残酷的战争,诸葛亮认为:“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 《谢贺者》
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管子认为:“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诸葛亮进一步发挥说:“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 《治人》
爱民亲忠是管晏学说之中对一个政治家的基本要求。晏婴强调:“事君忠,无悔往辞。”诸葛亮则认为:“人之忠,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并做到“许先帝以驱驰,” “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管晏忠君爱民,克守节俭,晏子说:“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诸葛亮《临终遗表》则是彻头彻尾的贯彻了这种精神。

[三]从谏如流,举贤官能
晏子倡导“中听任贤”,反对“愎谏傲贤”。认为:“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上,不强其拙。”只有举贤官能,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诸葛亮全盘的接受了这种思想,认为:“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这样才能做三军的统帅。“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诸葛亮最忧虑的是蜀地民贫国疲,人才难得而易失,以至于事必躬亲,一部诸葛亮集,相当大的篇幅都在谈论人才,评价人才,举荐人才。 “举直措诸枉”耗费了诸葛亮木量精力,也正是由于诸葛亮的求贤若渴,知人善任,才能使蜀国以一州之地与曹操、孙权抗鼎中原。

[四]申明赏罚,加强法治
管子之学杂糅了礼治与法治,偏重于法治。“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又说:贵于得齐,……齐之不得则治难行,”“法不一,者不祥。”
诸葛亮对管子学说的实质,心领神会并有所发展。他在回答法正时说道:“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并告诫刘禅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法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行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为了实施以法治国,诸葛亮制定了《蜀科》,并源于管子“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引中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执法肃然,赏罚有信。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贬三等,可谓杀一人而威震三军,其义自明。
齐文化对诸葛亮熏陶之深,影响之大,反映在诸葛亮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许多人的共识,在此只能提纲携领理清些头绪和线索,详细的剖析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无须赘述。
总之,诸葛亮是齐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齐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完全融合前的集大成者,他的治国思想是齐文化的结晶,在政治上,是爱国主义的;在哲学上,是实用主义的;在方法上,是民族主义的;在实践上,体现为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的中华美德。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作者:高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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