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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 诸葛亮



    ⌒●o●⌒ 宣传诸葛亮和伏羲,希望能够寻访诸葛亮和伏羲的足迹是我的愿望! ⌒●o●⌒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会记录下我们的所见所闻、点滴感受。不定期奉献给大家!
 
    关于诸葛亮的隐居地和“三顾茅庐”的故事。据我所查资料,有2个比较影响大的说法。诸葛亮27岁时,刘备“三顾茅庐”的时间是一致的,但是究竟是发生在哪里?是襄阳隆中,还是南阳[《前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南阳”],没有定论。又有陕西汉中的勉县武侯祠乃天下第一武侯祠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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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初三课本里在第23课《隆中对》中,对隆中的解释是:‘隆中,地名,现在湖北襄樊。’第24课《出师表》中,对南阳的解释是:‘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东汉时属南阳郡。’引发了一场‘诸葛亮隐居襄阳隆中?南阳?’讨论。新华网的网上文章是:诸葛亮隐居地的“南阳襄阳之争”无定论 2003.08.26 补充
    同样关于伏羲出生时间的问题也有2个说法,[一说正月十六为伏羲诞辰,也有说是农历五月十三日]这个固然太久远,也有神话的色彩。但是关于画八卦也2个画卦台。一说是在天水市,一说是在淮阳。
    
    感谢汪洋、刘斌和韩雪的来信,就一些问题进行探讨。2003.08.14

    
诸葛亮之谜

十年躬耕磨一剑--诸葛亮隐居之谜

    南阳武侯祠,又名诸葛庵,位于南阳市西南的卧龙岗上。它是古人为纪念三国时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诸葛亮而修建的一所祠堂。

  卧龙之地龙潜渊

  “诸葛大名垂宇宙”,翻开中国历史,南阳人所谓的“智圣”――诸葛亮占据着辉煌一页,在民间,他是智慧的化身、是忠诚的典范,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千百年来,流传下来他很多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三顾茅庐”和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故事。此刻,展现在我面前的这座宏伟的建筑群,就是著名的南阳武侯祠。
  站在山门之前,看山门右侧的“卧龙岗”三个大字,心中想像着诸葛亮躬耕于此的原貌。随着南阳城市的发展,如今这里已成为南阳市区的一部分,除了山门高起,还留有一些高冈的感觉外,实在找不出什么山林隐逸之意。只是从远处看来,那郁郁葱葱的林木,与水泥构建的“城市丛林”才有了些不同。有时我想,当年的诸葛孔明,没有如此的“排场”吧!人处一庐,家有数口,躬耕之地,十多亩而已,当年的诸葛草庐,如今却成了占地200余亩,大殿林立,庙堂众多的武侯祠,后人对诸葛亮的推崇,可谓多也,似乎非如此,不能显武侯之英名!

  琅琊诸葛多俊杰

  诸葛亮,字孔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在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的一个官吏之家。据说其出生时,窗外即将放亮发明,其父便为之名曰“亮”,字孔明。
  关于诸葛亮的家世,应劭《风俗通》、韦曜《吴书》中曾说:“秦末有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以为氏焉。”“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
  《诸城县志》载:“诸葛亮先世诸(县)人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言:“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三国志·吴书·后主传》裴注引《魏略》云:“禅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以寡人。’”《三国志·蜀书·诸葛瞻传》云:“每朝廷有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但百姓皆传相告:葛氏之所为也。”这些足以证实诸葛氏本为葛姓。
  不过,再往上追溯,我也能和葛姓以及这位卧龙先生拉上那么一点儿关系。我老家在许昌长葛,这里曾是上古之时葛天氏部落的族居之地,葛姓即为葛天氏后裔。上古葛天氏之“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熙熙然自治也”。在葛天氏治理下的和谐部落,被古人称为理想中的自然、淳朴之世。这还是一个善于舞蹈的部落,《吕氏春秋》中记载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就连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也自谓为“葛天氏之民”,可见与古人拉关系,不是我的专利。
  葛天氏之后有葛伯,为夏代葛国君主,因放纵无道,被商汤杀掉。“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葛亡之后,葛国后裔便以国为姓,传至秦末,有陈胜将军葛婴,有功被诛,至汉文帝时被追录为诸县侯,其子孙迁移至阳都时,为与阳都当地的葛姓相区别,就使用了“诸葛”这个复姓。
  诸葛氏是琅琊郡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是汉司隶校尉,见“不奉法度”者,即严惩不贷。他曾上书汉元帝,表达其“不待时而断奸臣之守,悬于都市,编书其罪”的决心,并痛斥“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的小人之举。他这种人品和气质,对诸葛氏家族影响很大。诸葛亮的父亲诸葛 在东汉末年作过泰山郡丞(相当于先现在的副市长)。诸葛亮少年丧父,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
  诸葛亮一家在曹操与陶谦的大战中失散。当时比较安定的地方,一个是江东孙权的属地,一个是淮南袁术的地盘。哥哥诸葛瑾带着继母一起跑到江东,后经由孙权的姐夫弘咨推荐,与鲁肃一起在孙权身边做了一名宾客,而诸葛玄则带着子侄等投奔了淮南袁术。诸葛玄是袁术称帝后任命的“伪豫章太守”,还未等他到任,东汉朝廷任命的豫章太守朱皓已经到任,诸葛玄不得已,便去襄阳投奔他的故交荆州牧刘表。但刘表“心多疑忌”,且与袁术为争南阳多次激战,因此对诸葛玄的到来颇多猜疑。不久,诸葛玄在郁郁之中病逝(《献帝春秋》说诸葛玄死于建安二年正月),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失去了生活依靠,后来便离开襄阳,北行于南阳卧龙冈定居,靠耕田种地维持生计。
  与此同时,诸葛亮在徐州还有个从弟诸葛诞,在魏国享有盛名。诸葛诸昆仲之中,诸葛亮、诸葛瑾及诸葛诞在《世说新语·品藻》中有“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的评价。“家兄江东闻,从弟中原达”,但诸葛亮却在南阳卧龙冈上躬耕陇亩,“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的通达,真是不同凡响;他的志向,也非常人可及。

  八年居此南阳安

  曾有人说,东汉末年南阳是曹操的势力范围,诸葛亮隐居于此,如何不惧兵火战乱。即便是诸葛亮居此无恙,但刘备与曹操却是冤家对头,他怎么也不可能到敌占区的南阳三请诸葛亮,这无异于蹈虎狼之穴或者说自投罗网。事实真的如此吗?
  建安二年(197年)从父诸葛玄死后,17岁的诸葛亮只好离开襄阳,在南阳卧龙冈躬耕自食,与烟波钓徒为伍,直到建安十二年(207年)才出仕于刘备。在这十年时间里,干戈扰,兵火连绵,南阳自然也不是一片弦歌不辍的乐土。建安元年(196年)军阀张济自关中来到南阳,未几死去,由其侄张绣带领其众,屯驻宛城。翌年正月,曹操击张绣至宛,张绣投降,旋因曹操强纳张济之妻,张绣举兵复叛,被曹操击败后,逃奔于穰(河南邓县境),与刘表合势。这年冬,曹操再次南征至宛。建安三年(198年)三月,曹操围张绣于穰地,四月,“田丰劝绍(即袁绍)袭许(河南许昌),操解穰围而回”。五月,破张绣、刘表联军于安众(河南镇平东南)。建安四年(199年)冬十一月,张绣皈依曹操,跟随他北上攻打袁绍。袁绍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军阀,曹操不得不兔搏狮子,全力以赴,因而未遑他顾,盘踞于荆州的刘表趁机攫取了南阳。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破袁术于官渡(河南中牟)。六年,曹操击刘备于汝南(河南息县)。刘备投奔刘表,刘表“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河南新野)”。七年,曹操击袁绍子袁谭、袁尚于黎阳(河南浚县),“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河南叶县)”。叶县当时属南阳郡管辖,在南阳以北200里之遥,可见南阳已在刘表掌握之中,建安八年(203年)八月,曹操“征刘表,军西平”。
  西平在南阳东北数百里,揆诸情理,曹操攻打远在荆州的刘表,至少应把兵力部署在南阳以南至汉水北岸地区,而他只到了西平,联系他前几次攻打张绣均是到宛、至穰的情况看,足以证明南阳周围已为刘表所控制,他无法前进,才军于西平的。从此之后,他有好几年未再征伐刘表。
  一直到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才总戎南征。适逢刘表病故,九月,他到达新野,刘表之子刘琮投降,曹操顺利进军江陵(湖北江陵)。从曹操的活动日程可知,自建安四年张绣归降后,曹操四处出征,戎马倥偬,先是破袁绍,接着又攻打袁尚、袁谭,建安十二年又北征乌桓,到这年年底,北方才告平定,其中虽一度攻打刘表,驻到西平便返旆(p èi)而还,直到建安十三年八月,才腾出手来,再次南征刘表。
  从建安四年至十二年这八年时间里,曹操忙于征伐,对南阳实在是有心无力,距南阳最近的刘表,当时“从容自保,境内无事”,趁机问鼎南阳,怎能说南阳一直是曹操的势力范围呢?

  诸葛何时离襄阳

  诸葛亮在其叔父病殁时才17岁,尚不到弱冠之年。刘表与诸葛玄是旧交,本应照拂朋友之子,何况他当时手握节钺,生杀予夺,皆可自专,安排诸葛亮在自己幕下供职,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刘表到底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后来诸葛亮娶襄阳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其岳母与刘表的后妇蔡氏是同胞姐妹,刘表是诸葛亮妻黄氏的姨父,刘表子刘琮又娶蔡氏侄女,诸葛亮之妻与刘表之子又是表兄妹,即使有这种背景,刘表仍然不能任用。
  刘表在东汉末年是以“八顾”之一著称的,但他心胸狭窄,“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因此,怀才抱艺之士,多弃他而去。如“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别驾韩嵩探查曹操虚实,刘表反疑韩嵩通敌,欲杀韩嵩,赖其妻蔡氏说项,才囚而不诛;祢衡为当时名士,刘表不能用,便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结果为黄祖所杀。又如庞统、马良、马谡、杨仪、杨等,后来都成了刘备的谋士或战将。
  刘表并不是不尊重人才,也不是不想得到人才,而是他太注重已经成名的大家,不屑于那些崭露头角的“小荷”,这就导致了人才群在他眼皮子底下,他却视而不见的情况。当时襄阳有一大批“杰出青年”:诸葛亮、庞统、徐庶、孟公威、石广元等,当时都很年轻,也都没什么名气,因此根本就不在刘表视野之中。   诸葛亮对刘表没有过多的直接评论。他在《草庐对》中曾对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其主”应指刘表,这里即蕴含着诸葛亮对刘表的评价。诸葛亮对刘表的看法,当然应是他自己多年观察的结果,但也不排除庞德公(庞统的叔叔)、司马徽(诸葛亮的老师)等人对他的影响。在《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徽别传》中说:“徽字德操,颍川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除庞德公、司马徽之外,裴潜、杜袭、和洽对刘表也有贬词:“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裴潜语)“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阽危,必有谗慝(t è)间其中者。”(和洽语)
  诸葛亮一生谨慎,尤其在择主的问题上,他有着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具有雄才大略、审时度势、礼贤下士、“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一代英主。刘表居安自保,充其量是个据守一方的军阀而已,诸葛亮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前途、命运,特别是自己的政治抱负,寄托给这样一个人呢?历史注定刘表不会用诸葛,诸葛也不会选择刘表。于是,诸葛亮选择了离开襄阳,时间很可能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左右,这个时候,南阳已经结束战乱,安定下来。
  他这一走,却给后世走出了许多纷争,许多纠葛。
  2002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六册第五单元,节选了两篇关于诸葛亮的古文:一是《隆中对》,二是《出师表》,如此集中地反映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在解放后的教材中还是第一次。可是,在教材使用中,人们却发现了许多问题。
  首先,《隆中对》的题解中注明:“隆中,山名,在现在的襄樊。”这倒不错。其次,在《出师表》中对“躬耕于南阳”的解释是:“南阳,郡名,在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这倒让人纳闷了:湖北的襄阳在汉代属南郡,与南郡一水之隔的南阳郡辖37县,是并立的两个郡,南阳什么时候到南郡去了?第三,教材前边的彩页上,上边是岳飞书写的《前出师表》,下边是隆中的武侯祠牌坊,给人的感觉是岳飞书写《前出师表》是在隆中所为。岳飞在南阳武侯祠一气呵成的书法名篇《前出师表》,这可是没有争议的!更见“技巧”的是岳飞的这篇书法有头有尾,就是没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话,因为这是诸葛亮说的,如果有了这句话,躬耕地的“隆中说”岂不是动摇了?把这三处联系起来看,似乎存在一条明显的逻辑推理:《隆中对》应是在隆中的谈话(其实应该是《草庐对》),南阳又在襄阳,岳飞书法《前出师表》和古隆中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似乎真的是千古铁案了。
  正当人们对国家颁布的通用教材何以出现如此错误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时,2003年7月18日《襄樊晚报》刊发了该报记者释喻的文章——《〈隆中对〉复出的背后》,该文用五个部分(起源、提案、奔波、成功、声音)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襄樊方面为使《隆中对》重上语文教材而五上北京“做工作”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内幕。文章还引用一学生家长的话说:“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就不会再有襄阳、南阳之争了,毕竟在教科书上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明白了。”他们“明白”了,我们却糊涂了——到底诸葛亮躬耕在南阳,还是襄阳?
  南阳、襄阳的躬耕地之争,绝不是从兹而始,但为了争名人诸葛亮的“躬耕之地”,竟然不惜五上北京“做工作”,这种事情也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不知道诸葛亮地下有知,听到这样的事会哭还是会笑,抑或是哭笑不得。

  诸葛躬耕在南阳

  关于诸葛亮受刘备三顾之地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北伐前所作的《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西晋陈寿在其所著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
  至东晋时期,王隐所撰《蜀记》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称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自习凿齿肇始,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记载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根据东晋时期的王、习诸说,再加上自己的臆断,将诸葛亮的“家”、“宅”明确为躬耕之地,自此而后,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
  此后唐、宋、元、明诸代,议者纷纷,争持南阳、襄阳者各执其说,互不相让,明代《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未知孰是,在书中既说襄阳三顾,复云南阳躬耕,云里雾里,让人不明就里。至清代时,双方争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至于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作了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虽意图息事宁人,但却并不能让双方心服。
  1987年,国家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待到邮票问题尘埃落定,南阳方面小胜一局的情况下,却又出现了舆论大哗的“教科书事件”,本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教科书事件中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已经不再是一场学术之争,而是变成了一种利益之争。”
  《隆中对》这个名称,其实本应作《草庐对》。陈寿整理《诸葛亮文集》的时候,用的还是《草庐对》这个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收录此文时,惑于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对》。后世以讹传讹,而清代流传最广的古文读本《古文观止》也沿用了这个说法,这大概就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要依据。
  之所以会出现襄阳与南阳的“躬耕地”之争,是因为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阳,又与南阳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先随叔父到襄阳投奔刘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愿投靠刘表,转入南阳并躬耕于此,所以襄阳有诸葛故宅,南阳则为躬耕之地,三顾茅庐的事就发生在卧龙冈上。
2005年12月07日来源:《大河报》


    ⌒●o●⌒ 诸葛亮治国思想溯源,诸葛亮文化研究! ⌒●o●⌒    

    诸葛亮治国思想溯源

作者:[高 雷]
诸葛亮的思想与理想主义的儒家学说,与虚无主义的黄老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精于治国,疏于治道;长于理智,短于理性,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功利性,为实用主义的典范,是对齐文化体系的继承和发扬。在此,特从地理学、心理学的角度,理清诸葛亮与齐文化的关系,对诸葛亮治国思想的渊源,做一浅显的探讨,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诸葛亮祖籍汉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省沂南县砖埠乡),阳都古为东夷之地,周武王“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分封诸侯一百七十余国,阳都处于齐、鲁、莒之间,国名无考,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弱肉强食,阳都属莒,公元前431年,楚国在吞并了费、郊之后,一举灭莒,对齐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前412—前386年,齐国连续发动了夺取鲁地、向南拓展的战争,以抗衡楚国,《续山东考古录》中考证:这时的“沂州府之莒州、沂水、日照、费县之南境, 皆入齐境。”已出土的齐国货币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如1957年临沂兰山区水田村出土的37枚齐刀币,1978年临沂城内原地区粮食局门外出土的齐刀币11枚,1989年3月兰山区大城后村出土的齐刀币2100枚等等,表明齐国的势力已到达钙河以北,南涑河以东的广大区域,阳都当属齐国无误。从此被纳入了齐国的版图。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思想学术界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时代,长期的封建分疆,造成了地域上的割裂,形成了文化上的差异,使各地文化具有了自己的传统,齐文化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定型于齐国稷下,依据齐国开国君主姜尚;“囚其俗,简其礼”的建国方针,兼收并举,造就了其开放型的特点。“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土治之不贯,此其所长也。” 《汉书.艺文志》。 公元前284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燕联合韩、赵、魏、秦、楚,以乐毅为主帅,大举伐齐,攻占齐国除“莒”、“即墨”之外的七十余城。齐国的思想文化中心被迫东迁,莒地有聿成为了保存齐文化的最后堡垒。

前221年秦灭六国,设天下为三十六郡, “莒”地(包括阳都、诸城一带)属琅琊郡。秦始皇为了实施“书同文,丰同轨”的统一政策,加强思想言论的控制,于前213年“焚书坑儒”,这对民间文化无疑是一场劫难。但秦始皇只是要消灭文化差异,并非要消灭学术,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明确指出:“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夫政斯焚书之意,但愚民自智,非欲自愚。”齐地的博士见于史书的就有淳于越、卢敖等人;加之秦王朝的短命,焚书之令贯彻的很不彻底,许多民间的诗、书、百家语被藏匿了起来,如孔子壁中书;还有一点,莒地一带地处边捶,统治相对薄弱,如卢敖得罪了秦始皇,隐居在琅琊郡的诸县故山,秦始皇就没有寻找到。上述一切都加大了齐文化存留的机会,使之文化传流不至于断绝。

前202年刘邦灭楚兴汉,在行政区划上实行州、郡、县和诸侯国并存的制度,以战国齐楚分界为边界,以南分封其弟刘交为楚国,以北分封其长子刘肥为齐国,阳都为齐国领地。不久,汉惠帝取消了焚书令,各种文化潮流按照它固有的传统,重新滋延开来,这从临沂地区出土的汉初榆荚半两中可以看出,楚地出土的以中穿、较厚、隐起模糊的大篆字体为主,齐地出土的以广穿,薄片,小篆字体为主,应当与齐楚两诸侯国的不同文化有关。

前164年,汉孝文帝将齐国一分为七,在原战国莒地新设城阳国,阳都为城阳国所辖。西汉实行郡国制,郡直接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控制,而诸侯国的王位则是世袭的。诸侯王全权负责本国的税收、防务,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具有很大的自主性、随意性。
汉武帝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对齐文化的冲击并不是太大,这是因为汉武帝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方式,“废黜百家”主要是针对乱国政“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独尊儒术”只是表现在选官取士方面,这项政策的提倡者董仲舒本身就是齐文化的传人,而郡国对这一政策的执行,在力度上是有差别的。1972年长沙马土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竹简,与1974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入土时间同在“废黜百家”之后,却代表了齐楚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反映了地域文化上的差别。

王莽篡汉,宣告了儒家理想主义的失败。公元17——18年,“莒”地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二次围莒不下,转向中原,临沂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免遭了战争的涂炭,公元32年,汉光武帝刘秀平定了城阳国的“新朝,割据政权,将城阳国并入琅琊郡,至汉终了。这一时期,学术界出现了大范围的对儒家思想的反思,思想文化政策进一步宽松,齐文化以它原有的姿态,继续发挥着它的影响和作用。


所谓齐文化,是指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民的独特生活方式和对生活的理解,而我们现在只能从现有的文献、遗迹、文物等方面进行把握,1974年4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先秦古籍及古佚书竹简5000余枚,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曹氏阴阳》等,其中《守法守令十三篇》为文献汇编,收集了《管子》、《墨子》、《尉缭子》等人的著作片断。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内容集中再现了齐文化的特征。

一是管晏的传统。管仲、晏婴均为齐国重臣,其思想对齐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二是兵家的传统。《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虽曾在吴国做官,却是土生土长的齐国人;《孙膑兵法》的作者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齐国的大臣,研究兵法当为家传;《尉缭子》的作者,李学勤先生考证:“或说也是齐人。” 《六韬》又称《太公兵法》,李学勤先生认为:“可能也出于齐人。”三是齐化了的儒墨传统。《守法守令十三篇》中的《守法》近似于墨子的《备城门》及《号令》等篇,是齐人依据《墨子》进行的一种再创造,就如齐人公羊高诠释的《春秋》一样。四是阴阳五行传统,如《曹氏阴阳》。银雀山汉墓竹简代表了战国到汉初齐文化的传统,反映着齐文化在西汉前半期的面貌。

生于齐地,长于齐文化圈的诸葛亮先祖,不能不受这种“场”的作用。
关于诸葛亮的身世,应劭《风俗通》、韦曜《吴书》中介绍:“秦未有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以为氏焉。”“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
诸县为秦博士卢敖隐居之地,诸葛亮先祖封侯之时,距秦灭亡不过二十余年,一为一县之长,一为大学问家,两人不可能不交往。卢敖又称卢生,所治当为齐学,诸葛亮家族不会舍近求远,不求其传授文化。诸葛侯子孙后由诸县迁徙阳都,郡国相邻,两地相距不足一百公里,而阳都距银雀山汉墓又不到三十公里,这也旁证了诸葛家族所习的当为齐文化。

汉宣帝之时,诸葛亮先祖诸葛丰以文才出仕,范蔚宗《后汉书》载:“诸葛丰,字少季,琅琊人也。以明经为文学,名特立刚直。”汉代选拔优秀人才有三种名目,那就是明法、明经、道德。明经不能狭义的理解为通晓儒家的五经六艺。《通考.选举考》记载了西汉末的一次明经选拔,其中说:“孝平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这样诸葛丰以齐学为明经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在诸葛丰的作为中,也不难看出齐文化的烙印,他刺举无所避,冒死上谏,无疑是受晏子“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街伞”的影响。
战国降至两汉,为了经邦国,干利禄,家人一人习经,遂传子孙,成为世学的屡见不鲜。诸葛家族传习齐学,居住环境稳定,未受大的动荡的波及,应该是承传有序,后继有人。韦曜《吴书》记载:诸葛亮的哥哥“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也反证了诸葛亮的家学与国学是不一样的。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自出生至十八岁,是人的思想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诸葛亮南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十五岁,一说是在十三岁。无论如何,诸葛亮思想性格骨架的形成都是在阳都,从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中,可以看出其对齐文化的深深眷恋。
诸葛亮自幼受齐文化的薰陶,而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家乡的先贤管仲、晏婴,以至于诸葛亮自己经常以管、晏自比,这在《诸葛亮文集》中比较明显的反映了出来。《国语.齐语》记载鲍叔牙评价管仲说:“治国家不失其柄,”我不如他;诸葛亮《杂言》中则说:“吾心有称,不能为人作轻重。”鲍叔牙说管仲:“执桴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我不如他。诸葛亮《与先帝论刘巴》则说:“若提桴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 当与人之议耳。”
《史记,管晏列传》评说晏婴:“既相齐,食不重妾不衣帛。”诸葛亮《又与李严书》中说:“今蓄财无余,妄无副服。”对晏婴的“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诸葛亮更是融会贯通,他的《街亭自贬疏》、《与群下教》等篇就反映了这个主题。
诸葛亮长于乱世之秋,受任危难之际,以天下为己任,戎马一生。其治国思想的基本线索就是管晏的“富国强兵,争霸中原。”
在治国方略上,他充分的汲取了齐文化的传统营养,兼收并举,为我所用。

[一]审时度势,以权济变
兵家对诸葛亮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以至于《将苑》一书,被南宋认为“考五十篇内之文,大都窃取利、子之书而附以迁陋之言。”诸葛亮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思想家,他面对复杂的局势,每天都要应付处理,没有时间遣词造句,关键得足他把握住了兵家的灵魂。那就是:审时度势,以权济变。
对于“时”与“势”,《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中都有论述,诸葛亮深刻的了解:“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所以,他把“知己知彼”,“因势而动”作为了毕生的工作方法。如《隆中对》中,对天下三分形式的正确分析,奠定了蜀国立国的基础;《绝盟好议》,“应权通变,弘思远益。”团结了盟友,解除了东顾之忧,为北伐争取了时间,赢得了回旋余地;《答法正书》,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失为上策。
对“权”的运用,诸葛亮的作风与《六韬》里的“慎谋,用财”是一脉相成的。“诸葛一生惟谨慎,”他十分注重运筹,多次强调:“计谋与密”,“思近虑远”。至于用财,他与《六韬》里讲的“农不失时,” “薄赋敛”的思想完全吻合。

[二]忠信爱民,节俭力行
管晏学说“以人为本,”亲忠为上,提倡节俭力行。管子认为:“夫霸主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晏婴说:“诚于爱民,果于行善,天下怀其德,而归其义。”诸葛亮身有体会,一生“约已爱民”,面对残酷的战争,诸葛亮认为:“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 《谢贺者》
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管子认为:“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诸葛亮进一步发挥说:“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 《治人》
爱民亲忠是管晏学说之中对一个政治家的基本要求。晏婴强调:“事君忠,无悔往辞。”诸葛亮则认为:“人之忠,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并做到“许先帝以驱驰,” “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管晏忠君爱民,克守节俭,晏子说:“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诸葛亮《临终遗表》则是彻头彻尾的贯彻了这种精神。

[三]从谏如流,举贤官能
晏子倡导“中听任贤”,反对“愎谏傲贤”。认为:“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上,不强其拙。”只有举贤官能,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诸葛亮全盘的接受了这种思想,认为:“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这样才能做三军的统帅。“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诸葛亮最忧虑的是蜀地民贫国疲,人才难得而易失,以至于事必躬亲,一部诸葛亮集,相当大的篇幅都在谈论人才,评价人才,举荐人才。 “举直措诸枉”耗费了诸葛亮木量精力,也正是由于诸葛亮的求贤若渴,知人善任,才能使蜀国以一州之地与曹操、孙权抗鼎中原。

[四]申明赏罚,加强法治
管子之学杂糅了礼治与法治,偏重于法治。“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又说:贵于得齐,……齐之不得则治难行,”“法不一,者不祥。”
诸葛亮对管子学说的实质,心领神会并有所发展。他在回答法正时说道:“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并告诫刘禅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法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行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为了实施以法治国,诸葛亮制定了《蜀科》,并源于管子“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引中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执法肃然,赏罚有信。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贬三等,可谓杀一人而威震三军,其义自明。
齐文化对诸葛亮熏陶之深,影响之大,反映在诸葛亮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许多人的共识,在此只能提纲携领理清些头绪和线索,详细的剖析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无须赘述。
总之,诸葛亮是齐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齐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完全融合前的集大成者,他的治国思想是齐文化的结晶,在政治上,是爱国主义的;在哲学上,是实用主义的;在方法上,是民族主义的;在实践上,体现为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的中华美德。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论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及其文化渊源  

    论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及其文化渊源

诸葛亮扶助刘备父子治理蜀国数十年,陈寿《三国志》评价,“诸葛亮之为相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蜀地的百姓也在诸葛亮死后追思景仰,“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1)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之下, “田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2)由刘璋父子治下的“肌膏草野”,到刘禅降晋时仍然“百姓布野,余粮栖亩”,“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3)后来人们对诸葛亮的治国功绩给予的评价就更高了,并且由治国功绩上升到完善人格的称颂。随之又添人了文学渲染,迷信的色彩,从其人到其事都被神化了。从君主官僚、文人学士,到普通百姓,历代以来真正达到“众口一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奇观,形成了在中国古今社会所独有的文化现象——“诸葛亮现象”。

今天我们分析这一文化现象,就不能仍然沉缅于神话演义的层面,也不能为诸葛亮究竟是儒家、道家抑或法家而无谓地争论,而应用现代历史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法律哲学的方法来科学解读,总结、阐释这一人类文化的杰出遗产本文拟通过对建构“诸葛亮文化现象”基础的治国思想的分析并联系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诸子的思想,对其作一不揣浅随的探索。

三国时期与春秋战国相似,社会处于文化转型期。(4)。地方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形成恶性膨胀的地方割据势力,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日益瓦解,两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学地位开始动摇。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纷起,这一切都使东汉社会处.在沉重的危机之中。由于社会动荡、群雄并争,社会思想从稳定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原来被两汉统治者罢黜的百家都得以复兴,被独宗的儒术面临着革命性的发展。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就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出来的人类文明的精髓。

一、明罚信赏的法治精神
法治在诸葛亮治国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法治思想贯彻于其治国思想的每一方面。诸葛亮法治思想的内涵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的法治思想与先秦申韩的任法思想和西汉奠其端、隋唐达极盛、历代延用的后来构成世界一大法系的中华法系的儒教下的“德立刑辅”思想截然不同他的法治的核心不是儒家以礼为中心的有等差的道德,而是适应于社会转型期的富国强民、有利于社会总体发展的价值原则是“昭平明之治”的法治。贺麟教授曾将诸葛亮的法治与申韩式的法治、近代西方民主式的法治并称为人类法治三类型,称是“诸葛亮式的法治或基于道德的法治”,虽然他这种区分未必科学,对所谓“道德”的含义也没有作详细的分析,但他指出诸葛亮的法治“有信赏罚,严纪律,去偏私,公平开明”的特点,有其独有的内涵,则是准确的。(5)诸葛亮的法治思想,试从以下分析其内容:(6)

(一)将人类社会中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秩序稳定的一般价值原则“严、公、明、廉、信、忠”等范畴、原则置于法律规范之上,偶于其中,贯彻于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法律运行过程之中,使法发挥了最大的社会效用。这在古代社会特别是中国古代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之上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他治蜀得以成功的关键,也是“威畏而爱之”的根本原因。这一强调价值基础的法治模式自然与申韩式的法治截然有别。申不害、韩非子虽然也强调“有法必依、信赏明罚”,但却存在忽视法的人道主义价值的构建,“重法不人重人”,“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弊病,必然走向秦始皇式的暴政。而儒家的法制虽然“德主刑辅”,但其“德”是建立在“礼”也即宗法伦理之上的价值,公然强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使法在特定社会阶层面前失去了效用,必然阻滞法律的实现。(7)

(二)主张“明法”,反对“滥刑”,刑罚讲求人道主义。诸葛亮认为“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8), 如果赏罚不明,就会造成“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9)的局面,给国家带来危害。在刘备集团据有蜀地之后,为了让蜀地尽快得到治理,诸葛亮立即厉行法治,他亲自组织了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制定了蜀汉的重要法典《蜀科》,同时他:还相继制定了《法检》 、《科令》、《五惧》、《六恐》、《七戒》、《八务》等法规,作到上下“皆有条章”,“教令为先,诛罚为后”“(10),俾使法制完备。
同时诸葛亮重视实法治的具体落实“决狱”,他说“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11)。强调决狱行刑要慎重,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掉坏的。在刑罚中讲求人道,纵观诸葛亮用法,虽“竣急”而不残酷,对李平、廖立等人的处理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刑事政策灵活,强调“教化在先”。在有名的《答法正书》中诸葛亮阐述了建立蜀汉之后之所以厉行法治而且是严法”的道理,“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荣;荣恩共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在这里诸葛亮一方面强调依法而治的重要?又指出法律要因时而制,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他比较了蜀汉与西汉初年的区别,认为汉初因为秦王朝有法无道”,“政苛民怨,急需缓刑息民,因此汉高祖“弘济”,废除了秦朝残暴的法律,只“约法三章”,却缓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权。而蜀汉由于此前刘璋父子统治时,昏庸懦弱,法纪不明,地方势力专权放任,致使一片混乱。在此时就必须制定严法,以打击豪强,制裁放纵。另外诸葛亮还强调将厉行法治与加强教育相辅而行,使法真正实现“赏以兴功,罚以禁奸”的目的。因此他主张“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12)
晋人习凿齿在评价诸葛亮的法治时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渚葛亮于是可谓能用法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13)这种赞许并不过分,事实上在三国以后的中国其他王朝也再未出现过象诸葛亮励行法治所得到的治国效果。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虽然充满了创造的智慧,但却并非无源之水。从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渊源上看,他主要吸收了《管子》法、礼合一的法律思想。《管子·心术》上解释礼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论义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同孔子讲的“礼”是有区别的。(同上文)解释法说:“法者,所以国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谬禁诛以一之也。”就是说法是人们共同遵守而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同时对礼与法都作了肯定,强调礼的社会价值内涵和法和统一规范性。诸葛亮就是对《管子》这种礼法结合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从礼的义、理、宜的价值中派生出一系列价值原则,并与法结合起采。

二、求道养德的知行合一哲学观
诸葛亮是政治家、军事家,不是哲学家,但却并不是说他没有哲学思想,他治国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是与其“求道养德”的知行哲学观分不开的。诸葛亮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文献,但从其文集中依然可以理出其哲学思想的线索。

(一)“循名求实”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辩证认识论。诸葛亮的哲学思想是在“广学精择”先秦诸子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他吸收了墨子、管子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并作辩证的发展。他认为“圣人则天,贤者法地,智者则古”,(14)人只有广泛认识自然、社会、历史的规律,才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而要认识这些规律就要耳听、目视、博学,广泛吸取别人的意见,前人的经验,“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见,声细而不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15)正因为“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16)所以“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17)通过感官与外物接触,使心与物接,才能达到“智”、“神”的境界。要正确处理政事“觉悟其意”就要做到不疑不惑,思近虑远。

(二)“修身养德”的知行合一实践观.诸葛亮在有名的《戒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才。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o ”在这里诸葛亮将其认识论与人生实践联系起来, 要“行”也即实践,就须“明志”,要“明志”,首先就要在主体环节“澹泊”,“静”,就是不要在外物到来接触之前就急躁妄动,而应在“静”观中修养自己的身心。同时要“俭”,用节俭来培养自己的道德操守,只有这样“静”而又“俭”,才澹泊于世俗名利,正确立志“明志”,才能“致远”,也就是担当天下大任,实现远大的报负。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诸葛亮受《管子》四篇中“静因之道”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他在“静”、“道”等哲学范畴中融入了“德”这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哲学范畴,“维贤维德,可以服人”,“善积者昌,恶积者丧”(18)。因此诸葛亮强调人要志存高远,强毅”,“意气慷慨”,从而“忍屈伸”,“除嫌吝”,才能不忧“淹留”,不患“不济”(19),才能制胜于天下。这种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开放创造的信念,为其以后的政治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通达权变的谋略思想

三国时期社会动荡,“豪杰并起”,谋略家也纷纷涌现,谋略权术思想的发展也极一时之盛,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在这些群星中最为璀璨的则非诸葛亮莫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葛亮之所以成为智慧的化身,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诸葛亮的治国思想,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其谋略思想。他对先秦诸子及游士策士的思想广泛学习,结合实践斗争,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谋略思想体系这里限于篇幅仅从两个方面作一简要分析:

(一)“三分天下”的远见卓识
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曹操已统一北方,傲视群雄,想尽快一统天下,孙权据有江东、三代经营,已有雄厚的政治基础刘表、刘璋、张鲁、马超等虽然势力不大,却也各有地盘,唯有他“智术短浅,遂用猖獗”(20),身无立锥之地,依然寄人篱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诸葛亮以其超人的预测能力,在《隆中对》中分析了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后,提出了“三分天下”的科学论断,并为刘备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发展、壮大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策略。(1)消灭较为弱小的刘璋,刘表势力,占据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2)此后,对内革新政治,积蓄力量,改善同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稳定后方; (3)联合孙权,孤立曹操,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4)捕捉战机,从宛洛和秦川分兵两路,采取钳形攻势,北伐灭曹,收复中原,最终统一天下。终诸葛亮一生,都是按照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去执行的,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其深谋远虑确实无与伦比。

(二)以弱图强的赤壁决战
赤壁战前,曹操已占去刘表大半地盘,刘备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诸葛亮以其过人的胆识,去柴桑拜见孙权,说服孙权与曹操决战。在说服孙权的过程中渚葛亮充分运用其谋略,一方面欲擒故纵,在气势上降服了孙权,一方面又客观地分析了双方力量对比,阐清战而必胜的原因。赤壁之战决胜在于周瑜,可是最大的赢家却是诸葛亮,战后,刘备的势力不仅占据了荆州,又据有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兵力大为增强。

四、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

纵观三国各路诸候,政治、军事、外交常常结合在一起,任何一项成功的政治军事活动都离不开外交策略的配合。诸葛亮非常熟悉春秋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等人的外交谋略,并将这些前人的智慧灵活应用于自己的外交实践。在诸葛亮的治国思想中“联吴抗曹”的外交政策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后来虽然屡遇挫折,但他一生都在坚定地执行,为他治蜀,伐魏创造了条件。赤壁之战以后,孙刘联盟大为巩固,刘备集团“借得荆州”,取得益州、汉中、力量达到极盛。后来由于关羽大意失荆州,吴蜀关系急转直下,紧接着刘备意气用意,伐东吴而致夷陵惨败,吴蜀联盟破灭,孙权倒向了曹魏一边。在刘备死后,诸葛亮为了扭转国势大削的不利局面,着手解决了第一件事就’是与东吴修好盟约。为此他选派邓芝出使东吴,联盟很快修复,为国内“理政抚夷”,休养生息创造了极好的外部条件。后来’他又多次派费韪、陈震等人出使东吴。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这在蜀汉朝内引起了一番争议,有人从蜀汉的正统地位出发,提出与东吴“绝灭盟好”的主张。为此诸葛:亮以大局出发,作了一番详细分析,“权有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性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粳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仍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先帝优于吴盟,皆应权通变,致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辞,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来宜明也。(21)”从诸葛亮的这一番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诸葛亮在思想上也认为孙权称帝是“ 逆”行为,是对蜀汉正统地位的挑战,但他却并不因此就贸然主张与东吴.断绝联盟关系,相反,他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认为不但不能与孙权绝交,而且应继续保持,乃至加强孙刘联盟关.系。诸葛亮还特别引证当年汉文帝为与匈奴和亲,用很谦卑的言辞给单于写信;刘备为与孙权结盟,割让三郡给孙权订立湘水之盟。在他看来,这些“应权通变,弘思远益”的措施,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灵活策略。

五、教化和抚的民族政策

三国时期,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是指今天贵州、云南、四川的南部一带。这里自古被称为“夷越之地”,住着众多少数民族。历代统治着历来把这些少数民族视为“化外之民”,采取残酷的高压统治,常常激起激烈的反抗。蜀汉建立后,诸葛亮贯彻其既定战略,采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刘备死后,西南各夷反叛。诸葛亮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在不听规劝争取的情况下,诸葛亮把内政外交各方面安排妥当之后,于蜀汉建兴三年抓住有利时机发兵三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一举平定。无论是平叛中还是平叛后,诸葛亮都一直采用攻心为上的“和抚”政策,凡能争取的都是尽量争取。对南中地区如何治理一直是历代的一个难题。诸葛亮在总结了历代的经验教训以后,主要采取了这样几项方针:一是“即其渠帅而用之”,“不留兵,不运粮”(22)让各民族自己管理自己,即尽可能取用当地各方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只要他们拥护蜀汉政权,就让担任南中各级政府的官吏,有的还选拨到中央任以要职。 这样就在南中形成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局面。二是改划郡县,将原的四郡划分为七郡,加强了蜀汉政权的中央集权。三是削弱大姓、夷帅,收其俊杰。一面打击豪强分裂势力,一面将拥护蜀汉政权而享有较高威望的大姓和夷帅吸收到蜀汉中央政府中来,被“七擒七纵”的孟获就曾担任御史中丞,“威慑百僚”,掌管监察大权。四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发展农业生产。诸葛亮一方面对选任到南中的官吏精心挑选,一方面,帮助他们开发南中,发展农业、煮盐、采矿。

六、 “富国安家”的经济思想

诸葛亮在治国当中吸收继承了汉初黄老“休养生息”的思想和先秦法家奖励耕战的经济思想,一直主张“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24)“务农殖谷,闭关息民。”(25)他派秦宓、孟光担任大农司,又加设“督农”官吏,还在都江堰设置堰官,派1200名“征丁”专门保护维修都江堰水利设施。通过一系列努力,蜀汉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给蜀地经济带来了繁荣的景象。在劝督农耕的同时,诸葛亮还非常重视发展手工业,增加官府和百姓的收入。丝织、煮盐、治铁,就是蜀汉最主要的三项工业,也是与东吴,曹魏进行贸易的主要物资。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还专设锦官负责组织管理丝织业的发展。他本人也“有桑八百株”,带头栽桑养蚕。东汉末年盐铁渐为富家豪门把持,诸葛亮立蜀不久,即恢复盐铁官卖,设置盐府校尉和司铁中郎将。通过一系列措施蜀汉的煮盐业和治铁铸造业日渐兴盛,诸葛亮的遗作里就留有《作斧教》、《作匕首教》、《作刚铠教》等有关制造兵器的命令。

七、广收博蓄、精心选拔、赏罚严明的用人思想

三国时期人才辈出,各个统治集团也都求贤若渴,广揽人才。谁能够广收人才并用好人,谁就能在军事政治斗争中获胜。因此而有曹操“唯才是举”接连发出《求贤令》、《论吏士行能令》等五篇求贤政令,诸葛亮也“筑高台于成都之南,以延四方之士”(25),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才学专著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刘邵《人物志》。诸葛亮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26),“举直措枉,其国乃安”(27)。诸葛亮的用人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广收博蓄。诸葛亮用人,不分派别,不论资历,即使有仇怨的人,犯过错误的人,只要有才干,一律加以重用。刘备集团本已“荆楚群士从之如云”,入蜀后,诸葛亮又广收蜀中人才,使之“皆处显位,尽其器能”(27)。吴懿、费观是刘璋的姻亲,董和、黄权、李严是刘璋的重臣,一样委以重任,豪无嫌隙o “犍为太守李严辟杨洪为功曹。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举门下书佐何祗有才能,洪尚在蜀郡,而何祗已为广汉太守”(28)。当年二十七岁的姜维,诸葛亮因其“忠勤时事”,“才兼于人”,降蜀后便提拔他做自己军事上的接班人,季以兴汉扶刘的重任。刘巴原为荆州士人,先是背叛刘备,投降曹操,后又依附刘璋,阻止刘备入蜀。诸葛亮不记旧怨,认为“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30),继续任用刘巴,刘巴后来官至尚书令。

第二、精心选拔
诸葛亮对于人才,不仅能多方延揽,而且能精心挑选。在举贤任能方面,他既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有其深刻的理论。史传诸葛亮的《便宜十六策》中,就有治人、纳言、考黜、赏罚等篇,专门论述人才的考察识别与任用。〈〈诸葛亮集·将苑》中就有一篇《知人性》,提出“识人之道有七焉:一曰, 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日,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日,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观其性:六日,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日,期之以事观其信。”详细地论述了采用各种方法去考察一个人的志、变、识、勇、性、情、廉等各方面的修养。诸葛亮一生中不拘一格,选拨了许多贤能之士。费祚“识悟过人”,董允“秉心公亮”都被破格擢用:董恢因出使吴国显露才能,被任命为巴郡太守:出身低微的王平被封为讨寇将军。蒋琬担任小吏“从事不理”,差点被刘备杀掉,诸葛亮认为其“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31)”临终前向刘禅推荐:让其继任自己相职。

(三)赏罚严明
”诸葛亮在用人治吏中一直坚持“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32)的思想。他说“吾心如称,不能人作轻重.”(33)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34),很受诸葛亮的赏识。但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纪,酿成大祸,诸葛亮并没有因关系密切而徇私情。李严是与诸葛亮同受刘备遗诏辅政的重臣,官职与诸葛亮同列私交很好,但由于北伐中“迷罔上下”,造成失去战机的恶果被撤职流放(35)。其他如廖立、采敏等人,也都很有才干,但因排斥异已被流放(36)。诸葛亮求贤用贤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他说“夫失贤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37),认为人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特别强调“治实不治名”的吏治原则。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宫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因人设事然产生腐败。在著名舶《出师表》中,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同:时用人要掌握“任长之术”,用其长而避其短。他成功地使用魏延、杨仪与魏明帝曹睿使用司马懿而夺魏江山就是鲜明的对比。这些思想无论何时都充满了深刻的哲理和伟大的智慧,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历代都称赞诸葛亮善于用人是决非偶然的。

八、虚心纳言,清正廉洁的为官作风
诸葛亮从早年起就不耻下问,虚心好学,他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喜听逆耳之言,后来还鼓励部下揭露自己的缺点、失误,挑自己的毛病。他曾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他认为领导者的正确决策至关重要事情的成败往往“在一人耳”,因此他说“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饶足而待矣。(40)”对曾共事多年,经常给自己提意见的参事董和大加保奖。他在丞相府专设参署,广泛听取意见,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行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41)”认为只有不计较个人恩怨,遇到难于处理的事情互相争论,相互质疑,错误和损失自然就少了。并且把适时提出疑问比作弃去烂草鞋而捡到珠玉一样。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中,由于政治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的金字塔式的官僚政治结构,各级官僚只唯上不唯下,只唯名不唯实,政治的成败得失往往最终决定于各层次官僚个人的品格修养,尤其是皇帝宰辅的品格修养,而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因此“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一直是社会政治运行的基本规律,官僚皇帝能否少开言路、开明政洽就成为克服这种政治模式根本性弊病的唯一手段。诸葛亮作为有史以来无出其右者的伟大政治家,对这一点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暴君昏君如殷纣、秦始皇、东汉桓灵都因闭目塞听,拒谏纳秽而亡国,周文王、汉高祖、光武帝包括刘备都不耻下问,从谏如流而由弱到强,据有天下。诸葛亮曾多次向后主刘禅进言诸事要向众人咨询垂问。他还在其《便宜十六策》中写有《纳言》 一篇,从理论上阐明听谏纳言的深刻道理。 他说“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颐,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教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言逊行。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著,后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不可居矣。”这样的真知灼见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是绝无仅的有。

前述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带来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官吏贪污赌赂的腐败,腐败就象恶瘤一样与专治政治相始终,而且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强,从汉唐主要还是皇亲国戚的高层腐败,发展到明清已呈从上到下的整体腐败。虽然说历史上也有包公、海瑞这样的清官,而整个社会官僚系统的腐败都日渐严重。相比之下诸葛亮的清正廉洁则较后人高远切实得多。从这个角度讲,历代人民敬之若神,最后上升为神,其中有着很深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
诸葛亮的清正廉洁作风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一是“为政以廉”有着深刻的政治人生哲学基础。我们在前面分析的诸葛亮的哲学思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俭以养德,静心求道继承了先秦墨家、道家无为、虚静、节用所包含的不为物欲所动的合理思想。诸葛亮剔除了道家虚静思想中消极出世的成份,继承和发展了其求真求实,不为虚名俗利所左右的合理内核,并同墨家兼爱节用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淡泊于名利而清廉,内在心理宁静独立而无私的人格特征。使其能够在治国活动中,去除私欲物利的浸染,为实现政治使命置个人的名利得失于度外,廉洁奉公,公正无私。在这种人生哲学与处世态度之下,为官清正、为政清廉就是理所当然了。二是以法养廉,用明确的制度规范约束官吏的行为,使廉政有了根本的保障,能够真正地去掉私心,作到“吏不怀私,人人自励。”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们的意识之中,法应用的对象往往仅是普通百姓,官僚贵族经常是超忽其外的。而在诸葛亮的法治思想中法既治民也治官,而且从一定程序上可以说,诸葛亮的法,主要是针对官吏的行为制定的,其“严法”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制止官吏的恣肆放纵行为。他制定“八务、七戒、六恐、五惧”,其日的就是为了“训厉臣子”。三是以身作则,率身垂范,从上到下形成风气。诸葛亮教育部下时曾说过:“昔孙叔敖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他本人就以古人为榜样,虽位至宰相,掌握蜀汉大政,却清贫廉明一生,“不置私产”,“妾无副服”,没有积财余帛,安排去世后“因山为故;冢妾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在诸葛亮的影响下,蜀国官吏清廉蔚为风气、费 、董和、刘巴、姜维等人均一心为公、不谋私财,不求名利。四是注重家教,训导子弟以勤俭为立身大德。诸葛亮写有《诫子书》、《诫外甥书》、《与兄瑾言子乔书》等多篇关于培养教育子弟的文章、书信、从中可以看出其对培养子弟是非常严格细心的。他教育子弟要谈泊于名利,虚心好学,胸怀大志,不要计较个人得失、挫折,要养成勤俭俭朴的良好品格。在实践中,又强调与他人同等相待,让他们在艰苦的条件里磨练。从史书记载来看,经过诸葛亮的严格要求和细心培养,他的子弟都继承了优秀的品德,没有官宦子弟的放纵恣肆和贪赃枉法,在蜀国将亡之际,他的儿子诸葛亮,孙诸葛尚均慷慨赴死,被后世赞称“三世忠贞”。
作者单位:天水市委党校 一九九七年九月

注释:
(1)《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
(2)《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袁子》
(3)《三国志·蜀志·后主传》
(4)参见汤一介《论中国文化转型期》
(5)贺麟《文化与人生·法治的类型》、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6)参阅拙文《试论诸葛亮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当前法治建设的启示》(第九次诸葛亮研讨会交流文章)
{7)参阅拙文《试论传统法律文化及其与当前法制建设的关系》载《甘肃理论学刊》96年第四期
(8)《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之《赏罚第十》
(9)《诸葛亮集》
(10)文集《便宜十六策·教令》
(11)(12)文集《便宜十六策·赏刑》
(13)(14)(15)(16)《诸葛亮集》
(17)同上之<<为先帝与后帝遗诏》、
(18)同上《诫子书》、 《诫外甥书》 (19)《三国志·蜀志》
(20)文集《绝盟好议》
(21)《三国志·蜀志· 传》裴注
<22)文集《绝 十六集· 人第六》
(23)《三国志·蜀志·后主传》
(24)文集
(25)同上
(30)同上
(31)文集《便宜十六集·赏罚第十》
(32)同上
(33)《三国志·蜀志》
(34)同上
(35)(36)(37)(38)(29)(40)(41)(42)文集
(43)《三国志·蜀志》



  论诸葛亮的为官之道  

  论诸葛亮的为官之道 作者:朱文民 诸葛亮文化旅游节

诸葛亮自27岁出山辅佐刘备,南征北伐,直到64岁病死在战场上,可说是一生中一半为民,一半为官。而在他的27年宦海生涯中,在处理与己与人,与事与物,与国与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为官之道,做官的准则对诸葛亮的为官之道作一考察和审视,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特别是加强干部的道德建设,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今考察论列归纳如下:
一,正身养德、严于律已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吕氏春秋》中也有“凡事之本,必先正其身”“冶其身而天下治”的思想。出身于“明经”世家的诸葛亮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灿生变乱”(2)在这里诸葛亮把当官者的官德同社会的安定联系起来,认为“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3)诸葛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时刻注意自身的政治形象,以榜样的力量来影响群下,从不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特殊于同僚和群下的地方。北伐中,诸官子弟皆随军运粮于深谷高山之中,诸葛亮嗣子诸葛乔虽然年轻,也同诸官子弟一样督兵奔忙在大军之中,北伐时街亭失守,亮恨己用人不当,上表自请贬官三等,并号召群下勤攻己阙,并认为“勤攻吾之阙”者是“忠虑于国”者。这是何等的胸怀,这同那些心胸狭窄者,讳疚忌匡者,一贯正确论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4)的为官之道,西晋张辅评论说:“已有功则让于下,下有厥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谅则改,故声烈振於遐午也”(5)。

二、清正廉洁,崇俭戒奢
清正廉洁,崇俭戒奢,是中国官员的传统美德,更是诸葛亮的为政之道。诸葛亮在未出山从政之前,躬料子南阳,非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经历为他从政功立为宫之道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在《戒子书》中说:“静以养身,剑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治远” 。为了“治远”而图“静”,为了“明志”而‘淡泊”,把“静”、“俭”作为修身养德的重要内容。这在视财如命,把享受看成是玄耀自己身份的封建社会里不能不说是可贵的精神。
对于诸葛亮的尚俭准则,笔者在1990年发表的《诸葛亮的家风》一文中曾有如下论述:“诸葛亮在蜀位极人臣,然为官清廉,不谋私利除国家规定应享用的奉禄外,不另治家产,别殓用民财,正如他自己对后主所说:“臣在外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诸葛亮传》)据史书记载,诸葛亮死后确如所言。他一生就是这样为官,无私而来,清自而去,北伐途中,死在任止,“遗命葬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睑以时服”(《三国志、诸葛亮传》)一国丞相,哪里死哪埋,坟墓仅仅放下一个棺材。不仅没有随葬品,还硷以时服,真是少见,……这种葬事节俭的做法,在盛行厚葬久丧的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难怪后人一提起诸葛氏,便立即想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自己节俭,其家人也不例外,据《北堂书抄》卷三十八载诸葛亮与李严书云:“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馀妾无副服”。张谢评论说:“侯之妾无副服,其俭穗可师矣。“一国丞相的妾竞没有替换的衣服,如果不是了解诸葛亮一生和整个家族为宫清廉的人,是难以相信的,然而这却是史书记载,一千多年央无人提出疑父。”(6)《盐铁论.疾贪》中说:“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贪鄙在率在在下,教训在政芊在民也” 这些言论正是说的为玫者的表率作用。诸葛亮官至相位,一身正气。上正,下孰敢不正,上清正廉洁,下孰敢贪赃枉法?我们查考蜀国史料,找不到康东汉梁冀那样的贪官污吏,见不着象酉晋王恺和石崇那样的恶富,所有的是一批清正廉洁的官员:董和“躬串以俭,恶衣蔬食”,为官“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7)邓芝“赏罚明断”,“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时”,(8)姜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天余,佃室无妾媵之褒,后庭无声乐之娱,衣食取供,舆马取备印台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9)。费炜“雅性谦素,家元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10)翻开史书,能有如此官德政风的朝代实在少有,究共原因是请葛亮清正廉洁。崇俭戒奢的为官准则教育影响了满朝文武,带出了一大批清正廉洁的官,赢得了蜀汉人民的爱戴,受到后世的称赞。

三、荐贤举能,礼贤下士
人才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财富把有才者举荐出来,为社会效力,不仅是人民的愿望,更是当权者的职责。如果人才得不到正当的使用,或者根本不用必然造成社会不稳,国家不安。地处偏安一隅的诸葛亮更是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说:“治国之道勿在举贤”,“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 ……夫柱以直为坚,辅以直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11)他一方面要求官员柬柱子一样直,以忠为贤,另方面举贤时又不求全,坚决反对“为人择官” ,主张“为官择人”。蒋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刘备给了他个小职务,不能尽其所能,有情绪,面上的工作没有做好,刘各幸他问罪,是诸葛亮慧眼识英雄,不仅救了他的命,而且给予重用,使之为国尽其才,成为蜀汉政权的中坚分子。 一般说来,古今有才者,大多有自己的十性。只要领导者能礼贤下士,不求全责备,无不如湖水归大海一样投入统治者的怀抱。正如《吕氏春秋》所说:“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杜徽是三国时期的名士,诸葛亮入蜀后,请他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就,是诸葛亮礼贤下士三番二次的敬请感动了他,遂被拜为谏议大夫。还有一位叫五梁的名士以“儒学节操称”名于世,本不出仕,也是诸葛亮礼贤下士的作风感动了他,也被拜为谏议大夫,五官中郎将。(12)费辜在诸葛亮南征时还是一位小人物,因其“志虑忠纯”,深得诸葛亮器重。诸葛亮南征归来,百官在成都郊外数十里处迎接。为了表彰这位官虽小,但有才华的费,诸葛亮与之同车而归,令文武百官无不刮目相视。诸葛亮这种礼贤大士的作风,深得有识之士的理解和拥护,无怪荆襄名士和益州文人,大都来到他的周围,为他出谋划策。

  四、民主议政,集思广益。

  诸葛亮一生做事谨慎,从不武断,善于听取群下意见。他认为,为政者必须有参谋人员帮助策划.否则如人夜行,无所措手足。他说:“夫人君拒谏,忠臣不敢尽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13)他虽然读书“独观其大略”,然而对历史上为政名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都牢记在心。在《前出师表》中对刘禅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识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他在著名的《与群下教》中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连覆,旷阀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路面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暑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可见他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十分注意听取群下的意见 ,这近乎于我们今天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集思广益”这个词,在历史上正是诸葛亮首次提出并使用。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员中是少有的。

  

  论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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