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无价,恩重如山

　　据父亲的长辈讲，我祖父是一开始种鸦片就抽上了鸦片。种鸦片没赚一分钱，抽鸦片倒陪了命。他陪了命可惜，苦的却是李嫂子，才三十出头，四五个孩子；冤的是乾、坤俩孩子，本来私塾上得好好的，活活把秀才路给断了。
　　父亲只对我说，你祖父是个大个子，很仁义，他去世的时候，不成人样了，我才十二岁，和你二伯父从私塾回来，挨家挨户跪着磕头谢过那些未得一分利市钱帮助安葬的长辈，然后，就到地主家当长工去了。
　　祖父欠债太多，父亲只好干重活。有一次下山去背了几十斤盐，饿着肚子走了几十里路，差点儿晕倒在一个叫梯子崖的地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救了他，又帮他把盐背到山上，送得他快到地主家了，老人才颠着小脚，扶着拐仗，回她的梯子崖。父亲说：“那么老的人啦，自己走路都不方便，还救了我的命，让我按时回去，免了地主的打骂。梯子崖陡得就跟梯子一样，老人不救我，我晕一阵子，摔下去就死了，哪里还有命。你祖母可能还要赔地主家几十斤盐呢。”
　　解放后，父亲做了干部，特意到梯子崖去寻找老人，老人已经找不到了。有一次，父亲在县城开完会，在去车站的路上，碰到一个乞讨的老太太，依稀像当年救他的老婆婆，父亲心头一热，把身上几十元钱全给了她，仗着自己身长腿长一个通宵走了一百多里路，才回到了家里。到了能和父亲平等对话的年龄时，我还是忍不住对他说：“您又不是诗人，留下路费也不妨碍你做好事。”父亲不像我母亲那么容易生气，但还是很不高兴地说我把书都读到牛肚子里去了，不知道什么是“恩重如山”。他说：报恩的心情，就像急着从大山压顶处脱身，既然有了得命的机会，哪里还畏惧走几十公里山路。
　　然而对父亲来说，从大山压顶处脱身谈何容易。除了对村中长辈敬如高堂之外，他总是对我和弟弟们讲老婆婆救助他的情形，教我们“知恩图报，施恩相忘”。为了把他挣扎长大的一路上所受的各种恩遇成倍偿还，他一生都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帮助别人，以求心安。
　　后来，我到了离父亲很远的地方工作。几年之后，我又迫切地想离开工作的地方，惟一可行的方式是考研。由于地方保护政策，一个也在争取考研的同事几次努力都没有得到允许，我也只有抱着先试一试的心情。想不到，我不仅被允许，还得到复习考试的长假，考上之后，调档等手续的办理也是一路绿灯。我直觉有双神秘的手帮助我完成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人生转折。我开始用心寻找我应该回报的人。
　　帮助我的人竟然是与我照面都没有打过的老厂长。他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军人，他的老朋友是他曾经所在军区的司令员。三十年前，那位司令就是在我父亲鼎力相助下才从乡土里走了出去。也是极为偶然的场合，当时二十多岁的我在父辈的恩情连环中，不知不觉受到了照顾。我把这件事告诉已经老去的父亲，父亲说：“都是些好人。”
　　　　[作者：赵婕]

儿子的背影

　　爷爷奶奶来京，想接孙子住几天，我去送儿子，不想上楼，就坐在车里看着儿子离去。儿子今年13岁，中等个头，黑色的书包斜垮在肩上，手中拎着一个装着衣物的塑料袋儿，步子迈得不紧不慢的，有些潇洒。望着儿子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忽然像被针刺了一样：儿子原来竟如此瘦弱！
　　小时候，儿子可是白白胖胖的，小胳膊像莲藕一般，一节一节的，十分可爱。儿子3月份出生，等到他三四个月大时，正值武汉夏天。像许多生活在江边的居民一样，每天吃完晚饭，我们甚至来不及洗碗，就推着童车把儿子带到江边去玩。“这伢好胖啊！”一路上，纳凉的人们称赞着儿子，忍不住伸出手来掐一把。
　　快二岁时，儿子明显地瘦了下来。那时，他爸爸辞职到武汉大学读书，我先是一人带他，后实在忙不过来，再加上经济紧张，就把儿子托付给爷爷奶奶照看。爷爷家在咸宁，虽然是学校，但条件还是比武汉差多了，更何况，爷爷奶奶再好也无法跟爸爸妈妈相比，儿子心里很不情愿。
　　我几乎每周都坐二三个小时的火车、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去看儿子。因为要上班，我一般周五下午去，周日晚上或者周一早上回。短短的两天时间，儿子的情绪从兴奋到沮丧再悲伤，那份深深的依恋，每每让我心痛、自责。
　　儿子是个很有心的孩子。记得在他一岁半左右，为了断奶，我们把他留在了爷爷家。几天后，我去看他，儿子很高兴，像过节一样，忙着跟爷爷到学校门口接我。可当我跨过校门向儿子走去时，他却转身跑了。回到家里，爷爷让儿子叫我妈妈，刚学会说话的儿子开口喊了一声“阿姨”，然后冲我调皮地一笑。那一刻，我的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冲出眼眶，无声地滑落。看到我流泪了，儿子奔入我的怀中，嚎啕大哭，哭声中饱含着委屈和思念。
　　记得有一年，儿子出水痘，小腿、屁股、后背甚至脸上都长满了那可恶的泡状的蓄着毒水的包。看到浑身涂满紫药水的儿子，我的心都碎了。水痘结痂时极痒，如果抓破了，毒水流出来又会长出新的水痘。为了防止儿子乱抓，晚上睡觉时爷爷先给儿子带上手套，再用绷带把两只小手绑在一起。去看儿子的时候，我的心揪起了一团，整夜不能入睡，儿子觉得哪儿痒，我就抚摸哪儿，帮他去痒。一场水痘出完，儿子瘦了一圈。
　　好不容易熬到爸爸毕业，儿子该回到我们身边了。可谁曾想，他爸爸又到了北京工作。进京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作为家属进京，更是难于上青天。屋漏偏逢连雨天，他爸爸刚到北京不久，就传出进京要收增容费的说法，据说，一个人进京要收十万元增容费，对月收入只有两百多元的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更有把握地早日团圆，一年后，我也考入武汉大学读书。这下子可又苦了儿子，他的思念从二地转为三地。爸爸是不可能常来看他了，我又开始在武汉和咸宁之间奔走。那时，儿子的最大愿望就是妈妈早点毕业，我们一家三口在北京团聚。“做个北京的孩子”，既寄托着儿子自己的梦想，也寄托着儿子的家庭梦想。
　　苦熬了五年之后，在香港回归的前几天，我带着儿子来到了北京。看着爸爸，儿子已有些许陌生，躲在一边偷偷地笑。来北京时，儿子依然很瘦，怀着内疚，我们变着法子给儿子做吃的，只要他喜欢，我们就去买，就去做。那时，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做饭，每到傍晚，只看到我一个人在筒子楼的集体厨房里忙活，不一会儿，三四个菜就搞掂，很快，儿子的小脸开始圆润起来。那是儿子最开心的日子，只要一有空，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儿子到处逛，远的、近的都去。
　　最让我感动的是儿子学滑旱冰。那时，我们住在筒子楼里，家里只有一台老式电扇，很热，吃完晚饭就到街上闲逛乘凉。看到北京工人俱乐部门前的空场上有很多孩子滑旱冰，我们也给儿子买了一双旱冰鞋，叫儿子学着滑。儿子从未接触过旱冰，我和他爸也只是大学里滑过，早忘了，无法带着儿子滑。我们先是扶着儿子在场子边上走步，慢慢地让他自己试着走，试着滑。儿子很坚强，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有时小腿磕得青紫青紫的，也听不到儿子哼一声。实在摔得厉害了，儿子只是撇撇小嘴，泪水在眼眶里打了个转转，又回去了。连坐在边上看着的邻居们都心疼了：“这孩子摔得可够很的！”但他们问起儿子，儿子灿然一笑：“不疼啊！”第二天，吃完晚饭，儿子又嚷嚷着去滑旱冰。
　　儿子是一个十分开朗兼有些幽默的孩子。在学校里，他常常能以一两个怪脸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遇到同学之间闹别扭，儿子也能以一两句逗乐的话化干戈为玉帛。看书是儿子的一大爱好，光原版《三国演义》，儿子就看了两三遍。四年级时，儿子有过一次精彩的表现，这次表现被编入实验二小教案。那是一堂语文观摩课，在学校的小礼堂里进行，有180名小学校长来听课，快下课时，老师忽然问道：“谁能用古文总结这堂课的感受？”由于缺少准备，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整个礼堂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尴尬。这时，我的儿子举起了小手，用古文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上完此课，受益匪浅”之类，儿子话音刚落，掌声就在全场响起。等我到学校接儿子时，老师和同学们都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当时的场景，连教导主任也来找我，问我儿子怎么能这么快速地说出一段“古话”的。
　　幸福的日子总是难以长久。在儿子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和他爸爸分手了。对于一个只有11岁的孩子来说，对于一个忍受了五年的离别之苦才与父母团聚的儿子来说，这件事情太残忍了。考虑到儿子的承受能力，我曾苦苦哀求孩子的父亲，能否等到儿子小学毕业再说，然而，无何奈何花落去。儿子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没有说话，也没有哭泣。我怕孩子憋出问题来，苦口婆心地劝儿子把想法说出来。那场景至今让人刻骨铭心：我和儿子并肩坐在新文化街的马路牙子上，儿子哼哧了半天，冒出了一句令我震惊的话：“你们离婚吧，我要做个坏孩子！”
　　我知道，我们深深地伤了儿子。从那以后，儿子变了，不听话，写作业马马虎虎，丢三拉四，成绩哧溜哧溜地往下滑。刚升入五年级时，儿子的奥数成绩在实验中学的奥数班排名第48位，可到升入六年级时，儿子已被从快班中刷下，到快毕业时的迎春杯比赛时，儿子已没有资格参加复赛。
　　那时的我沉浸在痛苦之中，难以自拔。这么多年来，我感觉自己是一根十分硬朗的竹子，没承想，一场家庭变故压弯了我的自尊、我的骄傲、我的一切。我觉得我挺不过去了，我已弯得头脚相碰。多亏了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在他们的陪伴和开导下，我终于走出了阴影，快要压折了竹子，一挺竟然弹了回去，站得溜直溜直的。我不禁佩服自己的韧性。
　　极度悲痛的我，十分心疼儿子。我无法想象，他那颗幼小的心灵怎样承载如此重负。记得有一晚，都半夜两点多钟了，儿子房里的灯还亮着，隐隐地传来儿子压抑的哭声。我走过去，拉开被子，看见儿子的脸上挂满了泪。“我想爸爸！”儿子抱着我哭喊。“明天我就给他打电话，让他来接你。”我哽咽着许诺。“我要像以前那样天天和爸爸在一起，我要那个爱我疼我的爸爸！”儿子嚎啕着。“……”面对儿子，我只能以泪相对。
　　这件事发生后，儿子似乎变得坚强多了。一般不再主动提起他爸。有时我怕他心情压抑，主动与他聊聊，儿子也不愿多谈，总是拿“我没事的”、“我不想说”、“妈妈你烦不烦”之类的话语来搪塞。虽然儿子不说，我知道儿子的心中仍然郁结一块难以拨散的乌云。
　　很快，儿子升入初中。虽然初一和小学六年级只是一年的差距，儿子却成熟多了。有时，遇到我情绪不好，儿子会主动地开导我，谈到他父亲，儿子也会自然很多。有一天，儿子告诉我，他已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同学们知道后都极力安慰他。 “妈妈，对这样的事同学们都看得很开，知道的同学都会表示同情，给予安慰，没人歧视你。这些都是你们大人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同学的开放和关心打开了儿子的心结，现在他彻底轻松了。
　　儿子又恢复了以前的开朗和幽默，学习成绩也开始上升。虽然现在儿子还是很瘦，但在他还未步入社会之时，他就学会用自己瘦弱的肩膀去承受人间悲苦。望着儿子的背影，从瘦弱中我看到了坚定，怜爱之余，也多了些宽慰。

家乡的味道

　　终是因了远嫁在异乡的客观原因，不能回家过年了。外婆却早早的托跑运输的表弟带来了她亲手蒸的糍粑、年糕和自己喂养的鸭子，而鸭子还已是杀好的成品，足足9斤重。表弟说：“奶清早5：30就起床杀鸭，奶说这样才鲜哟”。不过5小时的高速路程，拿过了手，却好似是拿来了外婆的思念和呵护，沉甸甸地揪心。表弟又言：“奶说了，能回去就回去过年了，家里的年还是比城里热闹着哩，正月初六就耍龙灯了”。一句话却尽涨了我的思家情节，不由已眼圈就红了。霎时间外婆疼爱的目光在这一刻琢穿时空，琢穿地域差距，包容了我一向喜好远走高飞淡化归家的草莽性情.
　　我是知道的，外婆的白发已如招揽的无形手，已摘录了我思家的念想，如夏天里的粉蝶三三两两游梭于心，一丝丝一缕缕，丝毫不肯落空。多想，用孝心用饰，用思念做梳，回家再帮外婆梳个髻，让外婆漂亮如若干年前着嫁衣的羞新娘。
　　家门墙边，那两颗桂花树已树大浓荫，开花时，花香虬着秋风，十里飘逸。每年秋季，外婆总是要费上两三天的功天，摘下桂花晾干收起。一到过年，桂花和着白糖作馅再做成糍粑，刚蒸上锅，那味道就已飘香老远。记得那儿时，随父母从部队回乡里过年，未至村口却已大老远的闻到了外婆蒸煮的糍粑香味。
　　乡下的年是比城市热闹的。一进腊月，各家各户就开始忙碌起来了，你约我喊忙于扫尘。要是刚巧有大太阳的，就更热闹起来了。一大清早里，家家户户已忙开了，一边洗涤被子和窗帘，一边涮洗窗台和门面。一时间里，水井边摆放的尽是各家各户的家常器皿，几家妇人洗完被面后，通常是需两人相互帮忙扭干的，于是那时谁的力气大，谁就最受欢喜了。常是各人各拧一边角头，扳向相反方向，嘻嘻哈哈的合作中，邻里间的情谊相平赠了。
　　而年，也常是在邻里间开开心心的互助扫尘里，无声无息地来了。 薄阳的冬日。各家的庭院里、阳台上，那晾晒而起，花色各异的被褥或窗帘嬉姿着五彩缤纷又随风飘飘扬扬，好似那联合国大楼前那旗帜鲜明的各国国旗。
　　腊月二十三，一过完小年，家里即热闹非凡起来了，因为外公写的一手好字，十里八乡的乡亲，都爱让外公写上一副好对联。外公是乐意帮忙的，所以也乐意自备好墨条，无偿代写。就这样着，外公年年都得一直忙碌到大年三十下午才得空了。那时家家户户的邻人总是早早送来了红纸，而外婆总不忘在一旁协助外公帮忙着磨墨。
　　这样的情景或许就是那史书里所谓的“举案齐眉、红袖添香”的佳偶写照吧。 儿时，我是淘气的。不时在外公身旁动手动脑，不是沾染了墨迹，便是弄脏了别人家的对联，所以外公总是要多备些红纸，用以补充别人家的。记忆里一向可亲的外公，也只有那时冲我大声的。可眼泪一落，外公又会从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两毛钱让我去买糖吃，以平息我那不讲理的眼泪。那几天家里的地板上，桌子上，凡是能平放的台面上都有着外公写好的红对联等着晾干。一旦晾干了，即有人来取了。纯朴而巴交的农人，哏着旱烟，总是一手接过外公写好的对联，一边用满是老茧的大手紧握着外公的手感谢道“他大叔，可真是谢了，谢了，呵呵”。也正因为外公、外婆的乐意助人，所以一年四季里总有农人不时送来一些自家种的瓜果蔬菜。
　　后来工作了离家了，嫁了他乡的汉子，归家的日子最来最少了。可外公每年仍是忘了，仍是要多买上几张红纸备用。外婆每问他做啥多买了，外公不经意里总要答“玉儿说不定又要弄坏了别人家的对联了呀”外婆便是接过话说外公“老涂了，玉儿都嫁人了，那么大了，啥会呢”。外公才似乎恍然大悟般明白了。
　　其实我是知道的，外公不是老糊涂了，只是因为疼爱。因为最疼我，所以在他心里我仍旧是小孩子，仍旧是他心里爱淘气的小孙闺女，哪怕我已是到了为人母的年龄了。
　　人籁止息，已是吹灯就寝时刻了。外婆亲手做的清香甜味的桂花糍粑，却仍沉淀于记忆，萌芽于心，我知道这是家乡的味道。[作者：林璇]